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歲月

春風送香

第二部分——還鄉 　　1969年8月26日，經過幾天的修整，我們將啟程去北鎮開始新的生活。那個年代的交通極不方便，上午十點多，我們在阜新乘火車到新立屯換車，再坐火車到黑山站下車，再轉乘去北鎮的汽車。可是我們到黑山下車已經下午3點多了，開往北鎮的汽車已經沒有了，我們便挑著兩個大行李步行五里地到黑山北面的李稍戶村——孫的大姑家歇腳，第二天再乘汽車去北鎮。第二天是農歷七月十五日，大姑家人熱情的留我們過“七月節”，所以我們又住了一天，吃了韭菜餡包子，晚上去鄰村看了電影《地道戰》。第二天早上和大姑家人告別，乘坐8點的汽車到達目的地——北鎮縣中安公社孫三大隊。 孫的老家還有爺爺、奶奶，爺爺兄弟倆共5間房子，爺爺、奶奶住兩間半。剛到那里首先的問題就是晚上如何睡？由于我們還沒結婚不能住在一起，就決定我和孫的妹妹（也是知青）和奶奶住里屋，爺爺和孫子住外屋。過了一個星期，奶奶就提出分家，理由是隔輩人不好相處，怕將來出現矛盾就不好了，還不如早點兒分開。沒有辦法，我們只好順從她，他們老兩口住里屋，我們三人住外屋。白天我們三人到生產隊勞動，晚上回來自己做飯吃，睡覺時孫在炕頭，妹妹在中間，我在炕梢，褥子不挨著，離挺遠，好像青年點一樣。69年冬天，我曾經把我的小妹接到北鎮住了一段時間。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 1970年6月，媽媽所在單位安排她走“五七道路”——到彰武插隊落戶。考慮到彰武舉目無親，家里沒有男勞力，妹妹們又小會有很多困難，又不能和爸爸團聚，（爸爸在文革初期去了湖南）媽媽決定退職還鄉。我回去幫助他們收拾東西，辦理行李托運手續等。6月12日，媽媽帶著三個妹妹登上了去長沙的火車。走的那天，我的同學也是我的閨蜜學春陪我去車站送行，列車一開動，我的腦袋“轟”的一下，感覺好像掉進了冰窟窿里，心想從今以后遠離親人，一點兒依靠也沒有了，享福受罪全靠自己了。當天晚上在學春家住的，眼淚止不住的流了一個晚上。（在以后的幾年里，每次接到家里的來信都止不住流淚，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堅強起來）第二天我就回到北鎮，自己的日子還要繼續過下去。 1970年7月6日，中安公社舉辦“學唱革命現代京劇學習班”，大隊派我去學習。7月14日，學習班結束，我學會了不少樣板戲選段，回去以后召集各個生產隊組織學唱樣板戲。 1970年末，我和孫掙得的工分，去掉口糧款還有幾百塊錢的分紅，我們用分紅的錢，買了一臺“紅旗”牌自行車和一塊“東風”牌手表，看到了自己的勞動成果，我們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信心和憧憬。 1971年1月10日，晚5點56分，我乘坐長春——北京的60次直快，由大虎山站上車踏上了回湘的旅途。經過一夜的旅行，（那時候車速很慢，沒錢坐臥鋪）1月11日早上5點到北京，先辦理了中轉簽字后又寄存行李，然后又找地方吃了早飯，白天在北京逛了一天，先后到了王府井百貨大樓、東風商場、天安門、動物園、前門等。晚上坐上去長沙的火車，經過一夜的旅行，天亮了，望著窗外南方水鄉的風光，心情特別好，真有歸心似箭的感覺，就要見到親人了，怎能不高興呢？到長沙以后，我先找到汽車東站，排隊買到干杉的汽車票，坐汽車到干杉下車，還要步行一段路。我肩上前后掛著旅行袋，胳膊上挎著媽媽給我的皮大衣，（我沒有經驗，南方比北方氣溫高，用不著的）一路走到長安橋下公路，由于當時年輕，又奔家心切，也不覺得累。一路打聽幾個人，終于找到媽媽的家，我一見到媽媽，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就像走失的孩子終于回到親人身邊一樣的感覺。這次回湘呆的時間比較長，過了國慶節才回東北。 從南方回來后由于沒有結婚，居住不方便，又考慮能多掙些工分（每天13分），年末孫開始出民工，我和小姑子繼續在生產隊勞動。