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云南古代即補永昌協標千總戳記官印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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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季春，滇西大理發現一枚木質官印，輾轉商販，余已重金逾萬購置，古代武將傳世之印甚罕，此印為滇西邊防即補永昌協標千總戳記之官印，這對研究云南古代邊防歷史提供了重要歷史文物佐證，故圖文分享于美篇，是為記之！ 即補永昌協標千總戳記官印長11.5cm寬6.4cm，從文字制式和包漿來看初步判斷為明代或南明永歷帝時期之物，因為清代官印多為滿漢二文，如排除此特殊規定，此印年份不低于清代乾隆時期， 即補指明清兩代銓選制度。指吏部選授官員,遇缺即用之例。凡屬特用班、即用班之官員,不入月選之班,遇缺即由吏部帶領引見,奉旨率先補授各缺。協標指明清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分守險要的副將統稱。千總,是明、清兩代的一種武將的官職，明初京軍三大營置把總，嘉靖中增置千總，皆以功臣擔任。以后職權日輕，至清為武職中的下級，位次于守備。 清朝在統一全國過程中，將收編的明軍和其他漢人按明軍舊制，以營為單位組建軍隊，因用綠色旗而名綠旗兵，又因是以營為主要基層編制亦稱綠營兵。綠營兵除在京師五城戍衛以外，絕大部分分駐全國各省。在京師擔任衛戍的稱為巡捕五營，與八旗步軍營同隸步軍統領。步軍統領下轄左右翼總兵及 16 門千總。其營制為“標”、“協”、“營”、“汛”。標分督標，由總督統轄；撫標，由巡撫統轄；軍標，設于四川、新疆，由將軍統轄；河標，由河道總督統轄；漕標，由漕運總督統轄；提標，由提督統轄；鎮標，由總兵統轄。實際各省綠營獨立組織為提標、鎮標。提督：為各省綠營的最高武官，分為陸路與水師，共設水陸提督 23 人，惟東北三省不設。提標一般設左、右、中、前、后 5 營，并轄城守營與分防營。所轄軍隊一般為五六千人或六七千人。總兵：統轄鎮標的總兵是僅次于提督的武官，也分陸路與水師，共有 83 人，鎮標所轄一般為三營、二營，兵力一般為三四千人。各軍標下設協，由副將統領，協下設營，由參將〈參考：明孔貞運《明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公（袁可立）于皇城島請設參將、守備各一員，練兵三千，以為登萊外藪。”〉游擊、都司，守備（掌營務糧餉）、分別統領，營下設汛，由千總（500-千人左右）、把總（百總，100人左右）分別統領。兵分步兵、馬兵兩種，此外還有馬兵（騎兵）和水師。 從這方鎮守邊關的官印中我們可以了解一下云南的邊防歷史！從清朝的道光皇帝（1821～1850年）開始，中國民族的歷史發生了巨大變化，歐美列強大規模入侵中國，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此背景下，云南各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客觀外部環境亦開始發生變化，表現為國家主權的獨立行使受到干預，領土不再完整。但作為仍然在獨立行使國家主權的清政府，對英法的入侵和省內土司勢力強大易發生事端的地區，仍積極進行邊防建設和加強控制。一、英法的入侵與清政府對云南邊防的重視清朝繼承了明末云南邊疆的疆域范圍，然后在此基礎上又先后與鄰國之間有過局部的邊界調整。清朝先后在云南邊疆設置了廣南府、開化府、臨安府、普洱府、順寧府、永昌府、騰越直隸廳等地方行政機構，而這些行政機構所管轄的很多地方，就是和越南、老撾、緬甸相毗連的邊境。如康熙六年（1667年）設立了開化府，并取消了一部分土司，使清政府的力量直接深入到了邊地文山，取得了鞏固云南東南部邊防的作用；雍正七年（1729年），設置了普洱府，把車里宣慰司所轄的瀾滄江以東之地改流，隸于普洱，派兵駐守，加強了對南部邊境的控制。在英法兩國占領越南、老撾、緬甸之前，這3個國家與中國相連地區，或為中國政府直接統治，或以藩國的身份接受清王朝的統治。