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大學到峨眉

耕耘者

吳永平 　　我生在長在江南水鄉的嘉興縣（今嘉興市南湖區、秀洲區）。1977年7月，我從嘉興第三中學高中畢業，在那文革剛結束、百廢待興的年代，初踏上社會，不知路在何方？我是長子，按政策規定應去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但父親在＂牛棚＂接受隔離審查，家里需要我，居委會主任是隔壁鄰居，知道我家的情況，也就沒強要求，我呆在家中無所事事。 　　我的班主任潘敏老師對我很好，見我沒事干，就向校方推薦，讓我去看管一個所謂與“四人幫”有牽連的張伯良老師，每天三毛錢的補貼。做看管工作就是看住別出事，無論是白班還是晚班，都有大量的空閑時間，我找了許多能找到的書籍看，消磨時光，充實自己。 　　10月21日，傳來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張老師見我沒其他路可走，但喜歡看書，有點基礎，就建議我考大學。在那＂讀書無用論＂的背景下，我的四年初高中，大都是在學工、學農、玩耍中度過，沒學到多少知識，參加高考無凝是個很大的挑戰。我想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就產生了考考試試的想法。在張老師的輔導下，我開始復習語文和數學。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就到了開考日子。我報考的是文科，兩天時間考了政治、語文、數學、史地四個科目，我懵懵懂懂走進考場，又懵懵懂懂走出考場，自我感覺政治、語文考的還好、史地一般、數學很差。因沒抱太大希望，考后也就沒去多想能不能考上的事。 那年的冬天似乎特別的冷，雨水也似乎特別的多，每一、二個月我要去鄉下＂牛棚＂給父親送東西，走在寒冷、泥濘的雨中，聽到廣播喇叭里反復放送的巜洪湖水浪打浪》，心中常會泛起絲絲凄涼。 　　快過年了，每逢佳節倍思親，出于我父親也在＂牛棚＂的同病相憐的情感，我與另兩名看管（高中同班同學）商議后，在除夕前的一個深夜，偷偷地帶張老師回了一次家，家就在三中校園內，與家人相聚，我們三人還擔任望風。此事被校方知道了，我的看管工作也就結束了。 　　轉年1月份的一天上午放學時分，我隔壁鄰居一位三中學生興沖沖跑來喊道：“吳永平，你考上了，學校門口有紅榜”。我三步并作兩步跑到三中門口，看到了一張紅紙上寫著四個人名字，三個是77屆應屆生，一個是低一屆的學生，其中就有我，當時我的喜悅心情難以言表。事后一打聽，才知道這只是上了分數線，還需體檢和政審。  體檢后我在家中等待，遲遲沒見動靜，就托父親的同事去打聽，被告知成績還可以，但政審未通過，第一次高考就此結束。 第一次參加高考能上分數線，給我增添了信心，1978年春節后，我開始第二次沖刺，到三中參加了高復班。我本來是喜歡文科的，特別喜歡文學，但＂牛棚＂中的父親帶話給我，搞文學、寫文章有政治風險，還是搞理工科好，加上受到＂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響，我轉向選擇理工科。在備考的幾個月里，我除了學習就是學習，除了復習就是復習，經常挑燈夜讀到天明。參考、上線、體檢，政審還是沒通過，第二次大學夢又破滅了。 　　第二次高考失敗后，很多人勸我不要考了，政審不會通過的，還是找個工作得了。當時嘉興辦了很多工廠，有就業的機會，許多高復班的同學都考上了嘉興第二毛紡廠。而我想已經考了兩次，都上了分數線，放棄有點不甘心，還是再作最后一搏吧。 出于家里收入來源的考慮，我就到嘉興食品廠做臨時工，每個工作日9毛錢，主要工作是包裝月餅、烘烤面包。我比較喜歡烤面包，每一爐有一點時間間隙，可以看會書。工友們見我一邊烤面包，一邊看書，就戲稱“眼鏡”、“書呆子”。  1979年4月，與我有同樣境遇的一位考生向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鄧小平作了批示，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原文記不住了，大致意思是：父母是父母的事，不應牽連到子女。這個事情給我打了一劑強心針，毅然結束食品廠工作，全身心投入到第三次高考。 　　努力總會有收獲，第三次高考成績出來了，我的分數上了重點大學線。我找到班主任潘老師和教數學的張老師幫助填報志愿。他們認為，我的分數報江浙滬一帶的部分重點大學應該沒問題，但考慮到政審的因素，應該選擇別人不愿意去的偏遠地方的大學，就讓我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和西南交通大學中選一個，那時對選什么專業都不知道，只因不喜歡吃面食，而四川有大米，就填報了西南交大機車柴油機專業。 接到入學通知書后，我欣喜若狂，喜極而泣，奔走相告，見到一個同學，就喊一聲＂我考上大學了＂，轉身向另一個同學報喜。 9月初的一個艷陽天，從＂牛棚＂里放出來不久的父親，還有我的母親，用一根扁擔，挑著行李，把我送到上海北站，登上181次列車，經過50多個小時的顛簸，跨進了峨眉山麓的西南交通大學的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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