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百年祭

潔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一一紀念母親王培秋的革命人生</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陳詩斯／文</h5> 　　2023年，是我的母親王培秋誕辰一百周年，且逝世四周年。 　　母親與那個年代的普通女性一樣，生育了我們7個子女，并培育成有益于社會的人。我想，就憑著母親這不單單的養育之恩，我們的陳氏后嗣，不求著書立傳，也應該世代不忘。 　　然而，母親又是個不平凡的人，曾參加過浙東抗日戰爭、全國解放戰爭，亦對“和平與發展”的建設新中國，都做出過她的貢獻。或許這些，就是當今中國社會所需要的一種英雄情結，我們應該去尊重英雄、崇尚英雄、致敬英雄。我認為：母親就是那個時代的英雄，是值得我們去追思、緬懷、紀念她的。 　　況且，母親的百年祭，也不僅僅是一種世俗禮儀，而是一種孝敬道義，更是一種尊賢情懷和秉承期待。 （一） 我的母親，出生于臨海，垂髫之時于杭州，少年啟蒙于觀城，桃李年華于三北。在母親執念人生中，曾抗戰于浙東，戎馬于中原，建設于新中國的探索期。就這些經歷，作為我們當子女的，如何去評價我們的母親呢！想來可從兩個視角去看：一個是普通共產黨人的母親；一個是普通社會公民的母親。 作為普通共產黨人的母親，她的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堅守，在共產黨人的隊伍里，是執著的、操守的。作為普通社會公民的母親，她的慈愛、德行、修養，是淳樸的、可貞的。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65年秋，父母在杭州合影照</h5> 　　今天，母親遠離我們4年有余，作為已邁入或即將進入古稀之年的我們，仍清晰地感覺到，母親沒有離開我們。我們的母親，宛若依然鮮活地在我們中間，與我們一起關心著祖國的發展，心系著后代的成長。可謂曰：共享涼熱，共念憂患。 （二） 母親出生的年代，是苦難深重的舊中國。8歲那年，因家道窘迫，外公來到杭州，做了省郵政局督導員（原臨海郵政局長）的專職勤務員。幾年后，外婆也隨其來到督導員家做女傭，母親隨之同往，擔負起長于母親的、他家小姐的陪讀。話說是陪讀，其實是個使喚丫環，伺候小女主的起居，且不分酷夏與嚴冬，既要陪去讀書，又要放學接回，還要“跑腳”洗涮，做些家里雜活。因此，在小小年紀的母親心里，就懂得了生活的甜酸苦辣。 1932年，外公有了機遇，能自立門戶，來到了觀城，經營起電話代辦所。雖談不上賺大錢，卻能生活平穩，家景明顯好轉。有了幾年積攢，在沈師橋的羅家，他購置了沿街二間雙層民房，算有了自己立業場所，成為當地有名的“電話老王”。 外公是讀過書的人，曾畢業于臨海回浦中學，考取過公職郵差，能書一手好字。在哪個年代，他沒有什么政治抱負，只想過上安逸日子，但是愛國思想濃厚，且對子女教育重視亦開明。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外公王錦友遺像</h5> 　　母親10歲那年，外公為其選擇了最好的公辦學校，送她進了裘市小學讀書，直至1939年高小畢業。還鼓勵母親去考寧波護士學校和縣教育的甄別小學教師，母親沒考取衛校，卻考上了代課老師。這樣，母親有了資格，進了小學的教書，接觸到社會進步人士，逐步投入到抗日革命隊伍。據載，母親先后在五里韓家、附海鄉、東山頭錦堂師范附小、龍山范家邱五童、二六市相岙等小學任過教。 人言道：天有不測風云。就在外公47歲和母親18歲的那年，原本“家道順昌，生活平和”的家境，卻被侵略戰爭驀然而止。1941年4月23日，日寇占領了觀海衛，學校停課，母親失業。 　　這時，外公卻要在生存與愛國之間，作為一位百姓要面對國破家亡，做出極其艱難的抉擇。因為，外公所從事電話通訊，既可用于民生，又可作戰爭物資。如若，為日軍所征集，也許經營照舊，收入不變；相反，拒絕則關機歇業，全家沒了生計。此間，母親選擇不做亡國奴，毅然支持外公抗日壯舉，關了電話代辦所，埋了電話設備。就這樣，外公近十年經營，生活剛有了起色，卻成了無業無地的游民，又過上經濟拮據日子。 　　此決定，雖說出于愛國，但也有憂慮。這，關乎到王家的日常生活，也關系到家人的未來走向。外公至后人生軌跡來看，不僅改變了他的生存方式，還使其命運有了時運多舛。 據在美國的舅舅王道生（曾用王霞龍）回憶，在1945年抗戰勝利后，外公曾受到民國縣政府的抗日愛國表彰，還安排其差使，當過收稅員，實為征糧的。是年，收稅者雖為公差，但自然災害頻發，糧稅不好征收。故爾，收稅與警察兩者是合署行政的，稱為稅警。不過，外公僅系跟班隨同，協助征糧稅。 1946年，外公等一戶農家，或許是農田產量欠收，這家拒絕交納農稅，并將外公等推入田里。外公遭遇到拒交，感到此活難做，況且又是鄉里鄉親的，何苦為這點薪資，去得罪于人。于是，他拖著一身泥水，回去交了差，這活也就不干了。事后，才知那農家因抗稅賦，被稅警逮去，不知怎的人死啦！雖然，外公仍干著買賣，但時隔5年，外公又由此而判刑。 話說回來。舅舅和母親受外公的影響，分別走上了不同人生道路。 　　正值，舅舅他高中畢業，被慈溪當局送至上海，挑選當上憲兵。至后，隨國民黨軍隊去了臺灣，曾在外交部工作。1967年，派往國民黨臺灣政府駐泰國大使館，由蔣介石任命為該館三等秘書。待臺灣地區與泰國斷交后，他選擇去了美國，至今生活在那里。 1985年7月回國探親，得知其父死亡因果，曾向母親提出法律異議，雖姐弟倆有不同看法，但在法律認知上，母親受到了其影響。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舅舅王道生（曾用王霞龍）被任命為泰國使館三等秘書</h5> 　　由此，母親抗日救亡熱情漸高，保家為國意志逐強。1941年，母親經人介紹，先后兩次從軍抗日，加入“國民兵團”慈溪縣轄所部（系國民黨政府組織的地方保安部隊），當中隊部的護士或文員，屬在編有軍餉的女兵。不過，在隨軍先后二三月，母親所見所聞，與其抗日理想，相差甚遠。據母親對該部回憶，一遇日偽軍就逃跑，繳得土匪財物就私分，獲取上交稅款就私扣。最后，終因部隊中隊長，向母親提出無理要求，與她所持“吾愛吾志，兼愛正義”的信仰，產生了格格不入的距離。雖屬國民黨政府軍，也號稱抗日部隊，但母親認為無道且無義，而憤然離開。 　　這時，母親從軍愿望受挫，但抗戰激情卻不減。1943年，母親正好20歲，受聘于附海小學。該校靠近抗日游擊區，有幸結識了盧子豪（曾任寧波地區總工會副主席）、王蘇非（曾任上海的鐵路局分局紀委書記）、金曉光（曾任上海市靜安區政府財貿部長）等一批抗日志士，每每聆聽她們革命理念，母親逐漸有了“林下風致”的志向。亦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母親先后參加兩次小教培訓班，深入領悟了革命道理。至此，母親選擇了革命道路，參加了抗日革命活動，次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三） 我想，人是受環境影響的產物，外公的這些愛國言行，勢必會影響到母親早期成長，更能喚起她保家為國的思想覺醒。然而，外公畢竟生活在國家內憂外患和政權幾番更迭的年代，也勢必會影響到他的生存環境，使其有了復雜、曲折、磨難的人生。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85年夏，母親三姐弟回臨海合影。母親右一、舅舅王道生左一、大姨王月秋左二</h5> 　　對于外公，從我懂事以來，從沒聽說過他，更沒見過他。不過，在我當兵或入黨時，政審中總會提及他，才依稀知道外公的事，曉得已因病在喬司農場去世。 至改革開放后，母親在耄耋之年，才著手向慈溪法院提請訴訟，要求對外公在上世紀50年代的判決進行重審。最終，母親告訴我，法院對該案重新核實，推翻了原判中的不實之詞。雖說母親對外公品行上有看法，認為其在夫婦關系上不夠謹慎，導致了民事訴訟糾紛等。但是，母親最終還是為其討還了一位普通老百姓的清白和尊嚴。 也許牽涉到母親，外公這段的公案，顯得蹊蹺離奇。