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追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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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憶舊 1979年，是我國歷史上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年，也是我人生發生重要轉折的一年。 這一年，隨著剛剛閉幕不久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國的改革開放正式拉開了大幕，全黨工作的重點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大批冤假錯案得以平反昭雪。早日實現祖國四個現代化成為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心愿。1979年元月一日，中美兩國宣布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我國外交政策取得了重大進展，對外開放的大門已經打開。這年二月，對越自衛反擊戰正式打響。“四人幫”粉碎后，隨著高考的恢復，學習的氣氛越來越濃厚，被文革耽誤的一代青年開始發憤讀書，決心把浪費的青春重新拾回來，人們看到了希望，再也不用憑關系、靠政治表現去上大學，而是憑著自己的實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社會風氣也發生了質的變化。但積累了十年沒有高考，大量考生中只有小部分人能夠進入高等學府。 1979年，我從部隊復員回到地方，參加了當年的高考，并被中國人民大學錄取，實現了人生的重要目標。當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真正體會到人生的四大幸事，最令人激動的是金榜提名時。從復員到高考僅有不到五個月的時間，復習功課任務繁重可想而知，那時的復習資料也很有限，只能東找西借。好在是全國統考，考試成績出來后才填報志愿，不然我根本不敢報人民大學這樣的學校。1979年，是人大剛剛復校的第二年，當年招生數量極少，河南僅招生16名，我被錄取實屬幸運。 文革時期人大停辦了八年，校園被第二炮兵（簡稱“二炮”）司令部占用。粉碎“四人幫”后，中央決定恢復中國人民大學，鄧小平批示人民大學主要以培養經濟管理方面的人才為主。人民大學的前身是陜北公學，1937年創辦于延安，為抗戰需要培養干部。中央決定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領導此項工作，委托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等人負責籌辦。1937年11月，陜北公學正式成立，成仿吾任校長兼黨組書記。后來演變為華北聯合大學和北方大學、華北大學。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通過了《關于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1950年10月3日，以華北大學為基礎合并組建的中國人民大學正式開學，成為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被毛主席譽為“一輩子做好事”的“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出任人民大學第一任校長，他的資格是其他高校校長所不能比的。1954年，人民大學被確定為以社會科學為主的綜合大學和首批全國重點大學；1960年，被確定為綜合性全國重點大學。后來多任校長都是正部長級，像郭影秋（曾任云南省省長）、胡錫奎（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袁寶華（曾任國家經委主任）等。人大停辦后直到1978年才復校，所以人大沒有77級的學生，成仿吾成為人大復校后的第一任校長。吳玉章和成仿吾都是老一輩革命家和教育家。吳玉章解放后的行政級別是三級，相當于副總理和元帥的級別。 吳玉章與領袖 吳玉章校長與學生在一起 成仿吾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鄂豫皖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創始人之一，大別山紅色旅游地至今還保留著成仿吾的住所。 