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亭渡·一個男人眼中的父愛

蒸水人家

《我的父親》文/肖文珠 我的父親去世已經13個年頭了。重病是2008年冰災期間，那天晚上，我接到鄰居打來電話，第二天清早我便買了些藥，踏著厚厚的冰雪趕回家。一見到父親，發現父親一下子消瘦了許多，那對慈祥的眼睛洼了進去，痛苦的樣子是我從來沒見過的。 　　父親一生從來沒有穿過棉衣棉褲過冬，從來就不烤火，走路從來沒有沉過背。除了痔瘡嚴重發作在城南醫院住過一次院，很少打針、吃藥。 冰雪融化后，本來要送父親去醫院檢查，恰遇過年，父親說病情有所好轉，等過完年再說。其實他是怕麻煩家人，也是為了省錢。 　　2009年春節剛過，農歷正月十六日，父親實在頂不住了，在我們全家再三勸說下去了附二醫院檢查。檢查結果一出，我懵了，肝癌晚期。 我多方咨詢醫生，尋求治療方案。醫生說，太晚了，現在全國都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案，況且已是80歲的年紀了，只有帶他回家，有什么好吃的買給他吃，他想去哪里玩，帶他去哪里走走，關鍵是給他止痛，減少痛苦，預計生命不會超過兩個月，即使住院，也只是耗錢，起不到任何作用。就這樣，我除了正常上班，其余時間就一直陪著父親，直到父親生命的最后時刻。 　　我的父親名肖啟巍，號煥章，1927年5月誕生于衡陽西郊銅錢渡一戶普通的農民家里。父親一生主要從事副業生產，做點小買賣。父親種的棉花，產量比公社派來的勞模還高。父親是全新民大隊（現在呆鷹嶺鎮新民村）種西瓜第一人，父親種的蔬菜在地方最有名氣，每一塊菜土都方方正正，土里行間平平整整，發現土里長一根草都會拔掉。 父親賣菜一直都是賣得最快的，銅錢渡街上，只要我父親挑菜去，一下子就賣完了。父親的菜賣完了之后，別人的菜才賣得出。在銅錢渡街上賣菜，我常常聽父親說：“寧可秤桿翹，不讓秤砣掉。寧愿給別人多一點，只要能夠把菜快點賣出去，我把時間用到種菜上，辛苦一點，細心一點，把菜種好一點就在里面來了。反正力氣用不盡，井水挑不干”。 父親還是地方有名的“歪理先生”，“我屋里一家人一斤肉恰不完，兩斤肉恰嫌少”至今還被人們提起，傳為佳話。 　　我對父親的記憶大約是我5歲左右。那一年秋天，母親去了二姐肖金玉家，父親要去棉花地里撿棉花，于是就帶上了我。我背著一個齊腳跟的布袋子，一蹦一跳地跟著父親的后面跑。父親不時地回過頭來看著我是否跟得上腳步。 一路上，我看到很多大人們在收稻谷，打稻機轟隆轟隆地響個不停，說笑聲此起彼伏。棉花地里唯獨只有我和我父親一朵一朵地摘棉花。天真的我問父親：別人為什么很多人在一起做事，而您怎么一個人做事？父親嘆了口氣，舉著右手給我看，說：崽啊，稻田里的事，我奈不何啊。你看我這只手，怎么做得贏別人？后來我得知，父親的右手是在衡陽保衛戰中被日軍打傷的。 　　1944年，日軍進犯衡陽城，全國抗戰處于最危難階段。國家為了補充兵源，實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17歲的父親就被抽去參加了抗日隊伍。被日軍打傷后，父親隨部隊一路去了貴州。 1949年全國解放時，父親在貴州湄潭縣。據父親回憶：當時部隊給戰士們兩種選擇，一是隨部隊坐飛機去臺灣，二是還鄉照顧父母。父親毅然決定選擇了后者。 　　在部隊，父親受到了團長（邵陽人，湖南老鄉）的特別照顧，受傷后得到了很好的治療，才保留了半只右手。后來，團長還教他學文化、打算盤。 父親還鄉后，他與兄弟啟治、啟亮、啟康還有母親擠在一間木屋里住。由于在部隊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習慣，父親通過兩年的努力，在大伯父肖啟商（大伯父當時過繼給七爺爺）的幫助下，于1951年加建了一間木屋茅房。勉強有個棲身之處。 　　父親自幼喪父。爺爺去世時，父親才7歲，父親共有五兄弟，父親排行第三。爺爺去世后，家庭的頂梁柱倒了，奶奶拉扯著5個孩子艱難度日，才讀了兩冊半書的父親不得不休學。 由于家境貧寒，直到1960年，父親才通過銅錢渡街上蔣三奶奶介紹與我母親唐世壽結婚。父母共生育四個兒女，我排行老滿。我頭上挨胎的兩個哥哥分別在2歲半和7天就夭折了。大的肖文玨，1963年生，2歲半患腦膜炎死去，小的1965年生，還沒來得及取名就發臍風死去。1967年生我時，為了好帶，便把我取名肖文珠。音同“豬”，舊時有把名字取賤一點好帶的說法。同時，形似“殊”，意為文殊菩薩保佑。還有一層意思，父親晚年得子，視我為掌上明珠。從父親給我取名的學問上看，父親的學識是多么淵博。 　　