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談前進農場學校艱難與輝煌的日子

人生滋味

———原前進農場學校校長李子豐的記憶 作者：祖寧平 　　我叫李子豐，1939年3月16日出生在陜西省靖邊縣一個農村家庭，今年83歲了。我的一生沒有干過別的什么工作，就干了一項工作，在寧夏的農墾大地上，在西大灘這塊土地上，為寧夏農墾的教育事業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干了34年。 我是1960年10月“低標準”時期,在同心縣城參加工作的，當時要求年滿18歲以上在校學生到農村參加勞動鍛煉, 父親當時擔任同心縣縣長,我就從縣城來到了同心縣最為貧窮的一個叫河草溝的鄉村擔任了小學教師。1962年初,國家為了培養師資力量,報送我去吳忠師范進修學習,1963年7月我從師范學校畢業，隨1962年就任前進三場黨委書記的父親，來到西大灘前進三農場的，我的檔案開始被轉入平羅縣教育局，平羅縣教育局的領導，開始不同意把我分配到前進農場，當時師范類的畢業生少之又少，平羅縣的教師資源也奇缺，我當時已經結婚，考慮到愛人當時還沒有正式工作，分配到農場容易找到工作,就堅決要求分配到前進農場，沒想到，一去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前進農場, 再也沒有離開過講臺。 　　前進農場那時從農建一師集體轉業,脫離了部隊性質以后，還是三個農場，前進一場就是現在的前進農場的場部和現在的農場三站，前進二場就是現在前進農場的一站，前進三場就是現在前進農場的二站。前進二場和前進三場的學校僅僅是一個只有小學一至三年級的規模，只有前進一場學校是一個一至六年級的規模還算稍大一些的學校，前進一場的學校就是后來成為了前進農場學校,直至發展成為了前進農場中學的規模。 1959年,老軍墾的孩子也有到了上學的年紀了，農場開始創建學校，培養自己孩子。當時農場只在前進一場建立了一所小學校，只招生了31名學生，只有教師3名，他們是葉碧華、陳愛月、黃國華他們三人都是浙江支寧青年,炊事員叫于志勇,管理員是王長林,他們五人是創建前進農場學校最早的見證人,也是創始人。多年后幾乎農場十幾個連隊都建立了一所小學校。 1963年7月我被分配在了前進三場學校擔任教師。 我第一次走進西大灘前進三場學校,映入眼簾的學校讓我目瞪口呆和大失所望。只見那滿目瘡痍、幾間破爛不堪的農建一師時期土坯平房改成的教室。面對農場子弟在不斷增加，教室不夠使用的局面,農場領導只有因陋就簡想方設法的去解決。教室旁邊就是一個農場連隊的驢廄，農場就地取材，把驢趕往他處，鏟除驢糞，打掃干凈，從長草的水塘邊，挖來方方正正的泥塊作土坯，在驢廄改裝的教室里，搭一些高低不等的泥臺子，作為課桌和板凳，一個個教室就這樣的建成了。第二年學生又增加一些,我們三個老師用驢車拉走了驢糞,又打掃出來一間驢廄,又增加了一間教室。 可見前進農場創建各個學校時期的艱難程度。 我帶領著兩位老師，一位是蔣自強老師，一位女老師叫舒來喜，她是浙江支寧青年。 在我的記憶里，前進三場小校三年級的學生有八個,他們是劉靈科、柳建忠、鄭江德，還有幾個，我就叫不上名字了。 上世紀六十年代,因為西大灘前進農場沒有能力開辦中學，幾十個開始上初中的農場子弟，只有背著行李和一個星期的干糧,到幾十里外的平羅中學、姚伏中學和通伏農中繼續上學去了。 經過農場職工的不懈努力和艱苦奮斗，農場的各項事業在不斷發展，農場學校的面貌也在不斷的改觀。農場各連隊支援學校的建設也在不斷的增多，淘汰下來的辦公桌和板凳，支援學校，泥臺子做的課桌板凳被拆除了，規格不一的辦公桌和板凳，把學校的教室布置的有模有樣。 1964年寧夏農墾局在西大灘前進農場開辦了“農業中專學校”，一批大中專院校的畢業生分配在這所中專學校擔任教師。