究此案而言，事關外公養家謀生，因有了抗日的“壯舉”，才沒了生存的“飯碗”。繼而，時而山貨商賈，時而無業游民。據母親的回顧和講述，我的理解是：適逢建國初期，奉行按政策辦案，況且盛行“寧左勿右”。雖說涉案事出有因，但定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難免有了司法瑕疵。既然，縣法院有了重新判決，在此不作贅述。 不過，我還是想弄清楚的，外公在母親走上革命道路中，起到過什么樣的作用？據我了解，由于外公的開明，對母親從事抗日活動，他在態度上，雖有疑惑且不積極，但行動上還是支持的。 母親當年的居家，在沈師橋的羅家。或許，是平原水鄉地帶，水陸交通便捷，成了通往各游擊區的要道；也許，是母親與生俱來的熱情；此外，再疊加了外公外婆亦贊同母親的抗日主張。自母親參加革命后，這里就成了“革命同志”過往的驛站。我查閱了父親筆記，有這樣的記載：“當時，我與王培秋同志尚不熟悉，與同志一起途經王家，曾受到過其父母熱情接待，在她家吃過飯歇過腳。”這是父親第一次見到外公倆老，也是父親對母親家有了初步印象。 據母親回憶，在1943年的反“圍剿”戰斗，是浙東根據地最艱難的日子。有位三五支隊營級干部，叫郁德祥，不幸身負槍傷。據了解，郁是浦東人，1938年參加革命，后南渡錢塘江，來到浙東抗日。母親接受組織安排，將其帶回家養傷。這時，敵人到處圍剿，四周風聲鶴唳，倘若走漏消息，必然危及家人。外公外婆雖也害怕危及生命，但仍對其精心照顧，一個多月后，傷愈安全歸隊。 此照背面，由郁德祥親書。給：比朋友還親愛的潘文榮（現名潘錦國）同志留念。署名：郁彪。落款：1944年 　　母親在小教集訓結束后，被黨組織作為積極分子培養，安排到錦堂師范附小任教。該校系公辦，校內有四位教師，屆時除母親外，都系中共黨員。是年，教師發放的薪資，除公立學校發錢幣外，一般小學均以稻谷代薪資。1943年11月有天，母親和金曉光去總校領薪資，途經裘市日偽據點的路卡，被敵人猜疑而扣押。幸得高忠晨校長及時趕到，指認她倆為本校教師。人雖釋放，但她們受驚不小。亦擔心偽軍起反復，再尋至學校抓人。因此，他們決定解散學校，各自先隱蔽起來。此時，母親考慮沒發工資，大家生活有難，就主動回到家，經外公同意后，從家中擠出200斤稻谷，資助革命同志。 外婆是知道的，其女兒參加浙東“三五支隊”的武裝。自外公另謀生計后，時常要翻山越河，去做山貨生意。在1944年6月，外公從上海組織到蠟燭，銷運往新昌，居然在山道途中，被土匪綁架。接劫匪索要贖金，涉及外公生命攸關，外婆即趕往其女兒住地，流淚求告我母親，尋求部隊去救人。此時，母親聽后也憂心忡忡，雖有鄉自衛隊武裝，但還是平和地對外婆說：“部隊是抗日的，打敵人的，不是為自家打土匪的。”這是實話，革命部隊有嚴明的紀律，雖土匪可惡，人命可貴，但正值抗日，母親不可能徇私為之。母親亦勸說外婆，還是變賣家產，設想營救贖人。外婆無奈地走了。 當母親與我談及此事，心情還是沉甸甸的，嘆惜地說：“在哪舊社會，像你外公這樣的人，做些小本買賣，是多么的不易呀！不說風吹雨打，爬山涉水；就說山貨生意，也并非穩賺不賠；倘若遇上劫匪綁票，哪就會傾家蕩產，血本無歸啊！” 這樣的生存環境，難怪有社會賢達要負軛，致力于社會革命，去改變社會制度，擔當起民族復興。母親就是那個時代的覺醒者，年紀輕輕就干起了這種大事。 （四） 母親的抗戰足跡，主要分教書兼救亡和脫產做民運的兩個階段。那年，母親僅足齡20歲，就堅定抗日意志，且生死置之度外。 前期，母親她們是依托所聘小學，面向周邊農村百姓，開辦村民抗日愛國夜校。在教村民文化知識的同時，向他們講授抗日道理，爭取他們起來抗戰。尤其是動員年輕的雇工佃農，拿起裝器，保衛家鄉。 后期，母親在丈亭區脫產做民運工作，先后在二六市、祝家渡、蜀山三個鄉，擔任過民運指導員，戰斗在抗日根據地的前沿。 1944年上半年，是浙東游擊根據地反日、偽、頑圍剿的最艱苦時期。年初，組織上調母親到長亭區，先在二六市的相岙小學當教師；8月后，脫產當民運指導員。雖只有一年半，卻是母親在抗戰中，最危險、最有色的戰斗經歷。 說起相岙教書，那時學校設在尼姑庵里。該庵廟在半山腰上，四周竹林茂盛，緊靠過往山道，毗鄰有阮家村落。故而，這里人煙稀少，頗為隱蔽。因在三北與寧波乃至四明要道上，又成了抗日同志留宿的“驛站”。 在此，母親既教書又從事抗日斗爭。僅僅一學期，就結識了往來借宿的革命者，如王亞奮（朱之光夫人）、王亞男（臨海同鄉）魯濱夫婦、陸云（區黨委分管財政的）、江凡（余姚縣書記）等同志；又兼做黨的民運工作，發展了三位雇工黨員。 母親念茲在茲，說到一位臨海老鄉，親切稱他叫阿飛。是母親發展其為中共黨員，又培養為丈亭區常備武裝的偵察員。北撤后，其編入主力部隊，曾參加宿北、豫東等戰役，戰爭中晉升為連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上海牙膏廠黨委書記。 二六市鄉，是母親首個與村民生死相依的抗戰鄉村。母親到朱家山，住在抗日基本戶朱承葆家。1968年夏，我與長兄陳赤宇、楊斯向三人為躲避“文革”的武斗，曾在朱家山暫住，真切地感受到革命老區的百姓，對母親這樣的當年革命者，有著多么的深切的敬仰之情。 那年，我只有14歲，對母親曾經的抗日，理解不深，知之甚少。但是，我在二六市感覺到，只要提到母親，可為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我們曾碰到一位公社干部，他說：“是年，你母親英姿颯爽，腰上別槍，做事干練，以志其行，威望素著。” 母親在那里不足一年，主要任務是：動員廣大村民群眾，保衛抗日游擊根據地，保障區鄉政權和部隊供給，保護往來交通暢通。具體工作：組織起鄉村農會、婦女會、民兵自衛隊；按“二五減租”政策，協調土地出租方與租田戶的關系，既調動雙方積極性，又按田賦征收公糧。 母親對自己抗戰經歷，記憶猶新，如數家珍。 據回憶，那時為了“反清鄉”“反掃蕩”的斗爭，母親住在村民家，依靠群眾呵護，還動員18歲至45歲的男性村民，參加民兵自衛隊。在秋冬時，組織村民聯防，值勤在廟宇，配上銅鑼，持有刀械，遇到敵情，互通情報，保家自衛。還建鄉村除奸小組，每個參加者精挑細選，專選體強力壯或會武功的。更何況，這些隊員們熟悉地形，干得生龍活虎，有聲有色。 1945年7月，長亭區黨委決定，在周邊7個日偽據點中，要拔掉二六市、三七市兩據點。在戰斗打響后，母親帶領鄉民兵自衛隊，配合主力部隊攻打。經激戰兩小時，最終攻下據點，打通了交通線。 所剩5個據點，時常會有偽軍來村莊擾民，敲詐勒索，偷雞摸狗。有次群眾來報，葉家據點的偽軍，又出來騷擾云山村民。母親即與魏家橋村保長魏阿環（二六鄉黨支部委員）和民兵隊長王克堂商量，決定抓捕這些偽軍。那天，由云山村保長出面宴請偽軍，待二個偽軍醉酒后，讓自衛隊捆綁起來，送至區抗日政府。 祝家渡鄉，是母親第二個抗日民運工作的鄉村。該鄉是平原水網地帶，毗鄰姚江，東西長約十里。日偽為控制臨江交通，在靠江邊路側，建有日偽據點。據母親回憶，她住地用望遠鏡，即可看清敵人的行動。 8月初，天氣十分炎熱，日本鬼子常要下河洗澡。母親她們安排丁明祥和二位年輕村民，佯裝田畈勞動，伺機出動捕捉。突然看到丈亭據點，走出日本二個鬼子，一邊東張西望，一邊走到河邊，把槍掛在樹上，脫衣下河洗澡。丁既是中共黨員，時齡二十歲略余，體格尤為強壯，又是鄉鋤奸隊員，見時機成熟，向同事使了個眼色，三人一躍而起，先沖至河邊，摘了槍支，舉槍對敵，喝斥上岸投降。最后，母親寫了紙條，由他們押解至區里。 蜀山鄉，是母親第三個抗日民運工作鄉村。母親到任時不長，就接到上級通知，告抗戰勝利了。于是，在1945年9月30日，全區召集所轄六鄉上千民眾，在魚溪鄉慶祝抗日勝利大會。這時，又接到部隊要北撤的通知。于是，既開慶祝大會，又開告別大會。當母親和同事們宣讀了《告別浙東父老兄弟姐妹書》，亦含淚告訴鄉親們，部隊馬上就要北撤了。頓時，全場群眾喧嘩，紛紛上前告別，真的情深意長，依依不舍。 對于北撤，是母親亦一次人生的選擇。在大會結束當晚，丈亭區委書記田風找母親談話，告知母親不能隨軍北撤，要么留下堅持，要么獨自赴上海，再轉經蘇北，去尋找部隊。 是年，母親才22歲，堅決要求隨部隊行動。她對田書記說：“我雖為女同志，但能跟上部隊，決不拖后腿。在根據地，從事民運工作，整天拋頭露面，不適合留下的。且在上海沒有親友，故請求隨軍同行。”