成仿吾在豫鄂皖大別山根據地的住所 入校后第一件事辦理入校手續和體檢，那時還是物資短缺的票證年代，食堂的糧票分面票和米票，面票又分細糧和粗糧，米票最受歡迎，尤其是南方同學更喜歡吃米。還有工業券，北京緊俏一點的工業品都需憑工業券購買。藍綠色的制服和中山裝和清一色的上海牌手表是那時學生最普遍的穿戴。我們系負責行政工作的邵老師到宿舍給我們介紹情況說，今年我們系只招了36位新生，19個是北京的，本市同學全部走讀，而且還要具備走讀條件，就是騎自行車或乘公交不能超過半小時，距離太遠的不要。當年北京的高考狀元顧重之（我國著名思想家顧準的小兒子）也是我們班的，可見我們這個專業當時之紅火。我們班同學的結構是，女生4人，占1/9，應屆畢業生占1/3，家在北京的同學占一多半。來自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同學多則兩人，少的一人。1979年，中國人均GDP才幾百美元，屬于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甚至還不如許多非洲國家。吃穿用都很短缺，但那時的幸福感還是很強的：學費和住宿免費，大部分同學都有助學金，最高的可拿到19.5元，低的也有10元以上。有工作的同學還可帶薪上學。伙食費也很便宜，二毛錢就可買一份肉菜，一個月十幾塊錢的伙食費就能生活得不錯。教材也不用出錢。有的教材還是臨時湊合的，是手刻油紙焟版印刷。 由于二炮占著人大大部分教學和宿舍樓，1979年人民大學的新生報到日期推遲到了10月6號，成為當年北京高校新生報到最晚的大學。一到學校，有點失望，校園不像想象的那么好，我被安排到紅二樓的222房間，這是一個桶子樓，一個房間安排了七名新生。房子有限，北京同學一律不住校，而是走讀。我們宿舍按年齡排序，老大趙家林，來自云南，我們班唯一的現役軍人，參加完當年的對越自衛還擊戰又考的大學，可見其實力之雄厚。他是工兵，專門從事戰場的爆破和戰利品的打掃清理，他們是后續部隊，所以相對安全，而我曾是裝甲兵，我的兩位參戰戰友血染沙場，無一生還。一位是我曾經的車長馬富群，河南社旗人；另一位是與我同年當兵的知青尹忠杰。坦克兵看似有鐵甲防護，實際在戰場上死亡率很高。 同宿舍的七兄弟 老二劉有志，河南方城縣劇團考上的，他體格健壯，十八般樂器樣樣精通，每當我們班舉辦文藝活動時，吹拉彈唱他都能拿得起來。我排行第三。老四柳曉華，來自南京。老五程大慶，來自大連。老六葉福軍來自福建，是蒲城大山里飛出的金鳳凰。老七劉爾鐸，來自河北獻縣，是我們班年齡最小的兩位新生之一，只有16歲，屬于神童系列的，班上另一位16歲的神童是來自湖南湘潭的王建國。 入學第三天，也就是10月9號，學校召開了開學典禮，83歲高齡的校長成仿吾給我們講話，他向我們提出了四點要求：勤奮學習；打好基礎；相互幫助；力爭三好。他用顫抖的聲音說：“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有許多困難”，意思是讓我們忍耐一下當前的困難。副校長孫力余接著講話，要求我們顧全大局，發揚革命傳統，艱苦奮斗。 黨史系主任胡華接著介紹人大的情況，他說，今年人大共招生760人，其中研究生103名，成校長得知今年的考生都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非常高興，就改善住房條件給徐向前元帥寫了信，徐帥很快批了，要求二炮騰房（成老曾是四方面軍的，徐帥的部下）。耿飚（時任國防部長）開始有動靜了！當講到“人大被軍人占著房子這在古今中外是罕見的”時候，會場激起了熱烈掌聲。 10月10日全校師生開始罷課，下午去天安門廣場進行游行示威，要求二炮立即歸還校舍，還師生學習的權利。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并引起中央的重視，方毅副總理會見了校方代表，表示二炮搬入人大是中央的決定，騰房需要時間。上街游行的方式是錯誤的。二炮是國家的戰略核威懾力量，美帝蘇修都害怕！ 游行后的第二天，學校播音站播發消息：昨晚北京市委第三書記打電話給人大，對同學們表示慰問。并說國務院當晚八點就解決人大校舍問題召開了專門會議，中央、國務院、二炮、總后、教育部和人大的代表出席了會議，中辦領導在會上說，人大同學的要求合情合理，游行秩序也很好，向同學們表示慰問！表示將協調有關方盡快拿出解決辦法。第三天，繼續罷課，七八級的同學向我們傳達了談判結果，二炮同意今年歸還一萬五千平方米的房子，而且是耿飚（國防部長）和韋國清（總政主任）出面召集的會議。