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寒生下鄉(xiāng)日記——上海知青詩社之六十九

張國洪

策劃高云凌作者王寒生制作張國洪 作者簡介：王寒生女哈爾濱人沈陽二中高68級學生 1968年下鄉(xiāng)到遼寧省西豐縣插隊 中共黨員主任醫(yī)師擅長記敘文回憶錄散文詩歌上海知青詩社成員 王寒生下鄉(xiāng)日記 遠山的春天(一) 1970年5月29日星期五。 晚上，大隊干部老袁通知我們由下放干部和知青組成的“五七排”到大隊部開會。說是要傳達重要文件。分散在六個小隊的同學三三兩兩拉拉雜雜陸陸續(xù)續(xù)地集中到大隊部，那天我們五隊的農活是上午鏟地，下午挑土，勞累了一天了，進了屋便找個旮旯疲憊地擠坐在一起，男生們一個個無師自通地學著老鄉(xiāng)的樣子，卷起喇叭筒煙，說是能解乏兒，一時間，不大的茅草房里便彌漫起騰騰煙霧，飄忽的小油燈在迷蒙的煙霧里忽明忽暗，明明滅滅，真越發(fā)教人昏昏欲睡，春困秋乏一點也不假。 過了一會兒，下放干部柯鳳梅同志急匆匆地走了進來，跟在她后邊的是大隊支部書記張興林。柯鳳梅同志原是沈陽話劇團的會計，是隨她的丈夫老朱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一起走五七道路來我們福寧(大砬子溝)的，在鄧堅張威他們的六隊安家落戶。 老朱是中央民警干校的教員，聽說是教化學的。柯鳳梅同志那年28歲，可大家都習慣叫她老柯，是黨員，所以也參加五七排的領導工作。她用手扇了扇刺鼻的煙霧，用好聽的江浙味兒的普通話說：“好啦好啦，快都不要再抽了好吧？都坐坐好，聽張書記給我們傳達一個很重要文件。” 張書記順手把他帶來的一盞亮亮的油氣燈掛在桌旁的柱子上，說：“我才從房木(公社所在地)開會回來，飯還沒吃呢，公社高書記讓回來就傳達，不過夜。” 開頭，大家以為又是學習新黨章呢，也沒太在意。有繼續(xù)打盹的，有依舊小聲嬉鬧的。他看著大家無精打采不以為然的樣子，就使勁拍了一下桌子，厲聲說道：“都打起點精神來，注意聽著，是紅頭文件。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批示叫‘照辦’的！”平時的小白臉都激動地發(fā)紅了。看來還真是個重要文件，同學們這才安靜下來，睡覺的也不睡了，有的還從衣兜里掏出來開會時帶的小本子和筆，準備做記錄。 原來那是中發(fā)（70）26號文件—是知青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毛主席給知青撐腰——在那個遠山的春夜，給我們所有知青帶來了久違的振奮。 遠山的春天(二) 1970年5月30日星期六 昨晚散會后，老柯告訴我大隊讓我今天去公社參加落實26文件檢查團，和我同去的還有大隊貧下中農代表張廷甲大叔。 清晨起來，我草草地收拾了一下行裝就從村南的五隊朝村北一隊的張大叔家走去。晨曦中的小山村，天邊畫著一縷縷淡粉色的朝霞，路旁的籬笆墻上爬滿了碧綠的藤蔓，嫩綠的帶著露珠的葉片間點綴著朵朵鵝黃色的小花，小橋邊的垂柳在晨風中輕搖著柔曼的如美麗的秀發(fā)般的翠綠枝條，晨霧迷蒙的東嶺像一匹黛綠的駿馬靜靜地臥在村邊清淺的小河旁。清新的空氣中彌散著繁茂的青草野花綠葉青澀芬芳的溫潤。我滿心歡快地在村街上走著，除了因為能有機會去山外看看，還因為這次一起出去的是張大叔。 剛到福寧的時候，我被分到一隊，沒多久就開始割地了，我不會用鐮刀，也不會磨鐮刀，每天笨拙地不是割高粱，而是右手揮著鈍刀，左手握著高粱桿兒，一刀一刀地砍高粱，又費力又慢。