1972年初生產隊推舉我當倉庫保管員，負責生產隊的糧食種子、化肥、農具等物資的出庫、入庫和保管工作，有時跟著生產隊的大馬車去黑山、北鎮城里賣菜；義務幫生產隊喂豬；生產隊駕轅的馬腿受傷瘸了，我又義務去遛馬……工作兢兢業業，認真負責。 這時候全國各地的知青有些已經抽調回城，我們由于還鄉到北鎮，北鎮屬于錦州市管轄，我們又是從阜新下放的知青，所以錦州、阜新都沒有我們的檔案，不可能抽調我們。當時我們曾經想過遷回阜新縣的知青點，又考慮當時的政策是“推薦和選拔相結合”，如果回到阜新縣知青點，一兩年之內再抽不上去，該咋辦？想起回到阜新農村那些窮鄉僻壤的地方心生畏懼，何況我們在北鎮干的不錯，每年有幾百塊錢的收入……（目光短淺，安于現狀）所以就猶猶豫豫的把這件事拖下來了。當時甚至還有這樣的想法：全國八億農民都能在農村生活，我們有啥不能的？城市有什么好？一年到頭起早貪黑的八個點盯著，又沒有新鮮蔬菜和新鮮糧食吃，刮大風、下大雨、下大雪都得上班，哪有農村自由啊！總是自我安慰，滿足現狀，所以就在孫三家呆下來了。接著公公婆婆來信說，我們年齡不小了，該把婚事辦了。由于孫家男孩子多，吃糧食都成問題，每次我們回去都要給他們背一大袋子高粱米，根本就沒錢辦喜事。1973年春節，我們回阜新過年，正月初二，親友們來拜年的時候，搞了一個簡單的儀式就算結婚了。家里買了一對木箱子，一個碗柜，由于沒有布票，婆婆只給做了一床被和兩個褥子。給我做的結婚禮服是棕色呢子上衣（沒有襯里），藍色凡立丁褲子。參加婚禮的有二叔全家，還有孫家的幾個親戚和鄰居，我們的四個高中同學趙越超、康世維、蔡俊杰、郭儀林也來參加婚禮。孫飛主持婚禮（二叔的二兒子），二叔致賀詞，婚禮結束后大家吃頓大米飯，炒了幾個菜。（那時候大米是細糧，每人定量供應）過程簡單又很熱鬧。 正月初六，孫出民工就走了，我們的蜜月都沒過完，為了生活不得不分別。孫走了以后，剩下我一個人，（小姑子處對象了）孤苦伶仃的又遠離父母，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下來。一個人在家里的日子是艱苦的，冬天炕是冰涼的，舍不得多燒一把柴火，生怕燒沒了，春天就沒有燒的了。自己貼了三個玉米面餅子，竟連一點鍋巴都沒有。晚上睡覺腿都不敢伸直，腳凍的睡一宿都不熱乎。夏天，正在地里干活，聽見雷聲，天要下雨了，趕緊往家里跑，忙著往屋里抱點柴火，不然的話，讓雨澆濕了就沒辦法做飯了。懷孕以后就更困難了，沒有米吃了，要去加工廠攪米，先去生產隊牽個毛驢回來，求人把糧食口袋放到驢身上，我牽驢到加工廠，扛糧食口袋、搖風車吹糠等活計都要求人幫忙。家里有七根壟的自留地該苗化肥了，自己挺個大肚子把化肥瞄上，還要求人幫忙備壟，把化肥埋上……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歲月里，73年10月，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孩子的爺爺給他取名叫亞龍，生下來就多災多難。我在月子里沒有像別的產婦那樣得到很好的營養，親友送來給我下奶的雞蛋也舍不得吃，剛生完孩子每頓吃七個雞蛋，十天后減到每頓五個，二十天后減到每頓三個，滿月以后剩余的雞蛋都拿到集市上賣了，因為農村太缺錢了！亞龍滿月以后，我發現他的胳膊上有一個小的血管瘤，當地不能治，我抱著他到沈陽醫大去診治，住在大姑姐家，她家在虎石臺，我每天要坐火車兩站，往返于沈陽醫大和虎石臺之間，（在沈陽南站下車還要步行經太原街到醫大）經過一段時間的烤電治療，孩子的毛病總算好了。 1974年1月，遼寧營口、海城發生強烈地震，北鎮也受到影響，余震不斷，大家不敢在屋里住，都在外面搭起了防震棚，十冬臘月天寒地凍，人們都穿著棉衣棉褲蓋著棉被在防震棚里睡覺，可憐才3個多月的小亞龍也和我們一起遭罪，晚上冷，沒辦法換尿布，只好等亮天才能換。亞龍長的很討人喜歡，只是到了一周歲多了，他的頭蓋骨還沒長嚴，不知道是缺鈣還是在月子里“震的”？（孩子還沒滿月在炕上睡覺，孫的爺爺就在里屋地上用棒槌砸高粱頭，振動很大）1975年農歷7月14日，亞龍病了，當晚找赤腳醫生給他打了一針。到了第二天早上突然厲害了，發燒、呼吸困難，我趕緊抱著他去中安公社衛生院去看，診斷為急性喉炎，本地治不了，讓我去北鎮縣醫院去治，我又抱著孩子坐公交車到北鎮縣醫院，一個醫生說：“治病的醫生下鄉去了，你趕緊坐汽車到廖屯去治吧！”