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吳釗先生

西風漂流

3月22日，表弟微信告訴我，吳釗先生已于本月16日在家鄉縣城去世，他剛參加完先生的葬禮。我因遠在廣州，未能送先生最后一程而深感抱憾，寫下這篇文字，聊表對先生的景仰與懷念之情。 一 1970年初正值十年文革中期，家父政治上蒙難，身陷“牛棚”，母親帶著我和妹妹以及奶奶被疏散下放回到故里——大理州祥云縣江尾村。我就讀的江尾小學是一所戴帽初中，1971-1973學年，吳釗先生教我語文兼班主任，我們由此結下師生情緣。 先生是大理州祥云縣米甸人，1942年出生于書香世家，受家學淵源的熏陶，他有古典文學的功底，且愛好廣泛，多才多藝，吹拉彈唱都拿得出手。他16歲大理師范學校體育專業畢業，籃球稟賦高，被選拔到云南省體委青年隊。但時運不濟，恰逢1960——1962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國家經濟極度困難，專業體育隊伍大量撤裁，他轉業成為一名教師。 先生開始教我時29歲。他高大英俊，既儒雅又陽剛，是標準的美男子。他的儀容精致，干凈整潔，頭發梳理得很整齊，皮鞋又黑又亮，其他男老師穿大眾化的中山裝、青年裝，他卻常常穿式樣新穎的夾克衫。他走到哪里都特別惹眼，那種玉樹臨風的氣質超越現實環境好幾個層級，仿佛是宋玉或潘安穿越過來一般。先生書教得好，課堂又生動，寫一手漂亮的板書。對我們學生來說，這樣的老師既養眼又養心。50年過去了，他給我們講《三打祝家莊》、《曹劌論戰》的情景仍歷歷在目；他教我們唱《大刀向鬼子們頭上砍去》的歌聲仍在耳邊回響；他帶我們打籃球的汗水仿佛還在流淌。那時，我最愛上語文課，喜歡閱讀，也喜歡寫作文。先生對我特別關照，我的作文得到他的單獨指點。他常常把我叫到宿舍，當面幫我修改作文，教我如何立意謀篇，如何理順文章層次，如何描寫人和事物，如何遣詞造句。在先生悉心指導下，我對寫文章有了初步的理解，也使我的成績長足長進。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在滇西貧瘠的傳統鄉村社會中，能遇到這樣一位老師，是我莫大的幸運，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以致我繼承先生的衣缽，終生從事教師職業并以此為樂。 二 十年文革荒廢了中國的教育。我1965年秋季上小學，1966年5月，以中央的“5·16通知”為標志，開始了歷時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我小學階段，書沒有好好讀成，卻見識了大串聯、掃四舊、大批判、大字報、武斗。直到疏散下放到了農村，寂靜的鄉村遠離政治風暴，家鄉的學校卻能安放一張書桌，讓我平靜地完成了小學5年級和初中的學業。初一年級我們的主科只有語文、數學課，到初二年級增加了政治課。這三門課有專任教師，語文、數學課有教科書，政治課沒有教科書，老師根據“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的時事內容教授。學校沒有專任的體育教師和音樂教師，體育課基本上是任由我們自娛自樂。學校沒有安排音樂課，但會根據上級的要求，教唱幾首與政治形勢相關的革命歌曲。偶爾有老師教授體育課和音樂課，也是吳釗先生教我們，因為只有他具備教授的能力。吳釗先生教語文，王祖晉先生教數學，劉發俊先生教政治。他們在文革的動蕩歲月中，盡心盡力地教書，以文化教育滋養我們這群鄉村少年，使我們的青春在亂世中沒有被荒廢。 1972年底，時局發生了變化，鄧小平復出，開始抓教育。我們的初二年級變得緊張起來，下學期開始晚自習，全體男生住校，女生因為沒有宿舍可住，仍然走讀。到了1973年的秋季中考，江尾小學的戴帽初中居然考了全縣第一名。我感覺考得不錯，天天盼望著縣一中的高中錄取通知書。那時，中考不公布考生成績，高中錄取名額分配到公社革命委員會（現在叫鄉政府），由公社錄取。一天，先生托人捎口信，叫我到學校去找他。他告訴我，公社初步錄取方案已定，我的成績名列前茅，但政治審查不合格，沒有被錄取。其原因是；一、我已故的祖父是地主；二、我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 “叛徒”。我屬于“黑五類”子女，沒有資格讀高中。先生說趁錄取通知書還未簽發，他幫我去找公社革委會理論，也叫我家盡快找關系去疏通。那時，對我來說，公社革委會高懸九天，可望不可及。第二天，先生一大早就找到公社革委會主任，據理力爭，最后才錄取了我。如果沒有先生的鼎力幫助，我接受高中教育的資格將被剝奪，我以后的道路又會是什么樣呢？真是不敢想象。