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寫在下鄉紀念日之際

龍王

1969年4月29日是一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那天的上午，剛滿十七歲的我離開了上海，到內蒙古四子王旗巨巾號公社巨巾號大隊腦包底村插隊落戶，成為中國眾多知青的一員。在這紀念日又一次到來之際，回想起當年在農村度過的一些事情，記錄下來，作為一個念想吧。 蔡隆九，1952年4月19日出生在上海，五十三年前是上海虹口區東光初級中學六八屆的學生。 當年一起到內蒙古四子王旗插隊落戶的東光中學四兄弟，在離開上海前在外灘拍攝的照片，從左到右分別是成智剛、宋范國、蔡隆九、李國信（我們學校六九屆的學生）；其中成智剛和李國信到了四子王旗紅格爾公社丁吉大隊插隊，宋范國和蔡隆九到了四子王旗巨巾號公社巨巾號大隊腦包底村插隊。 在我們去四子王旗插隊落戶前，與初中的同學和邵老師一起在上海外灘拍攝的幾張照片，留下的是滿滿的回憶；照片中前排左起依次是邵新軒老師（我們班的班主任老師）、喬梅生、宋范國、阿德哥（忘記他的姓名了）、李國信、張登明，后排左起嚴照連、蔡隆九、施福山、成智剛、陳德建。 離開上海記得是1969年4月29日上午，所有到內蒙古插隊落戶的上海知青都在上海虹口體育場集合，參加了一個簡短的歡送會后，全體知青乘坐大巴車到達上海北郊火車站（當時的閘北貨運站）上火車；家長們自行乘車前往火車站送行。記得我媽帶著我弟弟妹妹到車站送行，快中午的時候，列車徐徐開出上海北郊火車站，火車上、站臺上哭聲一片，我強忍著沒有掉淚，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在去內蒙古的路上從4月29日離開上海后，火車沿著京滬線行駛，過了北京進入京包線，走走停停經過兩天多的行車，在5月1日上午進入內蒙古自治區境內，一路上在豐鎮、察右前旗、集寧、卓資山等車站停車，不斷有知青下車，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呼和浩特車站，到四子王旗（可能還有去土默特左旗的）插隊的知青在呼和浩特車站下車；當天晚上住在蒙語專科學校（位于呼和浩特市至武川縣、四子王旗的公路起點不遠處的路邊），在教室里打地鋪睡覺；晚上在學校食堂吃了到內蒙古的第一頓晚餐，每人一碗土豆燴白菜，一個饅頭和一個窩窩頭；大部分知青把饅頭和燴菜吃了，窩窩頭基本沒有動。 到達巨巾號公社5月2日早飯后，去巨巾號公社插隊的知青分別乘坐八輛解放牌卡車（基本上是一個隊的知青乘坐一輛卡車），中午時分卡車到達烏蘭花鎮，司機師傅們下車吃午飯；知青們下車逛逛，記得那個時候烏蘭花鎮規模不大，車停在一個十字路口附近，那是當時烏蘭花鎮的主街，路口有兩個飯店，飯店主要供應羊肉餡餅和雞蛋湯，有的知青進飯店享用了到四子王旗的第一頓飯，我進入飯店聞到一股很濃的羊膻味，感覺沒有什么胃口，只在飯店倒了一杯水，回到車上吃了一點隨身攜帶的面包和餅干充饑；下午卡車將我們送到巨巾號公社（巨巾號大隊）所在的巨巾號村；而后我們一行六人（蔡隆九、宋范國、吳林龍、彭家錦、費田發、陳崇榮）乘坐腦包底村派來的一輛馬車，在5月2日下午17時左右，到達腦包底村，開始了知青生活。 