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房的故事

張漣

大房的故事 周家大房的太公是個秀才，生下一個兒子就早早地過世了。這兒子長大結婚后，生下四個孩子后又英年早逝。所以大房的婆媳倆都是年紀輕輕就守了寡，兩代小腳女人小腳扭扭地一起養大了兩兒兩女——四個孩子。 等我出生時，大房的婆婆已經過世，四個孩子都已長大離家，大房媳婦一個人住在邊嶺腳第二排安置房里，村里大家都叫她“大房阿婆”。因為她和我外婆是妯娌，房子又貼著我家后面，所以我叫她“后頭大外婆”。 這后頭大外婆（以下稱大外婆）中等個子，眼睛大大的，皮膚白凈，體態豐腴，后腦勺梳著一個圓圓的髻，常穿著白色或天藍色的斜襟衫，踮著一雙小腳，走路顫顫的，和我外婆非常談得來。 記憶中我家有個后門，從后門溜到她門口非常的方便。外婆說我搖搖擺擺會走路時，就總喜歡溜到她門口去，彎著頭，芊芊地叫一聲“后頭大外婆”。她呢！看見我總會牽著我的小手，跨過一個高高的門檻，進到她纖塵不染的房間里，從床后面一個薄薄的洋鐵箱里摸幾塊凍米糖給我。外婆說她年輕時，能把一件白色滾邊旗袍，穿成仙女的樣子。 要講這大房的故事，我就從大外婆的大兒子周厥成在1937年12月26日杭州淪陷后，被迫輟學，后到天目山禪源寺—浙西臨時第一中學續讀開始吧！ 抗戰時期，生活艱難，生命受脅。但文化教育，還是受到相當重視。1938年10月，國民省政府就利用浙江大學內遷過境留下的課桌凳，在天目山禪源寺成立了浙西臨時第一中學（下稱浙西一中），招收浙西地區因戰爭失學的青少年，來堅持下代人的讀書，也用以對峙淪陷區的奴化教育。 ?同年12月，浙西行署也進駐禪源寺辦公，這里雖有大山庇護，但余杭、富陽等鎮相繼淪陷，臨安地處抗戰前哨，守點的日軍經常來犯。在寺廟里上學的學生，時常一邊讀書，一邊頭頂上聽著日軍飛機轟轟的盤旋聲。 1941年4月15日下午，行署職員剛上班，浙西一中初中部正在百子堂舉行演講比賽，突然禪源寺東邊的青龍山躥起大火，并迅速向四周蔓延，直撲禪源寺。轉眼間，架在山上的放空哨所被燒毀，站崗的哨兵即刻拉響警報。 警報一響，臨近駐扎的軍人、寺內的行署職員、浙西一中的師生立刻都投入到滅火的救援當中。然而山中缺水，火勢一時難以壓制，反而隨著風勢愈發兇猛。不過誰也沒有想到，這場火并不是天災，而是特務漢奸故意縱的火，目的就是在深山里為日軍的轟炸機指明禪源寺的位置。?很快禪源寺又響起了更為緊迫的警鈴聲，日軍七架轟炸機已經循著大火所冒起的濃煙，出現在禪源寺的上空，并一架一架俯沖下來，實施輪番轟炸。炸彈、燃燒蛋紛紛擲下，行署的彈藥庫瞬間爆炸，禪源寺變成了火海。轉眼間，這擁有上千間殿宇及僧房的古剎，只剩下一小部分邊房，其余統統化為灰燼。許多學生和職員來不及逃走，當場被炸死。 據浙江文史資料第四十七輯—《抗戰時期浙西浙東兩行署的面貌》一書對天目山禪源寺被炸，有這樣一段記載：“那有名的大雄寶殿、韋陀殿、藏經樓、方丈室和來青樓，雕梁畫棟，美輪美奐，數百年的建筑精華，一霎時盡毀于火了。前代傳下的錦繡袈裟、藏金玉佛、舍利珍品和方竹壇也俱付灰燼。” 因學校和行署的公私物件都被炸毀，浙西一中被迫轉移到於潛青山殿，后又遷至靖勝寺。浙西二中也曾三度遷移，學校在戰火中流亡，學生的讀書受到嚴重的影響。 浙西一中被炸后，靠躲進防空洞里活下來周厥成和幾個同學終于按不住仇恨的怒火，經過幾個晚上的商議和爭論，決定棄筆從戎，去殺日本鬼子。 雖然今天我們不知道天目山校舍被炸后，這批十五六歲的學生面對同學和老師的慘死，具體是如何的激憤和憂傷？