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得失

里文

綜觀“淵明始家宜豐”之說，史料最早出自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有：“淵明故里。《圖經》云：「陶淵明始家宜豐，后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記載，隨后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記載有：“按古圖經載：淵明家宜豐縣東二十里。后起為州祭酒，徙家柴桑，暮年復歸故里，因以名鄉焉。”生活在南宋時期的宜豐名賢也在其文章中提到“淵明故里”，如熊良鋪《新昌圖經序》有：“況由漢晉以來，先賢遺躅，如梅之尉山，陶之故里，皆在境內。”又如姚勉《新昌義約序》有：“即賦『歸去來兮』，義不負晉朝，惟書甲子號，如吾里淵明者乎？是所謂義也。”自元代起，各志均引載“淵明故里”，以及曾經到過宜豐的外籍官吏和名賢，均留下許多詩文，在此不一一詳述。這是除九江外，具有千年傳播和堆積歷史的陶淵明文化現象，在全國也是一個罕見的例子。 圖為古代繪制的《陶淵明像》 然而，“淵明故里”在歷史上不僅沒有引起陶學界的重視，而且不予采信，以清代學者的否定態度最為盛。如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中有：“《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又如王仁圃《江西考古錄》就有：“若圖經云始家宜豐，則史傳詩文俱無考證，難于取信。”這些學者的生活年代距陶淵明時代已相距千年，其對陶淵明身世的判斷和理解同樣來自各種史料，不可避免帶有個人的局限性，但他們掌握當時的話語權，成為之后駁議“陶淵明始家宜豐”經常使用的“利器”。目前陶學界仍恪守此規，不越雷池半步。可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進步，大量的考古發掘證實正史也存在不可避免的訛誤，一些歷史言論也就難圓其說。當代資訊發達，原有的信息閉塞時代已不復存在，一些難尋史料和話語渠道并不僅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一切言論都可經過多種渠道來傳播，均要接受世人的檢視和推敲，并沒有所謂權威之說。 近代“淵明始家宜豐”研究，主要是由一些宜豐籍的學人在參與和開展，而外籍學者參與研究很少，這是一個很讓人沮喪的現象。受理論水平影響，因而“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成果非常有限，難免存在疏忽和漏洞。盡管“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舉步維艱，但在面對陶學界的一片質疑聲中，仍走完其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以胡思敬為代表。在其1914年編纂宜豐地方志《鹽乘》時輯《陶潛列傳》，并作出“陶淵明始家宜豐”考證。后又有宜豐籍劉扶清、盧榮光，于1943年向《江西通志》編纂委提出將梅、陶籍貫改隸宜豐的報告。后因日寇入侵，以《江西通志》編纂告停作罷。 圖為《鹽乘》中的陶潛列傳 第二個階段：以胡紹仁為代表。1985年2月撰《淵明始家宜豐》論文。同年7月，攜論文參加在九江召開的陶淵明學術討論會，遭到張人鑫、鄧安生等陶學專家的駁議，與會者論文收集在會議籌備組編印的《陶淵明研究》一書。1986年，宜豐縣陶淵明研究小組編印《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一書，其中刊有胡紹仁撰的《陶淵明生平與詩文考析》，也稱宜豐“陶淵明年譜”，向社會公布“陶淵明始家宜豐”之說。 圖為宜豐縣陶淵明研究小組于1986年編印的《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 圖為在九江召開陶淵明學術討論會籌備組于1985年編印的《陶淵明研究》 第三個階段：以凌誠沛為代表。1999年，在宜豐政府的支持下，成立宜豐縣陶淵明研究會，編輯《陶淵明研究》專刊，向海內外陶學專家廣為贈閱。2004年編撰出版《陶淵明始家宜豐資料集》。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將“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列入“十五” 規劃項目，并于2005年3月通過了《鑒定結項審批書》，頒發了《結項證書》。2008年，宜豐陶淵明紀念館在南屏公園正式開放。 