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煙一一一個"老三屆"知青的回憶！

格子

(本文為我的大哥所做，全文12000字左右！)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天安門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我也在同一天出生于河南省西華縣黃樓村。1952年10月，父親李學淵由中共周口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調往《河南日報》編輯部，開始了他一生的新聞事業。1954年12月，河南日報隨省委遷往鄭州，全家也跟著父親來到了新的省會鄭州。1957年我入鄭州市緯五路第一小學讀書，1962年7月小學畢業。1962年9月，我考入鄭州八中。八中以省直機關干部子女為多，還有省委、省軍區的領導的子女。在八中三年的學習中，是對我的世界觀形成的主要階段。學業是緊張的，到初三年級每天都有早、晚自習。這一時期也是社會最安定時期。度過了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各項工作都步入正軌，人們的思想覺悟空前的提高，工作熱情空前的高漲，艱苦樸素，勞動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深入人心。教師們盡心地教，同學們盡心地學，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在三年中有兩件事記憶深刻。1964年5月1日，學校利用假期組織了一次到登封的旅游。學校向省委汽車隊借用了四輛大卡車，要到中岳廟少林寺游玩。自省府遷到鄭州，我還從未出過鄭州。覺得大山和寺廟是很遙遠的地方。當要去山里和廟里去游玩時，激動的心情難以平靜，一夜醒來多次，天怎么還不亮呢？規定的早5點到校集合，我3點就起床不睡了。母親起床給我烙了三張蔥花油餅，用籠布包好后，就趕往學校。學校南門前已有不少同學比我來的還早。5點整我們出發了，帶隊的老師讓我們坐在車底板上，不要打鬧，注意安全，一路歡聲笑語。天出奇的好，8點，我們到了中岳廟，下車集合好隊伍，我們自由結合，五至六人一個小組，開始游玩。那時中岳廟因年久失修，破敗不堪。進入廟中最吸引人的是四個大鐵人，他們是宋代混鐵鑄成，高3.5m，是嵩山的鎮山之寶。四個鐵人各個怒目圓瞪，我們拍打著他，有的還抱著他的胳膊打滴溜。參觀完最北邊的御書樓后，從北門出去開始爬后邊的小頂山，又叫黃蓋峰。它不高大，海拔約700m，傳說漢武帝劉徹游嵩山時曾登此峰，武帝當時身穿大紅袍，撐起黃羅傘，如天上黃云蓋頂，故改名黃蓋峰。我們爬上峰頂，上建有一個小亭子。舉目遠眺，風景如畫，因為是第一次看見山，爬山，第一次站在這么高的山峰，心情是激動的，真可用心曠神怡來形容。游過中岳廟，我們來到離少林寺還有三里地的公路邊，汽車已無法再往前開了。下了車，順著從少室山流出的小溪逆流而上，我們腳踩著大鵝卵石嬉戲著，小溪中有一潭一潭的水，清澈見底。小螃蟹在潭底橫行著，小水潭看著不深，當用手臂去抓這些小東西時，整個手臂探下去還摸不到底。走著玩著，少林寺到了。那時少林寺并不出名，到處都是殘垣斷壁，荒草叢生，我第一次見到了和尚。他們的午飯就是碗里的幾塊蒸紅薯。我們好奇地看著他們吃飯。少林寺初建于北魏年間，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坐落在嵩山五乳峰下。少室山北麓。少寺山叢林茂密，所以取名少林寺。唐宋年間，少林寺成為佛教最大宗派，擁有土地14000畝，樓臺亭閣五千余間，僧徒兩千多人。民國17年，馮玉祥部下石友三火燒少林寺大雄寶殿及庫房，禪堂及一大批珍貴文物曾經化為灰燼！當然，這些知識是以后從書中獲知的。走馬觀花，游完了少林寺，我們又到少林寺對面的山上爬了一段，因天色已晚，我們趕緊下了山，下午5點，我們開始了返回的路程，一天下來真是漲了知識，開了眼界，累并快樂著，終身難忘！在八中時，學校已開始有意識的培養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每年都會組織學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記得有一年麥收季節，學校組織我們高年級的同學到滎陽縣廣武公社大師姑村生產隊幫助割麥子。我們從鄭州乘火車到關帝廟車站下車后，沿著一條鄉間小路往北行進。我們都背著背包，來一次行軍。關帝廟到大師姑村有6公里，進村后受到農民群眾的夾道歡迎。