我3歲時，父親就開始用牛皮紙裁成小方塊寫字教我認。我5歲時，父親教我打算盤、背唐詩。當時教育資源短缺，小孩必須年滿7歲才可以發蒙讀書。在我入學前，我的文化基礎基本達到了三年級水平。因此，等我到齡發蒙讀書后，我的學習成績一直是名列前茅。 在我小時候，父親在勞作之余，每天晚上都會給我講傳統文化故事。比如：安安送米、王強臥冰、孔融讓梨等。還講述一些智慧故事，比如：司馬光砸缸、山里著火自救等。在日常生活中教我尊老愛幼，禮貌待人，逢弱莫欺，逢強莫怕。 　　在靠工分吃飯的年代，因為父親右手殘疾，不能從事田間勞動，只能從事副業生產，所以我家工分一直都是隊里比較少的。父親常年承包生產隊的旱土種棉花、西瓜、香瓜，再把收成交給隊里換工分，然后憑工分分口糧。母親也就成了父親從事副業生產的好幫手。承包的旱土有：大嶺、對門嶺、白泥塘等。 因為家庭人口多，勞力少，我家每年都成了生產隊超支戶。超支戶就是多分了隊里的糧食。雖然家境貧寒，但父親從不窮志氣。每年超支的糧食從不賴賬，都會在第二年上交棉花等農副產品的數量上予以彌補。也會將多產出的農副產品換錢來作為家庭日常開銷。 　　到了1981年，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我們生產隊試點，首先將田分配到戶。第一年，政策規定，稻田只能種稻谷，不能改做他用。從來就沒有從事稻谷生產的父親便犯了難。好在這個時候，小姐姐肖銀香已經找了對象，姐夫就是本大隊黃美洲生產隊劉倫華。種田的事，基本上是姐姐和姐夫幫助完成的。當然，還有滿叔肖啟康，堂兄肖文祥、肖文科、肖文俊，鄰居肖文利也幫忙不少。 由于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大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糧食產量一路飆升。當時的早稻產量就達到了600斤/畝，晚稻產量達到了800斤/畝。全家開始過上了余糧剩米的生活。我們家除了交足國家公糧之外，每年都有1500斤稻谷賣議價。 　　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父親就將責任田的一半改種西瓜、蔬菜。父親種蔬菜有一個習慣，就是備種之前，都要花兩天時間到衡陽市周邊轉一圈，看別人土里備的是什么種子。如果別人種的多，父親寧愿把備好的種子廢掉，改種別人種得少的品種。一年下來，種西瓜和蔬菜的收入是種稻谷收入的三倍多。 這個時候，我已經讀初中二年級了，寒暑假和星期天，也挑著小水桶幫助澆灌蔬菜，開始學習挖土種菜。 　　1983年，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鋪開，老百姓豐衣足食，逢年過節都有了儀式感。過年的時候，耍起了龍燈，家家戶戶貼起了對聯。 這一年，父親的痔瘡發作得很厲害，在醫院做了手術。由于做手術，耽誤了很多農事，為了有錢過年，父親也試著開始寫對聯賣。父親要我去衡陽縣六中撿學生廢棄的考卷紙回家，于是他就練起了毛筆字來，一筆一畫非常認真。把寫滿了毛筆字的紙糊到家里篾搭子墻壁上，既當作過年家里“新裝修”，同時，也經常審視每一個字，每一個筆畫的缺點，以便不斷去改善，達到盡善盡美。 父親憑著年輕時跟著爺爺寫對聯的記憶，將爺爺以前寫過的對聯用筆記下來。去衡陽市兩頭盲買紅紙和門神，有時候門神賣完了就自己畫。把紅紙裁成一條條，寬的寫大門對聯，窄的寫小門對聯。不寫不知道，一寫就一鳴驚人。父親寫的對聯拿到集上去賣，大家都爭相購買。父親不僅僅是毛筆字寫得好，雕彩也鑿得好。雕彩一般刻“福”字，“財”和“忠”字，每個字刻出來都是跟寫出來的一樣。 　　由于對聯生意好，我家每年都會在農歷三十日晚上12點以后才有時間吃年更飯。因為平時要趕貨去外面趕集，周邊的父老鄉親基本上都會在大年三十才來我家里買對聯。 見父親寫不贏，我也開始學寫毛筆字。首先寫小條幅，比如：開門大吉、對我生財、五谷豐登、六畜興旺、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我就可以幫忙寫小門對聯了。 　　當時我們村（這個時候大隊已經改成村了）寫對聯的有：李傳銀、肖相禮、肖相財、肖相齊、張快傳、馮紹東。趕集一般是去板橋、杉橋、雞窩山、呆鷹嶺、角山坪、集兵灘。 寫對聯一般從農歷十二月初十開始。那時候，大門對聯2角/副，小門對聯1角/副，大門雕彩5分/張，小門雕彩3分/張，大門神5角/對，小門神3角/對。一年下來，20天賣對聯賺的錢比一年種菜的收入還多。從此，我家生活條件一路上升，成了當地的富裕戶。 　　