圖為宜豐縣陶淵明研究會編印的《陶淵明研究》 圖為2004年由凌誠沛等主編的《陶淵明始家宜豐資料集》 圖為宜豐陶淵明紀念館 時間又過去十余年，三個階段的前輩代表均已作古。今天回顧這三個階段，如果說“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有什么得？筆者認為首先是向世人公布宜豐為“淵明故里”，在陶學界掀起波瀾。盡管認可和否定之聲不絕于耳，但“陶淵明始家宜豐”是陶學界須面對的一個課題，引起陶學界學者的關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成為解開陶淵明身世公案的一股新力量。一些散落在各典籍中且不被重視的“陶淵明始家宜豐”信息被拎出仔細審視，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縣也成為學者們考察對象。盡管充滿爭議，但豐富了研究內容，贏得世人的目光。 因有沈約《宋書》中記載：“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一千多年以來，史家和學者均認為陶淵明是九江人，陶侃之曾孫。如果“陶淵明始家宜豐”之說成立，則推翻《宋書》的記載，陶淵明原籍由柴桑成為宜豐，必然導致一些學者的內心難于接受，會讓以“柴桑人”和“曾祖侃”為基礎的學術研究者們毫無顏面，這也是目前“陶淵明始家宜豐”不被認可的原因之一。 其實，隨著陶淵明研究的深入，《宋書》所載讓越來越多的人產生質疑，即便沒有“陶淵明始家宜豐”之說，在解讀陶淵明詩文時，爭議同樣很多。如《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陶淵明毫不避諱地直呼“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又如《贈長沙公并序》中對陶侃的玄孫陶延壽稱“昭穆既遠，以為路人”和“同源分流，人易世疏”。以上問題促成產生“陶淵明非陶侃嫡系”之說。既然非陶侃嫡系，那么陶淵明的嫡親曾祖父又是誰呢？史家辛苦為陶淵明搭建起的“丹→侃→茂（或岱）→敏（或逸）→淵明”世系轟然坍塌。 其次，“淵明始家宜豐”研究形成一整套理論，幾乎把歷史上有關“淵明始家宜豐”的信息一網打盡，這樣就方便后來者繼續研究和挖掘。由此引發的爭辯，則指出了其中一些考證上的錯誤，避免后來者走許多彎路。 而對于“淵明始家宜豐”研究之失，筆者則要花費一些篇幅來說明。真可謂成也秀溪《陶氏族譜》，敗也秀溪《陶氏族譜》，“淵明始家宜豐”研究始終陷于秀溪《陶氏族譜》的非議中不能自拔。 “淵明始家宜豐”之說是以秀溪《陶氏族譜》為落地來研究。而秀溪《陶氏族譜》作為民間的史料，暴露出的族譜共性問題招致陶學界眾多非議。如胡思敬采信的是“丹→侃→茂→逸→淵明”世系，卻沒有跳出這個框架來考證“淵明始家宜豐”，將秀溪《陶氏族譜》中的“陶回”改為“陶逸”，卻嫁接上族譜中陶回的生平。又如胡紹仁堅守秀溪《陶氏族譜》中陶淵明之父為陶回的觀點，認為陶回初為“安城太守”，后為“吳興太守”，在與桓溫爭權的戰亂中丟官，潛回封邑隱居，且這個觀點不容他人質疑。讀過《晉書》就知道，陶回與陶侃同事平定蘇峻之亂，其年代與陶淵明生平相去甚遠，這是“淵明始家宜豐”研究前期兩個階段的最大失誤。按理說，兩位前賢應讀過《晉書》，應對《晉書》中陶回與陶侃的記載了如指掌，但為什么會犯此錯誤？筆者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陶回與陶淵明就沒關系了嗎？從陶淵明的詩文和一些歷史信息來分析來看未必如此。 陶夔在陶淵明的詩文中出現過兩次，一次在《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另一次在《歸去來兮辭并序》。陶淵明尊稱陶夔為從父和家叔，其中任彭澤令乃是由陶夔舉薦。據《魏書?僣晉司馬叡》載: “尚書陶夔迎德宗達于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沉浚，死者十余人”東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陶夔死于迎接德宗時的意外事故。同年十一月，陶淵明也辭去彭澤縣令，其中是否有陶夔因素？值得商榷。而在一些關于陶夔與陶淵明關系的文章中，卻輕描淡寫的認為：“（陶淵明）應該就在跟隨桓玄時認識陶夔，攀上這門親戚。”很顯然是根據陶淵明詩文中出現從父或家叔的時間來作出判斷，并沒有史料來支撐。然而，當了解陶夔的身世就可發現，陶夔乃陶基之玄孫。陶基生二子，一為陶璜，二為陶抗。陶璜孫為陶夔，陶抗子為陶回。很可惜的是，筆者沒發現歷史上曾對陶夔與陶淵明的關系引起重視并作過深入地研究，因為陶淵明學術研究籠罩在“曾祖侃”的觀點下。 秀溪《陶氏族譜》中出現陶回與陶淵明的關系，本可作為一個現象來研究。但無論“淵明始家宜豐”研究的學人，還是陶學界的學者，均在秀溪《陶氏族譜》中陶回與陶淵明的世系和生平問題上糾纏，反而對秀溪《陶氏族譜》中出現陶回的現象不予重視，甚至最終拋棄。 