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蘇聯同學亞歷山大（1）

陜北后生王驥

我們這一代被稱作“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人，在少兒時期接受的卻幾乎是全盤的蘇聯式教育，就連上小學的年齡都是按照蘇聯的入學標準“7歲入學”。 當時的小學招生政策是“9月30日以前出生的孩子可以入學”，我是10月份出生的、標準的共和國同齡人，與招生政策的規定僅僅相差十天。我那聽從上級領導要求學習蘇聯教育大綱的父母，居然又把我送回了剛剛告別的幼兒園。為了一個十天，耽誤了我一年，看著熟悉的小伙伴背著書包走進學校，我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特別是參加工作以后，更加有所感觸。畢竟我們生活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可謂“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父母依據蘇聯教育大綱，把我在幼兒園雪藏了一年，就是今天，想起此事依舊耿耿于懷。 （我到了上學的年齡了） 好在少年不知愁滋味，很快我又有了新的伙伴，在幼兒園大班繼續復讀，溜溜等待了一年，重復著北京流行的歌謠：“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美國總統）”、“小汽車滴滴滴，里面坐著毛主席，毛主席掛紅旗，氣的美帝干著急”、“母雞下蛋咯咯咯，來了一輛小汽車，車里坐著老大哥（當時對蘇聯人的稱呼），老大哥有吃又有喝，面包黃油撒開撮，大塊肥肉真招活……”我與當年的每一個中國孩子一樣，上小學之前，就已經從兒歌中完成了對于蘇聯和美國兩個國家的基本“感悟”和“定位”。 （媽媽和準備要上小學的我） 由于晚上了一年小學，我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小考”，經過這一年的“備戰”最終考上了北京市最好的小學“師大附小”。我入學的那一年，學校已經更名為“北京第一實驗小學”。 第一實驗小學是當時北京市師資力量最雄厚的小學。1956年北京市第一次評選中小學特級教師，全市評選出的32人中，北京第一實驗小學就有12人，占37.5%。一直到“文革”前，北京市42位特級教師中仍有三分之一在這所小學。這個一校特級教師占全市特級教師比例之高的紀錄，此后再也沒有被打破。 學校在和平門外，馬路東側，師大附中南隔壁。我的同班同學中有一位美國男孩名字叫何比得，還有一位蘇聯女孩陳嘉麗，俄文名字嘉麗婭。后來又轉入一位蘇聯籍男同學亞歷山大。 （美國同學何比德） 新中國建國以后，在整個社會的“親蘇反美”政治大環境中，我們班里中國同學和外國同學的正常交往居然絲毫沒有受到影響。在同學們的心目中，何比得的父母始終是中國政府請來的美國專家，是咱們國家少有的美國朋友。與蘇聯同學的友誼，也沒有因為兩國關系的水火更迭而改變。這都得益于我們的班主任王和禮、戴玉貞和各科任老師的教導，這些從舊中國走過來的“舊知識分子”，從始至終秉承的基本原則都是教書育人、有教無類。 （上圖為第一位班主任王和禮老師。下圖為第二位班主任戴玉貞老師。） 看電影，是那個年代中國人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我們小學生更是如此。