一天傍晚，別人都快割到地頭了，我還遠遠地落在后邊，心里一著急，一刀砍下去，不知怎的，刀順著柔韌的秸稈一下子滑到左手中指指關節(jié)上。幸好刀不快，破了點皮，我掏出手絹包扎好，又繼續(xù)往前攆。張大叔看到了，接了我的壟，并讓我放工后去他家，他給我把鐮刀好好磨磨。 晚飯后，我們幾個女同學都把鐮刀拿到張大叔家去了。月光下，張大叔彎著腰，給我們一把一把仔細地磨著。一會兒用滿是老繭的手摸摸刀快不快，一會兒直起身瞇著昏花的雙眼對著月光看看刀刃。他的老伴兒張大嬸和他的一兒一女，樸實憨厚，吶言寡語，但孩子們屋里屋外地搜羅著簡陋的農家院里能吃的東西硬往我們手里塞，張大嬸刻滿風霜的臉上那真摯憐愛的笑容，都讓我們心里感到非常溫暖。從此，我們便經常到這個個子矮矮的，看樣子有六十多歲的，外號叫大甲子的張大叔家去，請他給我們磨鐮刀，教我們編土籃子。 五十年了，左手指上那道兒細細的灰白色瘢痕仍然可見，我像老戰(zhàn)士回憶一塊光榮的傷疤一樣，告訴下一代和不相信我也曾下過鄉(xiāng)的人，當年福寧發(fā)生的那些故事。展示證明那一段刻骨銘心的青春經歷。 那年春節(jié)不讓回家，要求留在村里過革命化春節(jié)，大甲子大叔就讓我們去他家吃殺豬菜，天天吃煮白菜的我們倒也很實在，早早地就去了。天很冷，北風颼颼的還飄著小雪花，張大嬸在灶前忙乎著，讓我們先進里屋暖和暖和。我們喊了一聲張大叔，就推門進去了，一進屋，見張大叔披著棉襖正要起身，看我們進來了，忙圍上被子重又坐到炕上，扭過臉，有一搭沒一搭訕訕地和我們嘮嗑，張大嬸在外屋喊他出來幫忙，他磨磨蹭蹭地就是不肯下地，怎么回事啊？ 記得當時還是阿蜜發(fā)現了問題，把我們一個個推到屋外，悄聲說：“咱們站在那兒，人家沒法從炕上起來。”哦！后來才知道，在這個分值只有6-8分錢的貧困的山村，不少老鄉(xiāng)都像大甲子大叔一樣，天冷一身棉衣，天熱一身單衣，他們曾自嘲地說他們自己是：“老母豬去趕集——家里外頭一張皮。”根本就沒有貼身的內衣穿。 剛過了小橋，遠遠地就看到張大叔迎面走來。今天大甲子大叔怎么和往日有點兒不一樣？走近一看，原來他穿了一件有四個衣兜的黑不黑藍不藍的舊制服，可腰里依舊扎根繩子，上邊別著個小煙袋鍋，我一見，就忍不住笑了，他自己也覺得挺別扭的，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嚅囁地說：“丫蛋子她媽聽說我要上公社當檢查團，現跟人家英武子她爸借的衣裳。”哦，原來衣服是又瘦又小的唐隊長（英武她爸）的，怪不得緊蹦蹦地箍在胖乎乎的大甲子身上。“張大叔，你咋啥也沒帶啊？”“帶啥啊？”張大叔笑笑咪咪地說：“吃住都有地方，我也不會寫字兒，要記個啥的，你記，我?guī)z耳朵聽就行了。”一說到吃，我突然想起走得匆忙，沒帶糧票，就讓他先走，我到三隊去一趟找韓胖子要點糧票。（我們五隊和三隊合伙了韓紹綺同學是管家）張大叔說：“別去了，我給你。”“那你呢？”“我還有，就是沒有，到哪個隊還能餓著我？”說完掏出五斤糧票塞給我，背著手，不緊不慢晃晃悠悠地在前邊走了。 我跟在張大叔的后邊，沿著狼頭山往南走，身邊陡峭的山崖上是密密的黑綠色的松林和雜樹，還有大朵大朵的像薔薇一樣的粉白色的美麗的野花不時地在山坡上閃爍。林子里有看不見的鳥兒咕咕咕咕的啁啾，一會便撲啦啦一群群地從林中飛起掠過白云朝山的那邊盤旋而去。看著碧藍的天邊遠去的鳥群，我突然有些想家了…… 遠山的春天(三) ?過了王家街，再過一條小河，就到通往公社的公路上去了。那條河寬寬的，但在無雨的季節(jié)清淺見底，清清的河水像一條條細細的小魚在河底的卵石間蜿蜒游動。 