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愁，烙在心底里的留存，（散文）

笑君

鄉愁，真的不是一個簡單的詞匯，是一抹記憶，是一縷情懷，是一腔熱血，是恒久不滅的留存。 　　傳統意義上說，生我養我的地方，便是故鄉。 　　如今，故鄉只是一個概念了。我的心中，每時每刻，都忘不了故鄉的那個小村子，更忘不了故鄉的那些人。 　　故鄉，坐落在古城西南的一角，一個美麗而又寧靜的原野鄉村。沒有山，沒有森林，只有一條不起眼的梳頭河從村子的南邊流過。村子不大，也就二三十戶人家，全是一個祖宗傳下來的一脈相承的親人。也有兩戶外姓，卻是奔著親戚來的一家人。 　　據說，故鄉的這個小村莊，是來此落腳的第一代祖先建的。具體是什么時候建的，怎么建的，沒有確切的記載。村子的西北側，一個高坡上，臥著祖先們的墳墓。雖沒有立碑，但墳塋保護得較為完好。自北向南，按長幼的次序，一代一代地排列著。我們很小的時候，便參加每年的祭祀。老人們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提示，哪幾座是老老祖宗、老祖宗們的墓，哪幾座是太爺爺、太奶奶們的墓，哪幾座是爺爺、奶奶們的墓，還有…… 　　從這些存在的墳墓，以及還能說得清的輩分推算，到我們這一輩，大約是六至七代了。因此，村子的歷史可能在兩百年左右。 　　我記事的時候，村子里的房屋只有兩三排，清一色的土墻草頂，坐西朝東，很矮，幾乎是擠在一塊的。直到60年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家家戶戶都重新翻建了房屋，雖是在原地，卻都調整為坐北朝南的格局。 　　這次調整，大部分人家都增加了房屋的間數，每家與每家之間也拉開了一些距離。因此，原來的宅基地便不夠用了。于是，有人便舍棄原地，向村子的北部發展。 　　這樣一來，不僅改變了朝向，還擴大了村子的規模。房屋與房屋之間，有院子，有場地，有路徑。連接南北兩端的，有主行干道。村北，依舊是一片高地，像是村子的靠山。西、南、東三面，是幾座連在一起的，高低有些錯落的水塘，像一彎明月，像一道城壕，不僅給村子增添了幾許靈動、恬靜、秀麗的氛圍，也讓生活在村子里的人們有了萬分的安全感。 　　我家的屋子，應是我爺爺時建的，坐落在村子的最中央。我五歲以前，爺爺、奶奶已先后過世。60年代調整翻建房屋時，我家自然也沒有落后。而且，就在原址沒動，不僅調整了房屋的朝向，還由原來的兩橫一院，改為一橫一廈的規制，屋后有院子，門前開辟成了一塊寬闊的廣場。我家的屋子，在村子里最為特別。屋頂上鋪的不是稻草，是從紫蓬山上砍來的茅草。茅草，也是草，卻非稻草一類，根莖粗長，葉片肥碩，色澤灰黑，鋪在屋頂上，顯得厚實、壯觀。既耐久、泄水快，又保溫、防濕、防熱，是山鄉人家普遍采用的建筑材料。茅草鋪成的屋頂，只要適時地在草層松動時，加插一些，維護一下，至少可以保二十年不用大修。 　　那時，我父親是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顧了一個生產隊的幾十個勞動力，一人一挑，挑了兩三天，將茅草挑出了山，挑到了距離紫蓬山有三四十里地的我家。這事，要是擱在今天，恐怕挑不起吧。 　　我父親是兄弟五人，還有一位姐姐。 　　姑姑很早就出嫁了，可惜的是，姑父英年早逝，姑姑便帶著幾個孩子回了娘家。這，便是村子里外姓人家的由來。 　　大伯沒有讀過書，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家里的事也都由大伯母做主。大伯一生只做兩件事，一是田地里的農活，二是家里家外的雜務，卻又是個不知道停歇的人。一年到頭，一天到晚，除了夜里睡覺的那幾個小時外，總是在勞作著。外面的事，家里的事都忙完了，實在沒什么可做的了，就拿起掃帚，把家里的拐拐落落，邊邊角角，認真仔細地掃一遍。掃完了家里，再掃門口場地。從墻根底下的滴水溝處掃起，一掃把，一掃把，一絲不茍地掃，一個點，一個拐角都不會落下，一直掃到場地外延的最邊處。甚至，別人家的場地也一并掃了。 　　大伯家的門口，能看到最多的東西，不是農具，而是掃帚。各種樣式的，大掃帚，小掃帚，長掃帚，短掃帚，每一只都被掃得光禿禿的，不剩一根掃帚的苗。