但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電影生產能力有限，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國家引進了大量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蘇聯的電影，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保障一年300部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電影在中國上映，大力推動了蘇聯文化的傳播。我們這一代人的幼年、童年、少年時代都是看著蘇聯電影長大的。 在我們班里看蘇聯電影最多的，當然是蘇聯同學亞歷山大，他的全名李·亞歷山，中國名字叫李鐵蛋，比班里同學大兩、三歲。據他自己說，他先是在蘇聯大使館上蘇聯小學，同時一直在上中文補習班，后來才轉到我們學校。 亞歷山大在蘇聯大使館看蘇聯的原版電影不需要買票，看的都是免費電影。如果他在咱們中國的電影院里看翻譯過來的蘇聯電影，和我們中國孩子一樣，要花錢買票。雖然全社會都敬重蘇聯老大哥，但蘇聯護照是不能當錢用的。當時的票價，放映新電影學生票1毛5分錢一張，復演的老電影1毛錢一張。晚上7:30以后，全北京市的電影院都不賣學生票。一般星期六下午各電影院都有學生專場。1毛5分錢買一張學生票，看電影享受藝術生活，同時還接受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長都鼓勵我們去看電影。當時一瓶北冰洋汽水就是1毛5分錢、信遠齋的酸梅湯是1毛錢一瓶，奶油冰棍兒五分錢一支、小豆冰棍兒三分錢一支，少吃兩口冷飲就能多看一場蘇聯電影。 我經常從亞歷山大那里得到來自蘇聯大使館放映電影的“第一手情報”。一個星期一的早上，亞歷山大告訴我，前一天在大使館看了一個蘇聯電影《墨西哥人》，電影特棒，是打皮拳（拳擊）的。他給我講述整個故事，激動的手舞足蹈、吐沫星子亂飛，還加上了肢體語言，竟然模仿著電影中的人物動作照我的肩膀打了兩拳。不久，我在電影院看了這部電影。 蘇聯電影《墨西哥人》是根據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彩色故事片，講述一位流落在美國的十八歲墨西哥年輕人利威拉參加拳擊訓練，通過拳擊比賽籌款給革命者買槍，支援墨西哥革命。在一次與拳王的職業拳擊比賽中，他鋌而走險最終戰勝美國拳王贏得勝利，用比賽贏來的錢支援了革命。給我留下最深記憶的是拳擊臺上血淋淋的拼爭，裁判在他被對手重拳擊打倒地后的讀秒1、2、3、4……。 當時，拳擊在中國已經被認為是資產階級體育項目，禁止開展。特別是在此之前的1958年各行各業邁進大躍進年代，體育也要放衛星，在南京軍區自己盲目搞的拳擊比賽中發生了死亡事故之后，1959年中國學習蘇聯舉辦第一屆全國運動會時，拳擊被排斥在全運會之外。同年3月，國家體育委員會正式下發文件，“停止開展”拳擊運動。從此，拳擊作為一項古老的奧運會體育項目，在中國不允許作為一項正式體育項目開展，只能轉入地下在民間展開。 1960年開始的三年大饑荒，饑餓威脅著六億中國人民，考慮到饑餓中的孩子很難堅持全天正常學習，教育部頒布了勞逸結合的政策，學校三點以前就放學了。我每天課后在什剎海青少年業余體校參加的乒乓球訓練，也因為校長宣布“奉上級指示，為了節約糧食，體校無限期放假”而暫停。 那年的冬天放寒假前兩周，亞歷山大問我是否愿意像電影《墨西哥人》的主人公一樣，去附近的中國人家里打拳擊？我很小的時候就看見過成年人打拳擊，六歲時在長春電影制片廠日本人留下的健身房里第一次親手觸摸拳擊手套，但是從來沒有機會帶上拳套去試一試。等待了那么多年，天賜良機不可錯失，我回答的很堅決：“打！”。 在我們學校的北邊約300米，有一條東西走向的胡同叫“西河沿”，進胡同由西向東走100米左右路北有一座四合院。我們登上幾層臺階進入院子，院子空空的，從北房里走出來兩個二十多歲的中國男人，亞歷山大告訴我，他們就是大鷹和連成。