兩個月后的一天（1970年8月3日星期一）我路過這條河的時候，河水依然這般清淺。那天早晨，我們五隊的陳隊長說：“一會兒套上驢車，把柿子拉出去賣了，能賣幾個錢是幾個錢，不然都爛了。誰去？”隊里的小半拉子王二小跳著腳爭著要去，陳隊長信不著他，昨天摘柿子的時候，他一邊摘一邊吃，看見隊長來了，就地直挺挺地躺在綠葉掩映的窄窄的壟溝里藏身，陳隊長笑罵著揚起一塊土坷拉砸在他肚子上。“我去，我去！”我喊著。能趕著小驢車去賣西紅柿，太好玩了。“你行啊？”“行！”“帶上秤，一斤就賣個3分5分的吧，能賣多少是多少。”“嗯，知道啦！”我怕王二小再和我搶，趕著小毛驢就走。其實我從沒趕過驢車，一路上是我在旁邊牽著小毛驢，小毛驢拉著小半車西紅柿。來到縣道旁，茫然四顧，我不知該去哪兒賣才好，也不知該怎樣賣西紅柿。“咱們上哪兒去賣啊？啊？”小毛驢眨著大大的眼睛，也聽不懂我的話，只管低頭啃著路邊青青的花草。南邊過來幾個扛著鍬鎬的養(yǎng)路工，從路對面不遠處的小砂子堆兒上鏟起砂子往公路上揚。“柿子是賣的不？”“是！”“那你咋不吆喝呢？”我沒搭理他們，但心里想：說得有道理。“多少錢一斤？”“5分！”“2分行不？俺們是房木道班兒的，全包圓兒了。”“不行！”一是走的時候陳隊長讓我賣3分或5分，沒說2分；再者，我一下就全賣給他們了，那叫什么賣啊，我還想真的一邊走一邊一秤一秤地賣一回東西呢。“哪有這樣做買賣的，分斤折兩你知道不？”“2分一斤就不賣！”我拉起小毛驢就往和他們相反的幽雅大隊方向走去。我暗自思忖：只要是過往知青就2分一斤，別人就4分，這樣平均下來就是3分，也符合隊長的要求。 路上沒人的時候，我就朝著路邊芳菲的綠野高喊“賣西紅柿，誰買西紅柿……”一看到有人來了，嘴就怎么也張不開了。近午時分，到了幽雅村。這里有汽車站有供銷社有郵電所有裁縫鋪，和我們福寧屯比起來，真是個繁華所在。更主要的是有咱們二中665班的同學，心里踏實了許多。這回得喊了，到現在一個柿子還沒賣出去呢，管他有人沒人的，一二三，喊：“賣西紅柿，誰買西紅柿……”聲音有點小，再大點聲：“賣西紅柿，誰買西紅柿……”“寒生！”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個戴著大草帽的女同學。“你是？”她把大草帽摘下來，驚喜地說：“真是寒生啊？你好好看看，我是小冰啊！我家是塔灣警校的。忘了？”“啊？！我想起來了！咱們那時都在炮司幼兒園小學，你媽媽是教咱們算術的徐老師！我們老去你們警校玩。還去過你家。”“嗯，還有亞彬、張爾妮，后來你們都去八一學校了。”“你怎么在這兒啊？”“跟我爸走五七道路，我們全家都來幽雅落戶了。”“姥姥呢？”“姥姥也來了。”哦，我們福寧也有警校的五七干部。”“我一直跟著你的車，看著像你！沒敢叫，你一喊賣西紅柿，我一聽，就是你，沒錯。”“哈哈哈！吆喝得像不？”“你看你喊的，細聲細氣的，像玩過家家似的，嘻嘻嘻。”“那咋喊，你喊個，我聽聽！”“賣柿子嘍……賣……哈哈哈哈。”“你喊得才像過家家呢！”“哈哈哈……”“那咱倆一起喊，預備起！”“賣柿子嘍……誰買柿子啊……哈哈哈哈……”我倆笑成一團，小毛驢支棱著耳朵好奇地看著我和比小時候漂亮了許多的小冰。“小冰，別笑了，快買點兒我的柿子吧！”我給她挑了好幾個又紅又大的西紅柿一個個裝在秤盤里，把秤砣掛在秤桿上，可是從來沒用過秤的我不知道該提起秤桿上那兩個提環(huán)中的哪一個，問小冰，她也搞不清楚。秤的用法在小學就學過了，真到用的時候，就懵了。我和小冰仔細琢磨這兩個提環(huán)和這個斑駁的舊秤桿上的模糊不清的刻度間的關系，這時665班的一個男同學走過來：“連秤都不會看，就敢出來賣柿子，真行！”