顯然，此事田書記作不了主。經母親一說，倒獲得田的同情，愿意帶母親到觀城去。見到縣委書記謝仁安后，母親講了自己要北上的理由，并懇請其能帶上，且表示決不掉隊。就這樣，謝答應了，母親隨軍北上。 10月1日，在古窯浦至臨山一帶碼頭，匯集了大小300多條船只。下午，母親與慈鎮縣機關和三北獨立營，都集結在古窯浦，大家背著行裝，卷起褲腳，涉灘趟水，陸續攀上船。 殊不知，船剛離岸北上不久，航行至錢塘江口，突遇特大臺風。頓時，江面漆黑，狂風暴雨，海浪滔天，刮得船劇烈搖晃，江水涌入艙內，水深至人齊胸。該船為漁船，又陡且窄，眾戰友人靠著人、手拉著手，相互扶襯，與天搏命。 此時，已到生死攸關，隨時可能翻船。于是，船老大換上新衣，放下船帆，點燭舉香，跪祭天神。隨后，船身顛簸，隨風漂流。真的很幸運，這船竟然漂到庵東鹽場，擱上淺泥灘頭。 　　最近幾年，新四軍歷史寧波市研究會查閱了日本氣象資料。據記載，在1945年9月底至10月2日，曾發生過三個臺風。其名曰：琴恩、凱蒂和路易斯，其中，琴恩風力巨大，對浙東沿海影響最大。此時，我軍正酣北撤渡江，巨風肆虐了不少渡船，或被刮往遠海，或被刮至船翻。母親是幸運的，他們存活了下來。 母親他們雖上岸了，但隨船的軍糧，卻被水浸泡。謝仁安書記派母親去籌糧，母親趕到新師橋，找到共產黨員的保長，他答應按時運到糧食。母親順便回家看望外婆，且更換了濕漉漉衣服，隨即返回部隊。 這時，外公得知女兒差點命喪臺風，又擔心險象迭生，追至部隊，勸說跟其回家。母親卻對外公說：“國共兩黨達成和平談判，不到半年，即可回來。您們不用擔心的！”外公自然不信，卻也無奈，只好獨自回家。 等船期間，謝仁安找到母親說：“那天，幸虧蘇北船老大處置得當，才躲過一劫。現在，他的船刮壞了，一時不能運載。你哪支四寸手槍，贈送予他，留作紀念，以此感謝！”說到母親哪支手槍，可為心愛之物。據母親說，在祝家渡時，從敵人手中繳獲了兩支，上繳給田風書記。田選了四寸這支，又贈予給母親。經謝書記那么一說，母親心里雖不舍得，但還是交出了手槍。 10月7日，重新調配船后，母親她們亦登船北上。翌日，在奉賢登陸，與淞滬支隊會合，渡過黃浦江，到達金山衛的青浦鎮。13日又出發，20日到達常熟的南豐，21日擊潰偽中央稅警團的阻擊，22日順利渡過長江。 據母親回憶，她們在長江以南行軍，石板路多但不安全，時常快走且小跑；在蘇北，多泥路亦難行但安全。儼然，老天不作美，又連日細雨，雖人手有把傘，還是淋得渾身濕濕的，且不時路滑摔跤。不過，大家精神飽滿，一路行軍，一邊行軍，一邊高歌。宿營時，大家要么講革命故事，要么傳授戰術經驗。 10月26日，部隊到了海安，邊等后續部隊，邊短期整訓。31日，浙東北撤干部團在海安成立，母親他們參了軍，集體換上軍裝，成為一位野戰軍的女兵。直至11月3日，浙東游擊縱隊、浙東區黨委所屬黨政指戰員共1萬5千余人，經長途跋涉，到達了蘇中東臺。 （五） 這次北撤，浙東部隊是分三路行動的。母親是隨第一路，由譚啟龍政委和張翼翔副司令率領的，最早到達蘇北。待后二路集結到蘇中，才完成了浙東部隊的戰略轉移。 整個過程，部隊充滿了驚險與生死的考驗，彰顯了母親這批我軍指戰員的革命大無畏精神。況且，我軍還整合了力量，鍛煉了隊伍，贏得了在政治上、戰略上的主動，為日后集中優勢兵力，給國民黨軍隊致命一擊，完成了戰略轉移的布局。 浙東部隊在漣水整編。11月16日那天，部隊集合所有連以上干部，由張云逸宣布中央的命令，成立新四軍一縱。17日亦宣布，浙東所部分為一縱三旅和新四軍獨立一旅。21日再宣布，一縱所部開赴山東解放區，改屬山東野戰軍一縱建制（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集團軍前身）。 開赴山東，母親作為新四軍一縱政治部干部團成員，每天就是行軍，要走七八十里（戰斗部隊走上百里）。部隊出發時，是從太陽下山開始，史稱“日落村”出發；部隊宿營時，是翌日太陽升起，史稱“日升莊”宿營。時值冬季，為保障戰士次日行軍，無文規定睡覺前，每人必須熱水泡腳。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6年初，在華豐煤礦，王培秋（后中）與指導員田井（后左一）、金曉光（后右一）、李明（前左一）、翁惠珍（前右一）合影</h5> 　　因而，似乎每到營地，炊事員都要燒水，以便大家泡腳。母親曾對我說：“那時自己身體好，不僅能跟上行軍，而且每當宿營地，總想做點事。當時，政治部也有后勤工作，母親管通訊和飲事，到營地就放下行裝，主動與村民聯系，做起后勤保障工作。幫助廚房打水燒水，催促大家泡腳。”在1945年底，部隊到達臨沂莒南縣休整，母親被一縱政治部干部團評選，授予勞動模范的稱號。 　　1946年6月，自衛反擊戰打響。華東戰場，自然成為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之一，派遣各路大軍針對解放軍，天上有飛機轟炸，地下有大軍尾追，戰場形勢頗為嚴峻。華野一縱為擺脫戰場困局，實行運動戰和殲滅戰，部隊采取大踏步前進，又大踏步后退。此間，母親先后任一縱政治部直屬機關政治文化教員、副指導員，行軍任務很重。文職軍人，每人配有背包、米袋、書包等物品；戰斗部隊，還要背槍彈、手榴彈等武器。 　　1946年12月15日，華中野戰軍和山東野戰軍決定發起宿北戰役，并取得了自解放戰爭以來最大的勝仗。在此戰役中，母親所部一縱3旅，拼光了8個連隊，打出了浙江部隊血性，拼出了江南戰士氣概。 1947年1月，兩個野戰軍亦從蘇北迅速移師山東，發起了魯南戰役。經過19天沙場鏖戰，首創在華東戰場殲滅2個整編師和1個快速縱隊，共殲敵5.3萬余人。 母親經歷了這兩個戰役，尤其是魯南戰役，時值雨雪交加，道路泥濘，行軍艱難。雖說浙東部隊能打仗，但畢竟是南方人，有些戰士年齡偏小，不適應北方氣候，跟不上長途行軍，又不習慣小米雜糧，難免產生思念家人，戰斗意志有所動搖。這時，母親做他們政治思想工作，亦像親姐姐一樣關心他們，以此穩定隊伍軍心，保障后勤支前工作。兩個戰役結束后，一縱政治部開展全軍“創模運動”，提出“向王培秋同志學習”，給予母親一縱全軍表揚，并獎勵毛巾一塊。 <h5></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7年1月，在魯南戰役后，部隊在山東兗州，母親 </h5><h5>受到一縱全軍表揚，并帶著獎勵毛巾拍照</h5> 　　魯南戰役后，經原地休整，山東、華中野戰軍合并，組成華東野戰軍，下轄11個步兵縱隊和1個特種兵縱隊，主力集結在臨沂地區。國民黨軍誤認為，經宿北戰役和魯南戰役，解放軍勢必損失慘重。于是，集中23個整編師（軍）53個旅，共計31萬人的兵力，企圖一舉消滅華野主力。 　　1947年2月2日，李仙洲部從北方進犯，擬形成南北合圍，卻孤軍深入，并占領萊蕪。母親所部一縱奉命北上阻擊，一時沒有兄弟部隊援軍，僅憑一軍之力，堵住李部兵團三個軍，共有五六萬人馬。經雙方激戰兩天后，粟裕指揮大軍才趕到，亦用一天多時間，全殲了該兵團，結束了萊蕪戰役。 緊接著，1947年5月，國民黨軍調集24個整編師（軍），共計45萬余大軍，對山東解放區重點進攻。13日，華野各部圍住了整編第74師，在孟良崮山區，展開山地運動殲滅戰。經雙方三天三夜血戰，最終全殲該部，結束了孟良崮戰役。 戰役中，1947年1月，母親任一縱政治部民運部干部工作隊班長，先后參加了萊蕪、孟良崮戰役，指揮解放區支前民工，保障戰斗部隊給養和彈藥。當時，母親組織民工擔架隊，冒著槍彈如雨，穿梭于山地戰場。上去時，爬坡送上彈藥；下來時，順坡抬下傷員。戰役結束休整時，母親被一縱政治部評為榮立四等功勛，獎勵美式軍毯一條。 至后，華野為跳出重圍，到外線作戰。1948年2月，華野兵團先挺到冀魯豫，后進入豫皖蘇，同敵人展開拉鋸戰，處境甚為艱難。在濮陽時，部隊利用戰場間隙，針對部分官兵“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組織不純”等問題，用三個月時間，以團為單位組織整黨。部隊還進行新式整軍運動，母親經歷“三查”“三整”，在同志們“訴苦”中，更激起大家要殺敵立功。 <h5></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8年春節，在許昌城解放前工作隊合影 （王培秋前排右二）</h5> 　　同時，部隊讓全軍指戰員學習《土地法大綱》等文件，提高指戰員對土地改革的認識。