童年的老屋

李秉鐸

童年的老屋在原西南師范學院（西南大學前身之一）合作村一舍，在那里我度過了我的小學生時光。 （合作村一舍，現改名為四新村。） 　　1950年原國立女子師范學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合并，定名為西南師范學院。1952年9月底由沙坪壩搬遷到北碚，那時到北碚還沒有公路，我們乘民生公司的輪船沿嘉陵江由水路到北碚。搬家那天，天上下著雨，學生們來幫忙搬運行李，那是我第一次坐輪船，沿途煙雨茫茫，江景朦朧，像一幅水墨山水畫。最初我家住在北碚新校區駐地一一地主莊園（熊家院），平房、木地板，有三大間，兩家居住，各住一間半，中間一間一分為二。隨后不久修建了合作村新宿舍，我家搬到合作村一舍5號居住。 合作村共六幢，建在上下兩個平臺上，之間階梯相連，每個平臺三幢，一字排開（這六幢樓后被稱為老合作村）。每幢兩層樓，八家，分兩個單元，每單元四家。房屋建筑是仿照蘇聯模式：兩室一廳，水磨石地，每家有一內陽臺，一樓陽臺外有一小花臺。住房和廚房分開，從住房出門進入公共過道才進入廚房，廚房連有一小房間是保姆房。每套房面積大約七、八十平方米，房前有一排高大的苦楝子樹，這在20世紀50年代是很高檔的住宅了。 搬進新房使我們興奮了好長一段時間，我和姐姐、妺妹、弟弟們在校園內找到一些指甲花、牽牛花、雞冠花，立刻挖來種在小花臺里，感覺離我們憧憬的蘇聯老大哥的鮮花一樣的美好生活更接近了。“蘇聯人民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是那個時代的口號。我們向往的社會主義美好生活：“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也快要實現了（這個電話的普及終于在40年后實現了，不過蘇聯老大哥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已不存在了，我們則宣布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合作村一舍最早的住戶） 　　70年過去了，在“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的大拆大建中，合作村六幢老房居然屹立不倒，幸存下來，直到今天仍不顯得落后，仍有使用價值，足見當年建筑設計的先進和超前。這使得流落在各地的當年住戶的子女們還有機會回去瞻仰一番，回憶自己童年、少年的生活。那些斑駁的記憶，有燦爛的陽光，也有不測風云的狂風驟雨。 我家住一舍5號，是樓下。同一單元四家，樓上6號、8號是外語系教師閻童、熊正倫（外語系教授、留美碩士）的住宅。樓下7號，和我家對門是歷史系教師金陶齋家。解放初期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接踵而至，在運動中一群書生階級斗爭覺悟大為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越來越敏感，互相之間也產生了不信任和猜疑之心。 　　1956年春的一天，夜里一兩點鐘的時候，金陶齋的愛人藏秀英敲我家窗戶，把父親喊醒，讓他到金陶齋的房間聽一種聲音。原來從熊正倫的房間（在金的樓上）傳出一種“達、達、達”的聲音。藏秀英說以前也聽到一次，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聽到就向學校人亊處反映過，人亊處負責任人說：“下次再聽到這種聲音時就把鄰居李峻岳叫醒聽一聽。”父親聽后又到房外巡視了一周，也沒有發現什么異樣，不多時聲音停了，父親便回家睡覺去了。當時父親覺得不會是發報機的聲音，是打字機的聲音吧？也不像。打字機的聲音比那聲音高，且有間歇，不會那樣勻衡，同時打完一行一定要稍停一下，轉一下軸子。是不是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寫字臺上鋼筆寫字的傳到樓下呢？父親心中疑惑是鋼筆劃玻璃板的聲音：因為合作村一舍的房子沒有隔音，樓上的動靜，樓下聽得非常清晰，特別是夜深人靜的時候；同時熊正倫是個夜貓子，他是夜里讀書，夜里搞工作的。