（廖屯有沈陽醫大的醫療點）當時孫沒在家，正在北鎮縣武裝部開會，我去武裝部找到他，我們又去汽車站等候去廖屯的汽車，（那時候也沒有出租車）等到坐汽車趕到廖屯，已經是下午5點半了，醫生已經下班，又從家里找來的，醫生想盡辦法搶救，但為時已晚，可憐我的亞龍來到世上二十個月，不幸夭折了。我深深的感到對不起孩子，我沒能照顧好他。另外農村的醫療條件差，缺醫少藥，交通極不方便，耽誤了搶救時間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回家以后，我不敢看孩子的遺物，包括照片，我真怕我的神經錯亂了，我為了使自己不再去想他，我整天看書打發時間。1975年10月，秋收基本結束，我乘火車去長沙，和父母在一起呆了四個多月，使我悲傷的心情有所平復，過了春節我將返回東北，父母給我帶回了豬油和掛面，在東北農村是沒有的。 1976年5月26日，我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了，這就是我的兒子孫鵬，他的出生給我們帶來了歡樂，彌補了我心靈上的創傷。孩子出生后，生產隊的保管員我是不能當了，整天帶孩子、做飯，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家庭婦女。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我又抱著才兩個月的孩子住進了防震棚，這次好在是夏天，不那么冷。由于農村的艱苦生活根本沒錢治病，我的支氣管哮喘病越來越嚴重，從1971年起連續三年數伏天犯病，半個月不能行動，通過赤腳醫生上門打針好轉。從74年以后，一年比一年犯病的次數多，變為經常性的，每天靠吃氨茶堿維持，沒錢不敢住院，終于落下病根。農村平時是沒有錢的，只能等到年底分紅才能見到錢，平時需要的零用錢或者有人情來往用錢，只能靠賣點糧食或農副產品，如雞蛋、土豆、大蒜等。有一次我們去公社的集市上賣土豆，因為家家都種土豆，所以賣不出去，第二天打算去黑山縣城去賣，那里工業戶較多。黑山縣城離我家25里地，我身體有病，騎自行車馱著100斤土豆顯然做不到，讓孫去賣，他性格內斂，不善于講話，他也不愿意去賣，沒辦法他決定帶著我和孩子一起去賣土豆。就這樣一臺紅旗自行車，前面橫梁上坐著孩子，后面貨架子上搭一袋子土豆，我再坐在土豆上面，孫負責騎車25里路到了黑山集貿市場，我就負責賣土豆，他就帶孩子玩去了，土豆一角錢一斤，一百斤土豆一會兒就賣完了，他又回家取了一趟土豆和小紅蒜，我又賣了一會兒，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孫到生產資料商店買了兩塊塑料布，我和孩子每人披一塊，三口人騎一臺自行車帶著沒賣完的小紅蒜冒著雨回家了。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我們當時在農村生活多么艱難，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 當地有一種副業“編炕席”，先把高粱桿的葉子去掉，再把高粱桿根據粗細情況用刀破成3——4瓣，然后用石滾子碾壓，壓好后用水浸泡，泡透以后再用刀把秫秸瓤刮掉，用秫秸皮編炕席，編好以后用硫磺熏成白色，再送到供銷社去賣，供銷社再根據質量的好壞劃定一、二、三個等級，價格不同，分別是2.6元、2.4元、2.2元。我們為了掙點錢也學習編炕席，剛開始孫“破秫秸”也掌握不好，不是粗細不均就是把手劃破，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也能熟練地掌握了這項技術。我們編炕席的速度很慢，質量也不好，供銷社看我們是知青，每次都照顧我們，按二等價格收購。 農村秋收的時候是最費衣服又費鞋，尤其是割高粱，衣服都磨壞了，鞋子也被高粱茬子扎漏了。記得孫的黃膠鞋壞了，沒錢買新的，沒辦法只好用幾塊結實點的布補了幾塊補丁，雖然不好看，但是只要不被高粱茬子傷了腳就行，孫的一件割高粱時穿的工作服曾經補過18塊補丁。（現在的人是不會相信的但這是真的）隊里有人要結婚了，隨禮的兩塊錢也沒有，沒辦法只好趕集去賣苞米。