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百歲流年（二）

林蕭

林蕭（姬恒林） 1944年初冬11月，日軍侵入黔南地區，荔波、三都等多個縣城淪陷。當時國民黨都勻城的守軍將都勻城毀之一炬，但實際上日軍離都勻還有50公里。而湯恩伯也下令貴陽市民迅速撤離，并下令焚燒貴陽。貴陽告急，父親與醫學院的學生們要從貴陽轉移到重慶歌樂山。由于當時汽車很少，只有一部分學生能坐車，一部分步行。據父親的同班同學劉伍生教授對我二姐回憶“我們是坐車去的重慶，姬子卿和許多同學是徒步去重慶的。” 百歲老人劉伍生教授談到貴陽醫學院如何遷到重慶時這樣說（音頻） 而父親晚年在病榻上跟我回憶“我們是坐汽車去的重慶，（后來又說走了一段路）到重慶后繼續去念書，學生理、藥理……。那個時候上海醫學院還想把我們并吞（合并）。那個時候很苦！我們是抗戰結束之后才回去的。” 我綜合了一下貴陽醫學院的校史資料認為，父親和部分同學大概是先坐卡車，可是車在山路上開了一半的路程便出現了故障，大家便只好下車徒步。由于當時還帶了一些顯微鏡等教學儀器，幾位老師便租了一輛牛車，沿著崎嶇的盤山土路艱難地跋涉。日夜兼程，風餐露宿。在夜晚趕路時他們都不知道在哪能睡上一覺。身上還爬上了許多虱子，難受至極，又餓又累。父親感到迷茫，不知何時是個盡頭？他又想起了當年坐火車坐船加徒步逃離浙江時的情景，恨不得拿起一桿槍射向日本鬼子，他恨國力衰弱，又恨自己身體單薄無能無力！歷盡艱辛，走了不知多少天他們才到達重慶。在山城，學院租借了上海醫學院的校舍繼續念醫大。有病理，藥理，生物等科。父親在重慶讀書也幾乎是半工半讀，還經常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環境異常艱苦。 1945年8月15日當父親與同學們聽到日軍投降的廣播，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山城的街巷里傳來噼里啪啦的鞭炮和敲鑼打鼓的聲音，父親聽到幾乎所有的學生們都興奮地喊著、他也隨同著人流歡呼著涌向了喧鬧的街市，大家宣泄著壓抑已久的情感，父親覺得終于揚眉吐氣了，一個渺小的水滴終于融入歡樂的河流。山城迎來了久違的曙光！ “在重慶數月，最啟人心智的能讀到《新華日報》，能聽到共產黨的聲音，對于我來說這是一個新的起點。”父親同學盧亮回憶：“如此艱苦的吃住條件，但學生們從不荒廢學習，更沒有忘記鍛煉身體。那時有個司號員小王，學生聽到他的號令必定列隊集合升旗，然后分頭進行體育鍛煉。早餐之后即按課程安排，各進各的教室或實驗室進行學習。最大的好處是課本、實驗器材、實驗報告毋需自備，都由學校供給。那時授課的是名教授，帶實驗的是水平相當高的助教或實驗員。”（摘自《貴陽醫科大學電子校報》）很快貴陽醫學院的所有師生滿懷希望終于又回到了貴陽。 這年8月底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并簽訂了《雙十協定》，當時大學幾乎所有的同學都期待即將迎來一個和平民主的中國。然而之后呢？ 大概是父親大四1946年春季的一天，學校有一次組織學生穿戴整齊，歡迎到貴陽來視察的政府首腦— 一個大人物。那時是重慶談判后的事兒。同學們都很好奇，會是誰來呢？有同學說聽老師說是蔣介石，父親暗想能嗎？蔣介石來干什么？父親同班同學劉伍生回憶：“大家排成隊伍徒步來到一個軍隊的操場上。”在學校領導致歡迎詞后，果然看到蔣介石出現在主席臺的中央。全院校師生和其他院校的部分學生聆聽臺上的“蔣委員長”用奉化話發表什么講話。因為父親也是浙江人，還能聽得懂他的話。記得好像當時蔣介石穿著一身軍裝在話筒前夸貴陽是個好地方，花很美，好像又說了什么“剿滅共軍”之必要。老蔣講完話有個什么領導讓大家熱烈鼓掌。父親對蔣介石談不上有什么好感，但是畢竟他是當時民國政府的主席，是蔣委員長，而且在重慶談判期間，一些學生很擔心他會把毛澤東扣押起來或下毒手，但最后結果是國共雙方簽訂了《雙十協定》。所以他對蔣感到好奇。當時父親已被要求加入國民黨三青團。（三年后退出）當年歡迎蔣介石是學校組織的，他與學生們還被要求一起揮手喊什么口號。