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修地球”的蹉跎歲月

智慧叢生

已退休的我，閑賦之余，萌發了撰寫回憶錄的念頭，這樣，既可排解無聊與寂寞，又不會浪費寶貴的光陰，還能作為紀念品珍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延長自己生命的另一種方式。 　　圖為2022年已滿七十一歲的筆者。 1969年至1970年，正值18歲剛成人的我，便經歷了一場不由自主的大變革，被知識青年上山下的巨大洪流裹挾到冀中平原“修理地球”。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50多年前的不少往事恍若昨日，久久浮現在腦海，特記錄下來與讀者朋友們分享。 　　圖為1968年12月，在家待分配，差一個月就滿18歲的我。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是一個值得記住的特殊日子。這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于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 我聞訊趕到母校長沙市五中（現雅禮中學），但我們這批六六屆初中畢業生已沒有了升高中的任何可能，被告知在家待分配。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不久，長沙市五中領導權被工宣隊接管。 那時，老三屆高、初中畢業生都面臨同樣命運，所謂四個面向：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部隊，面向基層。 　　1968年11月，我（后排右二）姐姐楊沖（后排右一）隨長沙市第一批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去了湘西南的靖縣，圖為全家為她送行合影。 父親（前右二）還因此到湖南省委禮堂，作領導干部帶頭送子女下鄉務農的講用報告。 　　圖為1968年12月13日，長沙市五中（雅禮中學）初76班同學上山下鄉前，部分同學合影留念，后排左二為筆者。 初76班同學中的雷大軍、李夢奇、趙洪、趙濱秦等入伍了，彭德普、余立良、楊建凱等農村同學回家鄉務農，大批同學去了由學校聯系的沅江縣農場或分赴各地插隊落戶。 　　圖為王楓姨在株洲冶煉廠冶家中閱讀。 我和同在五中六八屆初中畢業的妹妹楊鋒則由父母安排投親靠友，1969年1月下到了河北省完縣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隊插隊。 之所以去完縣農村，是因為我母親與在株洲冶煉廠工作的王楓姨既是老戰友，又情同親姐妹，還是河北老鄉。 我父親老家在河北樂亭縣，但祖父一干大家庭都是地主成分，倍受歧視。在那“極左”年代，對地主唯恐避之不及，誰還敢去聯系？我母親老家在冀西北赤城縣，地處貧窮、偏遠山區，沒有接受知青的條件，而王姨老家在太行山與冀中平原交界處，生存條件較好，故我與妹妹楊鋒及慶華、亞平、富榮五人就落戶到王姨老家。 兩家父母們考慮更深遠的是，鑒于上山下鄉可能是長期的，甚至是一輩子的事，不能不為兒女婚姻著想，父母們私下商量的是：以后讓我娶王楓姨的女兒慶華，王楓姨的兒子亞平娶我妹妹二清。當然，我們幾個都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直到我們都成家后，母親才透露出初衷。 張偉叔叔、王楓阿姨帶著慶華、亞平來到長沙，與我和妹妹匯合，我們幾個人從長沙乘火車直奔保定，就此告別了學生時代，向著北方，開始了未可知的全新生活。 　　圖為我特別喜歡的電影《狼牙山五壯士》劇照。 我從長沙出發前，腦海里充滿了期待和向往，那是因為從小受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夢想自己也能成為英雄，而即將去的地方是英雄輩出的革命熱土，不能不讓我憧憬。 南腰山村往東距保定市只有25公里。南腰山往北約2公里是位于太行山腳下的北腰山村，登上村后山頂，可遠眺易縣境內的狼牙山，那可是五壯士英勇事跡的發生地。 1938年10月，八路軍115師騎兵營來完縣創建革命根據地。自那時起，腰山便有了第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其中大部分是南腰山王氏家族的后裔。他們先后在保定各地學校上學，秘密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啟蒙，堅定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在國難當頭之際，不少人加入了黨組織。 在他們的帶動、影響下，南腰山村也成立了各種抗日救亡組織，與全國人民一起進行了八年的艱苦抗戰。 　　圖為電影《野火春風斗古城》的故事就發生在保定市。 完縣是個小縣，位于保定市西郊，太行山東麓，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境內多山與丘陵，平原約占2/5，總面積700多平方公里，人口30萬多。