通過學習，使母親她們懂得了廢除封建剝削土地制度的意義，更好地推動起新解放區開展土改運動，讓更多的民眾起來支持共產黨所領導的解放戰爭。 　　5月，華野兵團南渡黃河，先后到達河南的洛陽、信陽、南陽等地，母親所部每到一地，都參加開倉濟貧和實行新解放區的土改。母親回憶，她參加了許昌的土地改革，喚起民眾支前，籌集軍用物資，保障后勤供給。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8年春季，王培秋（后左一）參加許昌土改工作，與徐衛平（前左一）、張依真（前右一）、王蘇飛（后右一）戰友合影</h5> 　　6月，母親任一縱后勤部擔架團三隊指導員，直接參加了開封、睢杞兩地的戰斗，做戰場支前工作。是年，國共雙軍在豫東地區，共投入約45萬兵力（華野兵團約20萬兵力，國民黨軍約25萬兵力）。經過雙方20個晝夜的連續苦戰，最終取得了戰役勝利，華野共殲敵9萬余人，結束了豫東戰役。 戰斗中，母親指揮擔架隊隨部隊上戰場時，看到成片西瓜地被踩，一片狼藉。母親憐憫瓜農艱辛，拿出自己的津貼，放在瓜農棚里，以作損失補償。在指揮抬下傷員時，突遇民工身體不適，母親硬是頂上，盡管個頭不高，氣力不大，還是艱難抬回了傷員。為此，母親被一縱后勤部評為榮立三等功勛。 至此，母親結束了野戰軍的女兵生涯。在這三年里，母親經歷了戰場血和火的考驗，始終戰斗在第一線，做了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想，在回顧母親一生中，這些軍旅沙場經歷，是最為無上光榮的，最受后人敬仰的。 （六） 豫東戰役后，母親被抽調到華中工委南下先遣支隊，執行渡江南進任務。10月，母親等5人在團政委帶領下，離開許昌，沿途由兵站接待，步行一月余，到達蘇北淮陰。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9年4月，王培秋（后排右）所在渡長江部隊，到達江北駐地</h5> 　　在此，母親參加集訓，學習接管城市。此刻，我的父親奉命在蘇北，住淮陰的王集子（華中工委駐地），就浙東抽調干部，正與華中工委商調。不巧，在培訓干部名單上，看到了母親名字。父親就找到我的母親，想說服她，隨其回浙東。可是，母親卻不想即刻南下，仍想隨大軍行動。1948年底，父親已到30歲，母親已達26歲，似乎想到了男婚女嫁，相約待在全國解放，再結百年好合。于是，就在淮陰照相館，他倆合了影，以作牽手留念。 　　就這樣，父親回了浙東復命。1949年2月，母親任江蘇省淞江地委工作隊班長，隨軍渡江南下。4月，母親任江蘇省南匯縣（后劃為上海市）大團區委宣傳委員，隨軍渡過長江，經嘉興到達南匯縣。5月15日南匯縣城解放，母親參加縣軍事管制，6月進駐懋新紗廠（上海國棉三十七廠的前身）。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9年6月，王培秋（前左三）時任在上海市南匯大團區宣傳委員，主持懋新紗廠復工并與全體委員合影</h5> 　　大團區位于南匯縣的東南部，轄有一鎮十七鄉，區內約有5萬人口。大團鎮歷史久遠，有9條街道，古鎮規模不小。1941年，由吳國璋組織鄉紳集資10萬元，在大團鎮新安街上，創辦了南匯縣棉紗生產規模第一的懋新紗廠，創立了生產品牌為“獅馬牌”的16支棉紗產品。由于戰爭原因，致使紗廠停工。母親率軍管組進駐工廠，成立懋新紗廠復工委員會，主持按政策協調各方，并動員紡紗工人返廠復工。 　　近一年里，母親在紗廠，接觸了工業管理，學習了紡紗工藝，了解了工人操作，豐富了自己閱歷。此時，父親按倆人婚約，向黨組織提出申請，并商調母親回寧波。1950年5月，年僅27歲的母親，回到寧波慈溪，與父親完婚。 　　這時，慈溪縣正值農村土改，經縣委土改指揮部決定，全縣在妙山、昌明、黃山三鄉搞試點。縣委考慮母親有過土改經驗，決定任命其為妙山鄉黨委書記，率先在全縣進行土改試點工作。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9年9月，王培秋（后右二）在南匯縣大團區工農代表合影</h5> 　　是年，縣委設在老縣城的慈城鎮，妙山鄉亦距縣城約4公里。母親為方便工作，常宿在妙山，與父親分多聚小。土改時，父親蹲點在陸埠區，亦兼顧妙山鄉，所以能常去相聚。那時，父母都是供給制，提供軍制服和餐食及保姆等，生活簡便，用心工作。 　　母親在妙山鄉，可查資料不多，從稀有史料中，梳理出如下文字，以作歷史紀念。 　　從土改歷史來看，1950年的土改政策，相比解放戰爭時，要“溫和”了許多，沒有那么的激進。雖說母親參加過許昌土改，懂得如何發動群眾，但畢竟要解決農村復雜的土地利益。因此，母親認為，既要發動鄉村群眾參與，體現出主人翁的滿足感；又要避免工作中過激，出現過火“左”的做法。因此，盡量做到“積極穩妥”的土改試點，以完成黨組織交給自己的任務。 　　從鄉村政權來看，一則當時農村已實施減租減息和成立農會，鄉村新政權已有了執行力；二則縣委在1950年7月，組織了鄉村干部及農會、婦女會積極分子的學習土改政策培訓，從思想觀念上為土改工作打下了基礎；三則抽調了一批小學教師，招收一批中學畢業生，組織成立縣土改工作隊，分到各鄉政府，從事專業土地登記，做好地籍分類歸戶，且弄清土地存量狀況。如，當年項秉炎（曾任寧波地委書記）剛中學畢業，招到縣土改工作隊，曾派往妙山鄉，從事過土改試點。母親比他年長10歲，這段相處經歷，使其對母親一直很敬重。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50年夏，王培秋在妙山鄉主持土改工作</h5> 　　從土地政策來看，這次土改，更體現農村社會的公平性，更滿足多數村民群眾的利益。土改政策規定：所有農村的土地，采取按照家庭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則。通過土改，使妙山鄉農民群眾對國家有了依附感，感受到國家才是自己的“保護傘”，跟著黨和國家進行改革和建設，自己才能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 　　從鄉村階層來看，這次土改是浙東鄉村社會的一次革命，徹底改變了鄉村社會治理的方式。自土地私有以來，二千多年封建社會里，代表土地所有階級的“鄉紳階層”，一直是治理農耕社會的主導者。在土改過程中，妙山鄉實行人均土地制度后，從經濟基礎上，終極了“鄉紳階層”，實現了新的鄉村治理。 　　在新中國初期，母親有幸參與這次社會制度的重大變革，并圓滿完成妙山鄉土改任務；讓人感到慶幸的是，妙山鄉的土改，沒有發生過激行為，沒有留下社會歷史后遺癥；還將諸多土改試點的經驗，適用于全縣各鄉村土改的借鑒。 （七） 1951年1月，慈溪建立縣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縣委考慮母親有在上海管理工業經歷，決定由她來籌建此項工作。8日，縣第一次工人代表會議召開，母親當選為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1950年9月，全縣在職干部先后參加整風，開展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內容。1951年12月開始，“三反、五反”運動逐步展開。母親在部隊時，曾參加過各種整休學習乃至濮陽的“三查”運動，對黨的事業忠誠，不管在戰場上還是在地方上，工作都做得風生水起，十分出色。但是，母親在對待外公外母的問題上，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員執政黨，依然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看不到社會的復雜性。從而，以普通公民思維，缺乏謹慎意識，導致輕率行事。結果，母親受到了嚴重挫折，成了這次運動的“對象”。 儼然，在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探索期，這種通過政治運動方式，來推動社會變革和前進，有其積極發展的一面，也有其激進的一面。