三年以后，因為文革,兩屆中專學生畢業后,學校就再也沒有招生，學校教師大都又充實到了已改制為農建十三師三團的團部學校，團部學校的師資力量在不斷的加強。 1966年1月，前進三個農場改制為農建十三師三團以后，團部設在原一場的場部，就是現在的農場場部。農場開始集中精力舉辦團部學校，我也隨之調任團部學校擔任教導主任,從教導主任,到副校長、副連長、連長、校長、“五七”大學班主任、學校書記直至1998年12月退休。 　　1966年10月團部學校開始招收初中學生，招收初一學生16名，1970年秋團部學校又招收初一學生36名。1971年秋三團一、二、三營營部小學增設初中班，1972年秋團部學校開始招收高中學生，招收高一學生43人。1974年7月，三團又改制為農場，一、二作業站站部學校開始招收高中學生。1982年秋，農場場部學校將小學分開，成立前進農場中學和前進農場小學，三個作業站學校的初中高中并入場部中學，場部中學成為一所全日制中學。這些就是前進農場體制不斷變化,學校也隨之變化的情況。 從1968年開始，前進農場學校根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實行“小學5年，初中2年，高中2年”，到1983年才恢復建國后的學制。 雖然農場辦學，困難重重，步履艱難，人才短缺，經費又緊張，這都與企業的發展緊密相連，但是農場教師們的精神面貌飽滿而激昂；雖然農場辦學，農業經濟效益捉襟見肘，入不敷出，但農場對教育的投入還是在不斷的增長；雖然農場的建制在不斷的變化，軍墾時期改為了學校連，校長成為了連長，但是學校教育的根本方向沒有改變，部隊的氣息進入學校，增添了濃厚的軍隊作風；雖然農場教育在趕驢上坡，不進則退，但是農場領導和那些教育工作者都有著肩抗背馱、不肯后退半步的激情。 在農場農忙時節，學生們成為了農場的一支不容小覷的輔助力量，幾乎農場的所有農活,拔稻草、平田整地、除草、挖溝、攏埂，挖甜菜，從小學生到高中生都得參與其中, 把學生們練就成為了農業的行家里手。 學校一位領導做過統計，有時一個月，學生參加農場勞動的時間竟多達20天。讓老師和學生們苦不堪言，老師們不知道，這里是學校還是農業生產隊。學生們不知道，他們稚嫩的小手被鍬把打磨的,拿起鉛筆的小手都不能自如。孩子們思忖著自己的現狀,她們是來上學的還是農場農業生產的后備力量。 一位學生告訴老師說，我就喜歡學生時期的參加勞動，因為每次的參加勞動，我都能吃上媽媽給做的讓中午再吃的好飯。那個年代把學生們都培養成了熱衷予“熱愛勞動,能夠吃上好飯”的學生，簡直是本末倒置了。 那時候,前進農場學校學生們滿滿的記憶都是,憶苦思甜，吃菜團子，勤工儉學，插秧拔草，漫灘遍野去撿牛糞，去挖甘草。當然還有在滿是沙棗花飄香四溢的季節，學生們在裂縫的課桌上，劃著紅線，插著粉白色的沙棗花枝，邊上課，邊吮吸著沙棗濃郁的味道，別有一番它處不曾有過的學童記憶。那是西大灘的學生們特有的記憶。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西大灘前進農場的學校又是小學、又是中學、又是“五七”大學，又是不懂事的孩子、又是成人，三類不同年齡段的學生擠在一起，又學又工又農，好生熱鬧。 一位修造廠的領導擔任“五七”大學的領導沒有多日，就難耐不住的流著眼淚給農場領導哭訴道，讓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愿當這個學校的校長。 我是學校的領導，小學至高中就讓我操心不迭，農場領導又讓我負責“五七”大學的工作，我推辭不了，只有接任“五七”大學的班主任的工作。最后圓滿地完成了“五七”大學的教學任務，三十多名成人學生順利畢業。 從事教育工作34年來，擔任學校領導也有34年的時間，副職時間最長，可老師和學生們都以為我是校長。那時因為，那個時代政治掛帥，校長大都是農場分管教育的部門領導擔任，可是具體工作還是由我這個師范畢業的內行來做，久而久之，我就成為了老師和學生們心目中的校長。 　　