1993年8月，經國務院批準，完縣改名為順平縣。 　　圖為我兒時珍藏的連環畫《敵后武工隊》。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完縣腰山曾經是八路軍、解放軍的軍事、后勤基地。 南腰山東邊的保定是抗日戰爭時期《敵后武工隊》活躍地，保定東南是《地道戰》主要戰場冉莊；往遠點，是雁翎隊和《小兵張嘎》的家鄉白洋淀；還有《烈火金剛》的故事也發生在冀中平原。馬寶玉等五壯士，高傳寶、史更新、楊曉冬、魏強、張嘎等英雄人物銘刻在心，能在這片熱土落戶，怎能不讓我熱血沸騰呢？ 　　圖為姨夫張辛酉（坐者），后排左起：張亞平、張慶華、楊鋒。 記得18歲的我和16歲妹妹，還有株洲冶煉廠王楓姨18歲女兒張慶華、16歲大兒子張亞平四人一起乘火車到了保定（另一位父親老戰友的女兒李富榮稍后抵達），南腰山大隊民兵連長六順趕著馬車到火車站接我們，頭一回坐馬車挺新鮮的，一路上不停地問這問那，很快就到了慶華的姨父張辛酉家。 　　圖為大隊民兵連長六順與他媳婦。 到大隊部報到后，慶華和妹妹分到第一生產隊，我和亞平分到第二生產隊，小隊安排六順重點關照我們，大隊則給我們幾個人騰出一棟兩室的平房居住。 我們幾個干部子女從小在父母身邊，備受呵護，如今獨立在外，一切都要自理，還真不習慣。比如，大家都不會做飯，也不愿意做飯，怎么辦？就每天“錘子剪刀布”解決，誰輸了誰做，至于好吃不好吃也管不了哪么多，能熟了飽肚就行。 　　圖為妹妹楊鋒肩扛大鋤準備出工。 對勞動技能，我們更是一竅不通。冬季要給地里上肥，這可不像湖南農村都是肩挑，而是用獨輪車推。我們用安置費買了輛獨輪車，在院子周圍練習。別說還真不好掌握，東倒西歪的老翻車，引得我們自己和老鄉們哈哈大笑。 我們學習能力還算強，沒多久，便掌握好平衡技巧，能推行自如了，受到社員們夸獎。 春耕時節我們學耪地，用長柄大鋤鋤草并翻松土壤，別看就往后鋤再往前平的簡單動作，開始怎么也連續做不好，我從笨手笨腳到能跟上社員們的節奏，那個開心勁就別提了。 　　圖為2019年我（右二）重返南腰山村，六順（右一）回憶起往事，興奮不已。 我們是秋收后才來落戶，也沒分到麥秸，燒水做飯都得用煤，記得都是隊里派馬車到完縣縣城拉煤，這是我最喜歡干的活，因為可以學趕馬車呀。 學習中，得知馬跑快走，時速約20公里，最快時速可達60公里，可連續奔跑100公里，真是具有名副其實的“馬力”啊。 有一次拉煤途中，看到一具尸體倒臥在路邊雪地，無人掩埋，我問六順，才知道這是保定地區兩派武斗“遺留物”，原保定是河北省省會，因1968年兩派“武斗”仍不停，省會這才遷到石家莊。 　　圖為亞平（立左一）與二隊我們的好友王大平（立右一）等合影。 那時，黨中央號召“抓革命、促生產”，我們幾個非常聽黨的話，堅持“早請示，晚匯報”，每天出工前，都要站在堂屋中，面對貼在墻正中的毛澤東主席畫像，右手舉起，揮動《毛主席語錄》，虔誠地呼喊：“首先，讓我們敬祝偉大導師、偉大領袖……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我覺得這還不夠革命，便宣傳并組織二隊社員在地頭開工前，也如此這般一回，在那“政治掛帥”的年代，這樣的活動組織起來并非難事。 　　圖為18歲時風華正茂的李玉書。 我們知青點住房后緊鄰李玉書一家，她們一家人對我們生活和農活幫助都非常大。玉書比我小月份，是我唯一能記住名字的南腰山大隊女伙伴，她演出樣板戲時的風采至今還記憶猶新，我倆雖然有50多年未見面，但保持了微信聯系，玉書是我認可的好妹妹。 　　圖為北腰山舅母在我們知青點住房前教妹妹楊鋒做面條。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珍寶島作戰戰斗英雄孫玉國參加了這屆大會，破例到主席臺與毛澤東等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握手，一時成為全國人民的偶像，這一幕深深刻在腦海里。 我拿到報紙后，在田間地頭給社員們讀報，宣傳黨的九大會議精神，村里議論紛紛，說我們幾個知青是中央派來的工作組吧。 其實，知青在村里并不受歡迎，本來土地就少，外來人還得分出一部分，誰會愿意呢？加上我們的一些“革命”舉動也打破了大隊里的“寧靜”，大隊負責人便找茬為難我們，排擠我們，還有人趁我們出工，到家里偷竊，甚至威脅趕我們走。 這些事情發生后，遠方的父母都很為我們擔心。隨后，他們便按照國家的相應政策為我們辦理了招工、參軍、病退手續。我、慶華、亞平、李富榮先后離開了南腰山村，只剩下妹妹一人還在那里堅守著。 1970年，國家注意到了知青中發生的種種問題，開始大張旗鼓宣傳知青扎根農村的先進典型，堅守陣地的妹妹也因表現優秀，被完縣樹為知青先進典型。 　　圖為1970年，19歲的我回到長沙。 政治上幼稚的我，本來是準備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決心扎根南腰山“修理地球”一輩子的，誰知生了一場病斷了我的念想。 也不知怎么回事，我竟然發高燒39度多不退，迷迷糊糊中出現幻覺，甚至感覺又去“天堂”逛了一遭，神志不清開始說胡話，病情一時不見好轉，只好病退回長沙居家治療。 　　圖為在河北省先進知識青年代表大會期間，妹妹（二排左一）與其他地區的先進知青代表合影。