大隊把我們安排在一座破廟里打地鋪，帶隊老師宣布了紀律，到各農戶家吃派飯要交錢交糧票，到農民家要把水缸挑滿，要打掃院落，吃飯時要禮讓，吃過飯后不準議論東家吃什么，西家吃什么，完全是按解放軍的紀律要求我們。5點鐘就要起床，趁天涼快割上一陣麥子，吃早飯時已是9點。勞動雖然很累，但誰也不喊累，爭強好勝，不甘落后。我們住的大師姑村，是一個大寨子，在寨子的后西北角有一寨門，出這門就是索河。河水沿寨向東流去，期間有一段河面較寬，有籃球場大小，中午我們會游泳的同學就下水游泳，幾個潑辣的女生也不甘示弱，也下了水，當地群眾看見了，捂著嘴笑，更有意思的是，我們的班主任羅老師竟長衣長褲的也下去游了起來，在這種時候、這種場合，仍不忘自己的″師道尊嚴"，幾天的勞動過去了，我們要走了，鄉親們向當年送子弟兵那樣歡送我們，有的老人還擦拭著眼淚，有的還拉著手告別道:"路過時到家里坐坐，我們揮手惜別。三年的中學生活是緊張愉快的，同學們照完畢業合影后，一天，我和孫全兵，楊明修同學來到花園路集貿市場東部，火車票代售點南邊一點的振武同學父母擺的茶攤上喝茶、胡噴。明修說：考上大學和考不上大學是穿皮鞋與穿草鞋的分界線，錄取通知書下來，振武一高，明修十一中，我和全兵五中。當年8月底去五中報到，我和蓋倫、光前兩位同學拉著全兵他爸從報社食堂借來的架子車，上面坐著全兵和放著我們幾個的行李，從緯五路和花園路交叉口出發，走人民路，轉南關大街，過鄭州煙廠往南一路打聽，將近中午才找到鄭州五中。報過到，我分到高一二班，他們三人分到高一一班，我和后來成為河南建業足球主教練王隨生成為住上下鋪的同學，我住在上鋪。記得有一天晚上，隨生餓得睡不著，問我有無吃的，我找出一個剩饅頭，他狼吞虎咽的吃完，俗話說飽時一斗不如饑時一口，王隨生足球傳代技術好，身高和體質也好，W革前被河南省體訓班招走，成為國家干部。我與王隨生只有半年的同學交情，以后找過他玩兒一次，醫院看病碰到過他一次。他成為河南足球教父后，再無聯系。2021年11月14日王因病去世，享年73歲。 八中畢業照 大鐵人，1983年重游嵩山少林寺 鄭州五中剛解放時叫解放中學，足球是傳統體育項目，體育課就是分班足球比賽。我跑不快，大多是守門員或后衛。我們班的班主任叫邵敏之，女老師，嬌小，漂亮，教語文。得知我父親是省委機關報《河南日報》的編輯后，決定做一次家訪。我學習一般，貪玩，怕她告我的狀。果然，星期日他到了我家。她走后，父親批評我學習不努力，將來怎么考大學。還說我不要求進步。所謂的進步，就是入共青團，我寫了入團申請，正準備發展我入團時，文革爆發，我的入團愿望成了泡影。直到19 72年5月進入工廠后才發展成團員，那時我已23歲了。 學生串聯時用的水壺，帽子及挎包，至今都留存著！ 幾位同學合影 正當我們準備暑期考試，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后來連續發表社論，從此一場全國性的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發動起來。首先，首都北京的大中院校相繼成立了紅衛兵組織，這些紅衛兵組織又組織許多小分隊到全國各大中城市的學校串聯。記得有十幾個帶紅衛兵袖章的北京紅衛兵到我校演講后，又有八名穿黃軍裝的男女紅衛兵跳了一段“忠”字舞，他們邊跳邊唱道“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歌詞共三段，記不起來了。隨后我校也成立了文革小組，各班也發展了紅衛兵成員，經過考察，我也成了紅衛兵。記得第一次活動是到學校西邊的東豆腐寨抄地主的家。我們到一地主家，翻箱倒柜，希望能找到變天賬或銀元財寶，結果一無所獲。反而在一地主婆的箱子里翻到一張他兒子在部隊時的立功喜報。第二次是二七區地富反壞分子的游街活動。那天一大早，我們來到火車站前的大同路，在一個院子里集中了上百名的“壞”分子，其中有許多婦女和小腳的老太太，她們一律光腳，兩只鞋用繩子連接掛在胸前，以視為“破鞋”。這些人被我們這些涉事未深的紅衛兵押著游街示眾，從大同路出發，沿德化街到二七廣場，再往北到二七路到金水，往西到銘功路回來到出發地。我們壓著壞人一邊走一邊呼著口號，“打到地主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繞了一大圈也夠累的。七八月的天，地上都燙腳，可想那些光腳的婦女和小腳老太太受的罪。可那時的目的就是讓他們受罪，出丑。 學校的運動也起來了，開始貼大字報，批判教育上的資產階級路線，查教師的檔案。有的是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有的是作風有問題，反正一上綱上線，都有大小不同的問題。