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勇其人其事

張智海

信手寫下此題，卻犯了躊躇，作為自己曾經的朋友，周國勇其人其事該不該寫，怎么寫？思忖再三，覺得應該寫，照實寫。我想告訴人們，有過的美好和留下的遺憾。周國勇是原外經貿部國際經濟合作研究所（今商務部研究院）的一名干部，人到中年，家庭幸福美滿，事業如日中天，組織無比信任，被派往維也納聯合國工發組織擔任重要工作，可謂前程無量，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而他最終卻走上了叛逃的不歸路，令人感到意外和不解。我與周國勇相識并成為朋友，純屬偶然，確切地說是以文會友。1985年夏，我在巴格達中國石油工程建設公司（CPECC）駐伊拉克辦事處工作。 那時，中國有中建、中水、中土、港灣、路橋、成套、石油等8家央企在這里設有辦亊處或經理部，開展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業務。CPECC駐伊辦這幢三層小洋樓，位于市中心瓦賽克廣場15街，離底格里斯河不遠，房舍寬敞環境不錯。 巴格達是座迷人的美麗城市，當時兩伊正在酣戰；我的工作雖然繁忙，生活卻也還算充實，在這里能看到遲幾天的《人民日報》等報刋，很使我高興。7月21日《人民日報》“海外游蹤”署名周國勇的文章《巴格達的魅力》，立意清新文字雋永，把古老而現代的巴格達描寫的引人入勝，讀之甚是喜愛。你想想，住在巴格達，以著美的好心情讀著贊美巴格達的美文，會有多高的興致和怎樣感受？對巴格達如此熟悉且能撰文在人民日報發表，這周國勇是誰呢！ 再往前翻，發現一周前即7月12日《人民日報》“大地”文學作品專頁也有周國勇寫的《巴格達的常州姑娘》（報告文學），以飽滿的熱忱和深情的筆觸，講述常州姑娘在“一千零一夜”故鄉，努力務工為國爭光的故事。周國勇這是在謳歌我國剛剛興起的對外承包工程與勞務合作事興啊！《人民日報》是中國的頂級大報，能在其上發表文學作品，我想這周國勇定非等閑之輩。之后，我問過幾家中國公司駐伊辦的朋友，周國勇是誰？沒有人知道。 年底，我結束CPECC駐伊辦的工作離開巴格達回到北京。那些年我常給多家報刋供稿，外經貿部經研所和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合編的《國際經濟合作》（國內外公開發行），不時刋登我的文章。這天，我來到《國際經濟合作》編輯部（安外東后巷28號老外經部大樓內）談稿子寫作問題，王婷娣主任寒喧過后讓編輯與我具體商談。這時，一個子有點高且敦實的中年男子走過來，與我握手自報家門：我是周國勇！周國勇，是那個寫《巴格達的魅力》的作者嗎？正是！他笑答。我欲自我介紹，他卻正色道不用了，你是我們刋物的老作者，你的第一篇來稿就是我編發的。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就這樣與周國勇相逢相識了。過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八九點鐘，周國勇突然打來電話，說張兄啊，我還在辦公室加班呢，這期刋物需要短稿湊版面，請你幫忙應急啊！恰好我剛從伊拉克回來，手頭資料多而且新，次日我便從六鋪炕乘27路公汽去安定門給他送兩稿；于是1986年3月號的《國際經濟合作》同時刋發我的三篇文章，其中兩篇周國勇為我化名“常智”、“達海”，因為一期刋物不宜刋發同一作者多篇文章。這期雜志開篇是宦鄉（1910—1989，著名外交家和國際問題專家）的“特約稿”。 夏去秋來年復一年，轉眼我借調石油部來京工作6年了；為解決與家人長期兩地分居困難，第一步我當回到原單位石油部一公司（洛陽）。離京前，專去東后巷28號與經研所和學會的同志們作別。周國勇送我到大門口駐足閑聊，講到他上海的老家，講到在坦桑尼亞留學和工作，講到愛人張鶴和他們的兒子，臨了告訴我，他為《當代中國?外經貿篇》撰稿完成后，可能外派（領導已找談話）；握別時說，你這一走，我們見面就難了，寫信吧！說著便把家址寫給我。不久，我在洛陽收到了他的來信。 這是一封硬筆行書（字很漂亮也很老到）傳遞友情的信（節錄）。智海兄您好！原本想待我新的工作落實后給您寫信，不料好事多磨，迄未圓滿解決。今秋《國際商報》幾位總編數臨寒舍，請我去主持該報副刋部，盛情難卻，我表示可一試身手。他們又找經研所商調，還找了部領導，但因經研所不舍割愛，至今仍處拉鋸狀態。