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軼聞：知青瑣憶

王鐵軍

又逢世界讀書日，本有心借此題目寫寫心得，但終因靜不下心來，只得拿十幾年前的一篇舊文充數。我自幼喜歡讀書。<br> 父親更喜歡讀書，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攢下了五個書柜的書。這在當時可算是非?？捎^的一筆財富了。<br> 這些書更是我在同齡人中驕人的財寶。但“文化大革命”前學習忙，我只是忙里偷閑看過一些小說和政治、歷史讀物。那時年齡畢竟也不大，看書并無明確目的，抓住什么看什么。<br> “文化大革命”來了，不上課了，有時間看書了，書卻被父母單位的“造反派”在抄家時用封條封在柜子里無法拿出來——它們都是“走資派”搞“封資修”的證據。<div>　　然而書的誘惑力太大，無論如何也得“弄”點書看看。明目張膽撕掉封條的風險太大，得不償失，我不會那么做。我觀察到，那些書柜被扔來砸去已很不嚴密了，努努力，從柜門的縫隙中有時可伸進一只手去。于是我便想方設法從書柜里“偷”?！巴怠背鰜砭挖s緊看，看完了再與知心的朋友們交換著看。文革前我是抓住什么看什么，現在是“偷”出什么看什么。從《西行漫記》到《莎士比亞全集》，從蘇聯小說到魯迅雜文，都是在這個時期讀的，全然沒有選擇。<br></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當時家里的《西行漫記》是60年代初三聯書店的“內部發行”本，早已被無數人看來看去“看沒了”</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這倒是文革的幸存本</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這也是文革幸存本</h5> 快要下鄉了，準備行李的時候，我在朋友的幫助下釘了一個碩大的木箱，木箱中裝了大半箱書，把當時家里能“拿”得出來的書中想讀沒來得及讀，或者自認為應該多讀幾遍的書，統統裝了進去。到達七連，卸行李的時候，有人抬起我的箱子叫道：這里面裝的是什么，這么沉！<br> 然而，一直到我返城離開七連，這些書基本上沒有拿出來過，最后都原封不動地帶回家去了。<br> 之所以不拿出來，主要還不是舍不得，怕丟（當然也有這方面的原因，在數十人擠在一個屋的知青宿舍里，任何人拿出一本書看都會有人想方設法把它弄走去過過“癮”，因此丟書是常事），而是不愿冒書被沒收，人被批判的風險。<br> 不像某些人說的，下鄉作知青讀了很多書，現在還可以“炫耀”一番。我在在七連當知青的時候，政治環境是，除了毛著，讀什么書都有風險。我印象最深的有那么幾件事：<br>　　“整團補課”（這是當時連隊里自己搞的一場政治運動）中，劉長林本來就是被批判的“對象”之一，曾有一天專門批判的內容就是他從家中帶來了一本話本小說《石點頭》，可想而知，這個“問題”加重了他的“罪名”。可實際上，沒有幾個人看過這本“勞什子”。<br> 岳鳳桐因看老舍的《離婚》不慎，被人發現，書被沒收了不算，連長李江還在全連大會上對此進行了“專題”批判。那個場景，我至今記憶猶新：<br> 李江手里揚著書吼道：“這是什么書？”<br> 念書名：“《離婚》？你結婚了嗎就離婚？！”<br> 打開書念書中第一句：“‘張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什么話？他爸也叫他大哥嗎？”<br>　　就這樣，完成了對此書的批判，結論是，這是一本毒草，沒收！幾十年來我每每與人談起這場“批判”，笑過之后心中總是泛起一陣酸楚——這就是我們當年的讀書環境。<br> 其實，知青中一方面迫切希望讀書，讀好書，另一方面卻又被各種“大批判”搞得無所適從，不知讀什么書好的人是大多數。<div>　　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他看書很多，在七連知青中是比較突出的，時常可以從他那里聽到當時在其他人嘴里很少議論的話題，諸如“國民生產總值”是多少之類。然而正是他，給過我一次很強烈的刺激：一次，他手里有幾本書，其中有那時青年人非常熟悉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是少數允許看的小說之一），我隨手拿來翻看，恰好翻到令年輕人面紅耳赤的保爾與冬妮婭熱戀那一段，就往下看了下去。他見我在讀這一段，說了一句“這些地方還是少看為好”。說得我漲紅了臉，把書還給了他，好像自己做錯了什么。雖然心中并不同意他的說法，但當時一切“愛”都是“黃色”的，我又能說什么呢？況且，他也是好意。</div> 正是這種環境，使我不愿，也不敢把帶到兵團的書拿出來。知青朋友之間什么都可以拿出來“共產”，唯獨這些書，我決定不拿出來，讓它們在箱底壓著吧，也許有出頭的一天！<br> 無書可讀，便讀“毛著”。讀毛著是那時每個人的必修課，也是任務，但除了“老三篇”和一些“語錄”背得滾瓜爛熟之外，知青中很少有人仔細去讀毛著中的其他篇章，更不要說執行“再教育”任務的“貧下中農”們了。我親眼看見，李江某次與人談話，先掏出“語錄本”打開念一段，走近一看，“語錄本”是倒著拿的！<br> 我不敢說在七連我讀毛著最認真，但我自己清楚，我一生中，就是在七連，認真讀過毛著。我在那幾年里通讀了《毛選》四卷，一些感興趣的文章讀了好多遍，如《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等。從毛著中我看到了歷史，也似乎看到了現實，看到了毛澤東分析問題的方法，也看到了自己的幼稚。但是，我從不做讀書筆記，這已成了習慣。別人可以知道你在讀什么，卻不能知道你在記什么、想什么。然而我確實是在認真讀，認真記。這個習慣是在那個年代“逼”出來的，其實并不是個好習慣，這個不好的習慣影響了我的一生——此后我看書基本上就是勤于看，疏于記，更疏于動筆。<br>　　一次，團支部在小學校開大會，副指導員沈寶珠不知為什么突然向我“發難”，讓我當眾回答“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恰恰那幾天我正在讀《矛盾論》，因同一性這部分不好懂便多看了幾遍，幾乎會背了。因此當場我的回答差不多是把原文背了一遍，沒有任何遺漏。在七連的各種會議上因一些小事被主持會議者挖苦是常事，這種挖苦有時很令人難堪。那天沈寶珠是否想挖苦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這一次我憑著背書躲過了一“劫”。 <br>　　那幾年看過的書當然不僅僅是毛著，也看過別的書。記得是從侯子貞手中借看過《聯共黨史》，還借看過另一個人的《審判貝利亞紀實》，這兩種書都是可以半公開讀的，因為講的都是蘇共“變修”之前的歷史。然而對我個人來說，這些書給我最深的印象，是看到了蘇共政治斗爭的殘酷。其中讓我感興趣的是讀到《聯共黨史》四章二節時，知道了斯大林與毛澤東對辯證法有不盡相同的解釋。順便說說，我的"哲學啟蒙"就是從“毛著”、《聯共黨史》和現已忘記是從誰手中借來的艾思奇《大眾哲學》開始的——其實，直到今天我也沒弄明白他們的哲學是怎么回事！<br> 也許是我離開七連較早，沒有趕上后來相對“寬松”的時期。所以我的知青歲月，一本小說也沒看過，學習文化知識的書更沒看過。<div><br></div><div><h5 style="text-align: right;">此文原發于2008年4月17日《七連人》博客，略有改動</h5><br></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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