《晉書》載：“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晉咸和四年（公元329年）陶回功封康樂伯。其封邑的古康樂縣不管是在目前的宜豐縣境內，還是在當下的萬載縣境內，均與九江不發生關系。秀溪陶氏世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如果了解陶夔與陶淵明的叔侄關系，其族譜中出現陶回與陶淵明的世系現象并不意外。筆者認為可從陶夔、陶淵明、陶回三者之間關系中或許可找到陶淵明身世的一個突破口。 《宋書》載：“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其中隱藏著一個問題：陶淵明憑什么一開始出仕，就任州祭酒之職。辭職后，又繼續召他為主簿，還不愿意上任，乃至后來又出現江州刺史王弘“半道送酒”的典故。縱觀陶淵明一生五次任職情況來分析，任桓玄參軍，憑的是外祖父孟嘉與桓氏家族的關系；任彭澤令，憑的是叔叔陶夔的關系。那么第一次出仕憑的是什么呢？目前還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果憑的是陶淵明才能，身處鄉野，親老家貧，在東晉“只重門閥，不論才智”風氣下，就職的機會極低。如果憑的是陶侃的家勢，讀過《晉書》就知道，時任江州刺史的是王氏家族的王凝之，陶侃與王氏家族的代表王敦、王導之間的恩怨頗深，也幾無可能。然而，如果陶淵明與陶回有關系，則結果截然不同，透過《晉書》就可發現陶回與王氏家族關系非同一般。從王導任丹楊郡太守開始，生活在丹楊的陶回，一生得到王敦和王導的提攜。王凝之是王導侄孫，王弘是王導曾孫，其中的關系透露出陶淵明與王氏家族存在淵源，并非一些文章中認為的僅僅是“仰慕”這么簡單。 圖為王弘“半道送酒”典故繪畫 秀溪《陶氏族譜》中出現陶回乃陶淵明之父的現象，是江西陶氏族譜中的惟一一例，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秀溪《陶氏族譜》初創于南宋咸涥元年（公元1265年），毀于元末紅巾之亂。秀溪《陶氏族譜》于明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經召族人追尋后才成二修，其中難免會出現拼湊和錯誤，但秀溪陶氏認陶回為祖，與史料記載相悖，此舉本身就讓人驚訝，不應是拼湊的范疇，應是毀譜前就存在的現象。可是，因秀溪《陶氏族譜》中出現的陶回與陶淵明關系混亂問題，其史料價值卻被陶學界全盤否認。事實上，從全國范圍內來說，秀溪《陶氏族譜》也非孤例，在始修于南宋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的安徽當涂《姑孰（思成堂）陶氏陶譜》，也出現“陶回乃淵明曾祖父”世系的現象。 “淵明始家宜豐”研究第三階段，在筆者看來完全是在迎合陶學界的駁議，改“陶回”為“陶敏”，改“安城垴”為“安成垴”。據清康熙乙巳《新昌縣志》記載的鄉社地名中，其實義鈞鄉只有安城，并沒有安成，一字之差，差之千里，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秀溪陶氏一直有“賣盡田塅梢，不賣安城垴”家訓，以示家族對這塊土地的重視。為迎合李公煥和陶澍認為的陶淵明父親曾任“姿城太守”或“安成太守”，遂把陶敏認著安成太守，后投靠到陶回的封邑隱居，才有秀溪的“安成垴”之地名，并且養有家兵和建有軍事營盤。事實上，從史料上找不到任何關于陶敏曾任安成太守的證據，完全是一種憑空想象，讓研究方向走入一個死胡同。筆者則更愿意相信，陶回的封邑被除后，其后裔被安置在秀溪，故名“安城”。 圖為安城周邊地形圖 圖為安城地形圖，其西面為廣袤農田 分析“淵明始家宜豐”研究三個階段的失誤，有史料不符、資訊不暢、研究不透等原因造成。開始把秀溪《陶氏族譜》中出現的陶回與陶淵明關系作為考證依據，當遇到駁議后，遂又拋棄這些依據，觀點搖擺不定，完全沒有作為一個現象來加于對待研究。 一直以來，針對“淵明始家宜豐”的駁議以“史傳詩文俱無考證，難于取信”為主流。所謂“史傳”指的是正史，“詩文”則指的是陶淵明的文學作品。“淵明始家宜豐”出自《太平寰宇記》，自然不在正史之列。而陶淵明詩文中除明確地描述外，其他針對詩文中語意不明的解讀則各有其詞，如僅“南山”地名，在江西各地至少有數十處，似乎都可拿來解讀，即便歷史上從不稱“南山”，也可想方設法考證出是“南山”。盡管“淵明始家宜豐”研究也解讀其中一部分，但均被陶學界忽略，并非所謂的“詩文無考證”。這種駁議顯然是一種偏見。 陶淵明詩文中多次提到自己出仕前就已“家貧”，其陷貧原因，始終沒有結論。那么，在以陶回與陶淵明存在關系的基礎上，同樣可得到合理解讀。 據《晉書?陸曄傳》載：“（陸玩）太元中，功臣普被減消，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晉太元年間（公元376-396年），陶回的封邑也應在此次被削之列。 