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病

郗鉞

<h5>此文是25年前的舊作，原載《廣州日報》1997年8月26日。母親節前夕略作修改制成“美篇”，謹表對母親的懷念之情。</h5> 　　前天傍晚我在廣州家里接到一個電話，一個已有些蒼老的男中音自稱是母親當年的學生，現已退休移居番禺。他說他前不久回了一趟家鄉廣西賀州，這才得知我母親5年前又病了,至今仍未痊愈，且日趨嚴重，每況愈下，于是特地去看望了她。他向我推薦一種藥，說適合治療母親的病癥，別人吃了都說效果不錯，問我能不能也給母親試試。最后他感慨道，他已三十多年沒見過我母親，想不到她會病成這樣。 1992年住院治病時的母親 　　這個陌生人的好意讓我感動，但放下電話心里卻泛起一陣酸楚。是的，看著如今病容滿面、言語遲鈍、行走困難的母親，誰能與土改時那位腰別左輪手槍、英姿颯爽的土改隊員及整天與孩子們在一起唱歌跳舞、年輕漂亮的小學女教師聯系在一起呢。　　母親解放初高中畢業就參加了政府的土改工作隊，爾后便聽從組織安排去當小學教師，在家鄉幾乎當了一輩子的“孩子王”。 從我記事開始，印象中母親性情開朗、愛唱愛跳，像一個快樂的天使。她是我上小學的第一任班主任和語文老師，上課時愛給同學們朗讀、唱歌、講故事，下課時又常跟女同學一起跳繩、跳橡皮筋、踢毽子。放學后還時常去學生家家訪。那時的人們一般都有四五個孩子，母親在一個小鎮上教了近二十年書，可以說沒有哪戶人家沒有母親的學生，沒有哪戶人家母親沒去家訪過。要說名氣，母親真的比當地的鎮長名氣還大，因為那時的鎮長還沒有條件像現在這樣可以在當地的電視上拋頭露面，而且變動頻繁。而母親卻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教了一茬又一茬的學生，走了一戶又一戶的人家。 母親60年代中期在賀縣信都小學任教時曾得過一次肝炎。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是父親借用學校的雙輪板車把她推去鎮里的醫院，我和姐姐哥哥默默地拿著臉盆銻桶等日常生活用品的跟在后面。母親患病，我們家的天似乎也塌了一半，一家人憂心忡忡、郁郁寡歡。人們都說肝炎是富貴病，要靜養，要營養，可在那個年代母親為了養家糊口有的只是辛酸和操勞。更揪心的是后來她患的肝炎由于醫治不力和營養不良由急性轉為慢性。正所謂“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母親從此疾病纏身，病情時好時壞，總也斷不了根，一拖就是十幾年。 上世紀60年代初攝于廣西賀縣信都中學的的全家福，前排左一為作者。 　　“文革”開始不久，學校便“停課鬧革命”了，父親、母親因為家庭出身等問題相繼被卷入了政治漩渦。有一天黃昏家里做好了飯菜，可左等右等不見去開會的母親回來，父親說邊吃邊等吧。剛吃沒幾口，有人來傳話說：“你媽叫你給她送飯！”這才知道，母親被送進了“牛棚”。我送飯過去一看，“牛棚”里面關著的人不少，多是各個學校的“臭老九”，門外看守的幾個造反派背著步槍，兇神惡煞一般。送給母親的衣服要經過檢查，送去的飯菜也要我先吃一口。母親有慢性病，可藥是不許送的，只好停了。我曾悄悄地將一塊小鏡子夾在飯盒底下送給了母親，這是她托人帶話時說想要的。 一天下午，離家不遠的學校大禮堂正在開批斗會，不時傳來“打得好”的叫聲，無學可上的我和哥哥在家里邊玩邊有口無心地隨聲附和著。隨后，少不更事的我好奇地獨自跑去禮堂湊熱鬧，在密密麻麻的人群后面踮起腳尖張望，猛然發現被圍在中間挨批斗的正是我的病中的母親，在她身邊站著兩個手持棍子的壯漢。這一幕頓時讓我驚呆了，嚇得我立刻轉身跌跌撞撞跑回家去。 又過了幾天，是趕墟的日子，大街上熱鬧非凡，突然傳來一陣刺耳的鑼聲。我和幾個小伙伴聞聲爬上學校的圍墻觀看，原來是“革命群眾”押著一群“牛鬼蛇神”游街，一個熟悉的身影闖入我的眼簾。天啊，母親也在游街的隊伍當中。她胸前掛著牌子，兩條黑油油的大辮子不見了，一頭秀發被鉸成了狗啃似的“陰陽頭”。我的心觸電般地一陣震顫，猛然從圍墻上跌坐下來。我不知道平生愛美、才三十八歲的母親此時內心的感受，我不敢看她的臉，更不敢直視她的眼…… 記不清被關了多久，母親才被放了回來。