沒想到此后，蔣介石在贏得部署內戰時間后，便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向解放區大舉進攻。國民黨的槍炮聲打碎了大家的夢想，父親和許多同學們頓感驚異和不解，他們又生活在一片惶恐之中。 在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身處一個巨大的團體之中個人意志往往會被集體意志所裹挾。如同在歷史的潮流和漩渦中，一個渺小的生命要想時刻把握自己的命運，甚至逆流而動是很艱難的。對此人應該理解。不過這段見過蔣介石的歷史，父親后來從來也沒有跟人提及過，在“文革”期間寫的自我檢查中也并沒有交代，他的同學也很少提及。 抉擇 1948年6月父親大學畢業，大概由于貴陽醫學院與國立中央醫院有著緊密的關系，此時姚克芳又任南京中央醫院院長，所以父親被分配在了南京中央醫院任內科醫生。中央醫院是1929初建設1930年成立的民國時期在南京興辦的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國立醫院。據父親后來寫的日記中透露當時他每月薪水是68塊大洋。作為一個能住著醫院宿舍的單身漢來說，這在當時還是很令人羨慕的體面工作。 抗戰前的南京中央醫院大樓 　　1948年時國共內戰已經爆發兩年。國共雙方兵力的對比已由戰爭爆發時的3.14：1，變為1.3：1。 南京這年冬天，寒風瑟瑟。父親不斷地從報上看到國民黨在平津戰役和淮海戰役中失敗的消息。他經常和醫院二位同仁在寒冷的宿舍里偷偷一起吟那首詩：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多年前我在家詢問父親這段經歷，他拿著個小本子面對我的相機鏡頭說：“48年底至49年初，國民黨軍在徐州戰役后潰敗，很多人惶惶不安，當時有一首歌我們在中央醫院的護士樓里經常唱，他深情地唱道：’度過這寒冷的冬天，春天即將來到，不要為枯枝失望，春花就要綻放。’這首歌激勵著我心向共產黨。” 父親的歌聲很少聽到，2012年重陽節這天，我用相機錄下了他回憶起了四八年往事，還動情地高聲唱了起來，“不要為枯技失望，春花就要怒放。” 　　1949年4月，溫暖的春風己吹拂到長江兩岸。解放軍百萬雄獅即將以摧枯拉朽之勢渡過長江占領南京。中央醫院一位副院長擬將設備及主要醫務人員遷往臺灣。但父親沒有盲從，他不想離開故土。他在等待著正在英國考察衛生工作的院長姚克芳回國。沒想到幾天之后姚院長得悉國內信息迅即飛回南京。 早在淮海戰役結束后，姚克芳已獲悉南京即將解放，在中共地下組織的聯絡下，他既要團結全院多數員工，采取保護措施，堅決留守；又要不被南京政府發現，以免國民黨特務暗害。父親特意跟我介紹：在一部分人撤離南京遷往臺灣的時候，有國民黨人員（也可能是特務）要找姚克芳。 這一天，父親跟隨姚克芳院長匆匆來到了一個小商店的倉庫前，他們好像跟店主打好了招呼，姚克芳藏到了這家小店的倉庫里，父親在外給姚放哨。當時他內心十分忐忑緊張。為安全起見，從不吸煙（晚年還竭力宣傳戒煙）的父親特意買了一包香煙。有人問他是否看到過姚院長，他也說不知道。他只是感覺到心跳加速。就這樣，大概三四個小時過去了。姚院長躲過了被挾持或被害，父親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父親隨著姚克芳等一些醫護人員留了下來，并使南京中央醫院完整地留給了人民軍隊。姚克芳還被繼續留用任院長，后任華東軍區衛生部部長。由此父親的生命之舟也劃向了另一條正確的河道。他也加入了革命的隊伍，很快穿上了軍裝，成為華東軍區總醫院內科醫師，他的個人命運由此也展開了新的一頁。那年春天，南京的桃花對父來說顯得從未有過的清新與明媚，玄武湖畔也留下過父親歡樂的笑聲。 　　不到一年，已快28歲的父親在這兒結識了也在這里做護士工作比他小8歲的母親朱淑英。母親亭亭玉立，樸實善良，溫柔體貼，又能歌善舞。她在醫院護士樓一次活動中唱的歌深深吸引了父親，一雙剪水秋瞳的細眼透出幾分嫵媚和英氣！那時母親剛從河南商丘圣保羅高級護校畢業在教會醫院經她大姐介紹來到來到南京華東軍區醫院工作不久。