但是可以肯定他們經歷了一場激烈的少年壯志爭辯會。 爭辯中有：“先回家，再等學校通知”的決定；有：“學校都炸了，還怎么讀書啊？先把日軍打了再說”的呼聲；也有：“家有老母，下有弟妹，不宜從軍”的表示；也肯定有：“中國現在的出路，就是要把侵略者趕出去”的分析；也一定有：“吾輩為國，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我們要報仇，不打敗侵略者，誓不回家”的壯語等等。這場爭辯在漆黑的夜里持續了幾個晚上，最后結果是周厥成和另外二名同學一起翻過昌化，在浙皖邊界加入了“忠義救國軍”。 初期的“忠義救國軍”，就是淞滬會戰爆發時，由戴笠和杜月笙組建的“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淞滬別動隊”，隊員包括原軍統人員、舊軍警、失業工人、商戶學生、地痞流氓等等；這是一支游兵散勇之隊，有一萬多人，由于戰斗力不強，抵擋不住日軍的猛烈炮火，最后一部分人犧牲，一部分人換上便裝退入租界，還有小部分人經過臨安撤退，到達安徽歙縣才停頓下來。 停頓后，這支隊伍在浙蘇皖邊界地帶重新召集流亡學生，并于1938年春在安徽廣德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總部，又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縱隊，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昌化河橋、於潛橫路與棠公山一帶等都有他們戰斗過的足跡，浙西地區至今都流傳著“忠爺爺，挺伯伯，28軍小兄弟”的部隊別稱。 后為了配合盟軍——美國軍隊在東海的登陸，周厥成于1943年在安徽歙縣雄村，加入了由美國人幫助訓練的“訓練營”，重點訓練美式武器的使用，及爆破、偵查、游擊等戰術。訓練結束后，每位學員都有美式卡賓槍及湯姆式手提機槍，一直戰斗至抗戰勝利。 解放戰爭以后，1949年周厥成隨國民黨部隊撤去而失去了音信。 因為當時國民黨部隊撤往臺灣的時間屬于機密，都不允許通知家里，所以大外婆一點都不知道兒子去了哪里？她天天哭，天天盼，十幾年過去了，一直都沒有音信，出去打仗的兒子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啊？ 由于大外婆有點迷信，又極度地思念和擔心大兒子的安危。就在1961年的某一天，她偷偷地把一個門口路過的算命瞎子叫到家里，為大兒子卜卦算命。 這個拿著一根竹棒穿村走巷的算命瞎子，進了大外婆的家門，要了周厥成的生辰八字后，坐在竹椅子上，手指一掐，半閉的眼睛向上一翻，開口就說:“你兒子未死，在海外做官。” 大外婆頓時喜出望外，嘴里不停地問他：“你算出來我兒子還活著，還活著嗎！” 這個算命瞎子說：“是的。” 大外婆按著胸脯說：“真是祖宗保佑啊！真是祖宗保佑啊！”忙袋里摸出一個五分的錢給他，這個算命瞎子也拿了錢，即刻就走了。 這以后大外婆按捺不住心中的竊喜，在村子里說起了算命瞎子的話。于是第二天就有民兵上了門，把大外婆列入“美蔣特務”行列，作為批斗的重點對象。 大外婆因為年紀大了，又是小腳，在臺上又跪又站的，腳都失去了知覺，被推出會場的時候，整個人都被旋出去了。這時候外婆每次都讓我媽媽和外公的幾個侄兒一起躲候在會場外，聽到“特務分子滾出會場”的叫聲后，就立即躲到會場外的樹樁邊或石頭邊去接扶。 