康熙五年（1666年），清政府正式賜安南封印，再次肯定了雙方的宗藩關系，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1884年安南成為法國的保護國。在緬甸，乾隆五十三年（1789年）緬甸請求臣屬，清政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1年）賜緬甸國王印，到1858年英國占領緬甸，緬甸與中國的宗藩關系結束。從此，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模糊邊界已經不能維持，經過復雜的勘察與談判，中越、中緬有了較為明確的規定，模糊邊界逐漸發展為具有現代國家意義的邊界。有了邊界自然也有了邊界問題和邊防建設問題。1885年，英軍占領緬甸后，開始向滇西南邊境擴張，于1894年與中國簽訂了《中英續議滇緬界務條款》，1897年又簽訂了《中緬條約附款暨專條》。條約規定：尖高山以北邊界留待后議；八關地區按英軍實際控制劃界，鐵壁、虎踞、天馬、漢龍四關被割出，猛卯三角地（今瑞麗縣南）永久租給英國；麻栗坡（科干）劃歸中國，但后來換文時又劃歸英國；南汀河（今南定河）以南，以怒江和瀾滄江的分水嶺為界，過公明山接南卡江。此后，英軍不斷向北推進，又占領了一些地方。清代老撾獨立，孟艮府被劃出，十三版納的猛烏、烏得（今老撾豐沙里北部）及猛臘縣南的磨丁、磨別、磨杏三鹽井地在中法劃界時劃歸法國，后歸老撾，形成今界。今綠春、金平縣以南，黑水河以北的猛梭、猛賴、猛蚌，在中法戰爭以后勘定滇、越邊界時劃歸法屬越南，形成今界。今文山州南部邊界原以賭咒河（又名黑河，今越南境內的齋河）為界。雍正年間越南黎朝暗中向北推進，又請求清朝“賜地”，一度把邊界定到馬白關（今馬關縣城）外的小賭咒河。中法戰爭后，中國提出收回舊土，經多次交涉，退回都龍一帶，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最后確定本段中越邊界線。對云南所有的邊界線，清政府曾著力經營，派重兵把守。清初至道光、咸、同年間，清政府的主要力量用在西南邊防線上，防范英國人。當時清政府認為：“云南沿邊，環接外夷，南境之蒙自，當越南國，西南境之騰越，當緬甸國尤為南維鎖鑰。”其具體的邊防情況是：“騰越界連野番，舊設八關九隘，以土練駐防。緬甸國入貢之道，向由虎踞關入，經孟卯、隴川等處，以達南甸，設南營都司以備之。”清代中后期，對所有邊防線的防守以滇西南的關隘關注度最高。這是因為滇西南的關隘：“最險要者，莫如騰越諸關。馬面關在云喧山頂，控制茶山、里麻一帶要害；滇灘關外接野人界；神護關在盞西邦中山，控制茶山、古勇、威緬等路；萬仞關在猛弄山，控制港得、港勒等路；巨石關的習馬山，控制戶岡要路；銅壁關在布嶺山，控制蠻哈、海黑、蠻莫等路；鐵壁關在等練山，控制蠻莫等路；虎踞關在邦杭山，控制蠻棍、遮鰲、光腦、猛密等路；天馬關在邦欠山，控制猛廣、猛密、猛曲等路；漢龍關在龔回，控制猛尾、猛廣、猛密、猛育、壘弄、錫波等路。這樣一來，暫時有效地控制住了騰越諸關。對這些地方，從道光三年（1823年）開始就修筑邊防工事，共計建有“碉樓五十三，堡二十四，或以木，或以石，或以土，或以石和土，皆相度其險要之區而以練兵屯焉。華夷之介，固防必設重門也”。因為滇西屬通緬要道，清政府亦投入大量兵力防范，定期還有總督等大員巡視，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以木邦為通緬甸要路，并九龍江、隴川、黑山門各隘，咸以兵駐守。四十三年（1778年），李侍堯因永昌、普洱等府，向以鎮、協標千五百人，在三臺山、龍江一帶駐營防緬，冬去春回，頗形煩累。云南省控制全邊，重在騰越。其南甸之東南衫木籠，距虎踞關百余里，當騰越左臂。南甸之西南為干崖，距銅壁、萬仞、神護、巨石諸關，均一二百里，實為各路咽喉。乃于衫木籠、干崖二處各增將弁營汛。龍陵地方，道通木邦，原駐兵千五百人，其南三臺山尤為扼要，亦增設弁兵。以順寧一路舊有之額兵，分駐緬寧，與永順右營協同防守。總督、提、鎮大員，每年酌赴騰越邊外巡閱一周，以期嚴密”。光緒十一年（1885年），岑毓英加強駐蒙自的兵力，重點防范蒙自、馬關。岑毓英認為法國通商之路“以蒙自為沖，沿邊千里，處處錯壤，留防之兵一萬六千人，編為三十營，以白馬關隸開化鎮總兵，蒙自隸臨元鎮總兵，每年瘴消之際，親赴邊陲，簡閱營伍”。