教語文的李國棟老師，因到郟縣“三蘇墳”上照了張相，就被批斗說他崇拜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一些教師的家被抄，我的班主任邵敏之還被剪了陰陽頭。可能我膽子小，受家教的影響，這些行動我只是看到聽到沒有親自動過手。有一次是初中部的學生批斗一個叫葉剛的員工，他不是教師，以前只見他個子不高，身體壯實，嘴里叼著煙，扛一袋水泥，不急不慢的走到施工點，覺得這人身體真棒。那次批斗他時，他聽話得很，叫低頭，他低頭，叫彎腰就彎腰，嘴里不停地說著我有罪，我該死，我該槍斃自己，還跟著學生喊打倒葉剛，葉剛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再看他身上穿的，上身是用幾條白毛巾自制的汗衫，下穿短褲，腳穿塑料涼鞋，一看就叫人想笑，他是只死老虎，想斗也斗不起來。我和幾個學生進他的單身宿舍，在一個箱子里找到一本相冊，我們翻開一看，好家伙，這人身世不凡啊，只見有他在國民黨當飛行員的照片，特別有一張，還是他穿著美式軍服，帶著船形帽和一美女的合影，在他抽屜里還找到一塊帶指南針的航空手表。最近從網上查出，1990年《鄭州文史資料第七期》葉剛，男，確山縣人，14歲參加國民黨到美國學過航空駕駛，少校飛行員，1953年6月26日駕白鯊-6型偵察機從臺灣飛往大陸。安排到原籍工作。三年自然災害時，信陽地區餓死人，葉鼓動百姓哄搶國家糧庫，被逮捕，依法判處死刑。上報中央，周總理批示無條件釋放，賠禮道歉，分配到鄭州五中工作。文革后調鄭州39中任副校長，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河南省民革副主席。 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在天門廣場已五次接見了紅衛兵，全國也已開始了大串聯。我和同班同學吳慶林，王立業于10月22日一起前往北京，希望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我們到北京豐臺站后，決定先去東三省一趟。我們到了沈陽，在一些院校抄寫了一些大字報，又去了哈爾濱，轉了松花江大橋。返回時又在長春下了車，一路上列車都是嚴重超員，地板上，貨架上都躺上了人，衛生間堵得死死的，上個廁所得踩著人，好在那時同學都很友善，互相幫助有座位的還和站著的互相輪換，我不吃不喝站立過超十個小時，虧的那時身體好，同學們都情緒高漲，并不覺得苦。 列車里不停地播放著毛主席語錄歌。“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句，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當我們一行三人從東三省回來，在北京車站的廣場上排隊等了一晚上后，有消息說主席不再接見啦！我們一看十天串聯的時間已到，只得辦票乘車返校。回校一看，大部分同學都未返回學校，冷清清的。回到報社家屬院，碰到孫全兵同學，他說剛從上海轉了一大圈，從廣州回來。我說學校沒人管，我們再出去吧。他媽看他出去十多天，又黑又瘦，不想讓他再出去，他就鬧，無奈他媽只得給他十塊錢。第二天我倆每人提了一個舊旅行包，到了鄭州車站，原本打算去廣州，候車時，一輛上海開往重慶的特快進站，全兵說，就上這趟車吧。到了成都，我們從車窗爬出，出了站，他說你看著行李，我去辦住宿。全兵小時候得小兒麻痹，一條腿拐，他辦手續不排隊，別人一看也能諒解。從成都回來到西安時中央發文，從11月21日起，全國各地一律暫停到各地進行串聯。不久，又發出可以步行長征串聯。我和我班13名男同學組成長征隊，步行到蘭考參觀了焦裕祿陵墓。 到了1967年的4月份，學校成立了造反派組織，我們幾個同學傾向于河南”二七公社“造反聯絡委員會，但二七公社當時已被另一派宣布為非法組織，受到鎮壓。二七公社的頭頭是鄭州大學的黨言川，當時流行著一首順口溜為：二七公社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黨言川當隊長，一聲令下打砸搶。聽說二七公社在北京受到有些組織的支持，我們五個同學決定去北京看看動向。我們來到鄭州機務北站，一些傾向二七公社的工人得知我們是二七派的，給我們找到一輛進京方向的貨車。我們爬了上去，車上拉的都是大箱子，里面可能是機器設備，我們就坐在箱與箱的間隙里。四月的天，火車一開還很冷，車頭飄落的煤灰落得滿身都是。第二天清晨，我們到了豐臺站，下車互相一看，像挖煤窯的。