知青名單當年一起到巨巾號公社巨巾號大隊插隊落戶的上海知青一共有64人，分別在八個生產隊（村）插隊，其中：西北房子生產隊十一人：原國偉、常根牛、陳小培、莊燕燕、朱偉茵、王福寶、何秀龍、肖兆銀、金康年、秦新陽、李錫忠；紅旗灘生產隊十人：胡堅、溫冬暖、王作民、嚴恢、姚斌、黃小蘭、何莞、嚴路、陳建國、嚴功年；梁蓋生產隊七人：張山山、俞宗權、王建中、袁小嶸、唐薇、王德君、殷潤林；豐鎮圪旦生產隊五人：何瑞倫、李宗明、李滬江、李美蓉、俞偉玲；官莊子生產隊九人：徐來寶、蔡福良、王宗林、全一凡、任金耀、李明、田宜蕓、吳在鳴、吳在華；腦包底生產隊六人：蔡隆九、宋范國、吳林龍、彭家錦、費田發、陳崇榮；巨巾號生產隊八人：鄔大治、周明昭、張劍俠、宋長治、陳新豪、王曉林、邢玉芳、邵禮君；羊房灘生產隊八人：羅小丹、賀德龍、徒振剛、徒振強、李斌、顧毓龍、傅淑君、許珮心。 在農村的第一頓飯我們到達腦包底村時，天色已晚，當時的隊長馬生如（他曾經是呼和浩特鋼鐵廠的工人，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離職回到農村）帶著眾多社員在村口歡迎我們，一個簡短的歡迎儀式后，將我們送到一位張姓的老農家（記得他家只有老兩口在農村，孩子好像在呼和浩特市工作）住宿；考慮到我們剛到農村不會做飯，隊里安排羅大爺（當時隊里的出納）幫助我們做飯。當天晚上在農村的第一頓飯是烙餅、炒雞蛋、炒土豆絲，這第一頓飯留下兩個印象特別深，一是炒菜用的是胡麻油，相對于從小吃大豆油和花生油長大的我，這種濃郁的胡麻油味道有著特別的記憶，現在經常吃胡麻油，感覺其味道特別香；二是烙餅吃著牙磣，感覺餅里滿嘴沙子，后來才知道，我們在農村吃的面是石磨磨的，因此面里多少含有一些石磨的細小石粒，后來在農村呆久了就感覺不到牙磣了。 這是我們六位知青留下的唯一的照片，照片上從左到右依次是陳崇榮、羅大爺、費田發、蔡隆九、吳林龍、彭家錦，前面讀報的是宋范國。 沙塵暴（難忘的五四青年節）我們是5月2日晚上到達腦包底村，5月3日休息了一天，同時隊里派人和我們一起去供銷社購買鐵鍬、鋤頭、鐮刀等工具。5月4日上午按照隊里當時的勞動組長張六娃的安排，去隊里的灘地修田埂；上午天氣尚好，午飯后繼續下地干活，不一會大風刮起，沙塵暴鋪天蓋地；不一會大伙都灰頭土臉的跑回家了，口、鼻、耳內的沙土還好，回家洗洗即可；眼睛里的沙土卻比較麻煩，幸虧離開上海帶了一些眼藥水，不管是什么藥，趕快往眼睛里滴了幾滴，將里面的沙土沖洗出來；第二天（5月5日）隊長馬上安排人幫我們每人買了一副防風鏡，以作防范。1969年5月4日（青年節）是我們插隊落戶的第一個勞動日，被沙塵暴刮回家了，這是我永遠記得的日子。 鋤地（烈日炎炎差點中暑）鋤地是初夏季節重要的農活，腦包底村的土地分為灘地和梁地兩種；灘地在腦包底村東側的平地（河灘）上，土地相對肥沃，主要種植土豆、油菜、莜麥等作物，還有一塊菜園子；梁地分布在腦包底村北側、西北側、西南側和南側的山坡上，土地相對貧瘠，主要種植小麥、莜麥和少量的蕎麥。梁地的地頭很長，經常是一上午只能鋤一個來回，一般鋤地是在每年的六月份進行，天氣很熱，有時感覺似乎已經中暑了，可中午回家還得自己做飯吃，感覺挺累的。 理發（發現虱子）我和宋范國在學校時就學會理發，我們倆離開上海時，我們中學的學長們湊錢買了一套理發工具（一把推子、一把剪子、一把梳子），還專門做了一個小箱子；記得到農村后的兩三個月吧，有一天我給一位知青理完發后，村里有個十來歲的小孩（記得小名叫“三娃子”）跑過來說讓我給他也理個發，理發中我發現他的頭發中有虱子卵，我怕傳染上就匆匆理完發，就趕快打發他走了；其實由于農村衛生條件太差，且當時村民的生活習慣不好，沒過多久我們都被傳染上了。 沙茶醬（一頓吃了五碗面條）1969年7月，到農村已經兩個多月了，每天吃飯都沒有什么菜，嘴里寡淡無味，那天晚上收工回家，我想起箱子里面還有一瓶從上海帶來的沙茶醬，便拿出來拌面條吃，那天晚飯吃的十分香，我一口氣吃了五碗面條，最多的連面條帶面湯吃了九碗。