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兩淮鹽商的杏壇情

聽雨（趙銀笙）

“杏壇”一詞出自先秦時莊子的一則寓言。因為孔子喜歡到杏林里講學，在杏壇上休息，后人便將其作為教育的雅稱。對于“杏壇”，清代兩淮鹽商無論是修飾文采的“上焉者”，還是聲色犬馬的“下焉者”，大多情有獨鐘。伴隨著這種文化良知的覺醒和心理情結的釋放，一座座書院落成了，一所所社學開辦了，斥鹵千里的兩淮鹽區不再處處都是文化的沙漠，也有昌明教化的點點綠洲。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一</b></p> <p class="ql-block">清代兩淮鹽商醇厚的“杏壇情”，除了崇尚“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商籍”“灶籍”科舉學額的設置可謂是直接誘因。</p> <p class="ql-block">自隋代興起的科舉制成為學子出人頭地的階梯，以致北宋時的汪洙寫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樣的箴言。在那個時代，不管是門閥后裔還是寒門學子，均可參與科考。只不過與如今的高考制度相似，考生不但要有正式戶籍而且必須到戶籍所在地應試，否則視作逃籍、漏籍、冒籍、跨籍，而面臨取消資格等處罰。</p> <p class="ql-block">這種門籍制度本意為了防止科考舞弊，但卻給兩淮鹽區學子正常應試帶來了諸多不便。僑寓兩淮的鹽商大多來自安徽、山西、陜西等地，每值春闈秋試，他們的子弟必須趕赴原籍應試，顛沛流離，不堪其勞。更有甚者，從唐至清的漫漫時光中，鹽民的戶籍大多“不屬州縣屬天子”，要想進入當地官辦機構讀書，跨進科舉考試門檻基本是南柯一夢。</p> <h5 style="text-align:center;">（科舉考試圖片來自網絡）</h5> 面對這種“邊緣化”的科場定位，富可敵國的兩淮鹽商們怎能噤若寒蟬，隱忍不發？清廷也顧及動關國計的鹽稅，順水推舟地給予兩淮鹽商利益讓渡。于是，一種類似定向招生的“商籍”“灶籍”制度應運而生。占有“商籍”“灶籍”學額的兩淮學子既可以進入揚州府學就讀，也可與其他生童一樣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盡管清代中前期只有14名商籍、6名灶籍學額可入揚州府學就讀，但這畢竟是兩淮鹽區學子參與科考的“直通車”。面對清王朝的特別眷顧，兩淮鹽商們無法按捺內心的沖動。于是，他們辦書院、興蒙學，舉手投足間儼然一副重儒崇教之態。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二</b></h3> 對于重儒崇教，兩淮鹽商傾注心血最多，投資強度最大的當屬莘莘學子薈集的書院。書院，原本是唐代私人讀書治學的場所，到了宋代才成為傳道授業解惑的機構。清初，來自白山黑水的統治者一度擔心書院會成為聚眾集徒之所而加以限制，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準許各省在省會興辦書院。但沒想到，書院從此如水銀瀉地般在各地滲發開來，僅清代新建的就多達3868所。而在兩淮大地興辦的書院，許多都飽含著鹽商的心血。因為在他們看來，書院是鹽區子弟折桂蟾宮的通途，斥資建校，捐田助學，理所當然。梅花書院，位于揚州新城廣儲門外，建于明代萬歷二十年（1592）。由于年久失修，到清代已是瓦礫片片，榛莽萋萋。雍正十二年（1734），鹽商馬曰琯決定獨自斥資重建。新建的梅花書院有門舍、門儀各三楹，另辟有大堂和講堂，僅號舍就有64間，其耗資之巨非常人所能承受。 <h5 style="text-align:center;">（圖片來自網絡）</h5> <p class="ql-block">在書院修建上，像馬曰琯這樣一擲千金的兩淮鹽商并非孤本個例。乾隆年間，兩淮總商汪應庚不但捐獻五萬金重建了揚州府學江甘學宮，而且先是資助白銀2000兩添置禮樂祭器，后又以一萬三千金購置腴田1500百畝充作學田。鹽商汪石公之妻汪氏，巾幗不讓須眉，見揚州安定、梅花兩書院經費短缺，便出資數萬元予以贊助。</p> <p class="ql-block">當然，基于眼界所及和財力所限，更多的兩淮鹽商更傾向于抱團捐資助學。揚州安定書院就是憑借一眾鹽商所捐7400兩白銀于雍正十三年（1735）重修而成；通州鹽運分司石港鹽場（南通市境內）的文正書院，主要是仰仗當地九個鹽場鹽商的善款以供學生膏火（津貼）；海州分司的郁州書院，則是由板浦、中正、臨興三個淮北鹽場于乾隆十年（1745）聯合興辦。創辦于乾隆九年（1744）的大伊山（灌云縣）衛公書院，一度入不敷出，慘淡運行，直到光緒十五年（1889）行鹽商人以每鹽一包獻錢一毫作為膏火費用，才逐漸有了起色。