一個老工人見我們從車上下來說，你們真大膽，火車要是來個急剎車，非把你們擠的不死也得殘。我們都傻笑一下，找水龍頭洗洗頭臉，拍打拍打身上的煤灰，立即又精神起來了。我們乘上豐臺到北京站的通勤車，出了北京站，買了點吃的。聽說北航“東方紅”在頤和園附近，我們搭上公交，每人買了一張一角五分錢的車票，公交車晃晃蕩蕩的，我們都打起瞌睡，手里的車票掉了也不知。好不容易到了北京航空學院，一打聽，說二七公社住北航聯絡站剛撤走。我們在北航轉了轉，晚飯在北航的學生食堂吃的，咸菜一分錢一筷子，米湯不收錢，花了一角多錢就吃好了，晚上怎么辦呢？我們在一間放有麥秸的教室住下，和衣把麥秸往身上一蓋，美美的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到食堂吃過早飯，我們就來到了頤和園，門票一角，我們從南邊的一個洞口爬了進去，在頤和園碰到幾個鄭州八中的學生，晚上，我們跟著八中的學生住進了國務院白石橋招待所，時間是1967年4月15日。 從北京回校后，我們加入了我校的二七公社，鄭州五中造聯。我們以我班同學為主，成立了下屬組織“延安縱隊”！人員發展到15人，清一色的男性，任務是刻臘版，印傳單，撒傳單。在學校停課鬧革命期間有幾件事至今記憶深刻。大約在1967年的8月份，有一天午飯后我和幾個住校的同學在校門口的公路上攔車，搭乘運輸公司的大卡車到南郊十八里河水庫游泳。玩到4點左右，我們一群學生又來到公路攔車返回，當車開到臨近市區時，迎面開來四輛滿載著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的文工武衛隊員的卡車，我們以為他們可能又去什么地方執行增援任務，這種事在那個年代是常有的，根本沒有想到他們是沖著我們這些學生來的。只見他們一車總結阻截，一車斷后，兩車居中，把我們乘坐的車包圍起來。有幾個跳車跑的，被他們抓回來拳腳相加，接著上來幾個手持長矛的人大聲呵斥道：都蹲下，不許亂動，就這樣，我們像犯人一樣被押往當時替代公檢法的鄭州警備司令部。下車后被帶到一間大會議室，坐下后有幾個軍人出來，其中一人宣讀了一個什么文件，又講話，大意是叫我們在校鬧革命，不要攔截汽車，影響抓革命促生產，然后每人在一份保證書上簽了名后，就放我們走了。鄭州警備司令部，當時設在河南飯店的北樓，隔著緯一路就是河南日報社，我們從卡車上被押送下車時，正趕上報社職工下班，父親有個同事認出了我，馬上告訴了父親。父親得知后大怒，丟他的臉了。把電話打到學校，讓同學轉告我立即回家。到家后，父親訓斥了一頓后，令我這幾天不要再回學校，每天在家背寫“老三篇”。 還是當年的十月，在學生中興起一股爬華山的熱潮，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就又隨著這個潮流結伴兒扒車前往華山。所謂扒車就是逃票乘車，因為當時乘車的學生大都是這樣，法不治眾！列車長拿我們也沒辦法，坐了一夜車，車到華山時天剛亮。我們就直接上山，在上山的路上碰到許多洛陽的學生。他們正在下山，看樣子他們昨晚是在山上過的夜，一看就知是和我們一樣趁機跑出來玩兒的。見面都是心照不宣地相視一笑而過。我們經過一天的攀爬，大約下午5點多又趕回華山站，準備搭乘西安至鄭州的列車返回。在候車的時候聽到列車在華山站不停車。一打聽才知原來上午下山的那伙學生下山后把當地農民賣的土產品，山參，雞蛋等搶了，然后坐車跑了。事情告到當地的文攻武衛指揮部，他們正在組織人員準備收拾外地的學生。我們這些才下山的學生成了替罪羊。站臺上聚集著百十號學生，其中有一學生頭目說：弟兄們，咱們都是河南老鄉，一會兒如果“武斗隊”的來了，咱們都不能裝孬種，都跟他們干！說話間，只見西邊縣城方向有一支火把隊伍正向車站移動，我們有膽的沒膽的，男的女的都拿起站臺上放置的從山上砍下的雜木棍準備戰斗。快6點時，列車按時到站，我們扔下木棍急忙上了車。車開了，我們緊張的心放下了，可車剛開到一個叫孟塬的小站，卻停下不走了。原以為是讓車，結果快車，貨車都讓過了，這車還是不動，我們心里開始發毛了。一同學說別人都下車在候車室等車，咱也去吧，這樣機動些。從鄭州出發，坐了一夜車，又爬了一天山，又累又困，坐在候車室，我們都睡著了，突然不知誰大喊一聲，“武衛隊的來了，快跑！”我們幾個就迷迷糊糊的朝南面的塬上跑去。跑了一會兒，剛想聽一下，突然又聽到“站住，不站住就開槍了。”我們嚇的又猛跑起來，一直跑到一個村寨，鉆到一個生產隊放農具的窯洞，聽聽沒人追來，我們就和衣躺在農具上睡著了。約摸凌晨三四點鐘的樣子，我們怕天亮了被人發現，就悄悄地摸出寨子，不敢再回到那個小站，就沿著鐵路往東走，那天月光很亮，天大亮時，我們走到潼關車站，這會兒是落難之人，又在外省地盤，老老實實每人買了張三角錢的車票。