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姥爺的非典型回憶

王世梅

我姥爺的經歷不具典型性。為啥我想把這段文字寫下來？因為我是還能記得姥爺一些經歷和口述內容的唯一當事人，我不想讓這姥爺的這段經歷和我的記憶湮沒在歲月中，不希望我的孩子對三代以上的情況一無所知，所以想留下一點文字，雖然這些文字沒有太大傳播意義。 一 我的姥爺出生于1904年，名叫王澤荃，退休前是鐵道部三橋車輛廠職工醫院掛號員。當我廝守在他身邊浙漸長大、開始有連續記憶時，距他去世的63歲大約還剩五、六年光陰。 圖一：這是姥爺1953年前后拍的身份照片，那時他不到50歲，照片看挺有氣度。 　　那些年，我家里很不平靜。我本應姓崔，是老二，大哥隨爺爺在任丘生活。1957年初冬，也就是我出生兩三個月后，媽媽抱著我從河北張家口來到西安投奔外祖父。彼時在張家口供銷社工作的父親已被定為右派分子，判刑勞改了。由于外祖父膝下只有媽媽一個女兒，沒有繼承香火的男丁，所以我便以嫡孫身份隨了外祖父的王姓。但我從開始會說話，一直仍稱外祖父母為姥爺姥姥。其后由于歷史原因造成的各種創痛，就不專門說了吧。 我對姥爺的連貫記憶，似乎是在他的脊背上開始的。那時姥爺好像已經提前退休，他總背著我到離家不遠的馬路口轉悠，有時一毛錢兩毛錢買一小捧花生，用手絹包著拿回家給我吃；有時也背著我到一個國營食堂買幾個小籠包子。因為我們總去得早，我就在那里看大師傅包包子，當時新奇的記憶是，每一屜包子中間要放一個小碗，里邊加兩塊燒紅的煤炭，再蓋上籠屜，我對這個印象特別深刻。 圖二，我的姥姥。她比姥爺大5歲。 　　后來我上學了，那時冬天去學校總要起很早，天還不大亮，姥爺或是姥姥就要叫醒我，讓我吃點東西，背著書包上學校。大人們是不接送孩子的，一來因為學校離家不太遠；二來家長們那時并不認為小孩安全有多大問題。 我兒時短暫的和諧安逸記憶中，有姥姥圍著一個笸籮抽煙袋鍋的背影；有姥姥和姥爺一塊兒制作笸籮的場景。他們將攢下或撿來的廢紙頭泡在水里，多日之后，反復揉搓形成紙漿，在一個倒扣的盆上糊貼厚厚的一層，然后在太陽下晾曬，干燥后稍加修剪，再用煙盒裱糊一下，一個笸籮就做成了。 那時的家常飯由誰來做，都吃些什么？我已經沒有太多記憶，反正家家都比較清苦。也正因如此，我記住了姥爺偶爾讓家人開洋葷的一道美食：燜子。姥爺有時會買點大骨頭和肉皮熬湯，然后在湯里放一些蔥花醬油香料，再加一些芡糊使勁攪，悶煮一陣后盛出晾涼凝固（實際就是肉湯做成的涼粉），吃時切塊稍加熱。這便是我兒時的硬菜，至今回味無窮。 圖三，姥爺一家1955年的蔬菜供應證，那時還沒有我呢。 　　那時的孩子皮膚都不好，尤其到了春夏，身上總出一些疹子疔瘡，渾身奇癢難耐，卻又很少去醫院看，就自己在家亂抓亂撓。我姥爺針對這種情況有絕招，他叫人找來一些蝌蚪（我們叫蛤蟆咕嘟），撈三五個盛到有清水的碗里，讓我我喝下去。新奇感使得我對喝活蝌蚪并不懼怕，但那時我總有個疑問在心里，我喝的究竟是青蛙蝌蚪呢？還是疥蛤蟆蝌蚪？此疑問至今未解，反正當時喝兩三次，身上的疙瘩就下去了。 小時候我跟姥爺姥姥睡一張床，所以不可避免染上了姥爺同樣的肺病。我患的是肺結核，后來鈣化了，幾十年后體檢還能看到肺上的鈣化點。記得小時候咳嗽是我經常發生的毛病，那時無論大人孩子，咳嗽的人很多，輕的稱氣管炎，重一點的便叫肺炎。姥爺便總是咳嗽，盡管如此，他抽煙的習慣也沒收斂，直到1966年冬天因此住院，1967年春便去世了。媽媽當時說姥爺得的是肺癌。 圖四，姥爺微薄的退休金領取到1967年4月。以現在的感覺，最后一頁的文字和印章缺乏人文關懷。 　　姥爺在醫院工作多年，應該有一定的醫療健康知識，他為什么不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呢？估計是和生活條件艱苦、精神異常壓抑有關。當時姥姥比他早11個月離世；而我那勞改刑滿釋放投奔西安的父親，由于說話不謹慎，只享受了幾年相對的自由，便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再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外地勞教。此時我們已是兄妹4人（大哥已從河北回到西安母親身邊），小妹妹生于1966年初。我們屬于“黑五類”家庭，家境之艱難屈辱，一言難盡。 為姥姥、姥爺送葬時，均由我摔瓦盆。記得姥爺的薄棺是臨時在家里收集一些木料，由隔壁朱大爺帶人連夜挑燈打出來的，表層刷的不是油漆，而是摻進一些木膠的黑墨。天亮起靈，摔瓦盆，雖然我使了很大勁，瓦盆卻僅摔成兩半，大人們又讓我用腳踩碎。 