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兩次高考圓夢交大

孫銘

此篇原本屬于《<a href="http://www.xsjgww.com/46169xyz"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8px; background-color:rgb(255, 255, 255);">1974：鐵路工人激情燃燒的歲月</a>》第四年的部分，二者絕對是打斷骨頭連著筋，不可分離，只是因為前面的字數太多了，而且工作與高考并行，所以特把兩次高考部分分離出來。上篇只談工作，這篇只講高考。 一，77年首次高考差點二上中專二，78年二次高考圓夢西安交大三，附件 一，77年首次高考差點二上中專 　　1973年3月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時候，不到一個月就頂著壓力推出了“高校招生增加文化考試”的政策（我當年在鐵工校還跟著瞎胡鬧）。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馬上8月提出推遲招生，10月正式恢復高考【2】。不得不佩服鄧小平的高瞻遠矚力挽狂瀾的眼界與魄力。這種順應歷史潮流，敢于“三落三起”與兩次推動恢復高考的行為，不知道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 1977年8月鄧小平關于推遲1977年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批示及1977年10月3日華國鋒、鄧小平關于恢復高考的批示 　　恢復高考的消息在當年的10月初就已經傳開了。有人說，在當時社會上，“知識分子”是一個比不上“工人階級”響亮的稱呼，我覺得是瞎說！我們工廠的工人師傅們絕對尊重工程師與技術員，我們既有理論也有動手能力；從工資而言，我們幾個中專畢業生兩年后的工資就跟工作十幾年的工人師傅差別不大；再加上我們天天跟工人師傅們吃喝玩樂混在一起，肯定更容易得到認可。 自文革起十幾年人們的工資一直沒增長，1977年8月10日，國務院發出《關于調整部分職工工資的通知》，決定在國民經濟初步恢復和國家財政情況開始好轉的基礎上，為部分低工資的職工調整工資，使3000多萬職工生活開始有所改善。工廠一些66年以后參加工作的工人，工資較低的這次都能有所調整（大概調整五元）。當時大學畢業生轉正后的工資是56元，而我們中專畢業生轉正是43元。這次工資調整我們74年工作的不在調整范圍，而我上大學后的1979年（或1980年）就調整到了48元。 　　10月下旬，記得我還是出差在青島機車車輛廠，得知“推薦上大學”制度被廢止，高考招生再次恢復。招生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復員軍人、干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符合條件的均可報考。跟我們上中專當“工農兵學員”不一樣了，不論家庭出身、不需單位批準；基礎學歷、年齡不受限制；本省市招生的學校和專業登在報紙上任申請人選報……。 因為當年的招生考試被推遲，時間非常緊迫，全國統一出卷來不及，當時全國也沒有統一的大綱、統一的教材，所以全國統考是不現實的，于是教育部統一組織制定了高考復習大綱，各地以這個復習大綱為依據，制定各省的考試。還聽說大部分生源比例（大概80%）都留給“工農兵考生”，那咱必須要去試試啊！我當時就打電話給廠工會主席，要求報名參加考試。 　　正式公布恢復高考后明確：(1)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應屆高中畢業生都可以報名；(2)具有高中畢業的文化程度才可以報名，而且必須通過大學入學考試；(3)政治審查主要看本人表現，破除唯“成分論”；(4)德智體全面考核，擇優錄取。 1977年各省的準考證，可惜我的沒保存下來 　　說是符合條件的都可以隨便自由報考，實際報考時，由于各地執行政策的情況不一，還是有一定要求的。1977年—1979年期間，內蒙古自治區規定，區內院校招收少數民族考生的比例不低于15%。蒙古族、達斡爾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俄羅斯族考生，可在其統考成績總分的基礎上增加10分。可惜我是怎么也靠不到少數民族隊列中。直到2018年后，所有考生的高考加分才不再累加。記得我到技術室時，金工車間銑刨組曾來了一個蒙族美女“塔娜”，銑床田兄的師妹，她可是我在內蒙20多年唯一近距離認識的蒙古族美女，她就可以加分，后來她考進內蒙古大學。 