大概是早8點多鐘，列車到達潼關，我們檢票上了車一看，還是昨晚那趟車，整整在孟塬小站停12小時還多.車上有許多沒下車的學生，我們問他們昨晚的情況，他們說：“當時列車上來上來一群武斗隊的人，凡是鄭、汴、洛的學生，每人身上至少挨了兩棍，我們慶幸沒有遭此羞辱。但我們受了一夜驚嚇且步行20公里。50多年的往事，如今又從憶起，并不想說明什么。在那個年代，這些事只是我們老三屆學生中很多故事的一二，今天的年輕人可能不信，不理解，但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這完全是真的，我們是害人者，同時又是最大的受害者。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時，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于是各地紛紛成立了文攻武衛指揮部等組織，從此全國武斗急劇升級，形成了“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 1967年9月，毛澤東在離開武漢返回北京途經鄭州時，召見了省領導劉建勛、張樹芝等人，劉建勛在匯報形勢時說：“我們搞大聯合，有人搞大分裂，特別是康生，江青同志提出文攻武衛之后，武斗搞得很厲害，打起來就分不清誰是武衛了，都說是武衛！”主席在聽過江青關于文攻武衛的講話錄音后，站起來再次重申：“我講了一路了，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下去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結束，然后開“九大”，有些人就是不聽招呼，誰要搞誰就去搞，我是不要搞了。有些話，我現在不講，回北京再講。“引自《楊成武傳》。在這一時期，我校造聯一部分同學搶了登封公安局的倉庫，許多同學都腰上挎槍，神氣的很，我們幾個同學沒有槍，無奈每人到工廠找把鋼銼，磨成小匕首，刀柄上纏上紅布條，別在腰里唬人！我們也想弄支槍，機會來了，一天，我和有旺、新民到農學院找老康玩。老康他爸是農學院教授，我們騎一輛加重永久，一輛加重鳳凰，沿文化路往南，經過文化路干休所南邊時，新民看見兩個小孩托著一只小口徑步槍正在打鳥。我們一商量，決定有旺和新民行動，我和老康跨在自行車上接應。有旺和新民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慢慢靠近直執槍的男孩，突然發力，把槍搶到手，然后坐上我倆的自行車迅速離去。兩個孩子追不上我們，哭著回家找人了。我們又找到一盒小口徑子彈，記得我們四人曾到紫金山公園，坐在金水河北岸，向河對岸的小亭子上的頂部射擊，我總共也只打過三發子彈，后來鄭州警司按中央文件收繳槍支彈藥，聽說是有旺和新民他倆交出的。有旺因病已去世三十多年，新民不知何因，被騙一百多萬元，聽說精神失常，已二十多年失聯。老康愛人是北京知青，30年前落戶北京，現已退休。今年4月份，我與在京的八中同學任秋海通了微信，秋海他爸是開國少將任昌輝。秋海在微信中說，新民和五中幾個同學去農學院串聯回來路過文化路干休所西邊的小樹林時，看見有兩個拿小口徑步槍打鳥的小孩兒，他們上前把他倆的槍搶走了。這件事新民都給我講過，這兩個小孩兒是住在干休所里蘇鰲少將的兒子蘇明健和吳永光少將的兒子吳曉軍。我回信：新民干那事兒共四人，我是接應之一。秋海回信，哈哈哈哈，都是過去的事兒了，也沒什么。 1968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來一個動員??????”我于當年的10月31日牽遷了鄭州城市戶口，1969年1月2日我和同學們下放到許昌縣五女店公社毛王村生產隊.1969年7月16日，河南日報社“五七干校”成立大會在信陽地區潢川縣桂花岺園藝廠大院舉行，報社革委會主仼楊希淼到會講話，河南日報社下放110余人。 父親帶領全家搬到干校，我下鄉的毛王村離五女店公社約八里地，當地的生活相當貧困，住的是草房，燒的是煙桿兒，紅薯是主食。我們下鄉的知青是新建隊形式，由30名男女知青及10名老農組成。1970年的除夕夜，我是在農村度過的，多少年過去了，卻時常會想起。記得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過了臘月二十三，下鄉的學生都坐不住了，陸陸續續回到了鄭州。到了年三十，新建隊知青走的只剩我一人，我是因為鄭州的家已隨著父親搬到潢川的五七干校，鄭州已沒了我的地方。剛好隊里也需要留守人員，因為隊里還有倉庫，庫房，伙房，還有一頭牛，兩匹馬需要人喂。