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孤兒院難童尋根感恩之旅

沙子

<h1> 王達理（遺稿）</h1> <h1> 2012年12月15日</h1> <h1>　　光陰荏苒，時光流逝，74年后的2012年12月5日，幾十名從北京、武漢、重慶、廣州、臺灣等地來的、當年在香港孤兒院（戰時香港兒童保育院）的保育生，久別相逢，一起來到香港尋根、感恩。抗日戰爭期間，在日寇鐵蹄下流離失所的孤兒們，孤苦伶仃地掙扎在死亡線上，被營救出來的都由全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所屬的保育院收養。這幾十名當年的難童，如今已是年紀古稀、白發蒼蒼的老人，最年長的已經89歲，最小的也有70多歲了，有些是由兒女陪同來的。相聚在香港，與香港市民共同慶祝全民抗戰勝利75周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h1> <h1>　　1937年“七七事變”，日寇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國共合作領導全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1938年在戰亂中，國共兩黨合作在武漢成立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香港及十幾個省份成立了戰時兒童保育院。武漢、廣州等地失守后，一批在戰火中被營救出來的難童送到香港保育院。有的則是父母抗日上前線，無法撫養子女，只能將幼小的子女也送進了香港保育院。我和妹妹是1939年初送到香港保育院的。我們的父親沙飛“七七事變”后即背著照相機奔赴華北抗日前線，以戰地攝影記者身份參與了創建敵后第一個抗日根據地的斗爭。母親在汕頭、梅縣地區做黨的地下工作，發動群眾積極支援抗戰。她無法撫養我們，且隨時都有被捕犧牲的可能。1939年初，母親被組織派往香港找廖承志請示，打算到南洋華僑中搞募捐，準備購置武器在粵東一帶對日軍進行游擊戰。她忍痛割愛，趁此機會把我和妹妹帶到香港，送進了香港保育院。 </h1><h1>　　</h1> <h1>1938年3月，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武漢成立，并在各地成立戰時兒童保育院，使3萬余難童免于戰火的摧殘，并為國家培養造就出一大批人才。宋美齡（中排左四）、鄧穎超（后排右一）、李德全（馮玉祥夫人、中排左五）等積極參與和領導。圖為保育會常務理事和部分負責人的合影。</h1> <h1>　　我們這批難童在香港期間算得上是幸運兒。香港市民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家。在這里，我們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書讀；更有一個和藹可親的院長，難童們都叫她何艾齡媽媽。</h1> <h1><br></h1><h1>　　我們由香港的“社會工作員”沈健先生帶領，尋找到當年在香港的保育院舊址。最初，保育院住所較為分散，分為一二三院，一院在元朗博愛醫院劃讓出來的一部分建筑里，二院、三院在西營盤舊國家醫院里面；還有些三歲左右的幼童被安置在意大利育嬰堂撫養。1940年初，由著名的萬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兩兄弟出資在粉嶺建造了48間大房子，為保育院集中在一起管理創造了良好條件，使在戰火中被搶救出來的數百名難童有了一個較為安寧的“家園”。在保育院里，老師除教我們文化課外，還教我們唱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我們都是神槍手”等等。使我們從小受到愛國主義教育，決心趕走日本侵略者。 </h1><h1>　　然而好景不長。在日寇的瘋狂侵略下，1940年夏，保育院奉命撤往大陸內地，并入貴陽分院。第一批由一院年齡大些的孩子從香港坐船到廣州灣（湛江港），然后西行北上，經過漫長的旅程到達重慶；我和妹妹是第三批撤離的。這批年齡比較小，我6歲，妹妹4歲。