雖說，隨著“三反”運動的深入，為社會樹立良好的廉潔風氣，是十分必要的。但運動采取“大會批，小會攻”方式，況且又拔高或放大問題，使母親百口難辯，身心受到抑制。真是可憐呀！導致母親提前分娩，我的兄長陳赤宇，僅7個月就出生了。至后，組織處理又過重過嚴，影響到母親一生，甚至牽連到家族乃至子女。 畢竟，這事曾影響到我參軍和入黨，又影響到母親的政治形象。因而，在母親誕辰百周年之際，我想把這件事弄清楚，且如實敘述，好讓后人去評說，還是很有必要的。 據母親講述和父親記載，我驀然從實際出發，感到當時的父母親，確實極為難處。當面對家庭生活時，一邊有人情世故，百善孝為先；一邊有立黨為公，秉公辦事。兩者間，有時界線不清，有時亦難分解，故爾一不小心，就會把握不準。 父親是位寡言理性之人。從嵊縣回慈溪，父親一直待社會穩定了，兩年后才去看望祖父母，且不涉足家庭事務。母親是位熱情感性之人。從上海回到慈溪，因外公外婆不和，引起民間房產訴訟，母親參與了；外公生意難做，類似無業游民，在工作安排上，母親又被動參與了。可能，母親是家中長女，又處于供給制，尚無能力贍養兩老。更何況，母親認為，外公在抗戰時，曾支持過革命斗爭。 最終，母親出于普通社會公民的孝心，尤其在外公工作安排上，默認了組織上的照顧。據載，慈溪縣從整風到“三反”運動，父親先后多次率領縣機關干部到寧波，參加地委組織的運動學習。剛開始時，運動方式，是號召干群大鳴大放；運動目的，是解決領導干部的驕傲自滿。父親回顧，當年大家不徇私情，且火力很猛。 到1952年1月，運動進入到“脫褲子、割尾巴”的階段，父親時任縣委書記，直接領導運動開展。據父親筆記史載，是時，縣公安局的領導層，有位姓王的，因涉嫌與監獄中女犯人有染，經縣監委呈報，擬作出組織處分。這時，王找到父親，請求看在革命有功上，不要批準處分他。當然，沒獲得父親認同。過后不久，縣公安系統就出現匿名舉報，說外公有所謂“反革命”罪行，母親有所謂“包庇”行為。 此時舉報，目的是使然的；究其根由，母親不夠謹慎。1951年4月，我大姐剛出生，母親住在醫院里，劉春泉縣長來看望。劉見我外公在床側，就詢問母親，這位是誰？母親回答，是自己的父親。劉又關心地詢問：“在哪里工作呀！”母親答復說：“現在沒有工作。”劉縣長思忖后說：“陳偉達同志（時任寧波地委書記）曾講過，對有困難的革命者家屬，可以適當給予照顧。” 這樣，在母親默認或認可下，時齡55歲的外公，進入大眾飯店工作，做起了財務記賬。在干部供給制時，該飯店既是機關招待所，又是干部食堂，進進出出，均為公職人員。故爾，不光惹人眼球，還引人言語。 期間，父親從區鄉搞土改、鎮反回來，才聽母親說起，方知有這事。父親一向持重，謹慎行事，總覺得此事不妥，似乎有涉嫌“裙帶”之風，會引起群眾不理解。為此，向母親表示不滿。后又看到外公在食堂，并聽到同志們議論，心里硬是不爽。 于是，父親多次向母親提出，將一位無業游民，弄到機關內部來很不好，會產生不良影響。但是，母親就是聽不進，還辯解說：“讓其在外游蕩，還不如在內改造”等等，又提及陳書記和劉縣長的說辭。這樣，父親就沒去深究，而聽之任之。 事發后，父親在運動中，多次作了深刻檢查，且向寧波地委提交書面檢討，并請求組織處分。當時，縣委定母親為包庇罪，留黨察看二年，降職降薪到慈城中學，任黨支部書記兼政治教師。為此，外公受到慈溪縣法院判決，到杭州喬司農場勞改。 直到糾正冤假錯案時，母親提請審訴，組織經調查才撤銷黨內處分。過后，母親認為，當年定外公“惡霸”，與事實不符，且判決過重，向縣法院提請訴訟。經縣法院重審，撤銷“地方惡霸”判決（不作詳述）。當然啰！父親是縣委書記，是母親處分定案的最終拍板人之一。但是，在哪個“寧左勿右”的年代，又涉及自己老婆，除按行政程序外，也只能按集體意見處理。 母親受處分后，心里感到委屈和壓抑，也只能以黨性為重，相忍為家國。同時，又后悔沒聽父親的，也體恤起父親的難處。為不影響父親今后的政治生涯，母親主動提出與父親離婚。父親卻安慰地說：“既然我們走在一起，就要承擔起雙方責任，不同意離婚。” 然而，沈祖倫同志（浙江省老省長）當年在慈溪縣委辦公室工作，不僅熟悉我的父母親，而且了解母親受處分經過。有次，我在省直機關食堂碰見他時，他十分感嘆地說：“你父親是我很敬重的老領導，可對你母親當年處分太重。你母親在解放戰爭時，是很勇敢的，立過多次功的。”言語間，讓我感覺到，老省長是同情母親的，也認可母親品行的。 或許，這是現代文明的視野，在屏棄探索時期的“極左”后，人們有了諸多良知的反思。母親在晚年，放下了這段歷史“包袱”，釋懷了枉法的人與事。曾經，感嘆地對我說：“那時新中國剛成立，工農干部剛開始執政，只知按政策辦事，雖階級斗爭觀念強，但依法辦案卻沒經驗，怨恨不了他們呀！” 不過，在我看來，母親有不慎，但無大錯。更不會影響到我們的認知，因而仍然這樣認為：母親有著光榮的人生。 （八） 1952年下半年，母親身負留黨察看，心里無比委屈，降職到慈湖中學，擔任黨支部書記，并兼政治教師。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53年夏，王培秋（前排中）在“慈中”與同學們合影</h5> 　　慈湖中學創辦于1902年，占地有140余畝，是所文風昌熾、傳統悠遠的百年名校。該校面臨慈湖，背依闞峰，粉墻黛瓦，古樸典雅，誠為讀書治學的勝地。母親來到這個寧靜致遠的校院，低落郁悶的心情，被濃厚書香氛圍所感染。 于是，問題就來了。學校原先沒黨支部，母親是首任書記。母親為人親切，待人厚道，擅長聯系群眾，善做黨務黨建。但是，母親畢竟離開小學任教，已有8個年頭。現在，面對中學政治課程，又面對孜孜不倦的學子，母親心里很困惑，如何提高他們政治理論素養呢！ 在部隊時，母親當過政治教員，其知識積累：主要是革命實踐中的政治學習和各種培訓；其講授對象：主要是工農子弟兵。母親本身學歷就不高，沒經過校院政治知識系統的學習，因而怕誤人子弟，憂心悄悄。 這時，母親已生育了兩個孩子，有了哪種砥犢的母愛。對于初設政治講堂，母親作為校黨支書，首先考慮到是為黨育才，為國育人。同時，母親又考慮到自己的黨性修養，要經得起坎坷人生的考驗，要有砥礪風節的銳氣。母親有了這些思想，使其滿懷信心。 于是，母親找到校長王文川先生，謙卑地向他請教，如何開好本校的政治課。王是名校畢業，曾留學日本，執教經驗豐富。他即找了些《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書籍，講了他的授課意見和課程要義，以及掌握知識重點。 功夫不負有心人。母親為教好學生，潛心備課，掌握了原理，進入了角色。母親聰慧有悟，經點撥就開竅，又有演講才能。不久，母親在講堂上，以自己對政治原理的理解，加上自己豐富革命的閱歷，講得有聲有色，深受同學們喜愛，達到了增知育人的教學目標。 母親在“慈中”，受到眾師生的尊重，心情甚是愉悅。更讓母親撫慰的是，在校二年多，不光為學校的黨建工作，開創了新的校園文化；而且為學校基礎建設，解決了不少棘手問題。 或許，我是幸運的。母親把我帶入校內，胎教于朗朗讀書聲，出生于教書育人時，使我過早受到浙東耕讀文化的影響。在母親對我們“過庭訓”中，往往既有“慈中”所倡導的“求實與進取”的校訓，又有自強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 而今想來，假如母親沒離開這所學校，或許母親也能桃李滿天下了。據大姐項赤兵說：“母親晚年時，仍有‘慈中’學子來看望，仍有‘慈中’資料寄來。這時，都能勾起母親忻悅的回憶，使她無比的欣慰！” 這段“慈中”經歷，母親在世時，談得并不多。但是，這所浙東名校的書香，將永遠影響著她的子孫后代，并激勵著他們秉承耕讀傳家的書香文化。 然而，1954年8月，母親調往寧波，任地委黨校宣傳科長。1956年8月，母親又調到嘉興，任南湖染織廠（布廠）黨委副書記。 該廠始建于1912年，原名嘉禾布廠，原廠址在西河街，系嘉興最早的工業企業。抗戰時停產，解放后老工人發起自救，復工亦復產。1951年轉為公私合營，取名南湖染織廠，主要生產棉布紡品，產品是以彩格絨布和蚊帳為主，故當地百姓，稱其為南湖布廠。1953年又轉為國營，系嘉興較早的地方國營企業。 母親任職期間，正值實行計劃經濟，產品供不應求，滿負荷生產，經濟效益極好。