人生道路漫長，關鍵的就是幾步。在我人生最關鍵的一步上，先生扶持了我。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革背景下，先生幫助我這個“黑五類”子女是冒政治風險的，很容易被人以站錯階級立場而攻擊。好在后來沒有給先生帶來政治上的麻煩。 三 1973年秋季，我進入祥云一中讀高一年級，學校每月放假三天，給來自全縣的農村學生回家拿伙食錢。一次月假我回到家里，夜晚去學校看望先生。江尾小學辦在村里的文廟——圣寶寺。這是一個坐西朝東的大四合院，先生住在東面房南端的二樓，窗欞透著弱弱的煤油燈光，他正在誦讀李白的詩。月朗星稀，四合院浸潤在白光之中，透過窗戶，先生抑揚頓挫的聲音縈繞在圣寶寺寂靜的夜里。經歷文革掃四舊后，寺里先師殿的牌匾被砸了，大圣先師的塑像被毀滅了，傳統文化被掃進垃圾堆，人們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蕪。就在這樣的夜晚，我卻聽到了先生誦讀李太白的聲音，仿佛大唐的音韻仍然流淌在這座文廟之中，文廟的魂還在。進入先生宿舍坐定后，他給我講唐詩，講詩仙李白的故事，使我耳目一新。從小學到初中，我雖然喜歡閱讀，也僅限于小說，除了學過幾首毛澤東詩詞外，唐詩宋詞被視為封建文化，已從教科書中掃地出局，于我來說古典詩詞是一片空白。臨別，先生借我一本《宋詞一百首》，叫我好好讀讀。 高一年級的寒假，我把先生借我的《宋詞一百首》一字不落的抄寫了一遍，邊抄邊背，抄完也就全部背熟了。由此，我開始喜歡上古典詩詞。而今我已年逾花甲，一生人唯一全文抄寫過的書就是先生借給我的《宋詞一百首》。在含飴弄孫之時，我也用古典詩詞去熏陶我的孫女，三歲零一個月大的孩子每天聽我誦讀，已經會背70多首古詩了。這個文脈相傳的源頭，是來自于50年前先生在圣寶寺微弱的煤油燈下對我的啟迪。先生的教誨不僅影響了我，還間接地影響到我的孫輩。 四 1974年中央文革推動的批林批孔運動，猶如海嘯一般傳導到祥云縣城，激起了無比巨大的能量。小縣城里的大革命打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下半年學校基本就不能正常上課了，接近年尾，縣城里“八”“炮”兩派公然又開始武斗了。縣一中成了某派的武斗大本營，學生回家了，學生宿舍成了斗士們養精蓄銳的窩。教師們能逃的都逃走了，逃不了的猶如困獸一般蜷縮在學校里。鑒于祥云一中糟糕的現狀，1975年初，家父費盡周折，為我聯系好轉學至東川一中就讀。我到江尾小學與吳釗先生道別。當先生得知我床上的行李還在學校時，他說他剛好放寒假，可以帶我去縣一中取行李。第二天，先生用自行車帶著我，從江尾村到縣城去，遙遙路途35公里，先生一路辛苦。尤其是從云南驛飛機場到高官鋪一路爬坡，我坐在后座，看著先生的臉龐流滿汗水，如此勞動先生，我深感愧疚。到達縣城后，先生四處打聽情況，摸通了路數。晚上，先生帶我找到我的班主任楊必繁老師，他與先生同是米甸人，他仍然困守在學校。說明情況后，楊老師帶我去找武斗大本營的頭頭，那人爽快地同意我取走了行李。 先生是那樣地善解人意，同情我家當時的處境，幫我解決了大問題。那時，家父背著文革中“叛徒”的罪名，身陷農場，收入被降去了百分之六十多，每月領60元工資，一家三代五口分處三地生活，家庭經濟拮據至極。如果我再添置一套行李，勢必給家庭增加沉重的負擔，是先生為我解了燃眉之急。47年過去了，每每想到此事，我對先生充滿感激之情。 五 我1975年初離開家鄉后，與先生見面的機會就難得了。2002年的暑假，我專程到祥云去探望過先生。以后在昆明與先生小聚過幾次。今年我已64歲，人生該經歷的人和事，絕大部分都經歷了。回首交集過的人，吳釗先生是對我幫助最大，影響最大，是我最為敬重的人。我與先生僅是師生關系，從未行過束脩之禮，而先生卻予我以大愛。我想這就是教師提攜后人，關愛后人的精神所在，是職業的光輝，亦是人性的光輝。我寫這篇文字，花了幾個夜晚，常常是凝視著電腦屏幕，長久地陷入對往事的回憶之中而行筆稀疏，動情之處飽含熱淚。 如今先生已駕鶴西去，一切都變成了懷念。每當緬懷先生之時，我就想起范仲淹所作之歌“云山蒼蒼，山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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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吳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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