“誰不會看？是秤太舊了，看不清。”小冰和665班的同學很熟，說：“你幫我們看著柿子，寒生，到我家去認個門兒。”“給你們看著？那有人買，我就賣了啊！多錢一斤啊？”“4分，咱們的人買就2分！” 等小冰和她的媽媽徐老師把我從她們家送出來，那個男同學把柿子都快賣完了。“真了不起，你怎么吆喝的？”“我還用吆喝？我拿個秤往這一站，要買的人就都來了。看到俺班同學我就說是山那邊681班一個小孩來賣的，一會就賣出去了。”“錢給你，都3分一斤童叟無欺。”正說著，來了個文質彬彬的老伯伯也要買西紅柿，他挑了4個放在秤盤上，我說：“我來稱！”我笨拙地提起秤，一會兒秤砣要溜到地上，一會兒秤桿要翹到天上。好不容易提環(huán)的兩端平衡了。“正好一斤！”老伯伯慈祥地笑了笑，拿著柿子走了。“這個老爺子也是警校來的？”“不是，也是個下放干部，他每天早起給隊里撿糞，老鄉(xiāng)們都說老爺子撿金蛋蛋呢。”“為什么？”“因為他原來每月的工資200多啊。”“哦。”望著老伯伯蹣跚遠去的背影，不知怎地，心里竟有些沉甸甸的。 遠山的春天(四) ?快到中午了，我告別小冰和665班的那個男同學，牽著小毛驢往回走，車輕了許多，我就試著坐在車上，小毛驢在公路上輕快地跑起來，一會兒就到了回福寧屯的岔路口，該下公路了。看著還有些沒賣完的西紅柿，我不甘心就這樣回去，于是又順著公路往南走，沒走多遠，一片村落出現在眼前，迎面走來一個知青模樣的小伙兒。在這條路上走的知青，女生除了二中的還有可能是女三中的，男生就幾乎都是咱們二中的了。又遇到同學了，真好。“哎！買西紅柿不？”他笑了笑：“你哪兒的？”“福寧的，你呢？”“比你們福多，萬福的。”我很不服氣地說：“福多怎么了？福多還興跑了呢，我們是福—寧，把福都給擰住了！”“原來福寧是這個意思啊？哈哈哈！”他大笑起來。“買不買啊？”“買買買，等我回去拿個盆兒。”就朝村里跑去，哦，原來這個村就是萬福啊。給他裝了滿滿一盆西紅柿，沒用秤稱，因為我一提起秤來就露怯，反正我知道了大概一斤是5個，就像賣雞蛋似的一五一十地數給他的。他端起西紅柿說：“今兒輪到我做飯，不做了，就吃這一大盆柿子啦。”“那你再買一大盆，晚飯也不用做啦！”“哈哈，那他們還不得把我吃了？“嘻嘻，那你就再也不用做飯了。”“哈哈哈哈哈哈，快回去吧，別往前走了。”“嗯，再見啊。”“哎，先別走，你看，驢脖子上的套包斷了，要掉下來了。”“能接上不？”他把套包卸下來看了看說：“接不上了，回去讓飼養(yǎng)員收拾吧。”“嗯，那我走了啊？”“那不行，驢脖子一會兒還不磨破了？”“那怎么辦？”八月是個成熟的季節(jié)，田野里是綠油油的莊稼，路邊是同樣繁茂的青草。“編一個套包！”我們幾乎同時想到了這個就地取材的好辦法。他把一個夾著朵朵小黃花小藍花的草環(huán)編好，墊在小毛驢脖子上的夾棍下，拍拍了小毛驢可愛的大耳朵說：“還不謝謝我！”“謝謝謝謝謝謝！”我連忙說。他重又端起那盆西紅柿說：“哈哈哈，不用謝啦，快回去吧！”我轉過車，趕著小毛驢沿著來的路回福寧。我不知道那個同學是誰，但每當我想起這段往事的時候，那一臉真誠燦爛的笑容依然像一縷溫暖快樂的陽光在我眼前閃現。回去的路上又碰到房木道班的那幾個人了，他們坐在路旁的一棵大樹下休息。“嗬，這毛驢子真帶勁，還戴著花。”我還是沒搭理他們。“還有柿子沒？”我一看車里大約還有20多個。“都給你們吧，2毛錢！”他們高興地走過來，抓起柿子就吃，一副又累又渴的樣子。“你哪的？”“福寧的。”“等你啥時回沈陽，俺們給你擋車！”我心里一沉，回沈陽？我家在一年前就離開沈陽了。