二 姥爺前半生伴隨著風云跌宕的年代，他的經歷中沒有一些故事嗎？有，但并不光榮，所以他從未敞亮地向晚輩講述過。下邊這一部分便是他親口說過和父母補充的一些片斷。中間必要的連接轉折，是我后來做的一些分析推測。 姥爺曾經做過白求恩大夫的護士排長，這個是他親口說的。 他講述這個經歷的時點，我已上小學2、3年級，有了些文化基礎。當時學習“老三篇”成為課堂上的重要內容，我放學回家提到老師帶我們念《紀念白求恩》，姥爺似乎心血來潮，自豪地順嘴說出了他的這些往事。 當時我曾纏著姥爺講講這方面的故事，他卻不愿多講，只是操著濃重的冀中話說，當時條件很艱苦，他們跟著白求恩（恩，姥爺發音是nen)，白天黑夜地行軍、治病，很累。白求恩脾氣不好，看到八路軍里很多人不懂醫術，教也教不會，有時急得拿磚頭攆著砸人。就這個白求恩，卻送過姥爺一個公文包。 姥爺如何成為八路軍的？我未從他口里聽到緣由。父親母親說，姥爺最初參加的是東北軍，在陜北打仗時被俘虜過來，因為懂點醫術便留在了八路軍中。這個說法似乎有點合理性，因為白求恩大夫來到中國延安，后又組隊前往晉察冀邊區時，已是1938年前后，我的姥爺能配屬白大夫，并且擔任護士排長（也就是現在的護士長吧？），應當是有些資歷基礎，畢竟他已經30多歲了。白求恩大夫在晉察冀邊區的戰斗歷程不到700天，而且犧牲前的那段時間就轉戰于姥爺的家鄉一帶，但姥爺和家人均未說到這一點，現在分析，姥爺當時可能已不在白求恩身邊。 圖五，白求恩大夫。圖片選自網絡。 　　姥爺之所以不愿公開提他的這段歷史，是因為他沒有成為堅定的革命戰士，而是中途脫離了八路軍隊伍。我當年曾經好奇地追問姥爺，白求恩給的公文包去哪里了？他說，他腿上受傷了，跑不動，怕受連累，把公文包扔到山溝里了。姥爺說這段經歷時，姥姥扒開他的褲腿讓我看，說“你姥爺腿上疤痢連疤痢，都成連瘡腿了。”我也才明白，晚年姥爺背我時有點羅圈腿，走路不利索，原因應該在此。 姥爺傷好以后，顯然沒有再去追隨八路軍抗日隊伍，否則他后來的履歷不會只是護理員、掛號員，也不會說到此話題時吞吞吐吐。他是否加過共產黨組織（按說護士排長的身份，入黨應該是大概率）？他脫離隊伍前后的心路歷程怎樣？姥爺在世時我還小，大人們則無暇也不愿觸碰這些話題；而姥爺離世后，再想搞清和填充這些問號，已經沒有現實意義了。 圖六，姥爺在咸陽鐵路衛生所時填寫的工作證。 　　姥爺去世后的兩件遺物，似乎隱藏著一點秘密。那是兩把手術刀。媽媽帶我清理姥爺遺物時，在一個木箱底部找到的，真正的柳葉刀。刀刃很鋒利，刀柄是黃銅色，我拿著玩時，曾把左手腕上劃了個口子。后來手術刀不經玩，很快刀身就斷了，刀柄被我換攪糖了。 若干年后我回想，這兩把手術刀從何而來？為啥姥爺要把它藏在箱底？以他后來的職業經歷，他既接觸不到、更用不上手術刀呀。我不是在寫小說，不能用想像和推理使這些疑問變得懸念迭起、娓娓動聽。 如今我手頭收留著姥爺的幾個證件以及姥爺姥姥的照片。這幾幀發黃的、薄薄的紙質遺物，歷史久的距今近70年，短的也有60年了，從中看不到姥爺解放前的履歷。但仔細端詳揣摩，也能看出一些異樣信息:比如姥爺的退休證寫到他的工齡，至1962年，一般工齡為26年；連續工齡為19年。我推測，一般工齡可能是姥爺自述的參加工作時間，而這在當時的動蕩年代難以追溯查證；連續工齡則是他進入鐵路系統后的可追溯工齡，也是領取退休金的工齡。 圖七，姥爺1962年退休證的前兩頁。 　　如果按一般工齡向前推26年，則是1936年。這個重要時間節點，是否是他開始從軍的時間？如果姥爺從那時起就一直走在正確的革命道路上，那么他的晚景應會好一些，且能惠及家人。然而這只能是“如果”。 圖八，姥爺退休證內頁中曾出現過我的名字，不過當時最后一字為“海”。不知為何這幾行字又被劃掉了。 　　老實講，正是這幾件跨越了半個多世紀的遺物，以及姥爺講述的與此并不對稱的經歷，經常令我浮想聯翩，有時居然幼稚地羨慕那些吃了不少光榮飯的二代三代。 圖九，姥爺退休證封面。 　　不過現在這些都已成過往的過往。我想，在歷史的長河中，有那么一滴不太清、也不算濁的水珠，與我和我的家人后代有關，我有必要寫下這段非虛構文字，只當為這滴小水珠留個紀念。 圖十，黃河俯瞰，圖選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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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姥爺的非典型回憶

王世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