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賣古田“盒面”談起

蘇仲輝

從賣古田“盒面”談起 現在有很多介紹我古田老家小吃的小視頻，這類視頻當然不嫌多。因為，中國人好吃，古田人好吃，我也好吃。前幾天，見到了古田“盒面”的小視頻，不僅讓我饞的流口水，而且讓我想起了許多。 我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也賣過“盒面”。 “盒面”：“盒”，就是用篾席圍繞編織成的圓形食盒，蓋面有鏤空的銅片加固與裝飾；食盒屜格共有三層，極容易拆裝；“面”，就是用碗裝的放在每層食盒中的熟面，每層裝7碗，一擔挑42碗；“盒”與“面”組成了“盒面”。“盒”中的“面”，就是用碗裝的古田特有的“大條面”。這“大條面”一般用豬油來炒，佐料之一就是用古田特有的蟶醬；在吃“盒面”時，還要加“蒜頭醋”。這樣就使得“盒面”色香味俱全，越嚼越有味，頗受人們喜歡。 我家賣“盒面”的歷史“悠久”。還在舊城時，我大哥就經常挑著“盒面”擔沿街叫賣，解決家庭生計。后來，舊城被淹了，搬到新城就不允許小商小販經營了，但整套“盒面”的行當都在，我母親、我大哥炒“大條面”的廚藝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準確的說應該是1968年夏秋季，我也挑起的“盒面”擔，賣起了“盒面”。 文化大革命時，古田分成“奪權派”與“反奪權派”，1967年“文攻武衛”最為激烈，8月22日，還發生了“攻打縣氣象臺”的槍戰。到了1968年，形勢一邊倒，“奪權派”占了上風，“反奪權派”的頭頭被抓的抓，進“學習班”的進“學習班”；城鄉到處在開展“三忠于”活動，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背《毛主席語錄》，蔚然成風。 我家隔條街對面房住著一公社的供銷社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沖擊批斗，后又因“站錯隊”，被送進“古一中學習班”（注：1968年5月份，在古田一中舉辦封閉式的“斗、批、改”學習班，“走資派”與“有問題的人”均被送進該學習班）學習。出來后，整日誠惶誠恐。為表悔過與忠心，每天早上都會進行一場宗教儀式似的表演。在吃早飯前，都會領著全家5口人，包括七八十歲的老母親，在大廳正中央的毛主席像前，每人手上拿著一本“毛語錄”，在共同背誦“毛語錄”，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我們小孩子都好奇，都會圍著看。特別是他母親人老動作笨作、僵硬，不協調的手勢，引來圍觀小孩子們的哄笑。 “忠”字歌在唱，“忠”舞在跳，但臉色毫無表情，所有在跳的人與家庭莫不是這樣。這可能是禮儀的嚴肅，也可能是忠心的表示，最大的可能是人生的無奈。 社會上在跳“忠”字舞了，明目張膽的“武斗”就少了，這樣社會倒安靜了許多。再加上，“奪權”后，要害部門都實行了軍管，古田縣“革命委員會”一時還未成立，行政管理無法到位，這樣，街上賣光餅、賣豆腐、擺小攤販一下子如“雨后春筍”般自發地泛濫了起來。這樣，我家也就有了重操舊業，再賣“盒面”的機會了。 中國老百姓最勤勞、最本分，自我生存能力很強；只要“上頭”不折騰，有一個寬松的生活環境，他們都會自我生活并發展。這也就理解了，漢初與唐初為什么尊崇“黃老”思想，實行“無為”的政策了；這兩個朝代為什么強大，且被后人念念不忘了。 我有6位兄弟，當時有5位失業在家，幾位哥哥為生活上“上府山”、闖永安、三明，艱難地混一口飯吃。那時控制人口流動的政策極為嚴酷，為獲一張合法的外出打工的證明都很難。沒證明，在外地就經常被抓、被關，被克扣工資。為了活下去，無證也得冒險，也得顛沛流離。這樣，這賣“盒面”的“重擔”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賣“盒面”，主要在“十字街”原百貨大樓與“戲園”（影劇院）一帶叫賣，累了就坐在自己帶來的一把小竹矮凳上休息。當時，“盒面”一碗1毛錢。記的很清楚，有位拉板車的人，40幾歲，瘦高個，穿著短褲背心，脖子上掛著一條毛巾。有幾次都在我的“盒面”擔前停頓，望著我欲言又止；我忍不住問他，你是想吃“盒面”嗎？他回答說，你“盒面”能8分錢賣給我嗎？我猶豫了。便宜2分錢，好像家里還沒有授權給我。他見我沒回答，就走了。回到家里，我將此次告訴了我母親，我母親說，你應該賣給他，拉板車的人都很苦，而且就是賣了我們還有賺。此事，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我的心里揮之不去。 那時社會上的賭博也是明目張膽的，在我家的對面就開有2個賭場，且賭場里的人還很多。好幾次，我都將“盒面”挑到賭場去賣，生意非常的好。 “盒面”的利潤到底有多少，我確實不清楚，但至少解決了3個人的就業問題。因為，除了我在沿街叫賣外，后勤還得有2個人，“廚師”與“采買”，當然，這都是由自家人擔任。做起了“盒面”生意，家庭的生活就改觀多了。 至上海革命委員會首先成了后，全國開始一片紅。1968年11月7日，古田縣革命委員會也成立了。