第四天，也就是10月13日（周六）上午，學校召開了復課大會，宣布罷課取得了勝利，星期一（15號）全體師生正式復課。這就是一入校遇到的第一場風波。 我們的宿舍在大學一共調整過三次，從紅二樓搬到東風二樓，住宿由七人減少為六人，老大趙家林搬了出去，大三時，又從東風二樓搬到了新建的學六樓，面積擴大一倍多，宿舍增加了鐘攸平、楊小莊、金之龍三位北京同學，一共九位同學。所有北京同學的住校問題得以徹底解決。 因為我在部隊養成了內務整潔的良好習慣，把我們宿舍的衛生帶成了樣板，每次衛生評比我們宿舍都名列第一。 我們宿舍的同學很有特點也很有趣。 老大趙家林和老五程大慶擅長畫畫，趙家林拿到我的數學作業本就畫了一個人頭像，程大慶抓過來就在人頭上畫了一只鷹，趙家林又在鷹上畫了一支射中鷹的箭，老師在我的作業本上批示：“不要在作業封面亂畫！”因為我是數學課代表，負責數學作業的收發，搞得我很尷尬。上機械制圖課，任課老師叫蔣河，戴一副黑邊眼鏡，國字臉，趙家林隨手畫了一副他的漫畫，非常逼真，并在下邊寫上老師剛教的機械制圖俗語：“長對正，寬相等，高平齊”，我們開玩笑說：別打了，講和（蔣河）吧。老大趙家林后留學并定居于日本。 老二劉有志喜歡夜間加餐，買上一包一毛四分錢的北京方便面，用“熱得快”加熱器加熱幾分鐘就可吃了，當時方便面是奢侈品，每當此時，老六葉福軍就會高叫一聲：“臭手！光你自己吃?!”老二這時就會擺出一副老大哥的樣子，給老六分上一羹。 老六喜歡看小說，學校圖書館的小說他借閱的最多，每晚都要抽出時間讀一會武俠小說或黃色小說，伴其進入夢鄉。后來老六又喜歡上了彈吉他，但“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每當他彈起那心愛的土吉他，我們就趕緊逃亡圖書館或教室。 老四柳曉華喜歡摳英語語法，總要把英文句子的語法搞得清清楚楚，后來留學美國，成了美國人的“教師爺”，現定居在紐約，成為一位受人尊重的愛國華僑。他是南京人，南京話中的n、l不分，an,ang不分，我老拿他的口音開涮：“我來自蘭（南）京，到環（黃）莊，買環(黃)豆”。 老五程大慶擅長畫面，當年他父親讓他買皮鞋，他竟然連畫了幾雙皮鞋式樣給他父親寄回去，讓我佩服不已。可惜畢業不久，因為一次小手術的失誤，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老七劉爾鐸，少年老成，每到清晨，就會伸一下懶腰，然后脫口而出一句家鄉口頭禪：“啊！黎明覺，二房妻！”然后又會蒙上被子睡上一個回頭覺。老七記憶力超群，研究生畢業后留在人大教書，現是人大著名的勞動經濟學教授。 我們宿舍后來入住的三位北京同學：鐘攸平，入學時班上年齡最大的，我們班的班長，畢業后分到中組部，給部長當過秘書，官至副部，是我們班官做得最大的同學。鐘攸平是標準的紅二代，其父鐘林是我黨隱蔽戰線的杰出領導人，我黨第一個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黨員，解放后曾任重工業部副部長，第一任國家標準局局長，號稱我國卡秋莎火箭之父。 楊小莊，北大子弟，極賦語言天才，會講多國語言，翻譯過多本書。他模仿領導人講話惟妙惟肖，幾句話就能把你逗樂。 金之龍，應屆畢業生，乒乓球打得好，人也很聰明，他與楊小莊兩人情投意合，打得火熱，在校時和畢業后兩人經常“量子糾纏”在一起，后移民美國，不幸因病逝世，痛失英才，成為我們班第二位去世的同學。 進入大二，也就是1980年，這年11月，北京高校興起了競選人大代表的熱潮。其實就是海淀區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選舉，學生只不過想利用這個機會試探一下中國的民主。那時的民主氛圍還是很濃的，可以自己印刷發行自己寫的書，中文系就有人出了一本自寫自賣的雜志《錘與砧》。人大校園內掀起了競選熱潮，許多系都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我們班推出了自己班的人大代表候選人蘇華。蘇華曾是北京知青，北大荒磨煉的一代，我們班的紅二代之一。他是我們班公認口才最好的同學，也是畢業后賺錢最多的大咖，每次班上老同學聚會，他都慷慨相助。這年的11月，美國舉行了總統大選，里根擊敗卡特當選為美國第40屆總統。借此“西風”，北京共有17所高校近百名學生參加競選，競選的結果，共有11名學生當選為區人民代表。北大參選人數最多，搞得最紅火，以胡平為代表的民主派人物大出風頭，胡平后流亡美國。北京師范學院的劉源也投入到了競選，他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比較引人關注。