因此，當地政府很重視，投入不斷增加，致使在當年染色和紡織設備、以及生產工藝，均達到了全國棉紡業先進水平。同時，隨著產業女工逐漸增多，對職工的管理和制度保障，也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母親雖在廠僅8個月，但參與了職工保障制度試行。母親根據同行業的經驗，著手制定和推動勞動保護、工休假期和先進職工休養等福利制度。這些制度的實施，不僅仍鼓勵職工愛廠如家，而且讓職工享受到福利制度，更使他們感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優越性。 1957年8月，母親調任嘉興市婦聯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可是，這年初整風運動開始了。 整風運動起因，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有些人對新的社會制度還不適應，且干部隊伍存在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作風，引起了群眾的不滿。為此，中央提出開展整風運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并采取開門整風、大鳴大放的形式。嘉興地委成立整風運動的領導小組，父親任五人小組的組長，領導全區整風運動。 母親上任后，遇到棘手問題。地委有位領導夫妻鬧離婚，這原本是家庭問題，母親完全可私下關心，或者不從工作層面過問。但是，在婦聯系統整風中，結合起領導思想作風，有人提出來了。 是年，母親她們正在實現新的奮斗目標，不僅精力充沛，年富力強；而且激情高漲，宏圖大展。在生活上，父母親到嘉興后，與唐XX（隱名）同志同住院落，現又同為婦聯工作，倆人相處甚篤。這時，她已帶有三個孩子，其丈夫提出離婚，引起她疑心。 母親為人熱情，富有同情心，還有軍人的英雄主義。在母親看來，婦聯工作要有家庭觀念，要倡導家庭和諧社會生活才幸福。在保障婦女兒童權益的同時，母親提倡在夫妻關系上，尤其是干部要為人表率，領會虛無，自厚薄責，相濡以沫。 于是，母親在運動中，沒考慮到政治的復雜性，及當時運動“對下不對上”的特征，去支持婦聯一位姓張（隱名）同志，通過鼓勵所謂的“鳴放”方式，希望充分考慮其孩子尚小，應站在不休良知一邊，摒棄夫妻間前嫌或怨言，使她倆法喜油然而生，和好如初，續結鸞儔。 此間，父親在杭州參加省委第二屆黨代會，且時間有一個多月。會期，父親看到中央下發的絕密文件，已決定要抓批“右派”分子。回嘉興后，父親擔心開門整風，有人會被“引蛇出洞”，而發表所謂不同意見，即以打呼的方式，告誡大家說話要謹慎。但是，嘉興市婦聯的“鳴放”，已有了影響，覆水亦難收，而被視為亂放的“右派”言論。 這顯然，讓母親始料不及的，且事與愿違。在“反右”定性上，父親要求全區嚴格按照黨的“可劃可不劃的，盡量不劃”的原則。同時，就嘉興市婦聯張同志的問題，因其丈夫找過父親，在碰到專員陶振民（都住在一個院落，了解基本情況）時，以征求意見方式，說：“高X（隱名）同志的老婆下面要劃她‘右派’，還是不劃吧！”在議論審批時，韓景召（曾任嘉興地委組織部長）先說：“該同志是部隊轉來的，平時工作還好。她對領導事情知道得多，在運動中亂鳴了，這不是反黨的錯誤。但還是要批的，至于‘右派’就不劃了吧！”父親最后對他說：“嘉興市委思想不通，你去說說，做做工作，按能不劃就不劃的原則，還是不要劃了！” 雖說這位同志沒劃上“右派”，但母親是婦聯領導，也曾經有過表態或意見，為此同樣受到了影響。這時1958年4月，嘉興市正利用當地盛產兔羊毛的資源優勢，在原縣委大禮堂里，安裝了上百臺橫機，抽調了技術骨干，招收了紡織女工，開始籌建毛紡企業。自然需要懂行領導干部，母親就被借調去籌建了。 這年下半年，“大躍進”運動開始了。母親更意氣風發，捐出家里的縫紉機，供廠里生產使用。同時，在省、地、市領導重視下，該廠被列為省、地重點發展企業，一些技術更新和廠區建設項目得到落實，做到了當年籌建，當年就見效益。后來，隨著不斷投入，成了浙江省第一家上規模的毛紡織企業，產品遠銷蘇聯等國，為國家創造大量外匯。 　　那個階級斗爭的年代，一旦惹上了政治“缺點”，可言“死罪可免，活罪難逃。”雖然，母親沒戴上“右派”帽子，但此后一段時期伴隨著這個“陰影”，受盡磨難和打壓。1959年2月，嘉興地委機關應戰備需要，將地委直屬機關搬遷湖州，在母親工作安排上，就受到了“反右”思潮的影響。 　　父親在晚年，談及時任地委組織部長“極左”時，曾對我說：“是年，這位部長送上安排名單，把你母親安排到第二醫院洗衣房。你母親可是1943年參加革命的，經歷過抗日乃至解放戰爭的，那有這樣的干部政策。當時，我沒肯聲亦沒批準，退而復議。”最終，母親安排到新生布廠，擔任副廠長。后來，因母親能團結群眾，與工人相處甚好。到90多歲高齡時，母親又回到了湖州，先后有30多位老職工，前來毗山養老院看望。每每與她們暢談，母親總是笑聲不斷，心怡神曠。 　　至后，母親受政治運動的壓抑，身體逐漸虛弱，調至嘉興地委黨校工作。所幸，我家住在海島堂，那樓的院落隔墻連接黨校大院。母親不僅往來黨校便捷，而且我們多了不少快樂的少年童趣。“文革”前夕，母親不幸患上乳腺癌，先后經歷手術、化療、放射治療連續數年。此間，運動不斷升級，母親又受我父親的牽連，遭受諸多不公平迫害，身心再次受到摧殘，但在人生信仰上，卻仍保持“人心死，道心活”的超然境界。 1973年8月，母親隨我父親調紹興，系紹興地委組織部待安排的干部。這時，曾有同志向父親提出，要安排母親到銀行工作，任黨委副書記，被父親以身體欠佳，而委婉拒絕了。其實，母親是有工作熱情的，倒是父親擔心“文革”中，復雜而殘酷的派別爭斗，憂慮母親身體適應不了，不僅影響工作，還授人以柄。故而，母親雖在家病休，若入靜空；但無我生死，惟念家國。 （九） 我從小生活在觀海衛，是奶奶身邊長大的，至1961年才到湖州，與父母一起生活。至后，“文革”開始了，與父母聚少離多。盡管這樣，母親對我的影響，依舊是挺大的；我對母親的愛，也是深厚的。 如果說到我的慧根，應該是淺薄的，原因是在“文革”，被剝奪了上學的機會。但是，來自于母親秉承的人生宿慧，對我的培植是深邃的行遠的，令我終身受用，得益匪淺。 在此前后，我看到父親被游街批斗，母親被關牛棚放鵝，使我對社會有了懣憤的青澀懵懂。又因所謂父親“走資派”的牽連，我和大妹陳赤衛上不了初中，更使我對“階級斗爭”有了反感，甚至有了疑惑的少年叛逆。 這時，每當看到同伴們去上學，就像鋼針扎進心里，讓我有了刻骨銘心的痛。這種打擊，更令我要強好勝，不敢于人后，而去思考人生。然而，我不懂應該做些什么，卻特別關心起政治，一頭扎進馬列書籍，想弄懂這里面的道理。 母親看到后，很詫異地問，我稚拙地回答道：“父親到底是不是‘叛徒’？怎么能連累到他的子女。這種不讓我們讀書的做法（在延安土地革命早期有過，不讓地主的子弟上學讀書），我是不甘心的，也是不服氣的。我讀這些馬列的書，就是想從中找到理論依據，弄明白這些是對的還是錯的。” 母親當然非常的無奈，但仍希望我能振作起來。母親期待地對我說：“你父親是黨員干部，現接受黨的審查，我們理應相信你父親，也應該相信人民群眾，更應該相信黨的組織。你的父母都是革命者，是為黨為民奮斗的，你也要以國家為大，以人民為重。雖說你沒上學了，但人要有志氣，要有自我求知欲，要向社會賢達學習，從實踐中學習知識，從社會閱歷中增加才干。” 此后，我聽了母親話，就去了塘甸的新生大隊，在太湖毗鄰的顧家兜村落，當了一名農民，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二年后，應征入伍時，又遇到所謂“親屬政治問題”，在浙江陸軍政審中沒通過。于是，母親認為理由不正確，先找到時任地委的常委，她表示尊重部隊的政審。母親認為這是唯成分論，直接找到時任地委書記王民。最終，由他協調到武漢空軍，才通過入伍政審，去襄樊當了一名后勤兵。就這樣，我又幾遇機會，幾遭挫折，但從不泄氣。然而，從工人到機關干部，還取得各種學歷和職稱，都應證了母親的話，堅持學用，必有成果。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72年12月，陳詩斯當兵前夕，拍攝全家福合影</h5> 　　有言道：凡為天下者，往往顧不了家。