您很關心我的寫作，可謂知音。這一陣持“當代中國”較為緊張，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難免撞車，但這支拙筆未敢懈怠……致力于新的探索，挖掘異國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更高層次的人類感情。不久將在《人民日報》“大地”發表散文《白須老人與舊書》就是這種探索的嘗試。七月，我在《環球》雜志發表的散文《能不憶達市》，已被《散文選刋》選載。《人民日報》國際副刋近期還將發些拙稿。散見于其他報刋的文字還有一些，如《北京晚報》發的非洲題材新詩《黃昏》等。事業上的進取，乃我人生真諦，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國勇1986.12.13.來信字里行間，處處看到他的勤奮努力和積極向上。 一個月后，他寄來幾份剪報。1986年5月18《人民日報》“域外漫記”《巴比倫漫筆》。巴比倫名揚世界，我在伊時游覽過。讀周文格外親切。 1986年12月30日《人民日報》“大地”散文《白須老人與舊書》。這是周國勇寫他1974年前在達累斯薩拉姆大學留學期間，與一家舊書店老年店主的際遇；通過人物言談舉止的細膩描寫，使“白須老人”對一個中國青年的友善之情躍然紙上，令人起敬。看來，他“挖掘異國人物內心世界”的探索，是成功的。 1986年7月號《環球》雜志刋登的周國勇散文《能不憶達市》。寫“達市”掌故、風情和民俗，歌頌中坦人民友誼，其中“達市兄弟與周恩來”一節，神來之筆也！《環球》是新華社主管的全球時事新聞刊物，周文能占一席之地，登大雅之堂，何等水平！ 《國際貿易》1986年4月號刋發散文《科威特散記》。周國勇跟我說過，這是他上年春夏科伊（拉克）行之后寫下的篇章之一。 事情進展很快很順利，我終于結束了18年與家人互相牽掛的兩地生活，落葉歸根回到武漢。周國勇迅即滿懷深情，以詩一般的語言致函祝賀，同時告知他的近況。 1987年8月26日周國勇來信（摘要）。智海兄您好！大札收悉，未能及時作復，又要向您請罪了。還是祝賀閣下花好月圓吧！多少載離情，多少年辛苦，如今終于化為團圓飯桌前的歡聲笑語了。兄素向執著于事業，我毫不懷疑，在新的崗位上，頻傳閣下的成功消息。感謝兄鼓勵。今年來我發表的東西不算少，但滿意者僅一兩篇。欣慰的是，散文集《非洲情》已面世。張鶴的散文集《愛情的詩意與哲理》（江蘇人民出版社）亦已出版且一炮打響，初版二萬冊僅兩個月即售一空，連我們自購的200本都未能拿到。另一成果向閣下報告，今春我與張鶴苦戰三月，完成17萬字的世界名著——丹麥女作家卡倫?布里克森散文長卷《走出非洲》的翻譯工作。此書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列入“散文譯叢”，現已發稿，年內問世。《走出非洲》1985年改編成同名電影，次年榮獲奧斯卡七項大獎。我們才學有限，只是不甘虛擲年華而已。關于維也納之行（按：派駐聯合國工發組織），須待我手頭的“當代中國叢書”完稿后才放行，不過，大局也快明朗了。張鶴上周飛赴福建，參加《福建青年》雜志筆會，在武夷山，九月中旬才可返京。我想她聽到您（闔家）團圓的喜訊，也會由衷地高興的。 國勇八月廿六日于京 讀了來信，我為他的情義和真誠所感動，更為他們夫妻的筆耕成就（著作和譯作）而歡欣。還是來看看他信中說到的幾本書吧！ 《非洲情》（北岳文藝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6.4萬字，42開本，裝幀精致，題材新穎，乃周國勇“為黑非洲低吟淺唱”的代表作；抒發在坦桑尼亞、贊比亞、肯尼亞等東非國家的所見所聞所感。那時這種內容的書很少，頗受讀者青睞，以至于國家圖書館看重，北京圖書館收藏。 《愛情的詩意與哲理》11萬字，小32開本，裝幀典雅，題材時髦（要不怎會那么俏銷），乃張鶴的得意之作。其中篇章《一個真實的愛情故事》洋洋數萬言，寫吉玉力（周國勇）和阿馨（張鶴）因文學結緣，相識、相知、相愛、相守的經歷。1962年，15歲的上海男孩吉玉力和14歲的北京女孩阿馨，同時在《少年文藝》發表處女作而互有好感，隨后鴻雁傳書，使天南地北素昧平生的男孩和女孩互生情愫。文革開始后，18歲的阿馨“要到廣闊天地干一番事業”去了黑龍江，在齊齊哈爾訥河縣的一個農場插隊。在這里，她每天“放下鋤桿”就“抓起筆桿”，寫詩，寫散文，寫通訊，后被調場部中學教書。