我去報名時候還了解到，1977年報考大學還有幾項特殊規定：其中高中畢業生可以直接報考大學、大專、中專任一學校（78年取消），而大學、大專、中專各校會分別劃定不同的錄取分數線；我是中專畢業生，招生辦（好像是知青辦代管）開始不建議我報名，后來又說不能跨專業報考。于是我叫上工廠工會于師傅，帶著工廠的介紹信，證明我盡管是機械專業畢業，但是一直從事電器設備設計、制作、維修工作，這才允許我填報非機械類的專業。 1977年高考是先填報志愿后參加考試，填報志愿學校沒有重點與非重點和大學、中專之區分，也不公布高考分數；志愿只能填三個，在“備注”欄還可填報是否服從“分配”或其他。因為我當時參加高考純屬是“隨大流”，記不清志愿怎么填的，只記得備注欄沒填，三個志愿學校有個北航，因為看了幾年《航空知識》；其他的真是沒有任何印象了，可能是撞大運思想作怪，好像沒有填內蒙古的任何大學，肯定不會有大專或中專的學校。 　　說實在的，我們這些非應屆高中畢業生的工農兵預考生們，多年來在社會上的磨練，我們的雙手早已被農村的鐮刀、工廠的機器打滿了老繭。這時候再次拿起筆捧起書，對數理化知識、對考場考卷，真的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事物了。我們能鼓起勇氣去參加高考，確實也并非一樁很容易的事，不知道是不是一次壯舉。 當時考生報考文科的人遠遠高于理科考生。有真喜歡文科的，知識較為全面，文筆特好；也有的是對數理化一竅不通，平時政治學習多，或許是想趁著恢復高考來碰碰運氣。順便插一句題外話：我大學一個同班同學，絕對高分錄取西安交大，但上學后，他突然不喜歡理科要改學文科了，我跟趙兄專門去他家做過工作，后來他還是退學重新參加了后面的高考，如愿改上了文科大學。 確實有很多人都是抱著試一試、隨大流、撞大運的心情來報名參加這一考試的，畢竟這是十幾年來中國少有的通過公平競爭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夢想應該有，萬一實現了呢？！”我們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考上了感謝鄧小平，考不上繼續抓革命促生產，接受祖國的挑選”。 　　現在回想，我當年報名參加高考，確實也是一時沖動的行為。報名后發現周邊沒有一個跟我“志同道合”的，而工廠里已經傳的滿城風雨，我已經是騎虎難下，必須破釜沉舟勇往直前了！ 出差回到工廠，盡管工作并不緊張，但也不能為補習功課而請假啊！好在工作不錯，不需要考慮后路，除了面子問題，其他也沒有什么后顧之憂，補習考試心態很隨意。 當時的廣大考生，就算上過高中的，也是一畢業就把課本扔了，而現在要報名參加高考，要熟悉課本，實在無書可看。我們都一樣，到處找可用的資料，偶然看到一些油印的復習資料，也如獲至寶。 我自己因為沒上高中，初中直接上了中專，沒學過化學，但是自認為數學學到解析幾何微積分、物理學到理論物理和材料力學，這兩門的知識應該高于普通高中。再有平時看書不少，政治上要求進步，緊跟時代。這么算一算，數理化語政少一門化學好像也無所謂。 鑒于基本沒有什么復習時間，我決定直接放棄化學，想用數學、物理、語文、政治搶分。僅僅兩個月的業余時間，根本不可能全部復習一遍，于是重點放在背數學物理的定理公式，至于語文，我就根本就沒有復習任何東西，也不知道高中學的什么，更不知道怎么復習。政治好辦，當時的人都是關心政治的，不用多花時間去復習政治，只是按照復習材料，對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大致背景做了一些死記硬背的工作。 　　我中專同學沒有要參加高考的，初中同學有一些上了高中，可是畢業后不是下鄉就是在家待業，也不知道有誰要參加高考，真是一人孤軍奮戰。好在我在車輛廠工作的鐵工校同學王君，他當初來自包頭一中。他告訴我包一中有很多高考補習班，可以陪我一起去學習。真是好兄弟啊！當時社會上的學校熱情絕對高漲！確實如同以后的描述：瞬時間，多年間積壓的成千上萬的考生，從鄉村、農場、牧區、工廠、礦山、營房、學校涌出來，從各個角落搜出塵封的課本，一場空前規模的大學習大復習隨處可見，朗朗書聲隨處可聞。 為應對77年的高考，包頭很多學校的補習班都忙于幫助應屆高中畢業生做最后突擊準備，我們這些“工農兵”屬于被遺忘的角落，為我們這些被學校補習班拋棄的社會青年而開班的寥寥無幾，能在包一中開辦的社會大課堂聽高考輔導講座，對我們絕對是“及時雨”啊。那時候的老師真是正氣滿身純粹是奉獻，所有補習大課都是免費的。數百人的大課堂，滿滿一屋子的年輕人，個個都聽得認認真真，最夸張的是后排的一些人，往往如同看電影一樣，站在椅子上聽講，來晚的人看到的只是高大的人墻。 　　