下了公路，很快就到了那條清淺的小河邊，田野靜悄悄的，只有風兒吹過時，玉米高粱葉子的簌簌聲，我背靠著車上的空筐子，筐子朝后一倒，我就順勢斜躺在車上了，手里的韁繩就不夠長了，我坐起來，掏出手絹撕成兩條接在韁繩上又躺下。遠處是青青的山，腳下是淺淺的河，抬眼是麗日藍天，小毛驢的四個蹄子交替踏起一片片水花，涼爽爽地飛濺在我腿上，真愜意。我把草帽蓋在臉上，手里抓著花布條接起來的韁繩，快睡著了。走到河的中央，我嫌小毛驢走得太慢，就用樹枝打了一下它的屁股，它果然小跑起來，我就快馬加鞭又打了它一下，讓它繼續(xù)跑，跑過河去。突然，我覺得好像天上掉下一個大鐵球重重地砸在我垂著的右小腿上。痛得我一下坐起來，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睜眼一看，原來是小毛驢生氣了，往后尥蹶子狠狠地踢了我一腳。我剛把腿提起來，它第二腳又踢過來了，我再也不敢打它了，記得一本書上說“一個饑餓的人，就是一個憤怒的人”，晌午了，小毛驢肯定也餓了，成了一條憤怒的驢子了。過了王家街，小毛驢認出了回家的路，噠噠噠一路小跑回到福寧。我一瘸一拐地牽著這只憤怒的驢子交給陳隊長2塊2角5分錢。飼養(yǎng)員高大叔看看接著花布條的韁繩，又看看驢脖子上的草環(huán)，不解地問：“套包呢？”這就是兩個月后，和這條河有關的賣西紅柿的故事。現在還是回到去公社的路上吧。 遠山的春天(五)?我和大甲子大叔過了這條清淺的小河，上了公路。大甲子大叔說：“歇會兒，歇會兒。”叼著小煙袋，蹲在樹蔭下，瞇著眼睛抽起來。我很著急，怕遲到了。他說：“還有比咱們道兒遠的呢，晚不了。 ”我說：“那我先走了。”他只好起來磕了磕煙袋鍋別在腰上和我一起走。快到房木鎮(zhèn)的時候從身后過來一輛馬車，大甲子大叔認識那個車老板，于是我們就坐上他的馬車，不一會就到公社了。但還是來晚了，會都開始了。我和大甲子大叔怕挨批評就貓腰溜邊找了一條沒人坐的破木凳悄悄坐下。這個會，是給參加檢查團的人辦學習班。先由高峰書記領著大家學習26號文件，我從書包里掏出日記本，另起一頁作記錄：“5月12日中共中央轉發(fā)國家計委軍代表《關于進一步做好知識青年下鄉(xiāng)工作的報告》，（即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中發(fā)（1970）26號文件。）《報告》中提出：一、各級黨組織和革命委員會要把做好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工作擺到重要位置上來。二、報刊、廣播要加強對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先進事跡的報導。三、推廣江西省派干部帶領知識青年下鄉(xiāng)的經驗。四、城鄉(xiāng)要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共同做好工作。五、因陋就簡，就地取材，解決下鄉(xiāng)青年住房問題。六、打擊破壞上山下鄉(xiāng)的壞人壞事。”接著由高峰和孫震華同志講了我們公社這次組織“落實26號文件檢查團”的目的意義和重要性。然后分組，念名單時，我聽到有普安的吳立世、志學的張乃忱、醒時的于麗娟、大灣的孟慶文。“福寧的，福寧的來了沒有？在哪呢？王寒生。”“來了。”我躲在人堆里怯生生地答道。“怎么是個女生？” “反正就是我。”我有點不高興地小聲嘟囔。名單上些原本都不認識的二中同學偱聲轉過臉來，親切的眼神和微笑使我感到很溫暖。