而吉玉力則去了非洲留學。1970年10月，他們在京完婚。“新婚不喜，蜜月不甜”。婚后阿馨仍去訥河農場，不久調縣劇團任編劇，組詩《在廣闊的天地里》登上了《黑龍江日報》的副刋，成了遠近小有名氣的“女才子”，因而調入齊齊哈爾鐵路局子弟學校，任團支部宣傳委員。吉玉力此時在非洲參加援建坦贊鐵路。1972年他們結婚二周年之際，吉玉力“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喜訊傳來，阿馨“那高興勁兒就別提了，不由得又敬重他三分”。翌年他們的兒子出生。又過了一年，當“春風拂綠了嫩江平原之際”，一紙調令將阿馨調回了京城，吉玉力亦已回國工作，一家人始得團圓，他當編輯，她當記者，業余潛心埋頭寫作……這自傳體“故事”說明，和當時的大多數青年一樣，他倆是有革命理想有志向有追求的奮斗者。記得在京離別時周國勇說過，當年他與張鶴一個上海，一個北京，愛得很深也很苦。他寫這段戀情的報告文學《青春萬歲》，正在河北某文學期刋連載，還說集齊后要送我一套。夫妻倆各自為文同一題材，可見愛的刻骨銘心。 巜走出非洲》（譯作）16.8萬字，小32開本，列“散文譯叢”第三輯之首。此外還有《托爾斯泰散文選》（徐遲譯）、《故人情一一回憶高爾基》（陳敬容譯）等九種。徐、陳都是翻譯大家。周國勇在達累斯薩拉姆大學學的是斯瓦西里語，英語為其第二外語，他能翻譯卡倫?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表明外語水平和文字功底已達相當高度。 年輕時在非洲讀書，后來又幾進非洲工作，非洲成為了周國勇文學創作的不竭源泉。他創作的少兒讀物《非洲動物列傳》、《恐怖的樂園》等，都是非洲動物題材，備受少兒喜愛。《非洲動物列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8萬字，大32開本，由享譽“科普漫畫第一人”的著名畫家繆印堂（1935—2017）插圖，圖文并茂。 《恐怖的樂園》（少年兒童出版社1985年版），24開本，由著名畫家（美編）陳敦繪畫，非常好看。 應時譯作也有出版。《合資企業成功之道》（11萬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便是其一。原著為加拿大經濟學家彼得?基林。這是改革開放初期介紹合資企業經營管理實務的譯作。 上面所列種種遠非全部。周國勇在雜志社做編輯，張鶴在《國際商報》編副刋，他們業余寫作，幾年中密集出版著（譯）作發表文章，辛勤勞累可想而知。在我的心目中，周國勇是個思想進步，才華橫溢，有情有義的人。他與張鶴的姻緣和后來的三口之家，他在非洲的留學和工作十年，他的積極向上和奮發有為，他對文學的鐘情和超凡建樹，他對友情的看重和摯著，如果用兩個字來形容，那就是“美好”。我調回武漢后，不兩年周國勇去了維也納，彼此斷了聯系。時光流逝，一恍過去二十多年。友情可貴，故人難忘。我便按周國勇當年留下的北京家址致信“投石”，結果“石沉大海”。轉而致信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邢厚媛，因想她是原經研所資深人士，應能知道一些情況。幾天后2014年12月22日，我接到了邢院長北京電話：剛收到來信。想到可能是位老同志，因為現在的人很少寫信。周國勇，80年代末叛逃。當年他到聯合國工發組織不久，即被臺灣特務機構策反，去了美國。到美國后他寫了聲明，脫離中國，脫離共產黨。以后去了哪里，就不知道了。關于這個情況，當時內部有書面傳達，外面一般不知道。我當時在經研所，聽過傳達。定性是叛逃。至于他愛人張鶴（和兒子）的情況，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一起走了吧！聽完邢院長電話，我陷入了沉思。周國勇叛逃，為什么要叛逃？當年在維也納到底發生了什么，已不得而知；一個受黨和國家多年培養且受到重用，本來有著大好前程的周某人，為什么最終選擇這條不歸路，讓人不得其解。據其叛逃時間1989年“6.4”前后來分析，有可能是受西方自由化思潮影響和敵特蠱惑。曾經的那么多“美好”一一化為烏有。留下的只有嘆息，只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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