沙茶醬起源于馬來語地區的潮汕華人飲食，后傳至潮汕，盛行福建省、廣東省等地的一種混合型調味品。色澤淡褐，呈糊醬狀，具有大蒜、洋蔥、花生米等特殊的復合香味、蝦米和生抽的復合鮮咸味，以及輕微的甜、辣味。 拔麥子（右手小手指脫了一層皮）拔麥子是在四子王旗農村最累人的一個農活，秋天是農作物收獲的季節；當地種植的小麥是用手拔的，尤其是坡地種植的小麥只有三五十厘米高，人蹲在地上用手抓住麥秸下部，抓緊往后拉，將麥秸拔離土地；在地里邊拔邊前行，腿部、腰部、胳膊得同時用力協調前往，很累人的；拔麥子還傷手，特別是小手指，第一年拔麥子帶了一副紗手套，沒用幾天手套就壞了，在當年秋收快結束時，我的右手小手指靠近指甲邊起了一個血泡，幾天后感染化膿了，整個小手指粗了一圈；隊里的會計（他每天的工作是詳細記錄每個人拔麥子的工作量，好折算成工分）看見我的手指腫了沒有辦法拔麥子，便讓我記賬，他去拔麥子直到那年的秋收結束。我的右手小手指的膿包破了，真個手指換了一層皮，連指甲也脫落換了新指甲；好在這個膿包沒有對身體的其他部位造成感染。 八月十五（中秋節病了一場）中秋節是國人團圓的節日，1969年的中秋節我們是在腦包底農村過的；記得在腦包底村中秋節是放假的，隊里不安排工作，那天留給村民去田間地頭割草，讓每家每戶積攢一些青飼料，到冬天喂羊（自留羊）。那年的八月十四晚上，當時的隊長（馬生如）做了幾個菜，請我們幾位知青吃晚飯，喝了點酒，睡到八月十五凌晨天還沒亮，村民們早早起床出工去割草，我們也跟著起床，也跟著去割草；我起床后感覺口渴難忍，家里昨天晚上就沒有動火，跑到馬隊長家，看見茶壺里有昨天晚上剩下的茶水，拿起就喝了一大杯；然后就跟著出去割草，出去沒有多長時間，就開始上吐下瀉，病倒了；后來才知道，我喝的是涼的磚茶水，胃肯定受不了，燒開的磚茶水沒有問題，放涼的磚茶水不能喝。病倒了只好回家躺著了，村里的趙大娘知道我病了，過來用傳統的放血療法（在十個手指的指甲下面放血，放出的血一開始是黑紅色的，流了幾滴血后，才是鮮紅色的了。）方法幫我治療；下午巨巾號公社的赤腳醫生來腦包底村給別的村民看病，知道我病了過來打了一針青霉素；好像又開了一些黃連素什么的藥，第二天就基本恢復了。第二天繼續上工，安排的工作記得應該是起土豆；到了地頭，大伙看我精神頭不足，有位張姓大爺用煙袋裝了一鍋煙（自產的小蘭花煙），又從煙袋里拿出多半片止痛片，掰了約三分之一那么大的一塊捏碎了放在煙鍋里，然后給我，并告訴說抽了這袋煙就精神了，后來才知道止痛片中含有嗎啡，這樣抽煙對治療頭疼腦熱確實有點療效。我們回上海探親時，老鄉們紛紛托我們帶止痛片回來的，其中索密痛的嗎啡含量最高，是最受歡迎的。 秋收和分紅在農村，秋后算賬實質是年終結算的時刻；在四子王旗插隊落戶時，每年結算的時間是每年十月一日至次年九月三十日，我在農村經歷了1969年和1970年的兩次結算；1969年我們在5月2日到達腦包底村，5月4日開始勞動，計算工分，到9月30日實際勞動時間是五個月，當時腦包底村在巨巾號大隊里算比較富裕的，所有社員在平時需要用零花錢時，都可以到隊里預支，秋后算賬時一并扣除即可；1969年腦包底村的收成不錯，每個工分可以分到七角多，我在那年勞動了五個月，除去預支的零錢后分了三十多元，我們腦包底村的知青一行六人，在年底用自己分紅的錢一起買票回上海。第二年（1970年）我們在農村干了一年的活，那年的收成不如1969年，每個工分好像不到四角錢，那年我分到五十多元。 