當時我已經調到電工班工作，師傅們非常照顧我，一般修理電機下線之類的工作都不讓我插手，只管看書，偶爾處理個別設備的控制電路問題。我電工班是金工車間里的一個單獨房間，不但有辦公桌還有一張床，所以我特別喜歡上夜班，白班只能看看書，夜班可以關上門專心做題，很少有人干擾。 文革結束，大家精神放松，經常是工作完還要一起吃飯喝酒。那時候工人們一起喝酒都是散裝酒，很便宜大概不超過1元。我在工具柜中藏有一些好酒，大部分是好友劉兄送給我的。記得1977年元旦時候，在車輛廠工作的好友劉兄突然跟我說，他也要離開阿吉拉去當兵了。此劉兄就是我們鐵工校時期的素民，來自內蒙兵團玻璃廠，真正的工農兵學員，這次要由工返兵。他去的部隊可是響當當的抗美援朝“鐵原阻擊戰”的63軍！因為比較突然，沒有來得及召集同學做正規歡送儀式。我自己去他在阿吉拉的宿舍幫他收拾東西，他從柜子里翻出4-5瓶好酒送給我，只記得有兩瓶汾酒，其他的忘了，肯定沒有茅臺酒！??那時候的中國十大名酒：茅臺、五糧液、劍南春、瀘州老窖特曲、西鳳酒、汾酒、古井貢酒、董酒、洋河大曲、郎酒。當時汾酒3-4元一瓶，茅臺沒買過，大概7-8一瓶。 自己補習功課時間可以自由支配，若是去包一中聽大課，不能遲到，所以需要提前退出聚餐。這樣每次聚餐時，我就給朋友師傅們貢獻一瓶好酒，這樣他們會很通融的放我先離開。但是每次退場前，都要先干掉一大杯白酒才能離開！因為是非正常上下班時間，經常是沒有通勤列車回家，常常需是“掛”在調度的火車頭，或者像鐵道游擊隊的“飛虎隊”一樣，“扒著飛快的火車”回到包頭東。 　　1977年冬天（各省命題，內蒙古考試日期定在12月13日~15日），中國關閉了11年的高考考場大門再次正式打開，它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在冬季進行的高考，這是一次各省獨立出題的考試。內蒙高考考試形式為文理分科同時開考，文理兩類都考政治、語文、數學，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總分400分。只有報考外語專業的要加試外語，其他不用考外語。 我真是暈暈乎乎的進考場開考。政治肯定排第一個，感覺沒有緊跟形勢潮流，平時對政治挺關注的，怎么也能遇到答不出來的題？估計也就70分到頭；下午理化考試時候，物理部分感覺答的還不錯；化學考題部分，本來想寫一句話聲明：沒有學過化學……；后來拍引起“逆反”，別再搞出一個“白卷孫鐵生”，一道題都沒答，給老師保留了一個特別整潔的試卷。物理部分估計最多40分。第二天上午考數學，沒有覺得有什么難，可是答題覺得別別扭扭不是很流暢，僅僅比及格強一些，估計也就是70多分（我們交大77級一個“雙新”人竟然在新疆考了100分）。 最最奇葩的事發生在最后一門的語文考試。語文試卷分為語文基礎與作文兩部分，各50分。作文的題目是《在紅旗下》和《論實事求是》兩題任選一，滿分50分。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提前半年，肯定就好答了，可當時寫《論實事求是》好是有點不好發揮。想一想自己從小生長在軍人之家，家里父母的獎章勛章一大堆。老媽1958年還接受過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的接見/合影（可老媽從不把合影照片掛出來），我可絕對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盡管文革早期差點變成“黑五類”，但總體還是“紅”的時候多啊。于是毫不猶豫選擇了《在紅旗下》。真是寫得激情飽滿，意氣蓬發，洋洋灑灑的幾百字一氣呵成，還特別得意洋洋的提前交卷。結果樂極生悲！ 兩天神圣而又緊張的高考終于結束，不管考得好與不好，結果怎么樣，反正一下子覺得輕松了，樂樂呵呵的回廠繼續工作。　　當時的考題確實并不太難，一個現在的合格中學生都可以輕松地考個好成績。但是，對于當時一些中國青年來說，這卻無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艱難的事情。 　　約一個月，遲遲沒有任何消息，我急了，找到招生辦（或知青辦）查詢到成績單，哇！一下看到有兩個0分，差點沒暈過去！化學肯定是0分，有心理準備，其他不應該啊！一查原因，說我作文跑題寫的是“散文”，所以0分！天啊！當時考卷上好像并沒有什么限制文體啊！而且我一個考理工的哪里懂得什么是“散文”，甚至直到現在我都搞不懂“散文”是個什么東東？也許是里面“禿嚕”了什么不應該的話，否則怎么也不應該真給0分啊。咳，我這“奇葩”之考，碰上“蒙古”判卷老師，結果總分連“250”都沒夠上。 這些語文試卷哪有一個對作文有特殊要求啊？ 　　