我和幾位老農就只能在隊里過年了。新建隊蓋有一座飼養房，有三間屋大，東屋用土坯隔開，由喂牲口的福秀大爺住。年三十的晚上，七八個老農每人兌了兩元錢，買了三瓶寶豐酒，還有熟牛肉，豬肝，豬頭肉和不常吃到的蓮菜，又在伙房弄了幾個素菜，喝酒的地方就設在牲口屋，把門板摘下來，往四角支起的土坯上一放，就成酒桌了。火也點起來了，燒的不再是嗆人的煙稈，而是平常舍不得燒的棉花桿兒，老農門叫它花柴。一切擺放停當，老農們把我也拉了過去，黑色的小碗里已倒上了酒，我沒喝過酒，連說不會，不會。可老農們再三的勸，看樣子我不喝，他們沒法往下進行，我只得端起酒碗沾了一下，夾了口菜就起身告退了。回到宿舍，屋里冷得很，我來到伙房坐在鍋臺上，一邊取暖一邊發呆。臥在地上的大黃狗不時地偷望我一眼，忽然門響了一聲，大黃猛地爬了起來，只見福秀大爺一手端著菜，一手端著酒來到跟前，非叫我把酒喝了不可。他說過年了，見不到父母，把酒喝了暖暖身子，吃飽了就不想家了。我看大爺這么誠心，不喝他會過意不去，我就邊聽著大爺嘮叨也喝下了這碗酒。回到屋里，躺在床上我卻沒睡著，幾滴眼淚滑落枕邊。也許是想家，也許是被大爺的話語感動，也許兼而有之。50多年過去了，當年喝酒的老農一個都不在了，可那年除夕夜的情景，我卻一直沒有忘懷。還有一次，是下鄉的第二年，大約在秋季，我病了。渾身不舒服，睡不好，無食欲，冒虛汗。去公社衛生院也沒說個明白。當地老鄉說東邊鄢陵縣只樂村有一老中醫把脈很準可去瞧瞧。抓幾劑湯藥一喝就好。學生隊長吳慶林騎車帶我跑了十幾里找到那位老中醫。他給我把了脈，又翻開眼皮看了看，讓我伸出舌頭瞧了瞧。就開了藥方，包了三包中草藥，讓我先吃吃看。我說現在身上無力，直冒虛汗，他猶豫了一下說:打一針葡萄糖補補。他從一個盒子里取出一支葡萄糖注射液，抽入一個粗大的針管里，針頭粗的嚇人。我看到針頭就想起公社獸醫給我隊里養的豬打針的情景。心里不免緊張，老先生扎了兩次也沒找到血管，我害怕的直叫痛，不想打針啦。老先生頭上也冒汗了，他找不到血管，我又直叫痛，他說:“囗服效果一樣“。他讓我仰起臉，張大嘴，對著我的喉嚨把葡萄糖注射液推了進去。我感到一股甜液流進肚里。三劑藥加一針葡萄糖共化費三塊多。回到隊里后，福秀大爺尋了個藥鍋，在飼養房門前支三塊土坯，用干樹枝給我燒火熬藥。每天早晚一次，藥熬好后潷到小碗里，讓我趁熱喝。聽大爺說藥里有鱉甲，喝起來又苦又腥。我艱難地喝下藥后，直想往外吐，福秀大爺趕忙遞上一碗涼水讓我漱漱口，然后慈祥地笑了。三劑藥喝完，還是不舒服，我請假回到鄭州，住到家屬院一臨時住房里。我到省人民醫院作了一番化驗，檢查，也沒檢出啥大病。醫生說可能是“美尼爾氏綜合癥“，咳！聽都沒聽說過。給我開了一瓶胃蛋白酶合劑和維生素B，讓我按時吃。現在回想當時可能是腸胃紊亂，消化不良而已。有人說，知青就是扒車逃票！忍饑挨餓的難民，掙扎著與貧窮和磨難苦苦抗爭。這是下鄉后的另外一個小故事！大約1970年4月份，我和一個同學從鄉下回到鄭州，我回到報社東家屬院孫全兵同學的家，送上兩把煙葉，晚上我和孫全兵一個被窩″打老通″。孫全兵因殘疾被安排在經八路辦事處辦的修鞋店工作，第二天他領我在他的修鞋店玩，又請我到對面的建文電影院看電影。我又見到在郊區銀行工作的大姐，大姐給了我十元錢，我準備返回農村，一早，我混進了鄭州車站，搭上鄭州至申樓的慢車，車快到新鄭站時，列車員開始查票，我無票，便說是下鄉知識青年無錢買票，列車長無情的把我趕下了車。我出了新鄭站車站，在大街上溜達，我進了一家百貨店，看到一件深藍色帶拉鎖的大翻領絨衣，這東西在鄭州還買不到。我爽快的花了五元錢，二尺步票買下了它。那時，鄭州到許昌的車票也有！2元4角錢。我卻舍得花五元錢買一件衣服，心里想，穿上它該有多神氣。東西買到手就又要想著回隊的事兒了。我溜到站里，看到一輛貨車！機車頭朝南，正呼哧呼哧地冒著白煙準備發車，我毫不猶豫地爬上貨車，不一會兒車開了。但列車到許昌站卻沒有停，一直開越臨穎站，在一個叫小商橋的小站停下。我翻下車找了個水管，洗了把臉，又咕嘟咕嘟的把肚子喝個飽，我悠閑自得的坐在搬道房旁的一塊石頭上看風景。下午3點左右，一輛北上的綠皮車進了站，我從容地上了車，一路沒碰到查票，順利的到達許昌。出了車站，開往五女店的城鄉公交和小火車都已發走最后一班車。我來到許昌至太康的公路口，進一飯店要了一碗面條。吃完飯，我站在路口張望，一輛拉煤的車停在路旁，車上下來兩個人，進了飯店。有門兒，我等待著。天黑了下來，那兩人吃完飯剛出門，我急忙迎了上去:"說同志，我是下鄉青年，回隊里沒趕上車，讓我搭一下你的車吧。″那兩人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問我去哪兒呀？我忙回答，五女店公社！