這種批斗一直延續了幾年，既沒有發現特務的跡象，也沒有大兒子的半點消息，周圍的人也乏了，只是大外婆還是提起大兒子就哭。 這樣一直到1976年，大外婆的二兒子周迪成把她接去了江西九江。之后大外婆在那里生活，直至1981年去世（周迪成1950年參加了解放軍，后轉業在江西九江市政府任職）。 大外婆去世后，子女按照她的遺愿，骨灰送回到臨安邊嶺腳村安葬，因為大外婆至死都相信，只要大兒子還活著，就不會忘記自己的母親，不會忘記回家的路，所以她死后還要在這里期盼她大兒子周厥成回來。 誰知大外婆去世不到幾月，郵局的郵遞員騎著自行車送來一封從香港轉來的臺灣信件。當時村里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但看到這封來自海外信件，還是比較神秘的，村里好些人好奇地圍著看。因大房的子女在村里已經沒人了，所以有人快速跑來告訴我外婆。外婆急忙趕去，看到信的封面上寫著“臨安縣顯嶺腳周家大房***母親大人親啟”的字，外婆忍不住淚如雨下。孩子出去的時候都是去報國的呀！兒子活著的消息和大房外婆去世只差了幾個月的時間啊！ 后家人拆開此信發現：這封有1981年郵戳的新信件內藏著一封1949年的舊信件。信是一個不認識的香港人寄的，里面的信件竟是大外婆大兒子周厥成1949年從臺灣寄回臨安家里的信件。 信里的內容是兒子告訴母親，他跟著部隊從舟山登船，已到了臺灣。由于時局不清，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回家？讓母親和弟弟妹妹在家不要擔心，他在臺灣一切都安好。信中還附了他的手握卡賓槍、身穿美軍制服的兩張照片及臺灣的地址。? 看到這信，家里才知道。當年大外婆大兒子急急地跟著部隊去了臺灣，路上根本沒有機會給家里傳遞信息。到了臺灣后，才急忙寫了信，托朋友帶到香港。望香港的朋友能夠早一日將信轉到浙江臨安顯嶺腳村母親手里。 這封1949年從臺灣寄到臨安顯嶺腳村的家信，載著海峽兩岸親人的思念和期盼，在香港中轉了32年，直至1981年才轉到臨安顯嶺腳村。可惜信到之時，收件人母親已去了另外一個世界，顯嶺腳村已變成了邊嶺腳村，弟弟妹妹已都陸續的離開了本地。 我不知道這封家信的慢速度能不能評上當今世界的吉尼斯紀錄？但它的慢，耗費了一個母親半輩子的時光，讓她懷著悲痛的心情離開了這個世界；也由它的慢，成了她兒子一生都無法彌補的遺憾和傷痛。 不久，臨安楊維禮家族的兩岸親人在香港會面，會面后又帶回了周厥成的一封家信和一些照片。這些已經被藏得舊舊的家信，紙張都已泛黃。原來這些一起到臺灣的臨安人都有個約定，他們每個人身上都互相放著要帶回的家信，如果有哪位同鄉先回到臨安，就必須把這些信件交到彼此的親人手中。 到1987年11月，臺灣當局決定開放臺灣同胞赴大陸探親，長達38年之久的兩岸同胞隔絕狀態終于被打破，親人才得以團圓。 1989年周厥成從臺灣繞道香港回來。40年的歲月過去了，去的時候是中華民國時代，現在回來了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了；去的時候是個毛頭小伙子，如今回來的卻是一個兩鬢斑白的老人了；去的時候是一個扛槍的國民黨軍人，回來的時候卻是一個在臺灣經營建筑材料的商人；去的時候是孤身一人，回來時已是有兒有孫的爺爺了。可惜母親沒有等到這一天。 我清楚地記得，周厥成回來的那一天，天色朦朦的，邊嶺腳村的人全部站在村口望著。