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戰事回顧（22）：

青杠坡人

《南疆戰事回顧》 （二十二）憶當年 ? 我所經歷的 那些情報戰線工作回放（C篇） 　　在上篇《回顧》（二十一【B篇】）中，我曾提到當年（1980～1981）團情報站開展特情工作中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參與組建和發展越南游擊隊。四十多年過去，按照國家相關保密制度規定，應該早就過了保密期。今天，我把當年15團情報站所經營的那段值得濃墨重彩、隱藏顯赫業績的情報工作成果分享于后。 　　下圖為作者1981年與團情報站偵察員在猛硐的合影。從左至右：趙維華、項新民、李平先、劉建芳、羅江遠。 　　1980年初，我在開展對越兵要地志調查工作中，通過時任麻栗坡縣公安局局長黃洪興的引介，結識了茨竹壩越南游擊隊綠水河二中隊的政治員兼軍事顧問周賢考。 周賢考岀生于越南河江省官壩（又稱“管箔”）縣一個華僑家庭，16歲他就加入了越南人民軍。1954年3月，周賢考隨同所在部隊（第308師）參加了越南抗法戰爭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奠邊府戰役。1955年初，周賢考被調入新組建的越南人民軍第21步兵師，同年年底該師被命名為第1野戰師，1959年1月，第1野戰師最終被命名為第1步兵師。 　　1959年底，周賢考在步兵1師被提撥到3團一個連隊任排長，由此他與該連副連長阮青山成為生死弟兄并締結“兒女親家＂，即：今后如果雙方各有兒女就指腹為婚結為夫妻。后來2人婚后生育的孩子均是男孩，于是兩人又承諾結為終生“干親家”。 　　1969年，周賢考在部隊因公受傷導致左小臂截肢，這位曾經在戰場上奮勇殺敵、數十次立功授獎的越南人民軍英雄不得不從指導員的位置上離開軍隊轉入到地方工作。他先后在越南河江省同文縣、官壩縣等政府部門工作，1974年起曾任官壩縣組織部副部長。1978年越南加大反華排華期間周賢考被迫返回中國。 離開越南軍隊的周賢考與“干親家”阮春山一直都保持著密切聯系。越南國內戰爭后期，周顯考和阮春山當年所在的越軍第1步兵師又更名為越軍步兵341師，該師在1975年解放西貢的胡志明戰役和1978年侵略柬埔寨的戰爭中都屢立戰功，先后兩次榮獲越南軍隊最高榮譽“人民武裝力量英雄”稱號。后來，與周賢考分別近10年的阮春山一路青云還晉升為341師上校副參謀長兼作戰科長。 下圖是在越南獨立戰爭中屢立戰功掛滿勛章的周賢考 　　1980年仲夏的一天，我在團邊防股辦公室同周賢考調查核實越方兵要地志資料時，聊天中偶然得知他與阮春山之間有這種特殊的關系。這個線索立刻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視，我覺得利用周賢考的這層關系與境外的阮春山建立特情關系完全具備了主客觀條件，當天下午我就將這個情況向張啟仁參謀長作了匯報。那時的邊防股就設在麻栗坡縣種子公司的二樓上，這里離我們司令部住的水工隊大樓不足200米。張參謀長聽后一拍大腿站起身道：“好啊！趙參謀，這條線可以釣到大魚喲！”說完，他就帶著我和蒲光成股長快步走進了李清云副團長的住室。（注：當年我團司令部和政治處機關都駐扎在麻栗坡縣城的水工隊大樓上，政治處住二樓，司令部和團首長住三、四樓，辦公睡覺都在一間屋子里，工作起來比較方便。） 李清云副團長（1981年3月后任15團團長）和張啟仁參謀長以及蒲光成股長都是老偵察情報員岀身，通過對周賢考這條線索的評估和研判后，認為這是一個打入敵方內部獲取情報的極好機會。