寫此文時特地上網查了一下：散文，就是結構凌亂不穩的記敘文、議論文、詩歌……。散文形散神不散，自由發揮，隨心所寫，心靜如水；詩歌講究韻律意境，結構穩定，心如烈火。詩比散文更需要激情與靈感。好像明白了，先亂寫就是散文，增加韻律熱情奔放，一步之遙變成“詩”；終于明白了77級師兄“詩人”多的根源所在！ 　　其實仔細想想，當初參加考試純屬瞎胡鬧，別說有一門課根本不會，就是全都學過也不一定能考高分，真不知道當時怎么敢沖上去的！ 招生辦的人還真不錯，找出我填報的志愿，說此成績能上某些專科“帶帽大專”或者中專。當時國家批準各個學校擴大招生，擴招約30%，可以對考生進行補錄。志愿填高了沒被錄取的，按照“服從分配”原則，可調劑到普通大學或者專科學校。招生辦人說，很多人在“志愿表”的備注欄都寫有：“如大學不能錄取，愿到任何中專學校就讀”，所以77年有一些高中畢業生直接考進中專學校。招生辦也可以讓我補填專科學校，這也太打臉了，俺一個中專畢業生來考試，再考回一個中專學校，來個“回爐鐵工校”，這不是開玩笑嗎？還是有自知之明的，既然上不了大學，那就放棄。 1978年二上考場，考上西安交大后，既煩惱又慶幸。煩惱的是，由于77年沒有考上，后來認識一位比我小幾個月的家伙，我還要稱他“大師兄”，僅僅因為他是77級。慶幸的是，當時作文是0分，若再多個30-40分，一下給分到一個普通大學，那么后面怎么還能當“老師兄”，哪里還會有那些大起大落的多彩變化經歷。 　　鎩羽而歸后的一個多月后，得知我的小學同班同學孫兄考進北方交通大學（后來留校博導）。小學時我們就是同學，初中都在鐵二中，1972年我上中專，他上了高中。1977年恢復高考他首戰告捷，也是到目前我所知道的，唯一我小、初中同學當年考入大學的人。早知道當年應該找他一起復習補習，也許沾他的光撞大運也能到“北方交大”，沒準現在中國會多一個“鐵路專家”！??????不管怎么樣，我是真心佩服77級的師兄師姐們！?????? 二，78年二次高考圓夢西安交大 　　1978年的高考有別于1977年各省市的高考自主招生。1978年的高考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統一高考正式恢復。理工類實行理化分卷，文史類史地分卷，都考五門課程，總分500分。英語考分僅做參考（1983年后英語納入必考科目）。 　　1978年發表在《人民文學》第一期的轟動一時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讓數學家陳景潤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成為時代英雄，激發了無數人的科學熱情。作者徐遲在文中這樣寫道：“大凡科學成就有這樣兩種：一種是經濟價值明顯，可以用多少萬，多少億人民幣來精確地計算出價值來的，叫做‘有價之寶；另一種成就是在宏觀世界、微觀世界、宇宙天體、基本粒子、經濟建設、國防科研、自然科學、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等等等等之中有這種那種作用，其經濟價值無從估計，無法估計，沒有數字可能計算的，叫做‘無價之寶，例如，這個陳氏定理就是。”看到陳景潤的事跡，一方面佩服他驚人的毅力，另一方面感嘆數學的深奧，導致我后來上大學后，系里要把我轉到“計算數學”專業，差點嚇暈我，根本不敢把數學當畢生工作。 　　春節后的春風吹來了中國科學的春天，也吹來了全社會對知識、對科學和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我再次被刺激的“興奮”起來，決定繼續參加1978年的夏季高考。老爸是1937年的老兵，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5月，當兵8年后被組織送到北方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醫學院軍醫科學習兩年；老媽是1950年當兵，1951年入朝參戰，1955年10月回國后，又從廈門轉戰包頭，1958年同樣是當兵8年后再上醫學院學習五年。我是青出于藍，他們八年我四年，所以父母非常支持我繼續求學的愿望！ 技術室的年輕人，兩個大學生一個中專生 　　配件廠領導得知我還要繼續考大學后，新來的黨委趙書記還開玩笑跟我說，其實你考不考大學都一樣，很快你就能進級技術員，你考上大學，幾年畢業回來還是技術員。我“冠冕堂皇”的回答，知識程度不一樣，貢獻也不一樣，幾年學習后回來能做更大的貢獻（原話肯定沒這么高尚，當時覺得上學后可能還是哪來回哪）。廠里對我還真的挺好，把我調到技術室工作（打雜）。在技術室的幾個月大家都挺照顧我，好像幾乎沒有給我安排什么正經事情干，兩個同在技術室的新畢業大學生還幫我找了一些學習資料。