糧食單產記得1969年全部糧食收獲后，我問過隊里的會計，那年腦包底村的小麥畝產121斤，而每畝小麥的種子需要約30斤，我當時感嘆：這小麥畝產太低了，辛苦一年一斤種子才產出四斤小麥，好在當地地廣人稀，也有“收一年吃三年”之說。后來在農村又待了一年后，才對當地“靠天吃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個時候沒有化肥，農家肥又少，對于相對貧瘠的坡地基本上不施肥的，只是采用輪種制；所以哪年雨水好那年的收成就高。輪種制是將地分三份，每年種其中兩份地，另一份地什么也不種，即：所有的坡地都是種兩年歇一年。 拍照（穿著白茬皮襖拍照）1969年秋末，當時的隊長怕我們冬天受凍，覺得我們從上海帶來的棉襖過不了冬，決定將當年八月十五和冬天隊里集體殺的羊皮給我們知青每人做了一件羊皮襖，并將我們的棉帽子改成皮帽子，我穿著皮襖、帶著皮帽子拍了一張標準照，記得當時還拍了一張騎馬的照片，可是騎馬的照片找不到了，留下遺憾。 回家過年（帶個羊腿回家）1969年冬天，分紅拿到錢后，我們在腦包底村插隊的一行六人一起啟程回上海探親。記得那天凌晨隊里用一輛馬車把我們一行送到烏蘭花鎮，乘坐早上七點左右從烏蘭花鎮到呼和浩特市的長途汽車，那個時候長途汽車要從盤山路翻越大青山，約110公里路程行車四五個小時在午后才到呼和浩特長途汽車站，在呼和浩特車站附近吃了午飯、晚飯后，晚上登上從包頭開往北京的264次列車。那年冬天回家時有兩件事記憶猶新：一是冬天隊里殺了一些羊，給每個村民分羊肉，當年隊長似乎格外照顧知青，我們知青回家時每人可以帶上一只羊腿，回家時將我的人造革手提箱裝了一些衣物，用一件舊衣服將羊腿包上，直接裝在箱子里了，再用行李繩子將箱子捆個井字，弄兩個背帶將箱子背回家；二是在呼和浩特站上火車時，人特別多我們六人分了四五個車門擠上火車，上車后我后背上的箱子沒有空間可以放下來，就這樣背了三個來小時到集寧南站下車的乘客比較多，才有空間轉過身體將箱子放下，可以坐在箱子上稍事休息；同時從車廂里擠過去查看我們幾個是否都上車了，有沒有落在呼和浩特車站；辛好我們一行六人都擠上火車了。 打更下夜（學會觀星星看時間）1970年秋末，所有莊稼都已經收獲完畢，農村開始漫長的冬季打場工作；這個時候隊里需要有打更下夜的人。其工作：一是夜晚看守場面（全村人一年的收成都在這里）防盜、防牲畜糟蹋糧食，二是晚上要給隊里的馬（馬是冬天打場的主力）喂料，三是白天要鍘草料。記得有一天晚上隊長（那年的隊長已經不是馬生如了，是一個張姓的叫“二后生”的，年齡比我們大幾歲）召開社員大會討論派誰打更下夜，打更下夜需要兩人，其中一個肯定是一位五保戶（一個孤老頭）的，另一個在社員大會上確定，那天的會上誰也不說話，我當時以為這是個苦差事，就自告奮勇的說我干了，結果全體社員一致同意，開始了長達兩個多月的打更下夜工作。后來村里有人告訴我才知道，腦包底村有張姓和路姓兩大家族，各有想推舉的人選，在他們還沒有想好怎么提出相應的人選時，我的自我推薦打亂了他們的想法，只好順水推舟地讓我下夜了。干了這個打更下夜的工作后才知道，這個工作雖然每天工分不高，可是天天有，別人天氣不好不上工就沒有工分，打更兩個月后我的工分在知青里就變得最高了。在打更下夜工作中，我學會了觀星星看時間的方法；在北半球的晚上牛郎星在南側星空中東升西落，其運動軌跡與白天的太陽差不多，所以晚上觀察牛郎星的位置就可以知道大概的時間了；在農村晚上的星空特別明亮，牛郎星及其邊上兩顆星星很好找到的（這三顆星幾乎是等距的）。 跟車送肥（左腿被車輪壓傷）1970年冬季開始，隊里派我們幾位知青跟車拉石頭，為春天修筑大井備料。