很多掃帚，還被掛在屋檐下的墻上，齊刷刷地一遛。 　　大伯家門前的場地上，也有草垛子。那草垛子，是按照草的類別不同，堆成同樣的幾個垛子。 　　大伯有一個習慣，經常會無端地在草垛子的邊上轉悠。某一處草伸得長了，某一段草塌陷了，大伯便用他那粗糙的雙手，將長出來的草一把一把的，一根一根涮了，直至草垛子的一個面都齊整了，才肯罷休。然后，把涮下來的草填到塌陷處，將其磊實、磊平。無論什么時候，什么狀況下，大伯家的草垛子，都是高低、大小差不多，一絲不亂，整齊劃一的形狀，土坯似的厚實。 　　二伯比大伯小兩歲，也沒有讀過書，卻是個很精明的人。二十歲不到，被國軍抓了壯丁，成了蔣總司令的兵。在隊伍里，二伯遇上了一位同鄉，是對他很不錯的連長，便成為連長的馬弁。解放戰爭的第二年，不知道經歷了什么，二伯跟著連長一起脫離了戰場，回家了。后來，二伯就在家里踏踏實實的種地，成了純粹的農民。連長也在城里找了份工作，過著普通市民的生活。秋冬農閑時，二伯便進城看連長，就像親戚似的，走動著。 　　二伯是農民，種田自然是一把好手。娶妻成家后，生了一大幫兄弟姐妹，日子過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或許是當過幾年兵吧，斗大的字不識一籮筐，卻也算是見過世面的。在人民公社的集體勞動中，二伯當上了生產隊長。而且，這一當，就當了一二十年。 　　二伯這隊長，可是當得風光。隊長，也就是生產隊的當家人。要執行上級的指示，要安排好一個生產隊的生產、生活。縱是如此，二伯的工作似乎很輕松，很有序，也很踏實。每天，除了開會，就是吹著哨子，安排社員們干活。還有，便是扛著一把鐵鍬，在生產隊的每條田埂上跑。哪條埂上，有水漏了，就修補一下。哪塊地里的禾苗缺水了，哪個沖里的稻子生蟲了，哪片崗上的棉花可以采摘了……第二天、第三天，社員們的具體工作也就有了目標。 　　秋后，豐收時節，生產隊要向國家交公糧，這是一項活潑而又嚴肅的事情。二伯是不含糊的，指導社員們將最好的稻子，另打、另曬、另揚、另裝，待天氣晴朗，選一個和風舒暢的日子，引導著大家向公社糧站奔去。那是一路的歡歌，一路的輕松，一路的愉悅。 　　二伯還有個經典的故事，說他在大隊開會，每遇到要發言，都是最先舉手，第一個開講。他會從國際講到國內，從全國講到本省、本地區、本縣、本公社、本大隊，一直講到他領導的生產隊。有政治形勢，有上級指示精神，有他的體會，還有他的決心。可謂頭頭是道，繪聲繪色，有根有據。間或，還能插上一兩段小故事，不僅獲得個滿堂彩，還博得了領導的青睞。 　　有人不解，問他為什么要搶先發言，還要講這么一大堆呢。他笑了，說：“不懂了吧。經常開會，要講的事都是一樣的，哪里有那么多的話講呀。先發言，從上到下，從大到小，政治、生產都給他講上一遍，啥都不落下，一定不會出錯。有了聲勢，還完成了發言的任務。如果，讓別人先發言，人家把話都講了，我后發言，又不能重復人家講過的話，我講什么呀。”想不到吧，二伯不僅是個合格的生產隊長，還是“玩政治”的高手。 　　五叔是兄弟中的小弟，也是爺爺奶奶最喜歡的“老漢兒子”。然而，爺爺奶奶的喜歡只放在心里，表面上看不出來有什么異常的態度。五叔讀過一年書，也算是個有文化的人。可他打小就沒把自己當成“小老漢”，一樣的和兄長們下地干活。還偷空，跟一位“朝逢”學會了算盤。成家之后，也依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養育了好幾個兒女，還伺候著滿圈滿籠的雞鴨鵝豬之類的活口，日子到也過得平安、愜意。 　　二伯當了生產隊長，可二伯沒文化，更不會算賬。而且，一個生產隊，除了五叔，找不到第二個能寫會算的人。不用說，五叔成了生產隊的會計。 　　還別說，這會計雖然不是官，權力卻大得很，是生產隊的內當家。每天，要給社員們計工分。每月，要統計每家的勞動成果。每年，要計算出全生產隊的收入、支出，還要計算出每家每戶的透支、盈余。 　　五叔的工作，看起來就是一把算盤，一支筆，一本賬。也就是五叔每天都夾在胳肢窩里的東西，走到哪，夾到哪，從不離身。其實，這是一個生產隊的生命，是每家每戶老少爺們的飯碗。 　　五叔的工作很認真，也很仔細。計工分，一般是在田間地頭上，現場辦公。