也許是同在異鄉為異客，也許是父母性格上的互補，他們彼此生發了愛的情愫！作為教會護校畢業并走出來的姑娘，那絕對是她的初戀，估計也應該是不善言辭又學習刻苦的父親的初戀。于是古都的城墻邊和街道的梧桐樹下一定都留連過他倆初戀時徜徉的倩影；秦淮河畔的春花與秋月也曾伴隨過他們爽朗的笑聲和深情的目光。 　　有一張父親給母親拍的單人照片，母親在照片背后題字：“1951年5月5號，這張是你給我拍的，給子卿，鴿。” 想必“鴿”這個名兒應該是父母戀愛時期母親的昵稱。我不知道父親那時是自己買的相機，還是跟別人借的相機？但是在那個年代，他們尚能有如此的情調和雅趣。我看著父親與母親戀愛那段拍的黑白照，照片雖然特別小，但我仍能感受到父母身上和臉上散發出的青春朝氣和活力。那是一段怎樣浪漫美好的歲月！當年華逝去，能告慰人心靈的總是青春的美麗和激情。 有時我設想，假如當年父親被動地去了臺灣，命運又會怎么樣？他可能會跟另一個女人結婚。那一，肯定沒有我，或也許有另一個“我”，那個我一直渴望著兩岸的統一；但也許那個“我”受當地“綠營”影響也變成了個有臺獨傾向的分子。那二，父親肯定不會像在大陸一樣為那么多患者、那么多軍人和百姓看病服務。三，父親恐怕也不會活到百歲的高齡。因為我看到逃臺的將領和老兵幾乎沒有活過90多歲的。人生的十字路口啊，稍有不慎就會走向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道路，而命運和家庭乃至歷史，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 現南京東部戰區總醫院里仍然保留著當年的中央醫院的樓房。 　　前不久，我在南京的表姐朱麗寧和表弟朱厚宇專程去了南京中央醫院舊址（現東部戰區總醫院）老樓院史展示區。他們駐足于展柜前尋覓、拍照，竟然在1948年“中央醫院任用審查名冊”中發現了“姬子卿”的名字，而且在他們發來的一張1950年6月9日華東軍區醫院成立時拍攝的大合影中，我竟在幾排人中也發現了我父親！ 　　看見通過微信他們發過來的照片，當年毛筆寫下的父親娟秀的名字和大合影中父親熟悉的面龐，我感到異樣的興奮親切，仿佛觸摸到了70多年前父親那崢嶸的歲月。我和倆個姐姐不禁在微信中擁抱南京的表姐，表弟！向他們表達我們的感激！ 入朝 1950年5月26日朝鮮戰爭爆發，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也許由于父親不是外科醫生，戰爭頭幾年他沒有被召入朝。那一階段，父親一直在南京做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由于工作積極努力，成績突出，1950年5月，他獲得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防治血吸蟲病先進人物三等功。而一年多之后的1951年12月，跟父親同在一所醫院當護士的母親奉命率先參加了入朝醫療隊。 　　在我和姐姐整理父親的遺物，從他1951年12月送給正在戀愛著的母親日記紅色扉頁中贈言可見，當時他對新中國、對母親是怎樣的激情滿懷：“革命的事業就是我們的生命！”“和平之鴿翱翔在宇宙的高空，帶來1952年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勝利的歡呼，也展開了你生命中美麗的新頁！同志，讓我們在毛澤東的光輝指引下，大踏步前進吧！1952年對你是無上光榮的。讓我預祝著！贈淑英姬子卿 ”這是怎樣的一種富有革命浪漫主義的詩意情感！這是我以前從父親身上很少感受到的。他與母親正是懷著這樣一種革命激情共同投入了新中國的革命洪流之中。母親已經走了近半個世紀，我無從知曉母親看了這樣贈言的感受，也許是她受到了父親的鼓勵，于是帶著這種激情堅定地走向了戰火硝煙的朝鮮戰場！ 　　在朝鮮的后方醫院，母親和他的戰友們在寒冷艱苦的環境下，克服種種困難，想盡辦法忘我地救治傷員。半年后母親在朝鮮榮獲志愿軍衛生部頒發的小功一次。52年10月她又榮歸南京，回到華東軍區醫院任某科護士長，由于工作成績突出，她又一次榮立三等功。雙喜臨門，不久她便迎來了與父親喜結連理日子。 