開春后，我繼續跟車往地里送肥料；每年秋天開始，村里每家每戶都將家里的爐灰、泔水以及其他可以漚肥的廢棄物都倒在院子里的一個坑里，等春暖花開時由隊里統一拉運到地里作為肥料（農家肥）；那天在拉運村里一戶人家的肥料時，我和車倌之間的溝通出了問題，第一車他是把馬車倒進他家院子里的，第二車我認為他應該和第一車一樣把馬車倒進去，所以我在馬車沒有到他家院門口處便跳下車在一邊站著；沒有想到車倌將車往右一拐直接進院再調頭，這樣馬車就把我別在墻角進退不得，而且我站的位置地不平，我的左腳在外支撐著身體，馬車車輪就這樣從我的左腳小腿上碾壓過去，當時腿疼得站不住了，好在當時馬車是空車沒有荷載，且當時年輕體健只是肌肉損傷沒有傷著骨頭，養了一些日子就慢慢恢復了；那件事把當時的車倌嚇壞了，按照當時隊里認為車倌有錯，要求他賠償我養傷期間的工分，我休息了一天后就一拐一拐地繼續跟車，我也不好意思讓車倌損失太大，車倌看我帶傷上工，就主動多做事，象套馬、卸馬、喂馬、飲馬等本來應該是跟車的活他都干了，連裝車也幫著我干，就這樣養了十幾天就沒有事了。 最早的雪和最晚的雪（短暫的無霜期）我在四子王旗巨巾號公社巨巾號大隊腦包底村一共待了兩年多一點（1969年5月至1971年6月，約25個月），1971年端午節（5月28日）那天我們在巨巾號大隊小后河村南側的干河槽修筑引水渠，那天早上一起床，一片白雪皚皚（這是我在四子王旗待的兩年多遇上的最晚的一場雪），沒有辦法上工；所有修渠工地上的知青在食堂里開了一個小型的聯歡會熱鬧了一番；當時在修渠工地上工作的知青很多，大隊讓紅旗灘村的知青王作民（她好像是共青團員）管理這些知青。而在四子王旗遇到的最早的一場雪是中秋節下的，記不清是1969年的中秋節（9月26日）還是1970年的中秋節（9月15日）了。四子王旗降水量稀少，我在農村待的時間不長，雪又是在兩個節日下的，故記憶猶新。 在農村過冬天（落下病根）1970年的冬天，我們幾位知青沒有回上海，是在農村度過的，深深體會到了四子王旗冬天的冷；那個時候我們住在為知青蓋的房子里，我們房間里的炕盤的不好，炕頭熱的能著火，炕尾永遠是冷的，我嫌熱一直睡在炕尾；雖然屋里安裝了火爐，但是那個時候四子王旗農村沒有煤炭，到了冬天隊里會從外地用馬車拉一些臭碳（一種熱值較低的煤炭，而且還是煤面，少有塊碳），晚上睡覺前都會將爐子點著，加入牛糞、馬糞塊，再摻和一些塊碳，等屋子里有點熱量就趕快鉆被窩，晚上冷風颼颼，無人起來再燒火，只好仗著年輕火力壯，裹著被子硬抗；那個時候身上蓋了兩床被子加皮襖，底下鋪的一條棉褥子，炕洞過的冷風透過棉褥子使身體受寒，落下病根；當時年輕不懂，要是把皮襖鋪在底下隔著炕底的冷風，情況可能會好一些；時過境遷，世上沒有后悔藥的。那年在農村過冬，白天沒有什么事做，一是不知誰家有一個憋了氣的皮球，一幫年輕人在村里找塊空地踢球，玩的不亦樂乎；再就是有一副缺角的撲克，跑到誰家的炕上打爭上游，還是六個人打的那種，這樣參與的人多一些；就這樣渾渾噩噩過了一個冬天。 離開農村（通過投票被招工）1971年6月迎來了人生的又一個轉折點，我被招工到了集寧農機公司（當時應該是烏盟農機供應站）；村里知道有一個招工指標給了腦包底村的知青后，隊長即刻召開社員大會，在會上宣布了此消息，并要求社員討論推薦誰；有些年歲大的社員建議按照年齡排序，年齡大的先走，后來想想有一定的道理，畢竟年齡小的機會更多一些；可大部分社員認為應該讓表現好的知青先走；最后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決定，我以最高票數成為第一個離開腦包底村的上海知青。