還要按規定，解釋計分的依據和標準。大部分社員，連扁擔長的“一”字都不認識，五叔會在工分簿上，指給其看，讀給其聽，不讓每個人，更不讓每一戶人家有疑問。 　　最惱人的，是秋后決算。也就是要計算出全生產隊一年的勞動成果，以及每家每戶的收支情況。五叔一個人，一支筆，一把算盤，要窩在家里好幾天，才能計算出結果。 　　那幾天里，二伯雖是隊長，卻幫不上忙，只能做五叔的助手，當個拿拿遞遞的伙計。所有的社員們，只能伸伸脖子，踢踢腳，在門口轉悠著，在家里干等著。 　　五叔的工作認真、仔細，也為他日后成為大隊的領導打下了基礎。不過，這是后話了。 　　一個村子，是一家人。當然，這是一個大家庭，是一個太祖爺爺的后代子孫。不用說，有支系，有派別，也就有了親疏遠近之分。大家共同頂著一片藍天，又在一塊田地上勞作、生活，看似融洽，實際上也有著很多說不清的矛盾。這些矛盾，有親情上的，有權力上的，還有利益上的。雖然，大家都信仰和遵循著集體主義的原則，但是，在具體的接受和對待上，依舊存在著你爭我奪的問題。 　　二伯當隊長，五叔是會計。無論是誰，都對這“權力”一邊倒的現象，有疑問，有看法。可是，偏偏又是在不得已的狀態下，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任誰都說不得，做不得。問題是，人心不死，總有讓人猜測、懷疑的空間。于是…… 　　連年透支的人家，懷疑這工分是否記少了，年終決算是否算錯了。要不然，透支的，為什么總是我家呢？ 　　盈余的人家，跟鄰家比較，勞力差不多，出工差不多，分配的結果，怎么總是有懸殊呢？ 　　隊長、會計是兄弟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別人…… 　　尤其是會計，他一個人，怎么寫，怎么算，誰也看不懂，難道就沒有貓膩？ 　　起初，只是猜測、懷疑，并沒有什么出格的舉動。人世間的事情，很怪，這個“猜測、懷疑”只是一個小小的“點”。就是這么一個不起眼的“點”，如同一粒微小的細菌，不經意間，在慢慢地滋生。滋生，滋生，當尋著了一條縫，捸著了一根線，就能更加有序地蔓延，再有了一個合適的機會，就會像沉積的巖漿，迅速地迸發出烈火來。 　　有一年的夏秋之際，正是中季稻的收割之時。稻子收割了，這塊田會很快下犁，耙耘后，栽插晚稻。但是，在沒有下犁之前，這塊田是空著的。而且，收割過的稻田，總有一些稻谷子，撒落在泥上、水里，是放鴨、放鵝的最佳場所。 　　七爺爺一房的一位叔叔家的自留地，稻子割完了，可稻把子還沒有完全運走。我趕著鴨子路過這里，鴨子們看見黃燦燦的稻子，比丫頭小子見著親娘老子都開心，呼啦一下子，奔著稻子而去了。 　　本來是讓鴨子撿食水底下，泥土上零星撤落的稻谷子。現在呢，還管你三七二十一，肆意的爭食著。 　　那年，我還不足十歲。即便我是鴨司令，鴨子們也不聽我的話了。無論怎么驅趕，它們照吃不誤，不一會兒的工夫，一個整捆的稻把子，被吃得只剩下如同掃帚苗似的稻草了。 　　趕來撿拾稻把子的嬸嬸看見了，憤怒得像一頭獅子，吼道：“你個王八羔子，竟敢拿我家的稻子喂鴨！” 　　這位嬸嬸個頭高，身體也很壯，是全隊出了名的干活好手。此時，她甩掉了手里的扁擔、繩子，撲下田去，一手揪起一只鴨子，狠命地甩向它處。可是，她的兩只手不停地甩，一次也只能甩出去兩三只鴨子。而甩出去的鴨子，立馬跑了回來，又鉆入了搶食的序列中。就這樣，她甩她的，鴨子吃鴨子的，絲毫改變不了鴨子們的幸福時光。真正地應了那句古話：“雙手難敵眾人喲。” 　　嬸嬸站起身，看著我。我傻傻的，愣愣的，就如同一根木頭。嬸嬸的臉都氣白了，卻無可奈何，竟狠狠地在我的臉上抽了一巴掌。然后，一轉身，走了。　　我依舊傻傻的、愣愣地站在原地，看著鴨子們還在稻把子的草里頭啄著、搶著，居然忘了臉上…… 　　大約半個小時吧，我媽來了，也像一頭憤怒的獅子，手里還拿著一把鋤頭，一邊走一邊叫著：“你個混賬東西，敢打我兒子，我不殺了你，是你養的！” 　　“打哪了，我看看！”媽看到我那被打得紅腫起來的半張臉，更加生氣，一轉身，也走了，嘴里不停地的叫著：“混賬東西哪去了，打我兒子，我要你的命！” 　　已是傍晚時分，夕陽將一抹通紅的余暉撒在村頭，顯得寧靜、安詳。我將吃飽了的鴨子們趕回家，關進籠子里，卻發現家里沒人，便又跑出了家門。 　　