看著母親身披婚紗與一身西裝的父親幸福偎靠一起的結婚照，能想象出他們當時心中洋溢著怎樣的幸福和憧憬！結婚之際，他們還赴上海去拜見了爺爺和奶奶（父親繼母）和姑姑大伯們，回南京時爺爺親自到火車站去送行，還囑咐父親盡快去看看姚克芳，把禮物送給他。 　　1953年還在南京的父親還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頒發的醫師證書。上面還蓋著衛生部部長和副部長的印章。 當時衛生部部長李德全是著名愛國將領馮玉祥的妻子，60年代全國政協副主席。副部長傅連璋是延安時期的中央醫院院長，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的保健醫生。一個軍區醫院的普通醫師居然由國家衛生部頒發證書，可以看出那個時候國家對醫師的認證多么嚴格！同時也說明當時國內真正的醫師非常緊缺。 1955年授大尉軍銜之后（大摡是56年赴朝前）父親回上海難得拍了一次全家福。前排祖父姬鴻生，祖母戴瑤珍（祖父續弦）大姑媽姬志華，二姑媽姬睿華，后排大伯姬子鶴，三姑媽姬文美，四姑媽姬玲美。 1956年，父親奉命告別了母親和一雙兒女，終于加入志愿軍后勤二分部衛生處。實現了與母親共同赴朝為志愿軍服務的愿望。盡管朝鮮停戰協議53年7月就已簽訂，但由于美軍在戰爭期間曾投放過化學毒劑彈，故仍有部分志愿軍戰士傷病員留在了朝鮮，所以父親在戰后越過鴨綠江進入了朝鮮，在志愿軍后勤部二分部衛生處任內科主任。當年戰爭時期二分部在平安北道球場郡，我不知道停戰后父親在1956年去的時候是否還是在這個地方。反正在朝鮮期間，他主要負責開展志愿軍傷員調查和預防痢疾的工作。 之后他又到了志愿軍總醫院（58年改為丹東230醫院）任肺科主任。1959年他在《人民軍醫》雜志上發表了《志愿軍8457名官兵結核感染率、發病率的調查以及鏈激酶治療膿胸的報告》，這是他參加革命后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我看著他在朝鮮的一身戎裝、英姿勃發的照片，想象著他操著浙江人的口音詢問著志愿軍戰士病情的樣子。遺憾的是對于在朝鮮給志愿軍看病的情況我沒有看到父親太多的文字介紹和日記。（也許是忙碌或遺失了）只知道在這期間，由于表現出色，1959年2月父親加入了共產黨。 1960年一紙調令送達丹東230醫院。父親本來也許以為自己會被調回南京，畢竟是南方人，家也在那里。所以得知這個調令，離開了丹東，調往沈陽軍區總醫院，他有些意外。雖然沈陽城市更大，又是軍區所在地，但對他這個江浙人來說那是一個未知的地方，是新的單位，又有著怎樣的未來，等待著他呢？但是他知道，革命軍醫必須要服從命令。家庭的事兒再說，也許組織上會考慮的。于是，他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未完待續 林蕭：（本名姬恒林）資深媒體人，高級編輯；原遼寧都市廣播副總監。《老林說舊聞》欄目編輯、主持人。（在蜻蜓FM愛音斯坦FM等音頻平臺有專輯）愛用文字、聲音和鏡頭來表達心聲，詩意棲居。作品散見于《詩潮》、《鴨綠江》、《中國詩人》、《星星詩刊》、《讀者》、《遼寧日報》、《遼沈晚報》及其它報刊和網絡。多篇評論和隨筆曾被“中國新聞社”等全國性媒體轉載。個人作品曾獲“中國廣播影視大獎”等全國性獎項，省級一等獎20余篇；曾獲“遼寧省廣播電視十佳理論人才”、“遼寧省優秀新聞工作者”、“全國百優節目主持人”等稱號。與他人共同參與的作品曾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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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百歲流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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