散會后他們關切地詢問對他們來說也很陌生的我們山里681班的情況。我在那天的日記里寫道：二中的同學多么好啊。我和大甲子大叔，孟慶文同學一組。我們被分到王家大隊。傍晚，到了王家大隊。大甲子大叔和孟慶文同學去和大隊黨支部革委會接了頭，給他們布置了配合檢查組的工作。我去了青年點，在那里我認識了一個插隊的大學生。他是東北工學院的，叫李達開。“你們大學生怎么也上山下鄉(xiāng)了？”他苦笑著說：“我是派頭頭，來改造的。” 遠山的春天(六) 1970年5月31日星期日，雨召集老貧農、隊長、知青開會。大甲子大叔主持會議，一開始還挺嚴肅的，過了一會兒，老鄉(xiāng)們便坐不住了，沖著坐在桌旁的大甲子逗起樂子來。大甲子先繃著臉，不搭理他們，后來開始笨嘴拙舌地反擊，再后來索興也盤腿上炕和他們說笑打鬧成一片。晚上查賬，大甲子大叔坐在旁邊陪著，一會在炕沿上磕打煙袋鍋，一會推門出去看看，一副心神不寧的樣子，原來下了一天的雨，他不放心家里的豬圈，怕墻倒了，悄悄地對我說，他要回福寧屯一趟，明天再來(兩村就隔著一片高梁地)。我說：“墻要是倒了，你明天把墻砌好了再來，不然豬跑了咋辦？”“要不你嬸咋老夸你呢，你這小丫頭就是實誠！”大甲子披著一塊塑料布，走了。1970年6月1日星期一，晴上午召集知青開會，下午到地里參加勞動。這個大隊的知青很少，是幾個社會青年再加上那個李達開。女生有3個，一個叫小劉，一個叫小范，還有一個姓楊。我每天就和她們住在一起。她們對我非常好。對省重點中學二中的人很敬佩。關于26號文件，她們也說不出什么。小劉、小范說的更多的是生活的艱難，有一次她們回沈陽，買車票的錢不夠了，她們就蹲在開原火車站把她們在山上采的準備帶回家的山里紅和蘑菇賣了，買了一張火車票，兩人混車回了沈陽。我把這些情況也都一一記到本子上，等回公社時匯報。1970年6月2日星期二，晴還是開會和參加勞動。中午，我?guī)托⒆鲲垼o她往灶里添柴火，一個初中生模樣的小弟弟走進來，一身舊軍裝腰上扎著皮帶，端正的帽檐下一張稚氣未脫的小臉，“姐，我喝口水。”呀，這小孩還挺有禮貌的啊。我讓他進屋，倒水給他，他端起水“姐，謝謝。”“你是誰的弟弟吧？”“是的，姐。”“我是嚴麗的弟弟，姐。”“嚴麗？三中的吧？”“是的，姐。”“你叫什么啊？”“我叫嚴正，姐。”這個小弟弟，裝著一副小大人兒的樣子，一口一個“姐”。在這個舉目無親的鄉(xiāng)村，在這個陽光燦爛的正午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美好的印象。（去年從三中的于兆宛同學那里得知，王家大隊沒有三中同學，嚴麗和她的弟弟嚴正當年都在普安大隊，他是到王家那邊去玩的。現在他們姐弟倆都在鐵嶺。） 遠山的春天(七) 知識青年下鄉(xiāng)后有一個回避不了的問題，那就是婚姻問題。當時有個別思想單純、政治熱情高、比較理想化的知青認為，和當地青年結為伴侶就是決心扎根農村的具體表現，報紙上也時有此類典型報道。也有少數女知青，一方面覺得回城無望，另一方面是面對艱苦的生活條件和高強度的勞動，身心疲憊，精神上十分苦悶，急于尋找一種安全感、一種保護和依靠，也選擇了和當地青年農民的結合。在這中間就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或者利用手中招工招干的權力、或者假以關心保護之名，迫害女知青。26號文件要求嚴厲打擊此類犯罪分子，保護知識青年的身心健康。但是在執(zhí)行過程中，有些地方就出現了左的偏差，帶上了有色眼鏡，談虎色變。王家大隊有一個叫楊鳳英的女知青和當地青年談戀愛，而且吃住都在那個男青年的家里。