到了烏蘭花鎮集合時，知道了一起被招工的知青有六人，兩個上海知青（還有一位上海知青是在巨巾號大隊西房子村插隊的何秀龍）、兩位北京知青（賈崇星和張寶生）、兩位四子王旗烏蘭花鎮的知青（周銀樓和張貴）。 加入共青團（在農村入團）得知我被招工即將離開腦包底村時，當時隊里的一位保管員叫王崇貴的，找到我跟我說要介紹我加入共青團組織，并做了相應的團組織的知識普及讓我遞交了入團申請書，同時填寫了入團申請表，約兩個月后我的入團申請表以及相應的審批材料寄到了集寧農機公司，我成為了一名共青團員了。 離開腦包底村的最后一頓飯（在楊大叔家吃雞）辦完招工手續后，我從大隊的修渠工地回來，那天中午有十幾位知青到腦包底村送行，村里老鄉知道我要離開腦包底村了，紛紛送來祝福，這家送來三個雞蛋、那家送來五個雞蛋，還有送菜籽油和腌酸菜等，體現了腦包底村樸實和好客；我們村的知青開始忙碌起來，烙油餅、炒雞蛋以當地最高禮儀招待一起在農村插隊的兄弟們，在飯快要做好的時候，楊大叔讓他的二兒子（楊成）來叫我，說是楊大叔要給我送行，殺了一只雞讓我去他家吃飯，盛情難卻，我在楊大叔家吃了離開腦包底村的最后一頓飯，值得我記憶一輩子的。 回饋農村（幫著購買拖拉機）我在集寧農機公司擔任業務員，主要管理拖拉機整機及其零配件的供應和銷售工作，對于巨巾號大隊來的所有人都是有求必應；其中幫巨巾號大隊弄了一臺豐收—35型輪式拖拉機，幫巨巾號大隊買了好幾臺手扶拖拉機，包括幫腦包底村買了一臺手扶拖拉機。在計劃經濟年代，國產的大型輪式拖拉機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天津生產的鐵牛—55型輪式拖拉機，一種是洛陽生產的東方紅—40型輪式拖拉機，還有一種是上海生產的豐收—35型輪式拖拉機；那個時代物質流通不能逆流也不能錯流，以拖拉機為例，上海的豐收型拖拉機不能越過洛陽向北方供貨，而天津的鐵牛型拖拉機也不能越過長江向南方供貨；所以那個年代北方跑的都是鐵牛型或東方紅型輪式拖拉機，而南方則是豐收型輪式拖拉機的天下。在1974年前后，上海市政府無償供給內蒙古地區一批豐收—35型輪式拖拉機，其物流渠道還是要通過農機供應系統的；我得知這個消息后立刻通知了巨巾號大隊的知青（經常來集寧的知青李爐江和常根牛），巨巾號大隊的民兵連長張和與李爐江、常根牛來到集寧，找到烏盟知青辦公室，在我們的朋友張大姐的幫助下，很快辦完手續，從集寧農機公司提走一臺豐收—35型拖拉機。記不清是1973年還是1974年的秋天，當時腦包底村的隊長（張福維），到集寧找我說隊里想買一輛手扶拖拉機，我找了察右后旗的農機供應站，占用他們的指標買了一臺手扶拖拉機。過了幾個月，內蒙古全區農機會議在四子王旗召開，我乘參加會議的機會回腦包底村看了看，了解到手扶拖拉機在農村的用途很大。一、冬天打場，一臺手扶拖拉機可以拉兩個石碾子，兩三個小時可以碾一場，一天可以打三四場；而原來是用兩匹馬拉一個石碾子，一天只能打一場；用手扶拖拉機打場效率高很多，原來整個冬季打場需要近三個月完成，使用手扶拖拉機人歇機器不歇，十幾天就可完成。自己村里的打場工作完成了，可以將機器租賃給別的生產隊（村）使用掙錢。二、到了晚上將手扶拖拉機定位后，將拖拉機驅動皮帶安裝到一臺電動機上，反轉將電動機變成發電機，發出的電可以讓村里每家每戶點亮一盞燈泡，只是手扶拖拉機是單缸發動機，功率不穩定，發出的電電壓不穩定，燈泡一閃一閃的，但其亮度比煤油燈好多了；那樣的光線干活沒有問題，看書傷眼睛。三、當然，用手扶拖拉機拉貨要比馬車拉的多；用手扶拖拉機犁地也比用牛犁地效率高一些。 集寧農機公司是巨巾號大隊上海知青的聯絡站我在集寧農機公司待了不到五年半，期間巨巾號大隊的許多知青從農村回上海或從上海回農村都在集寧換車了。