在我看來，父親就是這樣的人，一生從不問家事，家中所有一切，均由母親操心。期間，盡管母親被誤解、被打壓、被磨難、被屈辱，但在家庭的天地里，母親依然承載著這塊“大地”。在培養我們成長中，母親給予我們心靈的力量，要求我們既要有仰望星空，行穩致遠，又要有事上磨練，逆襲人生。 　　母親是這樣認為的：生存靠經驗，才干靠知識，成就靠勤奮。因而，她總是這樣鼓勵我們：要聽從黨的號召，要跟上時代腳步，要在風浪中歷練。只有經過個人奮斗，你們才有人生的作為。母親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去做的。 　　那年，父親調紹興后，抓農業學大寨，搞圍灘涂墾良田。這時，我家已有三人下鄉，按政策我弟項泳可進工廠。但是，母親認為男兒應經大風大浪，而動員其到紹興，下鄉馬海公社務農，去干艱苦的墾田農活。使其剛到農村，就遇到特大臺風，農田被沖，房屋被毀，差點人被巨浪卷走。當公社要發展其為黨員，曾發公函至地委組織部，但復函提及外公入獄和“蔣匪”舅舅，導致他的入黨被擱置。至后，他去金華入伍當兵。不虞，父親遭受不公正，立馬影響到他，使其跌落人生的底谷。經其努力，代理排長有年余，仍舊復員至紹興集體單位，亦從低層做起，經歷了機關干部，選擇了下海經商。不管其遇上什么挫折，始終具有生存能力，且閱歷豐富，干練豁達。或許這些，都受到母親教誨的影響。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80年12月10日，項泳被浙江省軍區獨立團授予</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榮立三等功的勛章，并獲榮譽證書</h5> 　　母親的一生，不光有俠義之舉，還有弱德之美。母親的“弱德”情操，是在被壓抑的“文革”中，其內心的痛苦和家境的艱難，使其無法順心順意的表達出來，而只能默默地持守著，淡然恩澤于家人。 　　記得，我大姐項赤兵下鄉到道場公社，不甘于“可教育好子弟”的稱號，盡管妙齡瘦弱，況且不懂農事，但仍扎在田頭，不怕勞苦，拼命勞作。雖然，連續多年被評上縣知青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積極分子，但是，自己卻不幸患上腎炎，一度危及生命。為此，母親不懼自己身懷絕癥，仍舊拖著重病之軀，帶著大姐去上海尋醫。先后得到老戰友和寧波同鄉的虞鳴非（原上海國棉十四廠黨委副書記）、姜彬（曾任上海作協黨組副書記）、方留忠（曾任海軍東海艦隊政治部主任）等同志的幫助，并家中借宿。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8年9月，時任母親通訊員方留忠在分別</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時，贈予照片給母親留念</h5> 　　是年，看病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況且要到上海去就醫。上海的住房是在全國出了名的緊張，幾代人共擠一室，可言比比皆是。母親她們的到來，給主人家增添了諸多不便，且時間長達數年。虞鳴非阿姨在晚年對我說：“在戰爭年代，我們吃苦是為了國家，不想‘文革’中，還吃盡‘造反派’的苦。這樣，戰友們有了同情心，只要有困難，就傾力相助。因此，你母親攜你姐來滬治病，我家雖小，但離瑞金醫院近，看起病來方便，可幫上一把。”那年，我由部隊到上海出差，往來時目睹過，真是小得可憐。可見，這種革命同志的情意，實在難能可貴。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79年，父母與大姐項赤兵在金華合影</h5> 　　1978年，父親在金華受到打壓，郁悶勞累得病，母親又帶著大姐趕去照顧。在那壓抑的環境里，三個病人相依為命，給了父親莫大的安慰，使其度過了政治的“困境”。 　　在今天，我們看到陳氏族人，已在多地開枝散葉，且與日俱進。當我們回顧時，應該不能忘記，在家族發展的背后，有著母親的堅韌持守；在艱難困苦的底下，有著母親的若谷胸懷。 　　我們的母親，是普通的平凡人，雖有時犯些時代性的“錯誤”，但是，我們并不在乎她有多么的偉大，而在乎她所彰顯出來的堅貞與良知。 （十） 母親離休后，又回到嘉興，在運河之畔、南湖之濱，生活了二十余年。這是自母親革命以來，南征北戰，亦行遍半個浙江地界，居家生活最長的城市；也是解放后至移居時，她在這里柔弱虛靜，居下無為，含飴弄孫，種草養花，過著最舒心最恬靜的時光。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7年7月1日，母親參加湖州市直機關慶祝建黨活動，并榮獲“最美老黨員”稱號現場合影</h5> 　　俗言道：“來者要惜，去者要放。”母親放下了一切磨難的往事，但對革命事業的執念，卻仍關心之至，初心不減，使命依然。母親珍惜著時光，干起了關心下一代，撰寫起革命生涯文章，既豐富了晚年養老生活，又過得自適有為。母親先后參加了寧波、嘉興，以及慈溪、余姚、鄞州等地的新四軍研究會活動；也參與了嘉興的“忘年交”和湖州的“結對子”活動。對于這些活動，母親盡管年邁體弱，但參與的積極性極高，不光把它當成一項人生的任務，而且把它當成一種社會的責任。 　　關心下一代工作是國家倡導和推動的，并由嘉興市關工委組織和實施的，母親是在1994年開始參與的。它是依靠和發揮“五老”（老干部、老戰士、老專家、老教師、老模范）社會賢達的優勢和作用，來具體開展工作。此中“五老”里，母親亦具備“三老”資格，且只要是黨的號召，她就激情滿懷，立馬行動。假若再念及起對青少年教育，母親算是內行了，早在“慈中”學校就干過。時光雖早已過去43年，如今母親干起來，依舊輕車熟路。 　　1995年，在“忘年交”發起人吳建一老師的倡導下，母親在父親項耿的支持下，在大姐項赤兵的配合下，與嘉興高等專科學校（后五所學校合并，組建成嘉興學院）生化學院的大學生，進行結對子的教益活動。直至2008年為止，母親年歲至85高齡才結束，前后長達13年。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97年6月，嘉興學院同學到嘉興市明月路與父母進行思想交流合影</h5> 　　結對期間，母親先從學生10位開始，最多時曾達30多位，共計多達上百位；至后，母親被聘為班級校外輔導員，進行全班學子的對結。母親在結對子的教益中，首先是啟發同學們對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的領會，且樹立起自己個人的信仰。為使他們能開悟，母親講述自己的革命生涯，輔導他們從黨史國史、黨情國情的傳統教育中，去認識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培養他們提升自我成全自己、自我完成自己的覺悟能量，從而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歷史觀，使自己成為民族復興的時代新人。通過這些敘述，使學生走進了母親的世界，也汲取了精神糧食，更篤行起自己的人生。 　　母親不會談哪些“思接千載，神游萬刃”的學問，只會顧及同學們所面臨的實際困難，以及所產生的思想情緒，并加以人生解惑輔導。尤其針對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競爭性，啟發他們要看到人是存在差異性的，要避免自己在成長過程中，會產生比較性的深度自卑。同時，鼓勵同學們要勤奮好學，力爭取得成績，來戰勝成長過程的自卑感，使自己不斷成熟。在母親的輔導下，同學們受到了啟迪，正知環境，樹立信仰，改變思維，適應現實。 　　每當畢業時，母親與他們談囑咐，話期待，表愿想；每當分別時，母親與他們已不是親人勝似親人，依依不舍，難舍難分。2006年，母親患急性冠心病，裝入四個支架。體力漸弱，2008年結束“忘年交”活動。據記載，到2008年為止，已培養入黨30余人，考取研究生有9人左右，考取公務員有10人，還有10多人進入企業管理層。