檢查組就讓我去做她的思想工作。1970年6月3日星期三，晴今天我去找楊鳳英談話，其實我心里一點底兒都沒有，不知道談什么，怎么談。硬著頭皮來到她未來的婆婆家，雖是草房土炕，卻收拾得窗明幾凈，亮亮堂堂的，看見我來了，那個男青年的媽媽十分熱情地把我讓到炕上坐，又翻箱倒柜地找出好多好吃的東西像松子榛子啊堆在我面前，楊鳳英和我面對面的坐著，她拿出一副主人的樣子說：“吃，別客氣啊。”我開始還沒好意思吃，低頭想著怎么開口和她談，問她是不是有人強迫讓她和農村青年談戀愛的。可是，有些字眼，我說不出口。她看出了我的難處，說：“你啥也別和我說了，不怪人家，沒人強迫，是我自愿的。”我一聽這話如釋重負，就和她面對面地吃了起來，吃完了，她推給我一個枕頭，自己也放好了一個枕頭說：“來，躺著嘮。”嘮著嘮著，就睡著了。婆婆做好了午飯，叫我們起來吃，比青年點兒的飯好吃多了。我有點理解楊鳳英為什么要找當地青年了。飯后，我回去向檢查組匯報說：“不是被迫的，是人家女方自愿的。”“你再去談談，叫她別和農村青年談對象，公社說的。”大甲子大叔說。在沒人的時候大甲子又告訴我說：“寧拆十座廟，不破一樁婚。”本來我就不想去，我也不會談，聽了大甲子這話，我就沒去。下午和小孟去了李達開那里。 遠山的春天(八) 大學生李達開，中等個兒瘦瘦的，一人住在老鄉(xiāng)家的東屋，自己做飯。表面上看他沉默寡言，但話匣子一打開，十分健談。從國際到國內形勢到王家大隊的現狀，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到底人家是大學生，知識廣博，思維深邃。我說，當大學生多好啊！我們上二中，就是想上大學的。他說：“不上大學，也能當大學生。自己多看書。”他屋里有很多書。用帶著樹皮的木棍做的大書架，在堆著糧食等雜物的北炕上貼著土墻歪歪斜斜地立著，放滿了書，直到屋頂。“這么多書啊！能不能借我看看？”“你自己挑吧。”我翻出一本包著書皮的厚書，打開一看是《簡愛》。文革前看過電影，知道大概情節(jié)，羅徹斯特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沒看過小說。我又想看，又不敢看，裝做不經意地隨手翻著。他看穿了我的心思，說：“你拿回去看吧，看完了還給我，注意點。”我拿了書，再也坐不住了，就告辭先回去了，晚上在小劉她們的炕上蒙著被子偷偷地讀到深夜。第二天，小劉她們上工去了，我假裝頭痛（其實因為一夜沒怎么睡也真有點頭痛），躺在炕上看完了這本書。 大甲子大叔還過來看我，關切地噓寒問暖，讓我好好歇著，我挺內疚的。第三天早晨，我去李達開那兒把書還給了他。“謝謝！”“別光說謝謝啊，你有什么書也借給我。”我說有一本《斯大林時代》。他說：“那好，等你回福寧屯了，我去拿。”回福寧沒多久，7月3日中午，李達開真到我們五隊青年點來了，那天下著小雨，他戴著破邊草帽，斜披一塊淡綠色雨布，有點像牛虻。我拿給他《斯大林時代》，他帶給我一本賀敬之的《放聲歌唱》。還說，下次該我去王家街了，他會用苞米面做菜包子，很好吃；還能從他那里再挑些書回來看。“可是，我沒什么書和你交換了啊。有一本艾思奇的《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也不是我的。”他看了看我們屋前繁茂的瓜菜，說：“那就拿你們菜園子里的菜換吧！”初秋時節(jié)，一個細雨綿綿不出工的日子，我去王家大隊還書，剛要推門，住在西屋的大嫂告訴我，李達開生病了，很重，被他姐姐接回丹東了。我很失望地拎著一個準備用來換書看的窩瓜回來了。從此，這本《放聲歌唱》就留在我這了。