</p> <h5 style="text-align:center;">（圖片來自網絡）</h5> 舊時，書院的校舍修建、師資延聘直至助學金、獎學金的供給，“必經費有余而后事可經久”。但僅靠官方撥款和學田收入只是杯水車薪，如若沒有兩淮鹽商的捐助必定難以為繼。民國初期倪澄瀛曾說：“梅花安定廣陵兼，膏火來源總是鹽。”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三</b></h3> <p class="ql-block">如果說書院是學子應試的預備機構，那么社學（義學）則是童子啟蒙的搖籃。在兩淮鹽商來看，資助學子參加科舉應試固然重要，贊助蒙童識字斷句也不失為一件功德無量之舉。</p> 社學、義學均是以民間蒙童作為教化對象的基礎教育機構，兩淮鹽區早在明代就曾設立，其后多有反復，直到清代中前期才漸成氣候。據不完全統計，通州分司有社學12所、義學9所，泰州分司有社學15所、義學2所，淮安分司（后改為海州分司）有社學5所、義學1所。這些散布于草蕩連海、灶煙入云兩淮鹽區的社學、義學，使素來慣于逐水戲鳥的灶戶子弟也有了朗誦《千字文》《弟子規》的去處。 <p class="ql-block">不過，兩淮鹽區的社學和義學要保持膏火不斷，書聲不絕，其難度不言而喻，因為這兒畢竟偏僻、荒涼、貧瘠，不像那通衢大邑人文昌盛。如果說在淮北鹽區激起社學、義學一圈漣漪的是鹽官，那么推波助瀾的則是那些鹽商。</p> <h5 style="text-align:center;">（圖片來自網絡）</h5> 鹽商洪箴遠曾捐資在揚州十二門各設社學一所，以供貧家子弟就讀。通州分司的掘港場義學，乃徽州鹽商程公能、吳振公于乾隆十二年（1744）共同興辦。角斜場的一所社學，則是由商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捐資重新修復。據《嘉慶海州直隸州志》載，乾隆年間衛哲任海州知州，對于社學開始“于鹽規款內詳定束修（學費）”?；幢丙}區李味辛是一個才德并舉的鹽商，他在擔綱海州分司中正場社學（精勤書院）期間，曾捐出自己的四排鹽灘作為固定財源，并以每月50銀元高薪聘請資深秀才和留日學生執教國文和數學。為紀念李氏對鄉梓教育事業作出的貢獻，中正場鹽業同仁及勞工界曾為其公立紀念碑一座。在兩淮鹽區，這些社學、義學與眾多家塾、族塾一起構成了那個時代鹽區基礎教育體系，在千池如枰的鹽灘上點燃了教化的星星之火。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四</b></h3> 兩淮鹽商所捐辦的書院曾是文化的高地，薈萃了那個時代眾多碩儒名流。他們在這里辯議詰難，共生互補，把江淮大地一度渲染成了不同凡響的學術宮殿。自王步青始，杭世駿、蔣士銓、趙翼等清代著名學者都曾授業于安定書院；位于儀征的樂儀書院曾聘請沈廷芳、胡森、吳錫麒等文化界名人前來講學；海州地區乾嘉學派的核心人物許喬林擔任過郁州書院的山長。集散文桐城派大成的姚鼐在揚州整整三年，梅花書院在他的執掌下聲名鵲起，眾多生徒趨之若鶩。 <p class="ql-block">當然，這些書院也沒有辜負兩淮鹽商的良苦用心。從這里，他們賈而好儒的風采得到了驗證，門第變遷的夢想化成了現實。</p> <p class="ql-block">據嘉慶《兩淮鹽法志》載，從順治二年（1645）至嘉慶十年（1805）的百余年間，兩淮鹽商子弟登科者256人，其中進士85人、舉人116人、貢生55人，而且這些人中不乏從治鹺淮鹽到世代簪纓的轉型之士。如鹽商程晉芳家族的后裔除個別仍“恰鹽策”外，大部分走上了仕宦之途。嘉慶朝的程贊寧中進士后官至編修，道光朝的程恩澤官至戶部右侍郎。</p> <h5 style="text-align:center;">（圖片來自網絡）</h5> <p class="ql-block">相對兩淮鹽商子弟來說，灶戶子弟雖然眾多，但受制于家庭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能完整接受社學到書院系統教育的人寥若晨星，故而像通州余西場曹效曾那樣以灶籍考中舉人的屬于鳳毛麟角。不過，僅以灶民子弟中第人數多寡、登第科級高低來衡量清代兩淮鹽區社學、義學的功效可能失之偏頗。作為普及性教育，鹽民子弟能在這里拜讀“四書五經”，本身就是件前無古人的事，更何況在此既可沐浴教化的洗禮，也可受到技能錘煉。</p> 古人曾說：“敬教勸學，建國之大體；興賢育才，為政之要務?！眱苫贷}商在捐資助學上的大氣從容，對兩淮鹽區教育事業付出的拳拳之心，后人豈能淡忘失憶？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清代兩淮鹽商的杏壇情

聽雨（趙銀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