《晉書?帝紀?孝武帝》載：“三月，大疫。壬戌，詔曰：「狡寇縱逸，藩守頃沒，疆場之虞，事兼平日。其內外眾官，各悉心勠力，以康庶事。又年榖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檢約，九親供給，眾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要事，皆宜停省，以周事務。」”此詔令頒于晉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在孝武帝當政期間，僅這條歷史信息能解釋晉太元年間為什么會發生“普遍削爵”的現象。所以，筆者認為“功臣普被減消”應與此詔令有關。 表面上看削爵是出于國家需要，但經分析，背后仍有門閥間政治角力的因素。據統計，平息蘇峻后共有六人因功封為縣伯，即丁潭、褚翜、陸玩、顧眾、陶回、鄧岳，這些人能得到封爵，都與王導有關。如丁潭、褚翜、陸玩等在蘇峻之亂時，與王導共同扶助幼主晉成帝有功，分別封為永安伯、長平伯、興平伯。陶回一直得到王導器重，因擊敗蘇峻猛將韓晃有功，于晉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封為康樂伯。鄧岳和周撫因參與王敦之亂，遭坐罪禁錮，后被王導重新啟用。盡管兩人都參與平息蘇峻之亂，可是都沒有得到任何封爵，其中鄧岳是在繼續擊敗郭默后，才得于功封宜城伯。這一系列封爵的背后都有王導籠絡功臣、培養勢力、把持朝政等操作。 晉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陳郡謝安掌權，大規模削去晉孝武帝之前的封爵，僅保留王導、溫嶠、郗鑒、陶侃等郡公和虞潭、王舒、周撫等縣公，而自己卻在第二年封為建昌縣公，背后顯然有其政治算計。《晉書?周訪傳》載：“虓竟以病卒于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周撫的封爵能得到延續，與謝安的侄子謝玄有關，其實是得到了陳郡謝氏的庇護。 《晉書?王導傳》載：“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謝之間由此成仇。此次削爵，陳郡謝氏頗有打壓瑯琊王氏勢力的意味。 陶回的封邑僅存在50年時間，世襲不超過兩代。被削后，繁衍生息在此的陶氏后裔淪為庶族。如果陶淵明是陶回的后裔，封邑被削后，家境逐漸衰弱，貧困開始伴隨陶淵明的一生，也屬合情合理。 相反，如果陶淵明是陶侃后裔，其家境貧困與陶淡家境殷實形成巨大反差。《晉書?陶淡傳》所載：“（陶淡）家累千金，僮客百數”，陶淡幼年失去父親，盡管被剝脫了嗣襲資格，但還是擁有不菲家產。說明在陶侃的羽翼之下，其后裔仍是非貴即富，最差也不至于被生計所迫。即使沒得到陶侃的恩蔭，陶淵明的父親如果身為太守，其后裔也不會在短時間內陷貧，乃至因意外變故陷貧，也可得到叔伯們的周濟，或可到其封邑謀得一官半職來解決。 筆者認為，陶淵明在祖上封邑里生活，無拘無束，率性而為，遂養成個人處時性格。當封邑被削時，陶淵明才十四歲，之后家境逐漸中落，且耕且讀。二十九歲時，不得于攜家外出求仕。其詩文中大量描述農耕勞作之事，均來于親身經歷，其自身遭遇則恥于向人述說。 綜上所述，“淵明始家宜豐”研究以《太平寰宇記》記載為源頭，以歷代方志記載為承接，以秀溪《陶氏族譜》為落地，進而尋找到陶回與陶淵明存在世系的可能。透過前輩學人在陶回與陶淵明關系的觀點演變過程，基本可反映出“淵明始家宜豐”研究的得失，這樣可使后來者更加明確研究方向。在分析前期“淵明始家宜豐”研究時，也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在內部缺乏必要的辯駁過程。當一個觀點提出后，對外公布的都是統一觀點的文章，看不到任何持反對意見的說辭。事實上一個新的學術觀點需要在不斷地辯駁中接受檢驗，這樣才能經得起外界推敲。正如筆者這篇文章，僅是一家之言，同樣需要有人來辯駁。針對不同的意見，如發現有不合理的辯駁，可尋找更多的史料來加以反駁。或者如遇合理的辯駁，則可及時調整自己不正確的觀點。這才是史學研究的正確之道。 本文最后，筆者在此還是要對從事“淵明始家宜豐”研究的各位前輩表達由衷地敬意，正是由于他們的不懈努力，才開辟了一條通往“淵明始家宜豐”真相之路。 壬寅暮春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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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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