司機摟里坐不下，坐頂上凈煤灰，你不怕？我趕忙說，沒事兒，沒事兒！司機拉開車門坐了進去，開始發動車，我立即爬上了車。車開的呼呼的！我蹲在前欄擋后面，雙手緊握欄桿，生怕掉下去，大眼睜著，又怕車開過頭，五女店到了，我拍著駕駛樓頂蓋大聲喊著"停車，停車，"車停了下來，我趕緊爬下車。還沒等我說聲謝謝，車就一陣風的開走了！五女店離我們新建建隊還有八里地，我下了公路沿大街往南走，前三里地的五女店，大街有燈火，有人不害怕。一過小鐵路，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我不敢走近路轱轆溝，那溝有二里地，晚上容易藏壞人。只能繞道陶杖新建隊。我吹口哨壯膽，迎面有一人影晃動著向我靠近，我警惕的側著身看著他，他并不怯我，并大聲地問道:″往許昌的小火車過去沒有？我緊張的回答一聲不知道，就拔腿跑起來。誰知一下鉆進路邊的一片亂墳地，我也顧不上害怕了，朝著有燈光的地方猛跑，從一農戶的后圍墻缺口處翻了進去。狗叫了起來，一老農出來，我趕忙說我是毛王知青隊的插隊知青，摸迷了，進了你的院子，那老農說出這門兒往東不遠，就是青年隊。我謝了老農到知青隊，我見到老同學有望，新民，他倆陪我回到毛莊新建隊。一路下來，我這一天發生的事兒也僅僅是省下兩元九角錢，但那時我就是那樣想的，也就是那樣做了，不然何來我有這樣一段離奇的而又令人難忘的故事呢？“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知青的往事就像蘇軾先生描繪的那樣，在南來北往的行程中，似鴻雁偶爾在雪泥上留下的足跡，但這種痕跡很快就會消失的，而記憶會永存。 2018年11月11日，我們十幾個當年的知青聚會，晚上即興寫小詩一首給同學，詩曰：廣闊天地青春獻，下鄉許昌五女店，脫胚剁墻蓋草房，禹縣拉煤累斷腸。炕煙出窯熱汗淌，拉樓種收加揚場。蹉跎歲月過往事，珍惜當下享夕陽！最近有好友發給我一段視頻，是老三屆知青陳志學創作的題為“什么是知青”的長篇敘事詩，讀后催人淚下，特摘編如下，“什么是知青？一個貌似簡單的命題，你要問100個當年的知青，就會有100個不同的回聲，我想誰都難用一個定義把它說清，那是用青春換來的記憶那是用熱血與命運的抗爭，那是用生命鑄造的戰歌，那是共和國同齡人的總稱，有人說知青是無知，無能和無奈的代名詞，也有人說知青是有情有義，有擔當的英雄，我們是那個特殊年代造就的特殊一代，我們用千萬個豆蔻年華換來祖國母親的康寧，什么是知青？知青就是一幫涉事未深的毛孩子，開創了共和國第一次人口大遷徙，知青就是一群羽翼未豐的小燕子，無奈地闖進了命運的漩渦和風雨中。知青就是扒車逃票，忍饑挨餓的難民，掙扎著和貧窮與磨難苦苦抗爭，知青就是知識的種子，文明的使者，給窮鄉僻壤的山村帶來了一抹黎明。成也知青，敗也知青，酸甜苦辣的一壺酒啊，一言難盡，敢恨敢愛的是知青，好心辦了壞事兒的也是知青，有情有義的是知青，欠下了孽債的也是知青，知青這杯陳年的酒越放味越濃，什么是知青，我也說不清，眾說紛紜起，結論大不同。身居高位的知青說，那是一段人生難得的寶貴歷練；名聲顯赫的知青，說那是一場耐人回味的人生體驗；腰纏萬貫的知情說，那是一次人生拼搏的熱身訓練；出國留洋的知青說那是一種對生命價值的浪費；企業下崗的知青說，那是一輩子坎坷經歷的開始。各有各的境遇，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詮釋，各有各的紛爭。我們親吻過祖國的江河大地，我們享受過戰友的友誼親情，我們親歷過鄉親的無私和大愛，我們分享過豐收的喜悅和歡騰，這些就足夠了，足夠了，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把多少奢求留給自己，奉獻永遠是知青這面旗幟上永不褪色的風采，忠誠就是舞動這面旗幟的勁風。下鄉兩年零三個月后，1971年3月31日，我被招工進入了國營工廠，工廠位于鄭州西郊鐵路車站西部與鐵爐村緊鄰。我當了一名鉚工。第一年月工資18元，到第四年轉定為一級工。1975年我擔任了生產班組長，這個組長一干就是15年。班組長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總之是有苦有樂，工作中吃得苦，作的難，一言難盡。說大點了是為了革命工作，說小點兒是為了體現自身價值，讓別人不能小瞧你。青春無悔，有付出就有回報，在此期間，入了團，入了黨，也結了婚生了孩子，完成了人生大事。多年都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廠勞模，優秀黨員，最高的是被評為石油化工廳的優秀黨員，獎勵的一臺上海馬蹄牌鬧鐘，至今還在用著。