真是感謝工廠的領導跟朋友們！ 1972年王老師送我上中專，1978年王老師再幫我復習高中物理 　　這次可不能再像77年吊兒郎當復習、稀里糊涂去考試了！認真找了幾個具有同樣理想的好友（王兄郝妹等）一起復習，他們都有高中文憑，我們之間可以互相取長補短。 1978年的高考，基本還按照1977年冬天教育部統一組織制定的高考復習大綱為第二年高考命題的依據。這次一定要按“復習大綱”仔細準備，把數理化放在首位復習。從“復習大綱”上看數學脈絡比較清晰，物理摸不清重點在哪？化學這次必須要重視，不能再放棄了。于是又找到鐵一中的化學胡老師和鐵二中的物理王老師，請我們最好的老師每周幫我們幾個好友補習一次。真是好老師啊！兩位老師二話不說，完全免費利用空余時間來幫我們補習功課。因為我當時連水分子都不知道，所以化學可不是補習，完全零基礎，從化學元素周期表開始學習。按每周一次授課，算算時間只有16-17個半天學習時間，確實有點緊。胡老師要求我們上課以外時間，要多做練習，并且要把化學元素周期表上所有信息“倒背如流”。化學實驗課實在是沒時間，也沒有合適的條件進行實驗。于是胡老師帶我去了一次化學實驗室，讓我認識了解一般化學實驗需要的各種設備基本用處用法。物理王老師知道我上中專學過理論物理材料力學，但他告訴我，那些跟高中物理有差別，于是王老師按復習大綱的要求，把高中物理序列從頭到尾幫我們捋了一遍。并根據他的經驗幫著標注了一些重點。 印有我小名章的數學手冊一直陪我大學畢業 　　數學沒有找老師專門幫助補習。當年0.93元買了一本《簡明數學手冊》，內容從代數、幾何、數學分析、微分方程、概率統計、直到最優化與計算機算法的所有公式定理全覆蓋。我天天帶著這本巴掌大的手冊，選擇出所有高中數學的定理公式，充分利用上下班通勤列車來回90分鐘的時間，死記硬背。一邊背一邊大量做題。特別感謝當年王兄認識的一個大學畢業生（忘記名字了）也特別喜歡數學，很有水平，他經常過來找我們，一起按考試一樣按時答題，并不時的找一些難題偏題來難為自己。 年輕人肯定沒有用過計算尺 　　我初中班主任陳老師就是一個特棒的語文老師，可語文真不知道怎么復習，重點放在數理化，所以也沒好意思去麻煩陳老師，只能找到幾本高中語文書，經常翻看翻看。政治除了看一些大綱上要求的書，重點還要關注時政熱點。 　　1978年春節后，鄧小平當選為政協主席，當上政協主席之后，他主持的第一個會議就是3月18日開幕的“全國科學大會”。這場會議上，他又提出了兩個著名的論斷，叫“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以及“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大會代表其中有一個年輕的解放軍代表任正非，后來他也是我最敬佩的中國企業家！郭沫若寫的《科學的春天》，反復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差點像讀“老三篇”一樣背下來。結果高考第一題就是“生產力”名詞解釋。 　　1978年4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命題的消息。 　　1978年5月11號，《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時沒有人想到，這會成為中國幾十年來，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常識成為最出名的一個標題。我肯定也參與了這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經過全社會的大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了一句著名的政治格言，并且還催生出了其他格言，比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穩定壓倒一切”、“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些討論出來的新共識，構成了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理論基石。不由得想起77年高考作文選題之一的《論實事求是》，覺得也許高考政治會跟此事沾邊。上考場后，政治考題中好像真有一道大題與此有關，不過我卻沒有發揮好。 　　為78年的高考提前做了充分準備工作，職務也改為電工，可以理直氣壯的報考非機械類專業了！ 　四個多月的高考準備期間，我沒請一天假，沒耽誤任何工作，全是利用業余時間復習。若放在現今，一定會得到大量的“點贊”。 　　