那個時候學校會出現這樣的場景: 一位校長來到正在上課的教室里，往前排課桌上一坐，吸著香煙，在欣賞著老師講課。 一位抗美援朝下來的老干部說，我不懂教育，就不摻和教育，那時候有可能發生地震的傳聞，這位老干部就天天在學校的水井旁邊，手里拿著一個木尺，在測量水井水位的變化。 一位是學校貧下中農的代表，自我宣布道,我只參加會議，不參與學校的管理。 文革期間，雖然農場學校受到嚴重的沖擊，與社會學校相較，沖擊的還是小，雖然農場農忙的勞動占用學生們的時間較多，但是農場學校時不我待，努力要求，教學還是正規的。學生們還是在刻苦學習,力求上進，學習的時間還是長的，一次次的高考錄取的人數，就說明了一切。 慢慢以后，從全國各地分配來的大中專畢業生到農場參加建設，農場領導又把他們充實到了農場學校，農場領導真是高瞻遠矚，說道，多打糧食重要，但是培養我們的后代更重要。學校需要那一方面的教師,農場領導就千方百計的給予調劑和支持,缺少什么設備就給予補充。那個時候，農場學校匯集了幾乎農場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 北京天津知識青年來到農場以后，知識青年中間還有許多老三屆的高中生，農場領導不計他們的家庭成分如何，只要真才實學，一律選拔到教師崗位。知青充實到教師崗位以后，學生們的文化素質逐步得到了提高，眼界也開闊了, 思維也活躍了，給西大灘農場下一代帶來了耳目一新的改觀。 毫不夸張的說，從1975年至1985年的十年時間里，前進農場學校的規模和教學質量，達到了輝煌階段，學校學生也多，學習的熱情也高漲，教師的教學水平也在開始逐步提高。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農場中學的學生一度多達兩千六百多人，西大灘周圍的一些企業中學逐步萎縮，大量的學生，都想方設法，通過各種關系要求到前進農場中學學習，一度農場中學的招生形成了擠破腦袋一票難求的局面。 在我的記憶里，有一年的高考結果，農場學校就有78位學生考取了大中專院校，是農場學校最為輝煌的一年，是農場職工家屬歡欣雀躍的一年。 每年高考被錄取的孩子，都被農場人以紅榜的形式，高高張貼在農場場部人流最為密集的高墻之處，給西大灘人炫耀，給前進農場人炫耀。 有人說,西大灘前進農場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只會農業勞動,培養不出來高質量的學生,看看現在前進農場學校的學生,一個擔任了重點高等學校的領導,一個擔任國家部委的領導,擔任廳處級領導干部和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起碼有七八十人之多,這是前進農場人的驕傲,也是前進農場學校的自豪,更是我們這些學校老師的榮耀。他們給西大灘人的臉上添光增彩，給西大灘艱苦創業的史冊增光耀史。 34年的教育事業，讓我終身難忘，難忘的事情有許許多多，但農場學校的教師隊伍是一個特別能戰斗的隊伍，他們負重拼搏，逆境中信心百倍的精神,讓我終生難忘。 前進農場教育事業的發展歷史,從艱苦創業,到發展至輝煌,無不傾注著農場教育工作者的心血,農場學校的教師大多是,國家分配來的大學生，浙江支寧青年、知青、復轉軍人、農場二代和自發來的,他們把青春和知識都奉獻給了農墾的教育事業,他們功不可沒,我們不能忘記他們。 前進農場各個學校的領導有：嚴聚德、李開健、唐麗華、黨德昌、儲國興、孫玉銘、李子豐、李秀芹、高朝福、劉發、李經驗、曾慶厚、母華玉、朱家海、吳維忠、鄭金昌、夏登漢、李福祿等。教師有：鄧劍光、蔣長敏、張來法、陳炳生、邱佳田、賁萬倉、陳泳雪、蔣自強、周靜株、劉亞明、鄭敬芝、余同珍、劉進明、林素珍、田忠貞、李艷杰、常曾、周德枝、單學仁、王佑太、劉慧芳、周文燕，張秀花、李長英、王瑞琴、穆瑞光、王世和、常寶吉、王金忠、陳振云、鞏全生、張雨、李子厚、李棟梁、張志義、王進忠、常寶吉、童天元、張淑嫻、孟凡珍、單志航、李淑娟、楊克奇、孫申生、王桂敏、陳淑芬、文淑琴、陳志耘、成淑蘭等。