尤其是宋范國和全一凡每年都會到集寧待幾天。 這是我們幾位在集寧留的合影，前排左起：宋范國的表弟、宋范國、蔡隆九，后排左起：何秀龍（當年和我一起到集寧農機公司工作，現已因病去世）、全一凡、姚斌（巨巾號大隊紅旗灘村知青，那時他在集寧絨毛廠工作，后來不知去哪里了，現在已經失去聯系了。） 去長沙上大學（與所有的知青失去聯系）1976年10月我到長沙的中南礦冶學院上大學，到1979年12月畢業，期間絕大部分知青都已離開巨巾號大隊；加之上海我們家搬離原住處（從虹口區南部的北外灘區域搬到虹口區北部的大柏樹地區），逐步與原來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和巨巾號大隊的所有知青（包括最好的朋友宋范國）失去了聯系。 與巨巾號的知青恢復聯系（在上海知青下鄉四十五周年之際回訪巨巾號大隊）與宋范國等知青失聯后，十分想念當年的知青生活；直到2014年春天我無意中打開“朋友網”，看到宋范國在找我的信息，我立刻給他在網上留了一個手機號碼，就這樣我們又恢復了聯系。當年七月，我參加了“情系草原—上海知青赴內蒙古下鄉四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又一次回到了巨巾號大隊。 和原民兵連長張和合個影 遠眺腦包底村 現在腦包底村的景色 羊群 腦包底村西側的鄉間道路旁種植了一排行道樹 和腦包底村老鄉合個影 我們去的時候，腦包底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在舊址的西南蓋了新房，遠遠看去腦包底村的舊址有一片樹林。 原知青的房子已經拆除，夷為平地。 村莊西側有一片梁地，現在建起風力發電場。 楊煥家，楊煥是楊大叔家的大兒子，當年我離開農村時的最后一頓飯就是在他家吃的。 趙關喜家，趙關喜的母親當年對知青挺照顧的。 張德維家，我離開那年是張德維的二哥當隊長（二后生），我在集寧時找我買手扶拖拉機的張福維是張德維的大哥。 與楊煥、趙關喜、張德維等人交談中，得知當年挺照顧知青的村民路三喜羊還健在，故一起去路三喜羊家探訪。 路三喜羊，當年我們知青稱為三叔，那年見他挺精神的，已經是快九十歲高齡了。他見到我和宋范國一眼就認出來了，并高興的拉著我們倆拉家常，老爺子記性還挺好的。 宋范國、楊煥和趙關喜的合影 中午，回訪巨巾號的知青和巨巾號大隊各村的鄉親們一起在巨巾號大隊東側的農家樂會餐。 餐桌上相互敬酒 會餐后大家在農家樂小院里合影留念 2019年秋天又參加“情系草原—上海知青赴內蒙古下鄉五十周年紀念活動”（這次活動將會另外編輯美篇），再次回訪巨巾號大隊和腦包底村。 兩次回訪對今天的巨巾號大隊腦包底村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對比一下農村的變化如下：一、生活基礎設施有了很大的改善，隨著“十個全覆蓋”的推進，通電（全村通電，電壓穩定，電量足，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冰箱、洗衣機等電器）、通水（家里都通有自來水且水質還挺好的）、通網絡（手機信號很好，且每家每戶都安裝了探頭，用手機就可以實時監控家里的情況）；居住的房子由原來的土坯房變成現在的磚瓦房，在條件允許的房子（房后有空地且足夠大）都安裝了廁所；村村通公路（水泥路）已經進村。二、土地種植的植物品種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我們下鄉的時候，種植的作物主要是小麥、莜麥、土豆、油菜為主，還有作為青飼料的大麥、豌豆，還有因春季發芽率低而補種的蕎麥；而現在小麥、莜麥、土豆等糧食作物幾乎都不種了，改種玉米、向日葵等經濟作物。