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忘年交

信天翁

文／信天翁圖片視頻／自拍＋一連戰友拍攝 1970年，16歲的我，進了生產建設兵團。在我向連隊遞交入團申請書時，被鄭重其事的告誡：注意要與你們排的右派分子劉承英劃清界限，如果發現他有反動言行，立即上報。 這倒讓當時懵懂無知的我，對這個右派分子產生了很大的好奇心。不過我在一班，他在二班，相鄰的兩個宿舍，并不能時時看到他。當時連隊里天天開會學習，全連開大會，各排開中會，班上開小會。只有各排開會時，我才能和他碰在一起。我們一排的會場，通常都在二班宿舍里。我總要坐在老劉床上（連里無論男女老少都叫他老劉），想看看他到底怎么“右”了。老劉祖籍山東，卻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廋瘦高高，愛說愛笑，和藹可親，跟誰都能開玩笑，所以在連里的人緣相當好。與眾不同的是，他的業余時間不是在看就是在寫。盤腿坐在自己床上，就著青磚墊起來的白木箱子，總是處在“辦公”狀態。看的書籍幾乎全是政治經濟哲學歷史類的“大部頭”，報紙雜志則是逮住什么都翻一遍。 那時候的我，正是求知若渴的年紀，苦于當時無書可讀，就手翻起了老劉的“大塊頭”。好在看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順便請教他，也就看進去了。老劉見我會散了還捧著書不肯走（在其他人都對他的書籍不屑一顧時，可能我的愛好讀書引起他關注和喜歡吧），竟破天荒允許我帶回一班宿舍去看。不過隨即就交代了一堆“規矩”：不準折、不準劃、不準弄臟……看完立即歸還。就這樣，借一本還一本，還一本再借一本……老“右派”的一箱子“寶貝”，被我全部“篩了”一遍。除了《資本論》等幾個大部頭“啃不動”外，其他諸如《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人口論》、《文學論》、《聯共（布）黨史》、《馬克思傳》等還都看下來了，只是在與老劉交流心得（其實是他在考我）時，有時會笑我理解幼稚。但卻沒有象與其他工友辯論某事時那樣大聲反駁，只是找機會私下糾正我的看法和觀點。見我好奇他整天在寫的東西，有時也會讓我看看。尤其是當我討教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有關問題時，他并不直接回答我，而是掏出一疊手寫稿紙讓我自己看。七十年代初期，還在文革期間，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無人關心人口問題，而老劉則引經據典的將人口無控制膨脹的危害性說的明明白白，其結論就是：如不立即實行全民計劃生育政策，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局面，就將是不可避免的。時間稍長，我對這個“老右派”的看法，便徹底顛覆了。完全是位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他個人的興趣愛好，就只有一個：徹頭徹尾的家國情懷。 當時距離一連最近的集市便是雙泉鎮，經常在星期天，我們這些知青們三五成群的去趕集。有時為買點日用品，有時純粹就是去玩耍、逛街或解饞（鎮上食堂里啃個鹵豬蹄什么的）。一次老劉單獨交給我一封信，鄭重其事的囑咐我替他到雙泉郵政所發掛號。到了雙泉，趁戰友們都興高采烈逛集市的功夫，我悄悄掏出信封仔細看了一下，厚厚的封皮上，收信地址竟然是北京、國務院xxx親啟！這大大出乎了我的想象范圍。原本以為是寄給他親屬（他大女兒在北京）的，真沒想到會涉及中央！當時的我，確實很糾結。老劉當時的身份，是被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被監視者。而我則是被賦予使命的監視他的人之一。我猜測信封里裝的很可能就是那篇有關中國人口政策的文章。盡管知道他是以“思想匯報”的形式寫就，但還是為他的這一行為捏著一把汗。直到同行戰友招呼我回返連隊時，才一狠心替他寄出去了。 沒過多久，老劉那封信經中央有關部門批示后，層層退返到了我們團部。連里奉命組織對劉承英右派思想的批判會，四團政治處孟主任親自來到一連主持會議，讓我慶幸的是并未追查寄信的過程。事后我悄悄勸誡老劉，別再這樣引火燒身了，寫點別的不好嗎？他輕輕一笑，說你還不懂，沒事的，毫無悔改之意，每天依舊筆耕不輟，又在構思另一篇國民經濟有關問題的分析建議書了。甚至寫完草稿還讓我幫他校對，專找錯漏別字等等。 老劉在吃穿上，沒有一點兒講究，樸素到了極點。冬天穿棉襖也跟我們年輕人一樣，腰間系一根草繩。嘴里也是嘮叨著：三單不如一棉，三棉不如一纏。