已60幾歲兩鬢斑白的他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下，憂傷地踏進了40年來魂系夢牽的故土，從離母親墳地的千米之外就開始喊：“媽媽我回來了！媽媽我回來了！媽媽呀！媽媽呀！” 到了墳墓前，摸著母親的墓碑，長跪不起，兄妹四人喊著媽媽嚎啕大哭！ 從母親的墓邊回來，周厥成又拉著弟弟妹妹的手說起了他在臺灣的生活經歷。他說：“1949年至1952年間，國民黨大部隊撤到臺灣，加上陸續跟隨著去的軍人家屬和一些社會人士等，前前后后總共有200萬人左右。那么多的人一下子涌到了臺灣島，島上糧食沒過半年就被吃完了，什么東西都缺，連菜場的蔬菜都賣空了，物價飛漲。怎么辦？沒辦法啊！只有部隊帶頭自己種糧、種菜，造房子，修公路啊！那時候干得辛苦，起早摸黑的。臺灣的氣候潮濕悶熱，哪有浙江好啊！我們大陸過去的多數人都不習慣，心里都盼望著能回家。那時上面經常說‘要反攻大陸’。但是我們心里知道，大陸是我們的家鄉，幾經戰亂，苦難的中國人怎能再內戰，我們期盼和平，期盼有一種另外的回家方式。” “后來，希望越來越渺茫，覺得真的回不去了。我是小伙子，沒結婚。我有一個同鄉人，參軍前就住在我家對岸橫街頭村，就是經常為我們周家看病的陳醫生的舅佬，他比我小一歲，也沒結婚。起先我們都不想結婚的，總想著要回來，后來一年一年地過去了，年紀越來越大了，要30歲了，越想越不對。湊巧剛好有人來做媒，說對方姑娘是江蘇一帶過去臺灣的，比我小四歲，父親已在臺灣去世了，家中有母親，還有一個妹妹。都是天涯淪落人啊！第二天的相親，相執淚眼，一相就中。于是我在臺灣有了家庭。后來我又把我妻子的妹妹介紹給我的臨安老鄉，就是陳醫生的舅佬。他們雙方也第一次見面就相中了。就這樣我們兩個一起從大陸到臺灣的臨安橫溪人，在臺灣做了連襟了，成了親戚。” “那時候從大陸過去的人，臺灣人都稱我們為‘外省人’。‘外省人’每次心情好的時候，或者不好的時候，都要跑到臺灣靠西面的海邊去，在海邊呆坐一會兒，或者趁左右沒人，向著故鄉的方向喊上幾句，哭上幾聲。尤其到中秋或春節的時候，在海邊呆坐的都是‘外省人’，像一只只望著天邊的候鳥，神情都是憂傷的、呆呆的。” 周厥成說到這里，停了下來，慢慢地從口袋里摸出一塊灰格子的手帕拭了拭將要涌出來的眼淚。然后繼續說：“我心里想，總有一天，我要回家，早點見到我媽媽，好告訴她，兒子還活著，已娶了賢德的媳婦，還給她生了兩個大胖孫子。” 他的話說得兄妹幾個當場都抹了淚。?人生的故事就是那么曲折，緣分的東西又是那么的奇怪，生生死死，萬水千山，這里散，那里聚，你渡我，我渡你。一個國家的戰爭導致兩個不相干的男女，不約而同地從大陸的兩個地方奔向同一個島上相見，相愛，然后長廂廝守，生育孩子。如果按佛家來說，這又是怎樣的一種緣分？ 以后每兩到三年，周厥成都會帶著弟弟妹妹回臨安邊嶺腳村給父母掃墓。2016年清明節，90歲高齡的他還從臺灣坐飛機回臨安來祭拜祖先。 上圖是周家大房的孫輩（四兄妹），即文中大房外婆的四個孩子，右一老大周厥成是國民黨員，2020在臺灣去世，享年95歲。右二老二周梅琴是教師，2022年在浙江海寧去世，享年95歲。左二老三周迪成是共產黨，93歲，在江西九江，健在。左一老四周秋琴是嘉興人民醫院的醫生，90歲在浙江嘉興，健在。圖片拍攝于2016年清明時節，地點：臨安邊嶺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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