這革命又要開始清理“資本主義”市場了。 一天，我又挑著“盒面”擔在十字街叫賣，突然，街上的攤販開始慌亂，開始奔跑。我不知發生了什么，我呆立在那里。突然有人扯了我一下，叫我快跑。我轉頭一瞧，是在市場上認識的，并交上朋友的賣豆腐干的老伯。 我雖然已經14歲了，但長期的缺乏營養，個子顯然與年齡不相稱。本來挑一擔比自己大的多的“盒面”擔，行動就不是那么自如，慌忙之下，哪里還能跑的了。還沒等我把擔子挑起來，就有2個人沖了過來，要搶“盒面”擔。這兩個人，左胳膊都帶著紅袖套，有一人手中還拿有一條棍子，像是執法人員，又像是打手。 我手緊緊抓住“盒面”擔不放，但力氣顯然不夠，突然一放手，“盒面”擔就甩了過去，對方一失平衡也摔倒在地。對方惱羞成怒，一起來就用腳踹“盒面”擔，棍子也打向“盒面”擔；“盒面”擔的篾席變形、斷裂，“盒面”擔內面碗“哐哐”作響；“盒面”擔毀了，里面的碗也破了。我一氣之下拾起扁擔要拼命，又被那位老伯背后抱住了。這時，我母親也趕來了，她什么都沒說，她收拾了“殘骸”拉著我回家了。 “盒面”擔毀滅了，我家賣“盒面”的歷史也從此結束了。 此現象不僅在我身上發生，而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與我一同考進福州大學的一位同學，他家庭更困難，他經常穿著用（2個）紗布口罩改制的衣服，與只有9歲大的弟弟上街賣糕餅，一天能賺到1元錢。一次兄弟倆各提一籃白糖糕去賣。不料，一從政府對面的小路出來，就被糾察隊隊長王立冬看到了，他騎著自行車飛快的追過來，我同學轉身就跑，但兩腿跑不過兩輪，很快被追上，糕點被拿走；同學弟弟人小機靈，躲到街邊店鋪里，把裝糕點的籃子藏到店鋪的柜子底下，但這些也早被王立冬看到了，回頭也到店鋪里把糕點拿走了。兄弟倆哭著回去，其母親聽說到糕點被搶，當場暈了過去。 為什么不讓我們賣“盒面”和“糕點”呢？為什么不讓我們老百姓擺攤賣物做些小生意維持生計呢？這問題糾結了我幾十年。 歷史確實記載有桑弘羊的鹽鐵專營改革與王安石的變法，都被后人質疑有否與民爭利，但不管怎樣，這些改革與變法，畢竟使國家財政增加了收入。而，不讓我賣“盒面”，不讓老百姓擺攤賣物做些小生意，除了使平民越來越貧困之外，國家也是一無所得啊！ 人人都要吃飯，經濟基礎不能動搖；老百姓有飯吃了，社會就安定了，國家也就會興盛。我相信，只要沒有外患內亂，放縱民間，允許自由從商，30年可以出盛世，50年可成為最強盛的國家。這是歷史經驗，也是基本的常識，也是良知。但在那動亂的年代，就是許多的“精英們”也都忘記了這常識與良知。 很久很久以后，我讀過一本書，《烏合之眾》。這是一本研究大眾心理學著作的書。作者勒龐在闡述了群體以及群體心理的特征時指出：當個人是一個孤立的個體時，他有著自己鮮明的個性化特征，而當這個人融入了群體后，他的所有個性都會被這個群體所淹沒，他的思想立刻就會被群體的思想所取代。而當一個群體存在時，他就有著情緒化、無異議、低智商等特征。 上了年紀的人都記得，文化大革命是在全民突然站起來喊“敬祝萬壽無疆”開始的，而且這動作、程序、聲調、節奏全國基本一致。后來發生的帶高帽游街示眾、滿門抄家、掛牌下跪批斗等等行式全國也基本雷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沒多久，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與其全國大大小小的“走資派”早已被打倒并出局，但全國民眾還是莫名其妙的被納入了一場沒有“對手”的10年爭斗，甚至還會為讀一本“水滸傳”的書全國在批判個不停。 這有政治的原因，有文化的原因，也有精神專家所說的個體思想被群體思想所取代，造成“群體潛意識”的原因。 現在是網絡世界，通訊發達，信息爆炸。但，往往人們關注的信息領域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如不破此“繭房”，也會造成另外的“群體效應”。這“群體效應”如為負面的，就是“狂熱”、就是“民粹”；如這些思潮再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就會再出現像“西安砸日系車”的類似事件，不讓賣“盒面”的歷史就會重演。 扯遠了，還是說古田“盒面”。 “盒面”是古田的唯一，在古田之外的地方，真的沒見過“盒面”，就是古田大條炒面也鮮見。20多年前，在福州臺江有一條“美食街”，開有一家古田小吃店，里面有賣“泥鰍粉干”、“鍋邊糊”、“芋餃”等古田小吃，當然，也有古田“大條炒面”。有一次，我帶北京的幾位朋友去光顧，他們都贊不絕口，特別在吃了“大條炒面”后，豎起大拇指，連稱好吃好吃。很遺憾，這樣的店，我再也沒有見著了。 古田小吃就是古田的一種傳統文化，民國時期最為繁盛。真希望看到古田小吃傳統文化能繼續發揚光大，也能像“沙縣小吃”一樣遍布神州大地。 以下三張照片來于“盒面”視頻 古田縣街景照4張 古田舊城畫 古斯塔夫－勒龐所著的《烏合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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