現在不用上農業稅了，國家還給種地補貼，農民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了。三、村里的人口越來越少了，在腦包底村里轉轉碰到的幾乎都是我的同齡人，碰見后都還有記憶，他們家里的孩子幾乎都進城上學、考大學、務工，都不在農村待著了，只有幾家的老大在農村陪伴父母；老兩口守著農村的房子和土地，養著一群羊，過著日復一日的生活。四、現在腦包底村及其周圍區域從農業區轉變為牧業區了，每家每戶都養著一群羊，少則幾十只，多則上百只，農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放羊；種地都由專業隊伍完成了，春天耕地委托專業隊伍用拖拉機耕地，秋天收割也委托專業隊伍用收割機收割，農村也進入花錢買服務的時代。五、我在農村了解過，當地“棄農從牧”的主要原因是價格問題，我們下鄉的年代面粉每斤0.17～0.18元，羊肉每斤0.37～0.38元；現在面粉每斤1.7～1.8元，羊肉每斤37.0～38.0元，面粉價格增長十倍，而羊肉價格增長百倍；再說四子王旗農村“靠天吃飯”的情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所以種地（種小麥等）不如養羊收益高。 我在農村只待了兩年另一個月，收獲還是蠻大的，經受過辛苦和勞累的考驗，養成“吃苦耐勞”、“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等好品質，這些對我后來的學習和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不會忘記腦包底村這第二故鄉的。 我在集寧農機公司工作了約五年半，到長沙上大學三年另三個月，而后分配到包頭鋼鐵公司從事環境保護工作三十三年，一直到退休。在包鋼工作期間，先后在《鋼鐵》等雜志發表過涉及廢水治理、廢氣治理、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等方面的論文二十多篇，獲得包括包鋼科技進步二等獎、全國冶金科技進步三等獎在內的十幾個獎項；在2005年8月經全國統一考試，獲得環境評價工程師職業資格；在2008年11月獲得環境保護正高級工程師（相當于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的技術職稱，2008年9月被包鋼（集團）公司聘為技術帶頭人；自認為在工作中小有成就，無愧此生。 1969年下鄉至今已經五十三周年了，每年的五一期間都會回想起在腦包底農村生活的情景，今年的疫情有更多時間回想當年知青生活的點點滴滴，整理出來供我的知青朋友共同回憶和欣賞。第一次編輯以文字為主的美篇，費了不少時間和功夫，但愿各位朋友能夠喜歡。 2022年5月編輯于包頭——蔡隆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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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生活，—寫在下鄉紀念日之際

龍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