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流亡大學（原創）

胡月龍

1937年7、7事變后，日軍侵華戰爭全面升級。北平失守后，日軍迅速打通向南的交通線，8月13日大規模進攻上海，國民黨軍隊和日軍展開了歷時三個月的淞滬大會戰，中國軍民傷亡慘重，11月中旬上海淪陷。接著日軍向南京政府發起總攻，中國守軍拼死抵抗，傷亡慘重。因敵我力量懸殊，南京失守。12月13日開始，日軍開始了震驚中外的為期六個星期的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下面講講爸爸在抗戰期間的流亡大學……。 1939年秋天，爸爸的老家揚州寶應縣城遭敵機轟炸，爸爸只好帶著奶奶避難鄉下。 40年夏天，避難鄉間的爸爸，偶然接到了一封大后方同學的來信。信中得知，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高等學校內設立了“貸金”制度。“貸金”制度規定“流亡”學生入學免除學費，并可以向教育部申請借貸伙食費。這樣一來，象爸爸這樣中等收入人家的子弟也能有機會進大學讀書了。這個消息對爸爸來講太重要了。 那年的7月，爸爸的同鄉老同學盧，來到爸爸的住處，約他一同到大后方去求學。爸爸欣然同意。他們冒著戰火、千辛萬苦趕到上海應考，卻被告知；像他們這樣的師范畢業生要服務期滿三年才能報考。此時家鄉已淪陷，爸爸和盧同學無家可歸了。后經多方打聽，得知當時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正籌辦一所蘇皖聯立臨時政治學院，在江西上饒招生。這一消息對爸爸和盧來說，簡直是絕處逢生。他們決定馬上前往投考。赴上饒的路上，更是兵荒馬亂，頭頂上是日本人的飛機隆隆作響，身邊是逃難的人群，他們當中隨時都有倒下死去的人。到達江西上饒時，已是那年的8月下旬。日軍出動了幾十架飛機正對上饒市進行狂轟濫炸。爸爸他們在城中無處躲藏，只能跑到城郊的田野里暫時躲避。一天中午，幾袈日軍的轟炸機在鉛灰色的云層中出現了，黑色的炸彈一枚跟著一枚落了下來。爸爸和盧同學來不及躲避，只好平躺在稻田里，用近旁散落的大荷葉把臉遮住，靜靜地等待著死神的降臨……。幾秒鐘后，炸彈在他們身邊幾十米處爆炸了，幾分鐘后，敵機群飛走了，爸爸和盧同學還僥幸活著，他們彼此呼喊著對方的名字，相擁而泣……。日軍的大轟炸，炸掉了半個上饒城，城中燃起的大火一時無法熄滅。到了晚上火光蝕天，半數以上的家庭都有親人傷亡，祭奠亡靈的紙灰飄散在半空中，凄慘的哭聲由遠到近……。 爸爸他們所在的考場，半面墻已被炸毀，但入學考試仍在炮火中照常舉行。3天后，考試結束，爸爸和盧同學只能找一個安全的地方暫住，等待招考公榜。幾經輾轉，最終他們落腳到了閩西的一個小城──光澤。 9月上旬，爸爸在《前線日報》上看到了招考公榜得知，爸爸的成績排名第三，盧同學在100名后面也找到他自己的名字。 蘇皖政治學院校舍落座在武夷山主峰大王峰下，是以一個舊道觀武夷宮為基礎擴建成的，還有一部分在止止庵。武夷山群峰聳立，九曲溪環行其中，風景絕佳。但當時把校址選在這里，并不是因為這兒景色優美，而是由于這里是敵機難以空襲的安全地帶。爸爸和盧同學是無家可歸的“流亡學生”，所以他倆也成為這所學校報到最早的學生。當辦理完學校注冊手續后，他們就算結束了流亡生活，有了一個還算滿意的結果。爸爸回憶說，在蘇皖政治學院報到的那天，正是1940年的中秋節。大王峰上，皓月當頭，爸爸和盧信步在校園的小道上，“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回想兩個月流亡的動蕩驚險遭遇，思念著留在淪陷區家中的親人，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48年以后蘇皖政治學院本部遷到臺灣，）爸爸41年夏天也因同學校當局政治觀點不和轉學到武漢大學，開始了另一段流亡大學的生涯。 　　三四十年代的武漢大學是華中地區首屈一指的綜合大學。