望子成龍，一直是我父親的心愿。雖然家里勞動力十分短缺，但父親從來不主動要我幫忙做事。有時候我主動去地里做事，父親總是拒絕，說：“崽啊，我辛苦一點冇事，你要努力讀書，將來跳出農門，不要再像父親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考上大學去當工人，落雨不淋，天晴不曬”。 　　1983年，我考上了高中，也是我們生產隊繼我小姐姐肖銀香之后第二個全日制高中生。父親既高興，同時也有難言的苦衷。高興的是我考上了高中，離跳出農門又近了一步。苦的是，父親年紀已老，體力不支，家里急需勞動力，眼看我已經長成了甲等勞力，還不能為家里減輕負擔，還要花錢去讀書。我也深知父親的不容易，從他那深沉的眼神不難看出。 　　我讀高中的學校是衡陽縣六中，2021年已經回歸更名為新民中學。好在學校離家近，只有一里半路程。我讀通校，吃住在家里，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去地里給父親幫忙。 父親總是說要我好好讀書，爭取考上大學，我也就瞞著父親說讀書不難，需要做點事來緩解壓力。其實，高中三年里，我除了語文、歷史、地理、政治等文科知識還能勉強讀得進之外，其他英語、數學、化學等基本上早已掉隊。人在課堂混日子，心在想念在地里干活的父親，恨不得去幫忙。 　　1985年，高中終于讀完了。回到家里，我就像一頭猛牛，跟著父親在地里種菜，去后宰門、仙姬巷、冶金、五一市場等地方賣菜。一點也不知道辛苦，好像是要把待在課堂的三年時間補上一樣，也好像要憑著我那可以飛天的軀體去改變地球一樣。 父親這時的心里也極度矛盾，有喜有憂，喜的是家里添了一個甲等勞力，突然減輕了家庭不少負擔，憂的是望子成龍的心愿泡湯了。 　　上個世紀80年代，回到農村的高中畢業生并不多，國家也正需要人才。因此，1986年我就當上了村團支部書記，1989年在村支部書記劉倫春、在新民村蹲點的副鎮長唐德寶和蹲點干部莫崇康的舉薦下，通過縣文化局何夢皎局長、熊建斌副局長、呆鷹嶺區委書記李家祝、宣傳委員黃臘生、鎮黨委書記肖高生考察，招聘我到鎮里當上了文化輔導員。 文化輔導員當時是糧食戶口在農村，每月有工資領，就是當時的pai米干部。記得當時工資83元/月，其中縣文化局發45元/月，鎮里發38元/月。鎮里發的是單車修理費，洗理費之類的。 　　說是文化輔導員，實際上是一個完全的鎮干部。一年到頭，從事文化工作的時間并不多，主要是跟著副鎮長唐德寶在高嶺村蹲點，再就是農業生產、計劃生育、三級上交、糧食入庫等中心工作。 　　招聘到鎮里當文化輔導員時，我也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到鎮里當文化輔導員，二是去深圳打工。當時全國改革開放不久，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急需人才。通過政府渠道對接，呆鷹嶺區（當時呆鷹嶺區管轄呆鷹嶺鎮、樟樹鄉、板市鄉、杉橋鎮、石園鄉、潮江鄉、角山鄉等七個鄉鎮）有100名去深圳的指標。 副鎮長唐德寶，蹲點干部莫崇康征求了我的意見，村支部書記劉倫春也問過我，我考慮過三日三夜，和父母一起商量，最終因考慮到父母年事已高，需要人在身邊照顧，放棄了去深圳拿高薪的機會。 　　在我去鎮里上班的先天晚上，父親把我叫到跟前，沉思了許久，語重心長地與我足足談了兩個多小時。父親說：“崽啊，雖然你沒有考上大學，是家里連累了你，我是曉得的。現在能夠當上鎮干部，也算跳出了農門。你參加工作以后，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努力工作，特別是在錢的問題上一定要清清白白，最好不要經手錢。合法的錢就要，不合法的錢堅決不能要。我也曾經當過干部，吃食堂飯的時候，我在東風人民公社當過食堂會計，曉得經濟上的風險。少恰兩口望眼食，生活差點冇事，不要取不義之財。在1968年，銅錢渡河里漲大水上岸的時候，我因為看不慣一些領導的官僚主義，辭去了干部不當，寧愿自己做事辛苦一點，只要心里踏實就好。” 　　轉眼已是34個年頭了，父親對我說的話，好像就是昨天，一直在腦海里回響。值父親節即將來臨之際，謹以此文獻給遠在天國的父親。（肖文珠記于2022年6月17日） 祝天下父母吉祥安康 注:銅錢渡，又名松亭渡，位于衡陽市蒸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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