我們從大埔滘小碼頭乘船到廣東的淡水，然后由保育院雇人用籮筐挑著我們年齡小的難童到惠州、龍川，經北江乘船到韶關。在韶關我們住在難民所里，每天只能喝到少量的稀飯。當時敵機常來轟炸，老師只好帶著我們跑進樹林里躲避。不知在韶關住了多長時間，我們又經過衡陽到達桂林。在桂林我們住在緊挨一片墳地的一所大房子里，地上鋪著稻草，我們就睡在上面。吃不飽飯，我們就跑到墳地里捉螞蚱吃；晚上看到螢火蟲飛來飛去，大人說是鬼火，我們都不敢亂跑了。在桂林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母親早已從廣東撤到桂林，在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工作，只不過雙方互不知曉。母親總是惦記著我們，曾向李克農提出希望廖承志從香港撤離時把我們兄妹倆帶回內地。</h1><h1> 由于長時間的逃難生活，我們這些難童身上不僅寄生了很多虱子，而且身上都長了疥瘡，并患有沙眼等眼病?？斓侥甑?，我們又從桂林轉移到貴陽，住進被敵機轟炸過的四面漏風的破樓房里；天氣潮濕寒冷，我們沒有棉衣穿，沒有棉被蓋，難童們個個穿著破舊單衣如同叫花子一般。</h1><h1>　　突然有一天，母親來到我們身邊，仿佛從天而降，我和妹妹幾乎認不得她，母親抱著我倆難過得痛哭起來；我倆見到母親也都委屈地哭了，未曾想到母親會突然出現在我們眼前。原來，因為蔣介石下令，除重慶保留第十八集團軍（包括八路軍和新四軍）辦事處外，其余我黨我軍的辦事處一律撤銷。母親所在的桂林辦事處要撤往重慶，在李克農率領下，途徑貴陽休整兩天，母親看到報紙上刊登一則消息，說香港保育院的一批難童撤到貴陽，住在天主教堂旁邊的破舊樓房里，母親找貴陽八路軍交通站站長袁超俊同志幫忙，在破舊樓房里找到了我們。母子相見，看著我倆穿著又破又臟的單衣，黃瘦的小臉、可憐的表情、紅腫的疥瘡，母親傷心難過得忍不住抱著我倆痛哭起來。因母親帶著機密材料，必須按時與辦事處全體人員向重慶進發。經和袁超俊商量后，決定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話，要求把我和妹妹帶往重慶然后送往延安。周恩來當即批準了。母親先走，把我倆交給了袁超俊。袁超俊把我倆接到他家住下，白天他忙于工作，晚上還要給我們洗疥瘡，給予我們家庭的溫暖。十多天后，袁超俊帶領交通站全體人員和我們兄妹倆一起上路。</h1><h1> 到達重慶后，周恩來和鄧穎超媽媽非常關心我們，辦事處給我們發了修改后仍然過長肥大的棉軍裝，醫務所的鄧醫生治好了我倆的沙眼和身上的疥瘡。1941年“皖南事變”后，我們一百多人（其中有李鵬、葉選平、蔣南翔等）乘坐5輛卡車和1輛小轎車開往延安。為了安全和保密，出發前，辦事處將我和妹妹的名字司徒飛、司徒鷹改名叫王大力、王小力。母親則繼續留在重慶工作，直到1944年才來到延安。</h1> <h1>戰時兒童保育會陜甘寧邊區分會兒童保育院小學部的孩子們和老師及照顧他們的阿姨、叔叔的合影。延安 1942</h1> <h1>王大力（王達理）和王小力（王笑利）兄妹倆在延安。 1942</h1> <h1>抗日戰爭勝利后，沙飛、王輝夫婦與長子王達理（右二）、長女王笑利（左一）一家歡聚在張家口。1946.6</h1> <h3></h3><h1> </h1><h1>　　這次來香港尋根感恩，85歲的王淑儀從臺灣趕來與大家歡聚，體現了童年時期難童的患難情誼。12月7日我們參觀了鳳凰衛視，并與他們座談交流。最后一天我們到胡文虎、胡文豹為保育院建院的舊址參觀，那里已經成為粉嶺法院大樓。</h1>　　 <h1><p></p></h1><h1><br>　　我們這些老人，經歷了當年國難的日日夜夜，今天大家都為祖國的繁榮昌盛和香港回歸感到歡欣鼓舞。這次香港之旅，了結了我們這批難童的故地重逢、難童相聚的一大心愿。祝愿祖國明天更美好！</h1> <h1>王達理（右一）、王笑利（左二）、沈?。ㄗ笕?。香港 2012.12.7</h1> <h1>王笑利代表原中國戰時兒童保育院師生前往中南海西花廳悼念鄧穎超媽媽。北京 1992.7</h1> <h1> 整理制作：沙子</h1><h1> 2022年4月5日</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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