劉源在競選中說：“我宣布競選還有另一個個人動機。今年我父親正式被昭雪。然而，恐怕誰也不會想象的，在這一時期，我心里有多么痛苦，其程度恐怕與“文革”開始時差不多。“文革”開始時，我一下墜入深淵，成了最黑最臭的“黑崽子”，人們避開我，朋友們幾乎都背過臉去。在我眼中，彷佛一朝之間世界全顛倒了，大家能想象出那時我的心情。后來，是人民作了我的父母，拯救了我，培養了我。而今，我又一躍而成為“最高”的高干子弟，一種典型的隔閡又把我與人民分開。這兩次重大的變化，都不是因為我自己有什么過錯，只因為出身，可以說，在平反后，我千方百計與大家打成一片，消除誤解，但是不行。“文革”初，我還能用內心的高傲、用恨來麻木自己，今天都沒有支撐了。我眼看又要與我的父母——人民生離死別了。這種痛苦恐怕不是每位同志都能感受的。中國要民主，一定要實現民主！我們每個人必須為民主而努力，我更責無旁貸。我愿意打這個沖鋒，向封建殘余和一切惡弊宣戰，與特權決裂。”劉源的演講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潮流和特色。我和劉源還有過一次當面交集。80年代中期，劉源主動要求到基層工作，來到了河南，從鄉長做起，直到破格被人大代表推選為河南省副省長。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也是唯一的民選副省長。他在河南省新鄉縣工作時，我在河南省計委經濟研究所工作，任《河南經濟》雜志社的編輯部主任，劉源經常給我們投稿，我們都及時發表了，為此，他專門寫信給編輯部表示感謝。一天，劉源突然出現在我們辦公室，問“振環呢？”我說我就是，他說：“啊，你就是振環，你的名字起得好啊。我是劉源，感謝你們發表了我不少文章”。然后又問了我們編輯部的一些情況，稱贊我們的雜志辦得好。劉源給人的印象是非常平易近人，很有親和力，你和他交流，沒有一點拘束，他的穿戴也很樸素，根本看不出高干子弟的做派，給我留下了非常難忘的印象。后來他當選副省長后，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我也參加了，他總是表現得很謙虛。他說，我之所以能當選副省長，是因為同志們把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愛戴和懷念轉移到了我的身上。劉源是經歷從天堂到地獄再回到天堂的人，這種經歷是獨一無二的，他是“文革”后中國民主的開拓者，也是民主的受益者。我們學校參選的人不少，但真正有競爭力的只有中文系的研究生韓宇紅和我們系的蘇華。韓宇紅是研究生中唯一報名參選的學生，他是河南老鄉，畢業后分配到河南省社科院，畢業后我倆還見過幾次面，他的民主思想很超前，但也許正因為此，始終未得到重用。我們班成立了競選委員會，下設幾個部，起草了競選綱領和民意調查表，當時我們提出的訴求現在看來還是很超前的：教授講課；實行學分制；允許學生跨系選課；開辦學術講座；對授課老師進行評判；改善住宿和教學條件；坐著吃飯（當時的食堂沒有坐椅）。等等一些迎合學生意愿的訴求都列入其中。競選答辨會在當時人大最大的室內場所800人教室舉行。韓宇紅打的是激情牌，他在會上說，我德不達上品，才僅及中人，但我愿為中國的民主現代化而吶喊和奮斗！韓宇紅的答辯問題主要集中在當前國內的現狀，對于一些敏感性問題采取了回避的方式，如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人大是否是共產主義的修道院”“華國鋒是否有能力領導我國實現四化”等。蘇華的答辯會最吸引人，他口若懸河，對答如流。提問涉及從希特勒到波蘭團結工會領導人瓦文薩（當時波蘭正在鬧全國性的罷工）等多個方面內容。有人問：“你對文革什么看法？”蘇華答：“我認為文革是一場災難。揪走資派我爸是走資派，揪叛徒我爸是叛徒，揪特務我爸是特務，所以我對文革是恨透了！”“既然你是干部子弟，你對反特權有什么看法？”“我認為我們黨大多數領導干部是廉潔的，我們黨一貫反對特權。但我也反對極端的提法，比如，有的人寫：如果我要死，就開上一輛解放（卡車），去撞他一輛紅旗（轎車）！同學們，如果…蘇華停頓了一下，整理了一下略為嘶啞的嗓子，擦了一把額頭上的汗珠，然后像列寧同志演講一樣，提高了嗓門：“如果紅旗轎車中坐的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那樣的領導干部怎么辦？!” 蘇華精彩的回答贏得了熱烈掌聲。“你對鄧小平怎么評價？”“鄧小平現在說過做過的一些事我們可能并不覺得他的偉大，將來一定會用歷史證明他的偉大的！”蘇華的這一回答表現出他的遠見和洞察力，因為那個時候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不久，鄧小平理論還遠未形成呢！