前進農場各個學校的教師最多達到了120多人。這是我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記憶,遺漏肯定不少。 我的腳下始終沾滿了西大灘的白僵土和鹽堿地，不論是在講臺上，還是在西大灘的田間地頭，34年的辛勤耕耘，培養出了許許多多的農場子弟，每當看到或聽到我的一個個學生走入社會，擔負著重要領導職責，肩負著專業技術重要崗位責任的時候，我就會發自內心的喜悅，情不自禁的就會流下熱淚，那是我和西大灘上一大批教育同仁哺育的結果，是我們用一生的辛勤耕耘和汗水培育澆灌的結果。 今年8月1日是農建一師創建前進農場70周年的日子,農場學校的發展也走過了艱難與輝煌的里程，撫今追昔,更加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給社會,給農場,給個人帶來的變化,那是翻天覆地。 后記： 在西大灘一望無際的戈壁灘上，生長著已適應它的芨芨草、駱駝刺、白刺和甘草，人為種植的極少株沙棗樹、紅柳，被西大灘人視為寶貝。 每當發現個別調皮的學生孩子們損壞樹苗時，李子豐校長就會語重心長地教育他們說：“當你折斷沙棗樹和紅柳樹枝的時候，當你聽到“咔嚓”一聲的時候，是否你的心靈在受到震顫，想到我們這個不毛之地的西大灘，生長一棵樹苗是多么的不容易。” 他教育孩子,就像澆灌呵護西大灘上的沙棗樹苗一樣。 這是一位已經退休的、他的學生對老校長至今不忘的記憶。 2022年1月17日下午，有幸見到83歲的李子豐老校長,他腰稍有駝背，但步履穩健，身體硬朗, 耳聰目明，精神矍鑠,心中多有欣慰。這與他34年在西大灘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教育事業，枝繁葉茂的碩果累累而散發出來的喜悅分不開的，這些喜悅又滋潤著他的退休生活，使他身體健康，性格更加開朗是分不開的。 在這里還想贅述幾句李子豐校長的少年記憶: 解放戰爭時期，我的家鄉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拉鋸膠著占據的地方，今天被國民黨占領，明天共產黨來了又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反復更替。我的少年就是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下渡過的。 因為我的父親很早就參加了共產黨的組織，潛移默化的影響，我也從記事開始，替父親的組織做事。在我的記憶里，傳遞雞毛信是我少年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如果信封上插著一個雞毛，就意味著特別緊急，必須馬上就辦，大人就讓我們小孩去送，讓小孩去傳遞信件，一般不會引起敵人的懷疑。雞毛信一般都是一個村莊，一個村莊的送，我把雞毛信送到鄰村，鄰村的人再送到更遠的地方，我們陜北的農村，黃土高坡，山大溝深，一個村子看著一個村子離得不遠，要是走過去，那可就不近了，我的少年就是在山大溝深的黃土高原上穿梭往來渡過的。 直到我退休的1998年，我還在想著這個問題，我少年時代給共產黨送雞毛信的經歷，算不算是我參加革命工作的開始。不算也就吧了，反正我有這個送雞毛信的經歷，也是我光榮的經歷，也是為解放戰爭，為陜北的解放，為全中國的解放，做出了我的貢獻，我無愧于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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