誰知道，村子南面的那口大水塘的塘埂上，早已聚集了很多人。一幫是我媽，我的幾位伯伯、叔叔、嬸嬸，還有堂哥堂嫂們，每個人的手里都拿著鐵鍬、鋤頭等家伙。另一幫，是七爺爺家那一房的叔叔嬸嬸，以及兄弟姐妹們，手里同樣也拿著家伙。 　　兩幫人，各站在塘埂的一端，就像狹路相逢的兩股敵對的窮徒。誰都不讓誰，誰都比誰狠。一個個面紅耳赤，怒目圓睜，大有一觸即發的危險。 　　只聽我媽叫道：“吃了一個稻把子，多大個事！你敢下狠手打我兒子，不教訓你，還知道你姓什么了嗎？” 　　“哼，太欺負人了吧，平時我們吃虧都忍了。今個到好，把鴨子放到我家自留地了，吃我家的稻子，也太不把我們這一房放在眼里了吧。怎的，你可看清楚了，我們也不是吃素的！” 　　說話的，是打我的嬸嬸。說著，還使勁地舉了舉手里的扁擔。她身后的人，為她助威，也都舉起了手里的家伙，似乎就要撲上來，橫掃一切了。 　　我媽手里的鋤頭，早已舉在半空中，身體前傾著，如同就要離弦的箭。這箭還沒射出去，那是因為…… 　　“鐺，鐺，鐺。”就在這時，有人敲鑼，還一邊跑，一邊喊著：“他狗日的，搶水了！隊長，搶我們隊的水了！” 　　敲鑼的，是二爺爺家那一房的一個叔叔。他是被隊長派去巡查水庫放水的，一直在水渠上，好幾天都沒回來了。現在敲著鑼，跑回來報警，一定是出了大事。 　　他跑到我二伯跟前，說了幾句話，又拔腿向回跑去。只是，沒有再敲鑼了。 　　二伯三步并作兩步，站到我媽的前頭。只見他，將手一揮，其他人便立馬靜止不動了，就像雕塑似的，等著二伯說話。 　　“走，柳樹隊搶我們的水了，狗日的，不給他點顏色看看，還真不曉得馬王爺長了幾只眼哩。”二伯說著，便最先向我媽這支隊伍的反方向走去。 　　所有的人，什么都不說了。雖然，手里還拿著家伙，卻都自動地跟著我二伯，浩浩蕩蕩的“奔水”而去了。我被嬸嬸打了的事，嬸嬸家的稻子被我家鴨子吃了的事，似乎已隨著一陣風飄散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父親是兄弟中的老三，據說是爺爺奶奶最看重的兒子。他很小就被慣著，很少讓其下田干活，還送到學校讀了好幾年的書，是我們村子里讀書最多的人。巧了，趕上了好時代。新中國建立，百廢待舉，需要人才。剛二十出頭的父親，便順利地參加了工作，成為國家的人了。 　　因為父親的緣故，我也在十幾歲的時候，便離開了故鄉，闖蕩世界去了。這么一去，就是近半個世紀的隔離，便漸漸地與故鄉脫節了。 　　其實，我并未走遠，先是在人民公社做事，后又到了縣城里工作。匆匆忙忙，碌碌無為，什么都沒做好，也啥都沒做成，反倒把鄉情、親情，弄淡了，弄丟了。直至…… 　　幾十年過去了，故鄉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從集體生產走向搞活經濟，從貧困走向小康，新農村建設更是如火如荼。 　　但是，人世間的自然法則，是不可改變的。曾經，看著我長大成人的爺爺、奶奶們，伯伯、叔叔、嬸嬸們，還有很多兄弟姐妹們，都先后地故去了。其中，有幾位走時，我知道了消息，便回去送了一程。而大多數的人，是什么時候走的，怎么走的，我一無所知，根本就是個迷。 　　故鄉離古城不遠，城市的發展必然帶動了鄉村。可是，當城市的規模擴大到一定的程度，又必須要消滅一些村莊時，給人留下的感覺總是怪怪的。我在為父老鄉親們一夜之間，由鄉巴佬變為“城里人”而高興的同時，依舊懷著一份傷感與憂愁。 　　忽然間，我的故鄉，我的村子，從地球上蒸發了。今后，哪里是我的故鄉？我的鄉愁，又往哪里安放呢？ 　　2019年11月3日寫于合肥翡翠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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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愁，烙在心底里的留存，（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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