我第一次聽說他們的名字，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張立德、王守忻、王國鈞是打拳擊最棒的。 大鷹和連成拿出了幾副拳擊手套讓我們挑選，有兩種規格，一種深咖啡色真皮面的拳擊手套，被他們稱作“小八兩”；一種大許多、黃色真皮面的拳擊手套，被他們稱作“十六兩”。我們選擇的是“小八兩”，這是我第一次戴上拳擊手套。大鷹、連成給我們講了出拳和防守動作的基本要領，并幫我們系好拳套上的帶子，還囑咐我們“拳套上的帶子如果松開了，就必須重新系好，否則松開的帶子會像鞭子一樣抽在眼睛上……”同時要求我們先輕輕擊打自己的整個面部，準備適應挨打。 亞歷山大經常來這里打拳擊，他熟練地用拳套擊打自己的臉，我也模仿他，戴著拳套敲打自己的臉，結果力量沒有掌握好，打了自己一個酸鼻，眼淚都下來了。亞歷山大連說“你輕點”，我用拳套揉了揉鼻子，閉了一下眼睛說出一個字“打”，于是我們倆不知深淺地開始互相對打起來。 亞歷山大比我大兩歲，發育得很好，腋下都長出腋毛了，力量比我大，但是我比他高，胳臂也比他長，有一定優勢。我們就像兩只螳螂打架，“嘭、嘭、嘭”拳套不停地擊打在雙方的拳套上和胳膊上。 我第一次戴拳擊手套，心理上沒有絲毫畏懼，我們打一打、歇一歇，歇一歇、再打一打。天氣太冷，臉凍得都快沒有知覺了，對方的拳套打在臉上，也不覺得痛。不知道怎么碰巧了，我的一個后手拳掄到了亞歷山大的臉上，他倒下了，大鷹和連成罵他“真鶵”，亞歷山大不好意思地站起來，一面連連說“滑倒的，滑倒的”，一面將倒地時拳套表面粘上的土蹭在褲子上。 很快天就黑了，離開那里時，亞歷山大承諾第二天早上，送給大鷹和連成每人一個面包。 亞歷山大持有蘇聯護照，可以自由出入北京友誼商店，在那里可以買到普通中國人在睡夢里都夢不到的食品?？墒?，我從來沒托他買過任何東西，我從父母那里繼承的中國人特有的尊嚴約束著我。再者，我也不缺少吃的東西。面包換拳擊訓練維持了一段時間，每一次去那里打拳擊，都是亞歷山大先交給他們每人一個比手掌大一點的圓面包，然后拿到拳擊手套進行練習。有時候下午餓了，我和亞歷山大放學前就把換拳套的面包吃了，于是便空著手去，那家人也借給我們拳套，指導我們出拳、防守，下一次去多帶一個面包就行了。 那時，在我和亞歷山大的交流中，電影《墨西哥人》中拳擊經紀人的一句臺詞“玩皮拳”，已經成為“打拳擊”的代名詞了。有一次，教數學的寧老師在課堂上問我們全體同學，如果美帝國主義對我們發動戰爭怎么辦？同學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對付美帝國主義的奇特而幼稚的想法。問到我，我說：“和美帝國主義‘玩皮拳'！”全班同學哄堂大笑，只有亞歷山大附和著我說：“對，玩皮拳！”老師把“玩皮拳”聽成玩皮球，非常生氣，下課后把我叫到辦公室批評、教育。當我向她解釋清楚我在課堂上說的是“玩皮拳”，不是玩皮球，又把“玩皮拳”的意思告訴了她，她才轉怒為喜，還鼓勵我說：“準備好，用拳頭打美帝國主義！”事后我想，如果沒有解釋清楚，可能又要請家長到學校，向家長介紹我的問題的嚴重性。 過了寒假，四年級第二學期剛開學不久，一天，亞歷山大告訴我，星期天他從蘇聯大使館找了兩副拳擊手套，拳套是棕色的羊皮面、很新。于是我們結束了在南河沿大鷹、連成那里的拳擊練習，打拳擊改在亞歷山大家里。亞歷山大家和我家一樣，都是獨門獨院，磚混結構平房，西面靠南的一個房間是他的臥室。院子在正中央，也是我們打拳擊的地方，開始還有林洪、穆英、房鐵樹等幾個同學一起去，后來同學們陸續都被打跑了。六十年之后，穆英同學回憶起這段時光，記憶最深刻的是“拳套打在鼻子上酸酸的，不時還流著眼淚……” （穆英同學） 盡管在練習拳擊前可以吃面包、俄羅斯肉腸，或者有小站稻米粥喝，還能吃到蠻有嚼頭的肉皮凍，可是日子一長，來打拳擊的同學還是越來越少，粥喝得多，拳打得很少，最后發展到只吃喝，不打拳擊，吃完了抹嘴就走，也不說謝謝蘇聯老大哥。