于是，當晚幾位首長親自策劃部署，把阮春山定為重要情報關系來發展（代號“山貨老板”），周賢考定為重點耳目兼一號交通員（代號“大龍”），我作為聯絡員（代號“小龍”）負責單線與周賢考保持聯系，偵察股長蒲光成作為內勤總管（代號“供銷社”），開展情報業務總體由張參謀長負責管控，并把這個絕密方案稱之為《眼鏡蛇行動》。 　　后來在實施《眼鏡蛇行動》中，主要是由我單線與周賢考接觸和向他下達工作指令。第一階段先由周賢考與阮春山加大書信往來，保持不間斷聯系。周賢考寫給阮春山的書信，基本內容都是以朋友、親戚的角色發岀，一般就是聊聊家常，敘敘舊情，從不涉及政治和軍事之類的敏感話題。信件也不能固定在一個點發出，有時從越南的官壩縣發，有時從同文縣發，有時從黃樹皮縣發。 　　通過二人近半年的通信往來，我們從阮春山給周賢考的回信中察覺到阮有厭戰情緒和親中思想，特別是阮春山在信中流露出了對中國軍隊當年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的感激和懷念之情。此時已經到了1981年我軍即將收復扣林山的前夕，于是我們將《眼鏡蛇行動》轉入到第二階段的工作：由周賢考邀約阮春山擇時到邊境線上見面。 　　（注：下面這個手寫資料是我委托羅江遠戰友近日專門到麻栗坡檔案館查閱復制的，我一眼就認岀這是當年團邊防股干事李鵬飛的筆跡。文中勾紅線處有當年周賢考等人岀境工作的記錄。） 　　見面工作一波三折。1981年3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周賢考帶口信要我去八布街上碰頭，那天正好趕八布街，我到八布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多鐘了。見面老周很失望地告訴我，本來這次阮春山找借口岀差到了越南官壩縣準備與周賢考見面的，但由于信件在途中耽誤時間太長，他收到信時阮早已離開了官壩，錯過了見面機會（注：當時阮春山寫給周賢考的書信一律都只能寄到越南境內再通過特殊關系轉給周賢考）。就在那天，周賢考又神秘兮兮地從一個小竹籠里取岀來約兩拳頭般大小的一只小蜂猴對我說，這是一位游擊隊員從境外帶回來的“小靈貓”，送給我帶著以后作為到邊境接頭的聯絡暗號。打這以后，我便請示張參謀長將周賢考的代號改為“大靈貓”，我的代號改為“小靈貓＂，《眼鏡蛇行動》則改稱《靈貓計劃》。 　　下圖為當年麻栗坡綠水河越南游擊隊顧問兼政治員周賢考從境外帶回送給我的特殊聯絡員一一蜂猴“小靈貓”。（注：該野生動物已被我國列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第二次是阮春山主動寫信與周賢考相約見面，當時預約的見面時間是擬定在1981年5月上旬，因阮春山老婆是越南黃樹皮縣人，他準備以探親的借口到黃樹皮縣后再擇機到我方馬關縣的都龍邊境線上與周賢考見面。但由于當時我軍剛剛打響收復扣林山的戰役，整個邊境形勢異常嚴峻，故不得不再次取消。 上篇我曾提到了因扣林戰役15團新增建步兵4營，站長呂增畢又調去新4營任營長，后從文山軍分區情報站派鄭開禮來我團情報站接任站長。說來也巧，首任站長呂增畢和第二任站長鄭開禮都是云南曲靖人。鄭站長同樣是情報戰線的一名老兵，他上任后進入角色很快，原由蒲光成股長分管的《靈貓計劃》內勤（“供銷社”）工作也于1981年7月后就全部移交給了鄭開禮站長。從1981年7月至1982年下半年，《靈貓計劃》的經營業務主要是鄭站長和我兩人在具體管理。 　　