提問還涉及到個人問題：“蘇華，你是否有上廁所不沖大便的習慣？”“我家一直用的是水沖式廁所，不允許我不沖大便，所以我從小就養成了上廁所沖大便的習慣。”會場引發了一陣笑聲。“蘇華，你找對象的標準是什么？”“意—中—人！”我們把握“見好就收”的節奏，蘇華的答辯會在歡樂和笑聲中圓滿結束。我們班的帥哥黃力在一旁感嘆道：“蘇華的答辯是先回答后思考！”投票結果，韓宇紅和人大的一位老師當選，蘇華屈居第三，但蘇華名聲大振，贏得了一片贊揚之聲。我們的校園生活基本上就是教室—圖書館—宿舍—食堂—鍋爐房（打開水）—人大周邊遛彎。 班里常組織同學去北京的風景區旅游、野炊，顯示出團結友愛的氛圍。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我們手中的糧票有了節余，就到人大附近的黃莊自由市場去用糧票換雞蛋換瓜子，成為當時的一件樂事。 北戴河，盛洪在享受著沙浴 北戴河留影 1981年的暑假，學校組織去北戴河旅游，我們班有四位同學報名參加：盛洪（現為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梁均平（北大光華學院著名教授）、柳曉華和我。從北京到北戴河乘火車近五個小時，到達后，學校來車把我們送到北戴河第一中學居住，條件很差，一二十人一個房間，那個年代大家都不講究，主要是游玩。北戴河清爽的海風撲面而來，我們盡情享受著陽光、海灘、海浪，鴿子窩的日出，山海關的雄偉，還有現撈現賣的海蟹美味，都給我們留下了難忘印象。我們路過北戴河勞動人民文化宮時，看到里邊有節目排演，進去看時，見到著名指揮家李德倫，還有指揮家嚴良堃，鄭曉瑛，他們都是中央樂團著名指揮家，我們主動上前同他們聊天。我們作了自我介紹后，對李德倫說：“您上次在我們學校所作的音樂講座很受歡迎，希望有機會您再去我們學校講課”。李德倫說：“你們要邀請啊，不邀請我怎么去？！”他問我們學什么的，我們答道工業經濟管理。他說“怎么管理？還是大鍋飯嗎？”我們說怎么賺錢怎么管理，他說“是啊，可是現在獎金分配還是大鍋飯”。“您認識李谷一嗎？”“認識，我跟她熟。”“您覺得他唱的怎么樣？”“你們說怎么樣？”“她的一些歌挺好聽的。”“她走她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李德倫調侃道，今年春節，我們給中國科學院舉辦了一場交響樂音樂會，本想讓科學家來欣賞，結果科學家沒來幾個，來了一群小流氓，搞得我們哭笑不得。我們買了當晚他們演奏的交響樂音樂會的門票。在海灘漫步時遇到一個年輕的女老外，那時一見老外就想練外語，主動與老外打招呼。她是智利人，還沒說幾句，就遭到便衣保安的干涉，讓我們馬上離開，盛洪隨口說了句：“管得著嗎？”這下子可惹惱了保安，他說：“我管不著你，我找個管得了你的地方！”說著就要拉盛洪走，盛洪也不是善茬，跟他扭打在一起。書生哪是保安的對手，盛洪體力不支，大喊“過來幫幫忙！”老梁我們三人來了個“三英救呂布”，他們保安又上來幾個人，圍觀的群眾也越來越多，當得知僅僅是因為跟老外說話就要被抓走，大家義憤填膺，紛紛跟保安理論，保安也自知不占理，最后把我們放了。我們的衣服、傘都被撕扯破了。事后，周圍的人告訴我們，你們算幸運，沒被拉走，否則進到他們那里就沒理可講了！當晚，欣賞了中央樂團的交響樂音樂會，也算給我們壓了壓驚。 畢業后第一次同學聚會 與顧重之同學在夏威夷 與柳小華同學在紐約 同宿舍同學畢業后再聚會時的合影 蘇華在畢業后的聚會發言 畢業告別餐 大學是收獲知識、收獲友誼、甚至是收獲愛情地方，四年的大學生活一轉眼就過去了，1983年，我們班的同學告別了同窗生活，走上了各自的人生之路，天各一方，但同學的那份真情和友誼卻深深地埋藏在了我們的心里。畢業后有幾次同學聚會，每次都充滿著歡樂和友情，幸福的回憶。現如今，班上的同學已差不多全退休了。海外定居的同學大約有三分之一，我曾在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瑞典見過班上的老同學，我是班上見過海外同學最多的人。他鄉遇故知，是人生的幸事。永遠難忘的人民大學七九級工經系！祝福老同學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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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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