1978年為恢復高考的第二年高考，與前一年的高考有很大的改變。一是考試時間改了，考試改為夏季，具體考試時間為7月20、21、22日三天。二是雖然大中專仍然分開考試，但有一個特殊的規定是78屆應屆高中畢業生只能考大學不能報中專（據說以后又可以考中專了）。 　　這回我真是信心滿滿的二上考場，堅信這次絕對不可能再有0分現象了！考試科目順序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政治沒考出什么感覺，只是把該答的題都做了，自我感覺還不錯。語文試卷的古漢語答的非常不好，別說當時，現在給我還是看不懂。其中的作文題，是要求將《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一文縮寫成500至600字的短文。文章提出，建設速度問題不僅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就是改革開放之初，經濟建設起步時的現狀投影，折射了當時人們迫切希望國家走上正軌、渴望國家富強的信念。這種類型應該是咱比較拿手的，可惜只占總分30分。 1978年高考化學試題 　　數學物理比較順，沒有不會的題；最后一門考化學，這是我的弱項，好幾道題我根本就是稀里糊涂，尤其是最后一道題，我根本沒看懂啥意思？現在也搞不清楚當時怎么答出來的，只知道“化學反應各元素化合價不會發生改變”的定理，愣是用數學方式解答出來了。當我們在里面開考時，胡老師在外面看到試題時候就說：孫銘沒上過化學實驗課，估計至少要丟失20分。確實，別說跟實驗相關的題了，好幾道題我都是題目都看的稀里糊涂，只記得是按數學物理平衡公式解答，絕對是“不知甚解”，最后所有題解答完，再用化學價驗算一遍（大概意思），最后整體感覺良好！考完化學我特別有信心的跟胡老師說，至少80分。胡老師高興極了，說我是他最好的學生之一！ 結果后來發布成績單時，化學最好98分，數學物理好像都是80多分，具體好像物理比數學好點，政治語文兩門加起來不到120分，忘了是哪門不及格，肯定是兩門平均成績不到60分。 　　1978年填報志愿，大學有了“重點”和“非重點”之分。每個考生允許填報的志愿包括重點大學5個，普通大學5個，大專和中專若干。當年內蒙古的大學錄取分數線是340分，我大概高出了30-40分（具體分數忘了）。當時對中國的大學知之甚少，真不知道該填報哪個大學。盡管父母都是從醫，可看到他們那么辛苦，我可不想再學醫。由于包頭有幾個特牛的軍工企業，如“一機”、“二機”、“202”等，共和國副主席劉少奇的大兒子劉允斌就在202廠工作（文革時期也被沖擊），所以我特別想進軍工企業，當時還想繼續報北航，后來物理王老師根據我的愛好，建議我第一志愿報西安交通大學無線電一系。肯定要聽恩師的話了，第一志愿填報西安交大無線電一系（當時還以為無線電就是專業）。接到錄取通知書上是：西安交通大學無線電一系計算機硬件81班。 　　接到錄取通知書，一看是西安交通大學寄來的，里面注明的是“無線電一系計算機硬件專業”。當時根本不知道“計算機”是什么東西？最近看到一個“中國高校環形圖”，西安/上海兩交大同在一個圈，當年可不是這樣啊！試想一下：如果把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北京交大、西南交大、新竹交大五所交大合并成一個“中國交通大學”，那是否應該是“中國第一”高校了！?????? 派克鋼筆丟了，英雄100保留至今 　　鐵工校在包頭的同班同學們得知我又要去西安交大上學，大家送我一支超豪華的鋼筆，上海英雄100號鋼筆，應該是當年最貴的鋼筆售價18元，相當于兩瓶多茅臺，月工資的1/3啊！老爸也把他抗美援朝獲獎的一支派克鋼筆也送我了（上學期間被人匿名借走）。好嗎，若不好好學習都對不起這兩支鋼筆。 　　新高考招生還是延續了工齡五年以上的可以帶工資讀書的規定。我當時沒搞清楚我是否應該帶工資上學，也有人搞不清楚西安交大與北方交大的區別，還跟我說，中專是鐵路，工作四年鐵路，再上鐵路的大學，肯定能帶工資。其實西安交大當時是直屬教育部的大學，跟鐵道部毛關系也沒有。 盡管很早就拿到錄取通知書，我還是天天到廠里，要全勤拿全額工資啊！鐵路電話是全國直撥，所以消息特別靈通，9月底時候聽說中央要給“四五”平反，而且上海正在公演四幕話劇《于無聲處》【3】，這對我可是雙喜臨門喜上加喜，一掃壓在心頭兩年之久的陰霾……。廠黨組織也特別興奮給我寫了一份厚厚的推薦信讓我帶給學校。 十一后，工廠給我開了一張到西安的乘車免票，我帶著朋友們的厚望，揣著最后領到的幾十元工資，興高采烈的離開工廠，告別了我激情燃燒了四年的地方，踏上了新的征程。 這次的住校行李要比鐵工校的復雜一些，日用品必須帶足。