(在此，穿插一篇旅行結婚記！此文寫于十多年前，刊登于某報，也算是自己人生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經過和對象4年的相識相處，終于拿到了像獎狀那樣的兩張結婚證書，為了免去那些繁文縟節，我和妻子決定旅行結婚，到繁華的上海一游。那是上世紀的70年代末，也是經濟短缺的年代。上海的服裝，皮鞋等物品很受青睞，同事，親戚朋友聽說我們要去上海，都想要捎些東西。我和妻子光購物單就記了4大張紙，上面記錄所購物品的名稱，規格，式樣，顏色等等.那時到上海住行都是個難題，先說行，我們9月24日出發的所有到上海的車次都是滿員，父親用了兩個省報的記者證，才買到兩張站票，費好大的勁才擠上了車。車廂內人貼著人，我是一直站到上海的，妻子實在堅持不住，硬是一屁股坐在旅行包上挺過去的。再說住，到了上海，首要的就是登記住宿，我持單位的介紹信經過近兩個小時的等候，住宿介紹站終于開出了住宿證，我一看，乖乖！先要轉兩次車到中山碼頭過江，再乘車才能到一個叫“新浦”的小旅社，我們決定按第二方案，找到在上海《文匯報》工作的父親的老同事，經過那位王叔叔多方努力，我們總算有了比較理想的住處。我住在南京路南的《解放日報》招待所，妻子住在路北的《文匯報》大廈頂層的女職工宿舍。接下來每天一早我們約好在外灘碰頭，吃過早點，就開始沿南京路進行購物了，妻子對逛商場興致很高，我則成了一個隨從。她購一件，我掂一件，一天下來真比干活還累。國慶節過去了，所捎東西也基本購齊，共計有黑呢子大衣和雪花呢大衣5件，中山裝呢子一件，新款毛領大衣一件，皮鞋，白邊布鞋8雙，水果糖10斤，月餅4斤。其余小件就更多了，從黑布傘，折疊傘，自行車雨衣，再到尼龍衣褲，三角巾，最小的物件是發帶4根，金色發夾2個，那真是恨不能把上海一百給捎回去。10月2號，我們開始做回家的準備，為了把所購物帶回去，我買了一個碩大的紅塑料盆，把大件統統裝進盆內，用網兜捆扎好，剩下的物品裝進兩個旅行包里。走時，我把招待所的一個舊掃把拿來當扁擔，晃晃悠悠地踏上了旅行的回程。接著是上汽車，下汽車，進站，上火車，一路的辛苦可以想象，但心情還挺輕松。30多年過去了，一切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出行不再像以前那樣了，交通，住宿都很方便，購物就更不用說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時裝在鄭州很快就能見到，人們買衣服，完全可以盡自己的興致挑選試穿，再也不用捎來帶去的了！（文章寫于2000年左右，特附于此） 和老伴兒結婚時合影！ 老伴兒在部隊時照片 我1990年元月擔任了鉚銲一車間的黨支部書記，在我任職一車間書記的10年中，我時常帶隊去各小化肥廠修理安裝設備，我是我廠在一個車間擔任書記最長的.1999年底，我被調到生產科負責工時統計，生產統計，向市里上報報表工作，另外還有外協加工等雜活。2002年又調任廠保衛科長。2004年我55歲，正式退休，這就是《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最后就用毛阿敏唱的《三國演義》主題歌結束這篇回憶文章吧，“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爭鳴，眼前飛揚著一個個鮮活的面容。淹沒了黃塵古道，荒蕪了風火邊城。歲月啊，你帶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興亡誰人定啊，興衰豈無憑啊，一夜風云散啊，變幻了時空。聚散皆是緣啊，離合總關情啊，擔當生前事啊，合計身后評。長江有意化作淚，長江有情起歌聲，歷史的天空閃爍幾顆星，人間一股英雄氣在馳騁縱橫！(李申)2022年6月手機13598860602 鄰居小朋友，見面就叫爺爺！ 嵩陽書院二將軍松柏樹下！ 手寫稿！ 寫完全文，意猶未盡，又附詩一首！ 一群老知青 文章被審核后，有些章節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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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煙一一一個"老三屆"知青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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