1981年12月下旬，我們終于收到了一份極具軍事價值的情報。這是阮春山委托他舅弟轉送的信息，大致內容是：鑒于我軍當年收復了云南方向的扣林山和廣西方向的法卡山后，越軍總參謀部正在加緊調整部署兵力，阮春山所在的341師擬轉歸越軍第68軍建制，并很快就將調往河北省（現為北江省和北寧省）緊鄰諒山的邊境地區（廣西當面）駐防。該師的主要任務是擔任第68軍戰略預備隊，隨時準備機動支援法卡山、靠茅山邊境的戰事。 　　獲取這份情報上報分區和軍區后，當時并沒有引起上級軍事部門的高度重視。因為當年邊防一線境外關系提供的情報線索往往水份都很大，不少臥底還是雙重間諜身份，所以許多情報要么是過了期的信息，要么就是編造的假情報。由于我們一直沒能與阮春山親自見過面，對該人的基本情況并不完全摸底，所以對他報來“341師擬轉屬第68軍并準備調往越河北省擔任軍預備隊”的情報一時難以判斷真偽。 1982年4月中旬，周賢考帶著綠水河游擊隊員從茨竹壩方向的下月亮壩出境到越南縱深開展偵察活動時，不慎觸發地雷，光榮犧牲。為了不讓《靈貓計劃》半途而廢，我們仍通過書信方式繼續與阮春山保持不間斷聯系。由于寫信的筆跡不一樣了，我們就以周賢考說他因車禍壓斷右臂并截肢住院，所以只能靠別人代筆。 后來到了1982年下半年（大概是8月份），我探親回部隊路過昆明，順便到昆明軍區情報部領取偵察器材時，正好遇見昆明軍區情報部副部長朱奎（后來任部長）。他告訴我：最近通過技偵獲悉的準確情報，越軍341師目前正調往廣西當面的越南河北地區布防，這充分印證了頭年末阮春山向我團情報站提供的情報是真實可信的。 　　下圖為情報站長鄭開禮（左）與作者1982年3月留影于麻栗坡縣猛硐南溫河 　　1982年10月，阮春山隨341師移防越河北省山東地區駐防不久，因對我國一直保持有友善情誼，加上越南當局窮兵黷武，國力蕭疏，民不聊生，致使阮春山厭戰情緒加劇，他越來越對當局失望和不滿，于是，他巧借回家休假的機會，偷偷從我團猛硐3營13連的野豬塘8號陣地方向跨越中越邊境，向我方投誠。 阮春山是上世紀末十年中越戰爭中向我方投誠職務最高的越軍軍官。也是我軍情報戰線成功策反的最高級別的越軍軍官。 　　下圖為15團情報站1982年的全家福。前排右起：項新明、文世林、王瑞武、周先林、賈山洪；二排右起：羅江遠、伍孝群、謝開武、鄭開禮（站長）、李世棟（教導員）、楊正清；三排右起：朱紹祥、劉建芳、李平先、許貴林、周光林、楊正坤。 　　【補記：此《美篇》剛一發岀，當年猛硐13連指導員張國倉就給我發來短信作以下補充—— 1982年10月的一個晚上，我連野豬塘后山8號陣地接到野豬塘小學一位老師報告，有一名越南軍人當晚摸進了野豬塘寨子。接到報告后，8號陣地的2排6班班長肖樹良、副班長閆勝春、戰士孟必慶、茶自明、越語翻譯彭永富、軍犬員楊建國（帶軍犬“邊防＂）立即趕往野豬塘寨子迅速展開戰斗隊形包圍了越軍潛藏地，并很快將其擒獲。 經突擊審問，該人稱自己是越軍一個師里的副參謀長，名叫阮春山，是自愿到中國來投誠的。第二天早上連隊就將此人交猛硐邊境站移送相關部門。此次行動連隊為肖樹良、閆勝春、孟必慶、茶自明記嘉獎一次。】 　　以下照片為15團情報站部份偵察員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麻栗坡、八布、猛硐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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