行李很簡單，被褥往軍用馬搭子一塞一捆就行，再增加一個簡陋旅行箱，一起直接發往西安。記憶最深的是，活到20多歲，第一次一下子獲得三件新外衣。老爸送我一件呢子上衣，二弟給我寄來兩件軍裝（一件四兜干部服，一件兩兜士兵服）。呢子上衣從來沒舍得直接穿，外面永遠再罩一件其他衣服。 報到時間是十一以后，我十一前就出發了，把行李和旅行箱直接發到西安，上火車隨身攜帶一個軍挎包，外加一個八一制片廠安大哥送我的鐵皮電影膠片箱（可加鎖），先到北京玩幾天，到父母幾個戰友那里報喜，再看望幾個好友，然后再去西安報到。 407號坦克，跟我有緣啊！ 　　我中專同班最好同學之一黨兄還在北京“裝甲兵指揮學院”學習，我專門跑到他們學校住了一天，又過了一天軍隊生活。我這黨兄不愧姓“黨”！中專上學時就是黨員，還是校“革委會”委員；畢業后分配到“包頭西車輛廠”，同時是呼鐵局團委委員，當時絕對是呼鐵局紅得發紫的風云人物。可是他不愿當官非要當兵，1975年1月又報名參軍。當年人們當兵，一是為入黨，二是退伍有工作。黨兄這是為什么？他可是有黨票有職務有工作……。基礎好就是不一樣，一年后又被推薦繼續大學深造！黨兄在那里可是第二次當“工農兵學員”，不過這次是名正言順，不再是應屆生！我去看黨兄時候，他剛參加完“全軍學雷鋒、學硬骨頭六連標兵”大會，特地送我一個有“標兵大會”LOGO的裝甲兵公文包。結果后來西安交大校園中，經常多一個“假軍人”，真忽悠得幾個外班的校友以為我也是現役軍人。 　　我還有一個中專同班發小好友朱兄，他畢業分配先在包頭東，再到集寧分局后到呼和浩特鐵路局。我到西安交大上學時，他已經在“西南交通大學”學習。我報到后，他馬上給我寄來一些他用過的學習教材以及最熱門的數學習題集。絕對的好朋友！他后來是鐵道部最年輕的局長，兩屆全國人大代表。 　　1972年我從學生成為“工農兵學員”，六年后，我又從“工人階級”再轉回學生，這次是名正言順的大學生。1978年春節，77級剛剛入校，僅僅半年后的秋季，我們78級的也入校了。77級78級兩次招考時間僅僅相隔半年，又是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一年時間內兩級大學生同年入學的現象。入校后我們又經常一起上課，絕對是絕無僅有的一段歷史。 《交大校園那點事》就不在這里講述了。 　　我們77/78級畢業30周年的時候，在學校樹立了這塊“歷史拐點”的大石頭。對我們廣大學子而言確實如此，然而對整個中國社會而言，1978年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真正關鍵拐點更為準確！ 為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而拍攝的記錄片《中國1978》里這樣描述：1978年的中國，是中華民族5000年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如果說1949年中國的變化是讓中國人民站了起來，那么1978年的變化則是中華民族走向富裕道路的開始。堪稱是20世紀中國第三次歷史劇變發生的一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始年。這一年，有無數中國人的命運因中國的變化而改變；從這一年開始，中國前進的每一個腳步都將引起全世界目光的關注……。 三，附件 附件【1】<a href="http://www.xsjgww.com/445mgm72" target="_blank">那年的“工農兵中專生”也有傳奇</a><a href="http://www.xsjgww.com/46169xyz" target="_blank">鐵路工人激情燃燒的歲月</a> 附件【2】1977年恢復高考 1977 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的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這是鄧小平的第三次“復出”。緊跟著8月4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北京飯店舉行。鄧小平，一位執政黨的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用整整5天時間與30多位科學家、教育家真誠座談，共商振興科學教育大計，這并不多見。8月8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結束。