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曙光之關于文明的基本理論 ——紅山文化

紅山文化專業委員會

編輯：順喜銘臺刊發：旭東 研讀《紅山古國研究》 文明曙光 關于文明的基本理論一、摩爾根關于文明的理論 1877年，美國民族學家摩爾根通過對北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在《古代社會》中提出了人類社會從“蒙昧社會”經“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的幾個發展階段假說，并且把“蒙昧社會”和“野蠻社會”各自分出了低級、中級和高級三個層次。低級蒙昧階段相當于舊石器時代的狩獵和采集社會，語言產生于這一階段；中級蒙昧階段仍是漁獵經濟，但是發明了弓箭，相當于現代考古學所指的中石器時代；高級蒙昧階段始于弓箭的出現，止于陶器的發明。低級野蠻社會表現為制陶業的發明和流行，出現了農業和家畜，但是還沒有出現字母和文字；中級野蠻社會始于家畜和農業的出現，止于冶鐵術的發明；高級野蠻社會始于鐵器的制造，止于文字的發明。顯然摩爾根將文字的發明和使用作為文明時代開始的標志。像他以前和與他同時代的進化論者一樣，他支持社會文化的直線演化模式，指出沒有一種文化可以不經歷所有的低級階段就可以到達較高的層次。他將民主、和諧、平等看作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想和終極境界。摩爾根認為，人類只有一個起源，各大陸的社會發展雖然情況不同，但途徑是一樣的，凡是達到相同進步狀態的部落和民族，其發展都極為相似，正如他認為原始社會必然是按照母系社會一父系社會一軍事民主制社會這一邏輯方式存在和發展的一樣。人類的發明和發現、政治觀念、家族觀念和財產觀念都體現了人類的進步，他就是想從這些演變線索來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 1884年，恩格斯發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這本書以摩爾根的理論為基礎，論述原始社會產生、發展和衰落的過程，揭示了在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階級對抗和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的起源和實質。關于人類社會由氏族社會進入國家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主要討論了三種模式，即由氏族組織演變為國家的雅典模式，通過部落征服進入國家的德意志模式和由平民打破了舊的貴族制度建立起國家的羅馬模式。這三種形式下形成的國家有兩個共同的特點:按地區劃分它的國民和凌駕于血緣關系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由此形成了國家區別于氏族組織的兩項標準。這一理念成為我國史學界幾十年來研究史前社會的指導理論。 二、柴爾德關于文明的理論 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在20世紀30~40年代將摩爾根的進化論思想運用到考古學研究中。在《遠古文化史》中,他將處于狩獵、采集階段的舊石器時代等同于蒙昧階段，新石器或銅石并用時代的農業社會約等同于野蠻階段，而將青銅時代的社會視為文明社會，并將考古發現的一些物質資料作為文明社會出現的主要標志，提出了“城市革命”的著名論斷。他認為城市的出現是文明開始的標志，并且給城市生活開列出十項標準：1.早期城市的規模較之前的聚落要廣大，人口要較稠密；2.社會分工，即職業專門化，如工匠、運輸工人、商人、官吏等；3.剩余財富的集中；4.大規模的公共建筑；5.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出現；6.文字的發明；7.科學的產生，如數學、幾何學、天文學；8.藝術品的出現；9.貿易的出現；10.專門化的工匠成為政治構成的下層人員。柴爾德的理論在考古學界有著長期的影響，尤其是這十種物質標志更成為人們劃分文明社會與野蠻社會的主要標準。其實，并不是所有文明都具有這十個特征。比如有些早期國家和城市并不一定出現了文字、數學和天文知識。隨著對世界各古代文明研究的深入和考古發現的積累，這些標準的普遍適用性受到了懷疑和挑戰，甚至有些已經被否定了。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就認為不論任何文化只要具備了下列三種因素中的兩項，就是一個古代文明，這三項標準是：有高墻圍繞的城市，城市居民人口不少于5千人；文字；復雜的禮儀中心。 三、夏鼐關于文明的理論 我國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在日本的一次演講中闡述了我國學術界對文明和早期國家的看法。他指出，文明是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了有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這種社會有城市作為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活動的中心,并出現了冶煉金屬和文字。他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書中，先從小屯殷墟談到鄭州商城，再談到二里頭都城遺址，指出夏商已是文明社會，商代殷墟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銅器三個要素”，是一個燦爛的中國文明，并明確提出都市、文字和青銅器可以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標志。之后中國學者在探討文明起源時，基本遵循了文明三要素原則。四、蘇秉琦關于文明的理論 蘇秉琦先生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思想獨樹一幟。他在區系類型學說的基礎上，先后提出了條塊說和滿天星斗說(滿天星斗說即指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種形式：裂變、碰撞與融合;文明起源的三個過程：古文化——古城——古國。與此相關，他還提出了國家發展的三部曲與三模式他在最后完成的總結性著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中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這此觀點。其中，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理論，則是以遼寧西部東山嘴牛河梁等紅山文化祭祀遺址的發現為背景的。所謂“古文化”指的是原來認定為原始文化的新石器文化中與文明起源有聯系的那一部分：“古城”指與古文化相聯系的中心聚落和超中心聚落；“古國”指其中已具備的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的政治實體。古國就是早期國家，也就是原始國家。這里的古國不是泛指古代國家，而是指國家的早期階段。國家發展三部曲是指古國——方國——帝國。與之相對應的典型遺跡是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秦帝國。國家發展三模式的“原生型”以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壇廟冢、4000年前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堡為標志；“次生型”以夏商周三代為中心：“續生型”以秦漢以來先后人主中原的鮮卑，契丹、女真建立的政權為代表。蘇秉琦先生的這些思想在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目前在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等一系列著作中，大體以城市、文字、金屬器和禮儀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現作為文明的標志。關于中國的文明起源學界一般把夏、商、周三代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端。不過從考古學發現的實證來看，中國文明至遲開始于商代。商代已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銅器三要素，這標志它已進入輝煌燦爛的文明時代。雖然由于歷史、地理、經濟和文化上的種種原因，世界各地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并不一致，但是，將國家和階級社會的出現看作是文明誕生的標志，這一點學術界的意見基本一致。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統治階級用于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國家的產生也預示著戰爭成為解決矛盾的重要手段。從這個角度上說，夏朝的建立標志著國家產生，標志著中國進人了文明社會。顯然，如果以國家的產生為標志，紅山文化還未進入文明的門檻。然而，中國歷史的發展是極具中國特色的，中華文化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一個薪火相傳、從未中斷的文化。對于五帝時代的記載始終不絕于史，中國最早的文字可追溯到黃帝時期的倉頡造字，而絕不是成熟的甲骨文。因此，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討論要充分考慮到禮制在文脈傳承中的重要性。根據張光直先生東方文明連續性理論和學術界關于文明理論的探討，筆者認為中國的文明社會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文明的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文明初級階段社會的主要特點是“神本”社會，其主要標志是大巫產生，部落聯盟形成、生產工具以石器為主，社會主要矛盾是人與神的關系；文明中級階段社會的主要特點是“王本”社會，其主要標志是王和國家產生于階級對立的等級社會，并代表少數上層社會的貴族并具有強制力，生產工具以青銅和鐵器為主，社會主要矛盾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文明高級階段社會的主要特點是“民本”社會。其主要標志是國家職能轉移為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更具象征性,生產工具以機器為主，主要矛盾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文明的初級階段大體上和五帝時代對應，持續1000年左右；文明的中級階段大體上為夏商周三代至清末，持續4000年左右；文明的高級階段從中華民國建立至今。距今約5500~5000年的紅山古國雖然文明尚未產生，但是曙光已經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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