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鮮于璜碑》書風方整樸厚，筆法方圓結合，在存世漢碑中，與晚于它的《張遷碑》同屬方筆一派而有別具特色。《鮮于璜碑》的出土，為當今書壇提供了一件新的難得的漢隸范本。碑陰字大小不一，不甚工整，參差錯落，近兩爨書風，真率稚拙。</p> <p class="ql-block">書法上，其體式風格屬于古樸雄強、方正豐腴一路，與《張遷碑》有許多相似之處，似出一門，方筆取勢，橫厚拙重，莊嚴寬博，結字點畫多變而沉穩，字的大小也多變化。</p> <p class="ql-block">《鮮于璜碑》是鮮于璜之孫鮮于魴、鮮于倉、鮮于九等人于東漢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為鮮于璜樹立的歌功頌德的墓碑。[5][6]兩漢時期，民族統一，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科技發達，作為華夏民族“核心文化”的漢文化凝聚著華夏民族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同時，漢朝幅員遼闊、制度完備，漢族人口眾多且分布廣泛，周邊的各民族受漢文化的影響和同化，源源不斷地融入于漢文化的懷抱之中。漢文化除博大精深、厚重雄強外，還往往表現為精密、瑰麗、華飾等，集壯美和華麗為一體。漢代的審美文化在壯美與瑰麗的基調之上，呈現出多元的審美傾向。漢代碑刻也不例外，其審美風格，現實與浪漫并存，質樸與華麗和合，凝重與飛動兼容。東漢晚期，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與隸書本體語言的高度成熟造成了刻碑之風盛行的局面。劉勰《文心雕龍·誄碑》云：“后漢以來，碑碣云起。”朱劍心《金石學·說石》說：“其時門生故吏，為其府主刻石頌德，遍于郡邑，風氣極盛。”《鮮于璜碑》風格雄強樸厚，且不失靈動自然，正是這一時風的產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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