為了不讓孫耽誤掙工分，我只好帶病騎自行車去中安公社所在地趕集，每次到集上后，我都累的氣喘吁吁，休息好一會兒才緩過來，再把苞米拿到集上去賣……現在想起這些事情，我的心里還是酸酸的。當時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我們就打算在農村扎根了，我們買了檁木，拉了磚和石頭、葦子，準備找大隊批一個房基地蓋房子了。過春節的時候，我們在大門上貼了對聯，上聯是：風暴險關學闖道，下聯是：冰山絕頂要開花，橫批是：扎根農村，表現出我們當時戰勝困難的決心。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的時候，我們也曾經幻想通過考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我們在煤油燈下復習功課，參加了考試，可惜我們太天真了，高估了我們自己，報志愿報的太高了，我報的是北京大學，孫報的是南京化工學院，結果可想而知。也怪我們自己沒有恒心，如果繼續復習，參加1978年的高考，報志愿時報低一些，可能還有希望。1977年參加高考那天，我是抱著孩子去的，把他放到親戚家后去的考場，如果我考上大學，孩子也是個問題，孫如果考上了就不一樣，至少他不會在農村呆那么多年，我們家的生活軌跡會是另外的樣子。在北鎮十年，我沒睡過一個亮天覺，由于沒有錢，我沒買個一袋味素、花椒面、蝦皮等調味品，平時燉菜只放鹽，這是必須放的。年底生產隊給每個人分15斤大豆，三口人分45斤大豆，做大醬用十斤，過年做豆腐用5斤，用20斤大豆榨油，十斤豆子出1.3斤油，共2.6斤油要吃一年，只有在春節的時候包一頓餃子用點兒油，其余的就留起來，等到來客人時用。吃肉就更談不上了，來客人就是炒鹽豆，再就是買三角錢一斤的泥鰍魚待客，就算見著葷腥了。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以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撥亂反正，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代表大會，制訂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發布了城鄉結合安置知識青年工作的文件，其中規定在農村結婚的雙方都是知青的可以回城，我們的命運有了轉機，我們做夢也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1979年4月，我們賣了所有建房準備的材料，到公社“知青辦公室”退了“安家費”，孫的弟弟們帶來兩輛大卡車幫我們搬家，帶著我們很少的家當，離開了我們生活居住了十年的北鎮縣中安公社孫三大隊四小隊，當時真有逃離苦海、跳出火坑的感覺，回到了阜新市，開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最好的時光19歲到30歲是在農村度過的，我的青春奉獻給了農村。回憶知青歲月雖然受了很多磨難，但是我覺得收獲也很多。知青歲月使我近距離的接觸農村，體驗了農村生活，我更加了解了農民的疾苦，城鄉的差別，了解了糧食的來之不易。正像李玉和對李奶奶說的，“有您這碗酒墊底，什么樣的酒我都能對付”！我正是經過知青歲月的磨礪，使我們意志更堅定，處事更穩重，在人生的旅途中，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1979年4月，我們回城之前，退給“公社知青辦”的“安家費”收據。 我在北鎮縣中安公社照相館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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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歲月

春風送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