這些成績，給母親帶來了自我的效能感，使自己晚年生活有了無比的喜悅。 　　母親居家南湖河畔西側，打開東窗可見湖水，也能聽得船舵聲。那年，母親年有86歲，相由心念，觸景生情，吟詩一首，作為抒懷。 “八六遐齡”有懷王培秋馬恩支起脊梁骨，崢嶸歲月未虛度。漫步南湖景亦美，老嫗且喜“小康”途。 寫于2008年西南湖畔家宅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3年10月，嘉興學院“忘年交”陳同學攜丈夫</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及兒子專程看望母親合影</h5> 　　為真實的鮮活的反映母親“忘年交”的情景，我摘錄嘉興學院部分學生寫給母親書信的片語。在文中，可見學生真情實意，讓我們去了解母親所做的奉獻。 胡金良同學：親愛的王奶奶，請允許我這樣的稱呼您！我曾經迷芒過，自認為來嘉興學院是沒出息的……，一度自卑心占據上風。是奶奶您循循善誘，諄諄教誨，讓我看清了自己，看清了遠方。是您告誡我：人處逆境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墮落了；一個人即使跌倒了，仍可爬起來；只要有志向，不放棄努力，那你總能成功的，總會輝煌的。這些精神教導，使我轉化為心靈的力量，去求知去上進，并永遠銘記。 何瑩同學：王奶奶您從我們的總結中，看出我們對黨的認識不足。于是您老為我們收集資料，每隔幾天，讓我們去取，在全班同學中傳閱。通過閱讀，使我們了解了國家大事，加深了對黨的認識。那年中秋，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快樂之夜。我們在您老的家里，邊吃月餅，邊聽故事。在您和項爺爺講述親身經歷和形勢教育中，讓我們了解了革命的艱難和社會的發展。從您所做的點點滴滴中，讓我們感覺到黨和國家在關懷著我們，我們的革命前輩期待著我們茁壯成長。我們也決不辜負您一一王奶奶！ 鄭邁同學：記得在大二時，您得病住院治療。待病情有好轉，就叫來班長和團支書，了解同學們的近況。大家都知道，您是放不下我們呀！您是一位古稀的老黨員，憑著一顆對黨的事業的忠心，懷著對下一代的關愛，還不斷學習知識，不斷充實自己，不斷開導我們，讓我們走出幼稚，逐步積累經驗，并走向成熟人生。我們感激您一一王奶奶！ 當同學們畢業離別時，母親總是再三叮嚀，且提前寫好贈言，讓他們帶著矚咐，走出校園，走上社會，走進事業。在此，摘錄若干母親的寄語，以見證這段歷史，并銘記之。 人生好像大海航行的帆船，認準方向，自己掌舵，航向彼岸。遇到困難平常事，克服困難勇者勝。在克服困難時，要研究問題，找到規律，創造條件，轉化矛盾，爭取勝利。 　　要樹立正確的苦樂觀，苦難背后是偉大，樂趣之至是空虛。生命誠可貴，且行且珍惜；奉勸莫浪費，人生當有價。 　　得意時淡然，失意時坦然；艱辛曲折必然，歷盡滄桑悟然。既要休閑放松，又有挑戰壓力；既要順其自然，又有目標行遠。……等等?　　2013年，母親已達年且九十高齡，頤養已需要醫療設施來配合，故爾父母親來到了湖州，入住了毗山干部養老院。在這里，母親度過了人生最后的六年時光，可謂“莫道夕陽好，暮暮棲毗山；無奈歲月去，垂垂享福澤。”這時，母親的體質且行且弱，但人生觀沒變，還是生命不息，奮進不止。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3年，父母親入住湖州老干部休養中心</h5> 　　每當市直機關舉辦紀念“七一”建黨活動，母親總是作為老黨員的代表，在兄長陳赤宇和小妹陳赤鋒攙扶下，不僅前往參加，還代表老同志發言。母親有著70余年的黨齡，期間可言：不懼雨雪風霜，走過六合八荒，經歷千難萬險，唯獨對黨忠誠。為此，母親在發言中，言辭不長，語調慷慨，動人心弦，激勵后代，猶如一曲頌歌回蕩。 2015年9月29日下午，在弟項泳聯絡下，母親向時任湖州市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潘渭民、周炳峰捐款5000元，用于弘揚紅色文化，修繕郎玉麟所部烈士公墓等。2016年4月，在父親逝世后，母親代表他倆老黨員向黨組織，交納了一次性黨費2萬元。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5年9月，母親向湖州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副會長</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潘渭民捐贈5000元現場留影</h5> 　　至后，母親亦參加了最后一次社會活動，那是2018年的“五四青年節”。是年，母親壽越遐齡，已高達96歲，在湖師院王榮德教授的策劃下，由弟項泳和妹陳赤鋒攙扶下，與100多位青年學子暢淡“憶往昔，鑄紅魂”的故事。母親談起自己投身革命的歷程，邊展示孟良崮所繳獲美產軍毯，邊講述縱橫浙東乃至中原戰場的戎馬生涯，還談及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才有了今天這天翻地覆的變化。母親一席感悟話，可概括為：革命多事跡，付之贊頌中；紅魂鑄國運，寄語后來人。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8年5月，母親與湖師院近百名學子共度“五四青年節”，并與黨員學子合影</h5> 　　這些活動，母親參加時，往往卯足精神；回來時，每每疲憊不堪。大姐項赤兵看在眼里，疼在人里，曾問母親：“您這樣做，值還是不值得呀！”母親說：“只要我活著，看到黨的事業后繼有人，就覺得高興，而愿意去操心。”或許，這就是母親的價值觀。母親認為：只要能利澤施于人，尤助青年人成長，哪怕累及折壽，覺得心安美好，而不虛此生。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8年12月，湖州市委副秘書長、市黨史辦主任吳焱國向母親頒發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年度先進個人獎狀</h5> 　　不曾想到，時隔一年。2019年5月16日，母親在毗山無疾而終，走完了她的光榮人生。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9年5月，父母親老戰友楊展大的女兒楊晨音</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專程從杭州前來，看望母親留影</h5> 　　當我們梳理起這段經歷，母親所做的一切，都為社會所認可的，留下了5項17次的各種榮譽。從1995年至2008年里，曾連續13年被嘉興學院授予“優秀校外輔導員”稱號；2002年被嘉興市政協黨支部評為優秀共產黨員；2017年被中共湖州市直屬機關黨工委榮授“最美老黨員”稱號獎懷；2018年被湖州市社科聯評為“先進學會工作者”的榮譽；2018年被湖州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評為“先進個人”榮譽。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7年，母親獲“最美老黨員”杯 </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8年，母親獲評“先進學會工作者”</h5> 　　至此，我所寫紀念母親的《百年祭》一文完成，全文記錄了她平凡而光榮的一生。今天，我們在紀念母親時，應了悟生死，以念為生。就像涅槃一樣，在我們心念間，將是不生不滅的。姑且，母親她們是開啟這百年來“國運昌盛，家蒙福址”的篤行者，所以，只要我們乃至后代，在回顧起前輩的功德時，絕不能忘記了母親，更要去懷念她！我們的母親大人，您安息吧！ 寫于2022年7月季夏杭州家舍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母親百年祭

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