鄧小平在總結發言中再次明確宣布：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會后，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教育部很快報送了《關于推遲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請示報告》，決定將高等學校和中專推遲到第四季度招生，錄取新生次年二月底前入學，推遲三個月。8月18日，鄧小平將這份報告批送黨中央：“這是經過考慮，為了保證重點大學學生質量而商定的。擬同意。”當天，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均圈閱同意。 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規定從1977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制度進行改革，恢復統一考試制度。中國大中專院校（第二次）恢復了高考招生。在《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明確規定“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并鉆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可放寬到30周歲,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屆高中畢業生）”。這一特別規定和提醒，為1966、1967、1968三屆畢業生提供了一次難得的考試和錄取機會。同時，還規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績特別優良，也可提出申請參加報考。 1977年12月的冬天，關閉了11年的高考考場，重新敞開大門，570多萬出身不同、年齡懸殊、身份迥異的考生涌進考場。 1977年，報名考生約有590萬人，原定計劃招生20萬人，后來，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擴大招生，經過擴招本科2.3萬人，各類大專班4萬人，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例達29.3%，最后錄取了27.8萬人，錄取率為4.9%。這是中國高考史上最低的錄取率。1978年也有擴招的舉措，610萬人參加高考，總共錄取了40萬人，錄取率為6.6%。 以北京來說，四科總分及格，達到240分的有32127人，占考生總數的20％。北京當年最低錄取線260分，共有9555名考生被大學錄取。其他地方，如清華大學在黑龍江錄取7名新生，人均總分317分，在廣西錄取14人，人均總分超過300分。北京大學在福建錄取26人，最低290分，最高340分。大體而言，參加1977年高考，若總分能上300，就有希望上清華、北大。 1977年的高考是不公布成績的，而公布高考分數又是鄧小平在1978年3月做出的決策。4月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上個別不同意見沒能阻擋時代前進的車輪。根據鄧小平的指示，6月教育部發布的《關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明確規定：“為了發揚民主，杜絕‘走后門’、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風，在公布參加體檢名單的同時，公布全體考生的各科考試成績。公布的方法，由縣（區）招生委員會通知考試所在單位分別轉告本人。”這是70年中國高考史上一個重大變化，高考分數從保密到陽光是招生考試的重要進步，從此，每位參加高考的考生都有權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數，大大減少了錄取環節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和觀念逐漸廣泛流傳，并深入人心。78級以后的大學生都知道了自己的高考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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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兩次高考圓夢交大

孫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