但他在工作上卻非常認真，責任心超強。每年一到糧棉收獲季節，連長都要任命老劉為一連石板場場長。由他帶領一幫年輕人，專門負責收獲回來的糧棉翻曬、保管、打包、裝運等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每年他都是不辱使命，保質保量的出色完成。 “九一三”事件后，上級允許老劉親屬前來連隊探親。老劉愛人王劍華來到一連住了幾天（文革中被迫與老劉離婚），連里只為老劉在大水池墻外用玉米桿搭了個地鋪窩棚。連隊幾個調皮鬼天天開他的玩笑，夜里還去偷聽“墻根”。我替他抱屈時，他竟然一臉滿足的笑著說，這己經相當不錯了，比起剛去“三邊”（當時陜北最荒涼的三個縣：定邊、安邊、靖邊）勞改時好太多啦。那時讓我單獨住一瀕臨坍塌的破窯洞里，冬天沒有柴火燒坑，夜夜蜷縮在土坑上當“團長”（指凍縮一團）。有次從窯頂裂縫中掉下一條蛇，落在他蓋的被子上，居然同眠到天亮，一夜安穩。可能蛇是見他被子上比其他地方溫暖些，所以不肯離開。而他是見有蛇同在，反倒嚇退了夜夜上坑來騷擾他的老鼠們，所以也沒動。 隨著年齡漸長，我陸續訂閱了當時可選擇的很多報刋：《人民日報》、《陜西日報》、《軍墾報》、《參考消息》、《航空知識》、《地理知識》、《歷史知識》、《師院學報》、《人民文學》……成了連隊里自費訂閱最多的人，老劉也常來我這里分享。在團員青年中，我倡議并在連隊領導的支持下，逐步建立起了一連圖書室。老劉對此十分欣賞，私下多次夸獎我。只不過在我們的上千冊圖書中，沒有幾本能入得他老人家的法眼。 老劉的家，在西安南關正街上。我每次休假路過西安，幾乎都要替他捎帶東西。那是一個寬敞的北方四合院，老劉的母親和岳母，待人和藹可親，非常熱情。兩位老人家都是在老劉家終老天年，可見老劉倆口子的至孝至順。老劉愛人王劍華在城里工作，有幾次我因時間緊迫，就不去南關家里，直接將捎帶的東西送到她單位就走了。晚年王老從廈門回來后患了癡呆癥，有時連兒女都分辨不清，卻還始終能夠記得我。 后來連隊里陸續成立了民兵小分隊、工人理論組，還以團支部為中心開辦了夜校。除為部分農村來的青年義務進行文化掃盲外，還為連隊戰友們舉辦各種講座。在我的動員下，聘請老劉抖出了他的專長＿＿各種商品經濟常識普及。輪到他講課時，會議室里人滿為患，連窗外都站了人。聽不聽得懂無所謂，男女老少都想一睹前大學教授的風采。 當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我做為一連工人理論組長，經常得去團部師部參加各種學習討論培訓等活動，無形中就把老劉的某些思想觀點帶了出來，引起了師團宣傳部門某些人士的注意，最后竟給我封一外號：小右（老劉的“老右”大名早已風靡全團直至師部）。 1976年，我調回到父母親下放的岐山縣工作，老劉也被抽調到四團子弟學校走上教師崗位。1980年，我調回西安工作時，老劉也被平反昭雪，摘掉蒙冤二十余年的右派帽子，返回省城教授崗位。當年我收到了老劉送給我的結婚賀禮＿＿一支英雄金筆，他鼓勵我繼續努力，別放棄自身學習。于是我利用業余時間，堅持進修完成了電大文科學業。剛剛結業老劉便推薦我進了一家新聞單位兼職，原單位為了留住我，最終將我調入系統內的職工學校任教。 恢復教授職位后的老劉，初心不改。依然不斷的研究考察時下有關國計民生的諸多問題，不斷向中央有關領導和有關部門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李先念、陳云、于光遠、厲以寧、朱镕基……都曾是他的上報反映對象。剛回西安那段時間，校方還沒有房屋分給他，借了間教室臨時當家住。我經常去當他文章的第一個觀（聽）眾，然后再幫他校對、謄抄、郵寄。常常一個星期天，我全在他家里度過。我和他在桌子上忙碌著，我剛會走路的小兒子在他那間偌大的“教室家”里玩耍著……這幅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1980年6月21日，《光明日報》刋登了劉承英教授關于生產力要素構成的理論文章，首次提出科學技術越來越顯著的重要性，應確定為生產力的第一要素。1988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最終明確肯定，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第一要素。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俄羅斯、蒙古等國民生凋敝，百廢待興。敏感的老劉鼓動我棄文從商，以借調方式去當了幾年“邊貿倒爺”。雖因種種原因未能達成預定目標，但卻大大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 我在四團一連待了六年，老劉卻待了整整十五年。