因為無藥可吃和缺乏營養，再加精神苦悶和心情壓抑，她的肝病又加重了，食欲大減，臉色蠟黃，身體消瘦，但還來不及治療，旋即又被送到一個叫云津渡的水電站勞動，吃住都在工地。后來父親也要去這個地方勞動改造，我跟隨著去過幾次。在水電站的工地上常可見到幾個在炎熱的夏天也戴著帽子的女人在挑泥砂，汗水泥水濕透了衣裳，其中最瘦弱的一個就是我的母親。 1969年6月，母親獲得“解放”。根據當時小學老師一律回原籍工作的文件精神，她被調回大寧小學任教。可在原籍我們家土改后只有生產隊借給暫住的一間庫房，我們四姐弟早在母親回來之前就被紅衛兵造反派趕回了老家，和祖母住在一起，現再加母親，一進屋連轉身都困難。于是，這年冬天家里決定自己蓋房。除了請幾位師傅當主力，我們全家悉數上陣。寒冬臘月，堅強的母親支撐著病體，帶領我們赤著腳在結著薄冰的田里煉泥漿，搖搖晃晃地把幾十斤一塊的泥磚挑上墻，咬著牙關把沾滿白霜的木頭扛上梁。那時，我們姐弟中最大的剛初中畢業，最小的我讀小學三年級。 千辛萬苦，歷盡周折，在親友的幫助下，等年底在外地工作的父親獲準回來探親時，一座嶄新的泥磚房已矗立在他的面前。然而，搬進新房不久，也許是勞累過度，母親又舊病復發住進了醫院。 此后七八年，母親為了治病，在求醫問藥的漫漫長路上經風歷雨、備嘗艱辛。我們陸續高中畢業后，相繼下鄉當知青，從此離開了患病的母親身邊，只能偶爾回家探望。 好在雨過天晴，母親終于熬過來了。1977年恢復高考，我們姐弟三人同時考上了大學本科，父親和母親也成了當地的新聞人物，來賀喜和取經的人川流不息、絡繹不絕。母親從早到晚困在廚房里忙碌著，一天不知煮了多少頓飯菜，但她沒有絲毫怨言和疲態，流露出來的只是謙遜當中掩飾不住的作為母親的一種驕傲和自豪。 為了供我們三人上大學，父母不得不節衣縮食。當時父親也只是個普通的中學教師，靠他倆的工資收入來供我們上學，的確是捉襟見肘。最后不得不賣掉了我們在“文革”時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淚才建起來的那座泥磚房，得款800元。雖然日子清苦，但打倒“四人幫”后，隨著“文革”的冤假錯案得到徹底平反，母親那拖了十幾年的肝病卻莫名其妙地好了，假期回家我們又可聽見她那久違的歡快的歌聲。 母親臨近退休時在校園留影 　　1982年我們大學畢業可以自食其力了，家里的經濟狀況頓時大為好轉，可謂苦盡甘來。然而沒過幾年，操勞了大半輩子的母親從賀州高中圖書館退休后卻突然腰痛直不起身來，連日常的家務活也干不了，醫生說病因不明。　　頗為神奇的是，等我們姐弟三人的孩子陸續出生時，母親的腰病很快就痊愈了。她為孫輩們奔波勞碌，忙來忙去，帶了一個又帶一個，日夜操勞，卻毫無倦意，一副其樂無窮的樣子。 退休后帶孫子的母親 1990年春節母親在廣州白天鵝賓館留影 　　我研究生畢業工作后，1990年母親曾與父親一起來廣州和我們一起生活了大半年時間，后來因為父親要回鄉辦學校便一同回去了。過來一兩年光景，父親打來電話說母親又病了，起初是頭暈，后來連走路都困難了，醫院診斷是腦血管硬化和帕金森氏綜合癥。 隨后是一次又一次的檢查、住院、轉院，西醫看了又看中醫，母親的病情卻始終沒有大的起色。在醫科大學任教的二姐說，母親的病器質方面并不算嚴重，但癥狀卻很突出，恐怕與精神因素有關。 于是我們反反復復地開導她，經常與她談些輕松愉悅的話題，但越來越沉默寡言的她只是聽，不愿多說什么。家里有什么開心的事告訴她，她也只是微微一笑。 我尋思母親本是個性情開朗、意志堅強的人，且歷經波折、飽經磨難，這輩子最困難、最難捱的日子都挺過來了，還有什么溝坎不能跨過。回想當年被趕回老家的時候，精神那么壓抑，勞動那么辛苦，生活那么艱難，可在寒冷的冬夜，母親卻在那間狹小的庫房里就著一盞昏黃的煤油燈，給圍坐在火盤邊取暖的我們四姐弟朗讀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她聲情并茂的讀書聲、呼嘯著穿窗而入的北風聲、火盤里木炭燃燒不時發出的“噼啪”聲，仿佛匯成了一部苦難年華的命運交響曲，在寒冬中給我們溫暖，給我們力量，給我們希望。此情此景，終身難忘。