油燈下，我學著賀敬之，也寫了一首很長很長的詩。其實根本不叫詩，就是把一句話拆開，像賀敬之那樣成階梯樣排列起來。（可是這樣一排列，我自己讀起來竟有了一種節(jié)奏，一種韻律美。）“難道就因為我一貧如洗，默默無聞，長相平庸，個子瘦小，就沒有靈魂，沒有心腸了——你想錯了，我的心靈跟你一樣豐富，我的心胸一樣充實！”我把簡愛的這段話抄在日記本上，她獨立的性格，令人心動的人格魅力。一直感動感染著我。我想最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尊嚴加愛。雖然那時不懂愛情，但也覺得十分美好。 遠山的春天(九)?1970年6月5日，星期五，晴。我們在王家大隊的工作結束了，回公社按片分組做了匯報，許多原本不認識的校友都熱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很感動。聽了他們自我介紹說是大灣、宏昌、普安、醒時、萬福大隊的，我忽然有個問題想問也沒敢問：為什么高三的大部分都分在公路邊上，而我們681、683班這些低年級的怎么都在深山里頭？傍晚就回福寧屯了。路過王家大隊，我讓歸心似箭的大甲子大叔先回去，我又去了小劉和小范她們那兒，她們正在做晚飯，就熱情地留我一起吃，我把在公社買的一包準備帶給我們隊同學的餅干送給了她們，并告訴她們，我把她們的情況向公社匯報了，社會青年也算下鄉(xiāng)青年，也應該屬于落實26號文件的對象，她們挺感謝我的。李達開也來了，拎了根棍兒，說：“我看見你上她們這來了，我送你回去，給你打狼。”“我們就住在狼頭山下，還沒從來見過狼呢。”“那可沒準兒，走吧！”路上，說起了書的事，我問他怎么敢把封資修的書帶來，還放到書架上？他說：“沒事，我那屋很少有誰來，和你們知青不一樣。再說我都包著書皮，就是翻開了也恐怕沒人認識幾個字，來的都是老頭老太太。”“你放在箱子里更安全。”我說，他深思了一下，說：“放書架上，我每天累個臭死，一進門，看到那些書，就忘了是在哪兒了。”我問：“那你現在忘了是在哪兒沒？”“忘了，好像在南湖。你們二中在那邊，我們東北工學院在這邊。南湖、二中一那曾經的校園時光多么遙遠多么親切啊，可是再也回不去了，我心里涌起一陣莫名的惆悵。他看我不吭氣了，就沒話找話地說：“哎，我問你，你為什么叫寒生啊？”我告訴他，我在一個寒冷的季節(jié)出生在一個寒冷的地方。“你呢，你為什么叫李達開？想做第二個石達開？”說完我就后悔了，因為我看他一下就沉默不語了，我也不知道說什么好，默默走著，狼頭山上的一彎新月那么高那么遠，路兩旁的苞米葉子在晚風中唰唰響。到福寧村口了，他說：“狼頭山上的狼也沒下來，你自己回去吧，我是戴帽兒的，讓你們同學看見了影響不好。”“那你還來拿書嗎？”“來啊。”他把手里的棍子像擲標槍一樣往路邊的苞米地里使勁一扔，轉身返回王家大隊。沒走幾步又回來追上我，說：“哎，小王寒生，我不會是第二個石達開！你說我能渡過大渡河不？”我想也沒想就說：“能！”這個遠山的春天和山上的薔薇花一樣留給我記憶中一頁難忘的清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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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寒生下鄉(xiāng)日記——上海知青詩社之六十九

張國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