他對當年兵團農場的感情之深厚，遠遠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雖然是回歸了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的心還時刻牽掛在農場尤其是一連的建設變化之中。不僅一連的老中青各代工友，甚至沒見過面的農二代三代們，都成了他關懷的對象。幾十年如一日的寄錢資助貧困家庭和進學子女，無償捐助一連修路項目……老劉不僅心系農場，他還牽掛著老家山東肥城的父老鄉親。先后將自己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約30萬元，無償捐助給家鄉的文化廣場建設、貧困學子上學等諸多公益項目。 他不求任何回報，常年堅持捐助家鄉凡是考上大學的貧困學子，被譽為肥城心系桑梓，德行鄉里的大善人。 這是他家鄉的村鎮干部，在替他發放助學善款。 1992年，我們一同前往寶雞市與一連戰友相聚。 1993年，老劉返回一連大聚會。 1996年，一連戰友西安聚會。 2004年，在我們企業的干部培訓中，我將己然離休的老劉請出來講課。此時的他，雖然是75歲的老人了，卻依舊精神矍鑠，聲若洪鐘。三個小時的課程，他竟站著講了兩個多小時，不肯坐一下。我實在忍不住了，才上前硬將他按在了椅子上。臺下干部學員們給他的掌聲一陣又一陣。 長年累月的艱苦生活，畢竟還是在老劉身上留下了不少印痕。2011年我兒子婚禮時，老劉己經八十多歲，多種疾病纏身。我讓兒子小兩口提前登門去拜見了他，就是不打算讓他再來現場湊熱鬧了。可當他聽說有幾十位一連戰友從各地趕來時，還是硬撐著病體來了現場。 后來，他二老被落戶廈門的兒子勇勇接去養老了，兒媳小馬對二老的照顧無微不至，還雇傭了長期護工保姆。他經常跟我通電話，開始跟我說那邊挺好，但后來吐槽就越來越多了。主要是那邊的潮熱氣候，誘發了他的皮膚病；還有南方飲食不合他的口味，好不容易發現一家賣北方饅頭的店鋪，后來又遷走了；見不到他認識的人，感覺精神很空虛…… 2016年，在現大荔農場領導和現一連連長楊衛平的大力支持下，老一連舉行了最后一次現場大聚會。老劉人在廈門不能親赴，但卻非常關注這次聚會的一點一滴。我回來后將聚會的照片、視頻、講稿、名冊、朗誦詞以及場部的報道，通過他兒媳，從微信上一一發給他看。結果讓他產生了還要回西安來養老的想法，搞的兒女們都很糾結。 直到2017年的一天，老倆口連帶廈門的保姆一塊兒回了西安新裝修的家。并且他還告訴我，他己委托香港一家出版社，制作了他的一本文集，完成以后他就再也不寫東西了。因為病魔來了他感覺太難受，不想再受這個罪了。 原本開朗健談的他，回來后不大喜歡見人了，感覺沒有精力，但卻想見一連人。還給我列出來一份名單，要我幫他找一串他想見的人。名單上有我認識的，也有只聽聞過名字而未曾謀面的，還有我根本不知曉的曾經的一連老人。 2018年10月，我召集在西安的七位一連戰友，以給他祝賀九十誕辰為名，為老劉精心籌備組織了一場大聚會。共有四十多位曾經的一連戰友，從省內外各地趕來西安，在含光門內紫鑫閣飯莊匯聚一堂。 大家讓他坐在飯莊前的太師椅上，兩旁擺放著鮮花籃和壽桃樹，他想見的人一圈兒圍著他，滿足了一位耄耋老人此刻最大的愿望。 步入飯莊大堂 眾人一同為老劉祝壽 曾經的一連連長楊衛平，一一述說著老劉進城后對一連的資助與關愛。 原一連子校校長郭天鈞（已故〉致祝壽詞 老壽星一番發自肺腑的自我總結 老人用顫抖的手，現場為一連戰友們題詞（沒想到竟然成了絕筆）。 祝壽聚會一周后，我將合影照片、視頻以及我為這次聚會所寫的美篇，一同給他送到家里，并給他一一講解，老人非常高興。只有一個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嫌我沒讓他承擔聚會費用，而是采取了AA制。 這是此后不久，為他拍攝的最后一張照片，就在他家的陽臺上。 2018年12月26日，我的忘年老友劉承英教授，駕鶴仙逝了。明智的老人留給兒女們的遺言是：不開追悼會，不舉行任何告別儀式，不要花圈緞帶等物，除親屬外不要通知任何人，只要求葬入西安烈士陵園。 我也只好在他家中的靈堂前，代表一連全體戰友，送他最后一程。 如今，在校方和兒女們的努力下，劉老終于安息在了西安烈士陵園。 兩個多月后，劉老愛人王劍華也隨他而去，先后進了烈士陵園。 我與老劉的關系，亦師亦友，亦父亦子。這份忘年交情，持續了近半個世紀，從我的青春少年直到華發耳順，歷經文革到如今，終生銘刻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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