讓人沒想到的是，這不分國籍的吃吃喝喝，竟然成為我們分別前最后的晚餐。亞 （蘇聯紅軍中的中國戰士） 亞歷山大的父親個子不高，黑黑的、瘦瘦的、很結實，看起來有五、六十歲的年紀，一個地道的中國老農民的模樣。亞歷山大說他爸爸家祖上是山東人，后來闖關東，他爸爸又隨著家里人去俄羅斯當勞工，十月革命時，他爸爸十五歲就參加了紅軍，是蘇聯紅軍中的紅小鬼，曾經是列寧衛隊的一名戰士。亞力山大的母親是金發碧眼的俄羅斯女人，比他父親高半頭多，典型的蘇聯馬達姆（俄語，女士、夫人），他們夫婦二人都在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工作。亞歷山大經常帶一些蘇聯畫報到班上來炫耀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還繪聲繪色地大談有關蘇聯的各種傳聞，內容涉及文化、軍事和體育。 當時，我媽媽在全國婦聯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家里一直訂閱中文版《蘇聯婦女》畫報，長期閱讀蘇聯雜志使我與亞歷山大有了共同語言。 我們倆有一些相同之處。我們的父親都參加過對抗日本法西斯的戰爭，家中都存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利品，我們會經常拿來在對方面前炫耀。我們都愛體育運動，論滑冰，他是我們小學同學中第一個滑球刀的。談游泳，他又是我們班第一個通過深水合格證測試的。我們冬天一起滑冰、夏天一同游泳。 我們又都愛騎自行車，他獨立騎車比我早。我騎的是媽媽的28型英國“漢堡”車，他騎的是26型蘇聯產的倒輪閘自行車。那個年代，家里有自行車的不多，特別是小學生騎自行車上學的人可算是鳳毛麟角。春、秋季的周日我們常常一同騎車出游（當年二環外就是城鄉結合部，三環外就是郊區），他帶一個蘇聯軍用水壺，我帶一個父母在蘇聯展覽館（今北京展覽館）日本工業展覽會上買的日本水壺，我們自帶干糧，他總是用黃油、面包、肉腸換我的芝麻醬糖火燒。 我們都喜歡蘇聯電影中的哥薩克英雄，特別是騎在馬上披著雙肩高聳的大披風的哥薩克“夏伯陽”、“柯楚別依”……課間休息時，亞歷山大披著我的灰鼠皮皮猴（一種帶帽子的皮大衣），拿老師授課時用的教鞭充作馬刀，顛著腿在兩行課桌之間來回奔跑，左手做出拉馬韁的動作，右手揮動著“馬刀”，逗得同學們哈哈大笑。他是我們班第一個穿皮靴的男生，那種牛皮底、牛皮面、高腰系帶的黑色皮鞋。在皮鞋的后跟，他還專門找修鞋鋪釘了幾個方形鐵釘子，鐵釘子接觸教室的木質地板時，發出“噠、噠、噠”有節奏的聲音，還真像馬蹄踩踏地面發出的聲響。他經常陶醉在自己的表演之中，我和同學們看得很開心。 （請繼續閱讀《我的蘇聯同學亞歷山大——2》） 請點擊<a href="http://www.xsjgww.com/47z2pi2o" rel="noopener noreferrer"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 18px;">我的蘇聯同學亞歷山大（2）</a> （請繼續閱讀《我的蘇聯同學亞歷山大—3） 請點擊<a href="http://www.xsjgww.com/481evnm9" target="_blank" data-link="create" style="font-size: 18px; -webkit-text-size-ad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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