就這樣胡思亂想，也未解決問題。第二天因為忙于工作，來不及向人事處匯報，只把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外語系書記，托她向人亊處反映一下。那時人們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監控，特別是互相監控，互相揭發，這一方法在“文革”中發揮到了極至。 戲劇性的是：第二年，革命警惕性很高，積極向組織反映情況的金陶齋和被反映情況的熊正倫都成了右派分子，金陶齋因為還有歷史問題，處理得比熊正倫還重，他被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后來死于峨邊勞改農場。金家全家被攆出學校，回原籍山東禹城縣。臨走前金伯母藏秀英將家里的家具、壇壇罐罐擺在家門口低價出售，以換點錢作路費。那情景非常凄涼，至今仍歷歷在目。金家的女兒金寶秀是我妹妹的同學，兒子金寶民，金寶祺都比我小好幾歲，一同隨母親返回老家農村，以后再也未見過面。我不知道對于不懂事的小孩為什么也要這樣殘酷無情，我們不是對日本鬼子遺留的子女都優待有加嗎？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右派平反，風燭殘年的藏秀英曾回西南師范學院落實政策。她找到當年的鄰居我的父親，談起二十多年來的艱辛，潸然淚下。 　　合作村一舍1號是教育系高振業教授的住宅，樓上2號是地理系杜子榮教授的住宅。父親和高伯伯、杜伯伯是多年的老朋友，關系密切，經常來往。 高伯伯個子矮，體胖，杜伯伯個子高，身體挺拔。我常常說高伯伯是矮伯伯，杜伯伯才是高伯伯。高伯伯聽了哈哈一笑，一點也不生氣。高伯伯為人隨和，我小時候常去他家玩，長大后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仍去看望他。高伯伯常呼我小時候的小名“三犟筋”，稱我為“老侄子”，告訴我小時候我做的那些可笑的臭事。高伯伯在一舍1號一直住到身體不支被接到成都兒子處，1996年去世，在那套房里住了四十多年，是合作村一舍唯一沒有挪窩的人。 杜伯伯是山西人，他是教地質學的，時常帶學生到野外考察，因此身體強健，走路身板挺直。他的性格和身體一樣：直率，剛正不阿。“文革”初期，父親的老朋友潘仁齋時任學院副教務長，被作為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而揪出來進行批斗。批斗結束，天下著雨，潘伯伯頭上扣著一個字紙簍，不敢取下來，在雨中踽踽獨行。杜伯伯見了，走過去給他打著傘遮雨，又把他頭上的字紙簍取下。那個時代，敢這樣做真要有點膽量。 1967年重慶的武斗越演越烈，西南師范學院成了重災區，成為大規模武斗的戰場。潘伯伯一家外出躲武斗，我弟弟秉鑑到文化村一舍幫潘伯伯照看房子。住在文化村一舍106室的中文系老教授吳宓孤獨一人，無處可逃。他早已被打成反動文人而揪出來，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腳。杜伯伯專門囑秉鑑照顧一下吳宓。吳宓在1967年8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晚七時杜子榮導李峻岳之第五子李冰鑑（按：應為李秉鑑）來見并介識，緣李冰鑑將借住本舍104潘仁齋宅中，杜君謂宓若遇急難，可奔至李君處求救援，云云。其意可感。” 杜伯伯是一個熱心人，“文革”中外語系系主任趙維藩教授長期外出，在子女家中躲武斗，由杜伯伯和父親幫忙領工資取糧票寄去。趙伯伯感慨地說：“有李杜在，老趙衣食無憂矣！” 　　現在合作村一舍的住戶全部換了新人，走在校園里再也不可能遇見父親那一輩的老人了，更沒有人喊我“老侄子”了，所以心中難免會產生一種失落感。 （杜子榮伯伯家的五個子女在合作村一舍前） （我和幾個弟弟及侄女李康在合作村一舍5號舊居前） 2022年7月12日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童年的老屋

李秉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