前排左二是邢燕子，中間軍人是河北省知青辦的軍代表，前排右二是侯雋。 我離開南腰山大隊后，知青點的亞平參軍走了，慶華也被招工回了株洲，就剩下我妹妹楊鋒一人堅守“廣闊天地”。 妹妹真是好樣的，實干又干成了河北省知識青年先進典型，她1970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與老知青邢燕子、侯雋等成為風云一時的知識青年先進典型，事跡登上了《人民日報》和《人民畫報》，還不時到各地作講用報告。之后，妹妹先后升任南腰山大隊黨支部書記，縣委委員兼任腰山公社黨委副書記，團縣委副書記，河北省團省委常委，并當選為共青團中央九大代表，為自己的知青生涯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970年8月，完縣知識青年安置辦公室的周、張兩同志專程來長沙看望我，我（左一）與亞平（右二）陪他倆赴韶山參觀毛澤東主席故居，圖為我們四人在故居前合影留念。 　　圖為2019年7月，我（左二）和妹妹楊鋒（右一）在五姊妹紅色尋根之旅中，到南腰山村作了短暫停留，在王氏莊院舊址門前，與六順（右三）等鄉親們合影。 我的知青生活雖然僅僅一年，但對一些人留下的記憶頗深：六順和莊兒的關照，大平、二平的友誼，鄰居玉書的幫助，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舅母無微不至照顧，都讓我難以忘懷。 回想起來，到1968年，毛澤東主席果斷采取了措施：一是派工宣隊進駐各學校，由工人維持學校的秩序，甚至在黨委已經癱瘓的情況下，由工人代表來當學校的負責人；二是派軍宣隊進駐各學校，由軍代表主持學校的工作。　　但是，學校的秩序仍未穩定下來，而且全國的大學、中學都停課“鬧革命”。加上全國各地都處于混亂動蕩之中，學生到了畢業季卻難以分配工作。 怎么辦？毛主席想出的辦法就是讓大學畢業生到工廠、到部隊去，接受工人階級和解放軍的再教育；讓中學畢業生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于是，大學生們逐步分配出去了，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開展起來了，令政府為難的就業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再深入反思，從1966年8月18日起，毛澤東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發動和支持的紅衛兵運動已持續兩年多，盡管領袖一再呼吁“復課鬧革命”，但動蕩和混亂卻無法被有效制止。 到1968年暑期，大學仍不招生，工廠仍不招工，老三屆初、高中畢業生數百萬人呆在城里無事可做，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通過《人民日報》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在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社會動蕩和混亂的局面才逐漸平息下來。 此運動到1978年止，有近2000萬知青上山下鄉，接受“很有必要”的“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 　　圖為2019年，68歲的我重返南腰山時的留影。 其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從50年代便被倡導，至60年代全面展開。對當時的知青來說，他們到農村去，是為了消滅“三大差別”，帶有積極的理想主義色彩，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一大批優秀青年便是他們的典型代表。因此，廣義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經歷25年。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特殊的時代為我國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條不尋常的道路。 在蹉跎歲月中，有寶貴青春的荒廢，有美好理想的破滅，有生活信心的動搖，也有一代知青奮斗出業績。 在國家有困難的時段，知識青年同當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支撐著共和國大廈。較之后來的青年，他們更多了對人生艱辛的領悟，更多了具有吃苦耐勞的品格。 “知青”二字已不是單純字面上的含義，而是那段特殊經歷賦予他們的一種特殊標簽。 讀者朋友若對我以前完成的回憶錄有興趣，歡迎來美篇我的專欄做客，搜索智慧叢生（美篇號806427），即可登錄，恭候您的光臨。謝謝。 作者：楊志存 2022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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