38年武漢陷落后，它遭受了重大損失。 38年至39年間，日寇對長江沿線城鎮狂轟濫炸，武大西遷的貨輪被炸沉。精密儀器二三百箱全部被毀。 西遷的武漢大學在四川樂山安下家來， 39年8月一個周末。窮兇極惡的日寇又對樂山投下100多枚炸彈，全城一片火海，傷亡慘重。武漢大學的師生均有傷亡。 爸爸41年秋從蘇皖政治學院轉學到武漢大學就讀。當時武漢大學的校長王星拱是全國知名的科學家，教育家，民主人士。他一貫堅持兼容并蓄，民主辦學的方針，學校的學術空氣和政治空氣都是寬松的。 爸爸在自習室里看到《新華日報》、《群眾》等紅色報刊及《聯共（布）黨史》、《列寧文集》等紅色書籍，可以公開閱讀。他也借來翻閱，他的思想此時進一步向左轉了。 學習期間他的第一篇史學論文《希臘——近代歐洲的縮影》發表于理論刊物《時代精神》上。 42年夏季反法西斯戰爭在東西戰場有轉機，后方的學生們充滿對和平自由的渴望信心。 由于武大的政治氣氛寬松，學生們可以自由組織社團。爸爸參加了一個名為《風雨談社》的進步社團。他很快成為這個社團壁報的主筆。爸爸筆鋒犀利，思想激進，招致了學生中的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他被列為當年在校學生黑名單里的第一位。當時武大的教務長朱光潛先生私下告知爸爸上黑名單的消息，要爸爸注意安全，爸爸不信。因為爸爸不是地下黨，特務盯錯人了。“風雨談社”的組織者里面確實有地下黨，但爸爸當時并不知道。后來上黑名單的十三個學生之外，還有一名知名學者楊東莼先生。國民黨教育部要求校方處理這些人，但他們卻被校方保了下來。如果學校不保他們，他們就會被學校開除，甚至被捕。 （上黑名單這段事情的詳情，爸爸是在83年參加武大校慶70周年活動時才知道的。爸爸看著校史里的文字記載，老淚縱橫。曾經保過他的王星拱校長已去世多年，無以報答。有幸的是當年曾經保過他們的另一位的武漢大學的訓導長趙師梅先生九十高齡還在武漢大學。只是已臥病在床。校慶的第二年趙先生也溘然辭世）。 44年春天，爸爸開始做的畢業論文，他的畢業論文名為《斯大林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他認為，斯大林對托洛斯基在政治斗爭中的勝利，是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的勝利，是民族主義對國際主義的勝利。這篇論文，他的導師楊人鞕先生給了90分。據說先生第一次給學生的論文打這樣高的分數。抗戰后期國民生計困難，畢業也找不到什么出路。爸爸又在學校滯留一年，在外文系讀英文。（他準備從事世界史的研究，必須有很好的英文底子） 45年夏，爸爸結束了流亡大學的生活，到重慶找出路。那年9月2日，日本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簽訂投降書，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勝利了。爸爸和他在重慶的武大校友們，參加了歡慶勝利的游行！ 這一年爸爸經章伯鈞先生等人介紹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他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國建立多黨合作的聯合政府。 這段期間，爸爸在重慶“和平日報”做過資料員、也當過中學的教師。他和這里的民主人士及百姓一樣密切關注著“重慶和談”的結果。46年春，爸爸轉道上海，在“文匯報”做編輯。46年夏季“國共和談”破裂，爸爸的政治理想也隨著破滅。那年秋天，他應聘東吳大學做教師，日子才算安定下來。 武漢大學和蘇皖政治學院是他一生永遠懷念的地方。 抗戰時期的流亡大學，是爸爸的一段難忘的記憶！ （此文插圖來自百度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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