當二十幾年后我有幸認識了《歐陽海之歌》的作者金敬邁，并把這段往事講給他聽時，他聞之動容，并稱贊母親令人敬佩。 　　堅韌隱忍的母親，學生時代就勇敢頑強，四處奔走，一生飽經磨難，怎么會因此就從精神上被擊倒呢？也許她的身體真的是很難受的了，這種滋味，這種感覺，醫學很難描述，別人也很難體會和無法理解。 真可謂禍不單行，母親住院時有一次上衛生間不慎摔斷了右手，吃飯穿衣都無法自理。更不幸的是，斷手剛好不久，母親有一天坐在沙發上突然就站不起來了。送去醫院一拍片，說是股骨骨折，要做手術。好端端的，又沒摔跤，怎么會骨折，我們好生納悶。醫生說是因為活動少、年紀大導致骨質疏松之故。 沒法子，只好聽醫生的，做手術，用兩顆鋼釘把骨頭固定住。誰料手術是失敗的，出院后一躺就是幾個月，她老說疼，一拍片檢查，發現原來骨折處根本就沒對正。醫生說還要再做一次手術。看著母親被疼痛折磨得如此辛苦，我們實在不忍心再讓她去受這個罪，只讓醫生把那兩顆鋼釘取出來就算了。但從此之后，母親就只能靠助步器才能勉強走動幾步，再后來就只能坐輪椅了，靠大姐在身邊悉心照顧。 我出生于大躍進年代，隨即而來的便是全國人民都吃不飽肚子的三年自然災害。母親在最困難的時候養育了我，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幫助了我，然而當把我養育成人，把我的孩子拉扯大，除卻了一切生活重負的時候，她卻病倒了，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只有艱辛與操勞，卻與享福與安逸無緣。也許這就是母親的宿命。 母親的病讓我格外的難過和愧疚，我既無法分擔和減輕她的痛苦，又因在外地工作不能在她的病床前侍奉湯藥。母親一生住了多少次院我也記不清了，嚴格地說我沒有去服侍過她一天，每年春節回家也只是看望一下而已。但她沒有半句怨言，總是說：“你工作忙，就不用回來了。”其實，我心里明白，哪個母親不想念自己的孩子；同樣，哪個孩子不牽掛自己的母親，尤其是當她最需要孩子在病榻前盡孝的時候。 去年母親做手術，我抽了個雙休日趕回去看她，那時她已做了手術兩天。當我風塵仆仆趕到醫院時，面容憔悴的她一見到我，眼淚就潸潸落下來了。我頓時無語凝噎，連忙扭過頭去。“母親最需要陪伴和守護的時候你在哪？”有時候精神的安慰真是比任何靈丹妙藥都要管用，可我為什么就不能把這種安慰給予養育了自己辛勞了一輩子的母親呢？哪怕是一點點也好啊。 我知道，年邁的母親病情要完全康復是不可能的了。有時打電話回去，她半天也說不上幾句話。每次我問她最近病情如何，她總是說：“好些。”我理解她說這話的用意。母親現在就像孩子一樣一年最期待的就是過春節，因為春節能一家團聚。可每次回去，她又會催促我們過完年早日返回，不要耽誤了上班。 母親一輩子只是個普通平凡的教書匠，但母親自有母親的情懷：慈愛善良，無私奉獻。有時想想，母親應該是挺驕傲的，在那個貧窮動蕩的年代，她含辛茹苦為國家養育了三個研究生，還盡心盡力培養了近千個學生，深受家長和學生的尊重和喜愛，在家鄉享有盛名和美譽。 可母親又是挺凄苦的，她長期遭受病痛的折磨，而又怕拖累子女，總是說自己得的不是什么大病或疑難雜癥，不愿跟隨我們到醫療條件更好的大城市治病。她既想念長大后就不在身邊的兒女，卻又不愿我們因為她來回奔走長期滯留而影響工作。于是，到了白發蒼蒼、纏綿病榻的時候也只能在故土一天天翹首盼望，一天天苦苦等待…… 每當看著被病魔纏身而日漸衰老的母親，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無能、醫學的窘困和生命的悲涼。 “母親啊，您快好起來吧。”我無時不在默默地祈禱。<h5>（注：慈母已于2005年9月7日辭世，我永遠懷念她）</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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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病

郗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