由于個舊錫礦開采需要大量人力，其中不乏少數民族成員，岑毓英亦認為應該重點加以控制和設防，即“個舊錫廠，規模宏大，廠丁數萬人，漢、夷雜處，且通三猛、蠻耗各路，乃增設同知一員，移臨元之都司營兵駐防個舊，調原駐開化游擊移守白馬關，以右營都司分駐古林，移右營守備駐長崗嶺，以臨元游擊駐蒙自，右營都司分防水田，右營守備分防嵩田，為因地制宜之計”。道光十一年（1831年），英國陸軍大尉斯普賴由印度、緬甸到云南游歷后，多次建議英國政府修筑從仰光到云南的鐵路，并建議修通暹羅和安南的環線，而對于帝國主義侵略者修建鐵路之事，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十分警惕，作了相應的防范。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對相關地區的汛防作了相應的調整，而且協調滇川兩省共同協力防邊，“二十二年（1896年），鹿傳霖以維西協所轄阿墩子汛地，界接川邊之巴塘，左臨瀾滄江，右挹金沙江，地勢至要，英緬鐵路所經，相距漸近，僅四、五程。乃協商四川疆臣，酌設重鎮，并于川、滇交界處，兩省各設文武員弁，協力防邊”。滇西南與緬甸接壤，為了有效地進行防備，也增加了兵力，從云南進入緬甸共有六條道路，“以蠻允一途為捷徑，沿邊由西而南而東，皆野人山寨，布列于九隘之外，兵團守望，時虞不足。乃調關外勁旅二千余人，與原有防軍及鄉團、土司、協力警備”。雖然清政府盡力守衛邊防，但到了清朝末年，隨著清王朝的衰落和英法在云南的快速擴張，邊防也就形同虛設了，“云南自英據緬甸，法奪越南，防守兩難。光緒之季，西南騰越、臨安兩路，創設團練，而餉絀兵單，邊防漸彌矣”。 二、清朝中期在云南邊疆民族地區的控制與布防雍正年間（1723～1735年），清政府為了加強對云南邊疆各少數民族聚居區和一些重要地區的有效控制與管理，廣設汛防，派兵駐守，從《清史稿·兵志八》所載來看，有下列重要舉措：雍正二年（1725年），在平定青海之后，在通往云南的重要通道——雅礱江等處設置了一些關卡。雍正三年（1726年），在苗族、彝族分布較多的威遠大山之中，在普茶山各處，設參將等官，駐扎士兵1200人，并在九龍江口設立防汛。雍正四年（1727年），因為當時四川的阿敦子作為中甸的門戶，便將防汛劃歸云南省管轄，與四川的巴塘、打箭爐形成犄角之勢。雍正五年（1728年），清政府考慮到中甸地區是云南的西北重鎮，維西是通往西藏的戰略要地，于是在中甸增設了參將營，在維西增設了守備營。雍正六年（1729年），清政府加大了對滇東北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控制，設官多人，兵員亦增加1500，具體為：因烏蒙、鎮雄地方遼闊，在烏蒙設總兵等官，鎮雄設參將等官，分隘駐防。所有舊設之貴州威寧營、云南鎮雄營、東川營咸隸烏蒙鎮總兵調遣，建筑城垣。旋增兵1500人，設尋甸州參將等官。雍正七年（1770年），為了加強對云南南部地區的控制，設立了普洱府及普洱鎮將，標兵3200人，分防各路。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年），林則徐到云南為官，對迤西的軍隊駐防、兵力數量作了調整布置，目的仍是為了有效地控制地方，具體布防是“其扼要之處為永平縣、永昌府龍街汛、永定汛、漾濞汛、姚關汛等，凡二十一汛，咸增兵駐防，而瀾滄江橋尤為險扼。……大理府原駐提督，而上下二關及太和縣城、彌渡、紅巖、趙州等處，尚屬空虛，均增兵填防。姚州、蒙化二處，亦改汛增兵”。同治年間（1862～1874年），岑毓英針對那些設防空虛、注意不夠的地方又增設了布防，其重心主要在滇西北的麗江府，岑毓英認為：“因迤麗江府城地處極邊，界連西藏，麗江、劍川交界之喇雞鳴地方，系江邊要隘，江外即野人境，向未設兵。乃以麗鶴鎮都司移駐麗江府，劍川營都司移駐喇雞鳴。……十三年（1874年），以昭通標兵之半，赴金沙江外駐守”。此外，對于楚雄府中地方廣大的八哨，派楚雄協副將設汛駐兵，因為這一地區是滇中與滇西的交通孔道，少數民族分布較多，對清政府來說是設防重點。到了光緒年間，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與布防仍然沒有停止。光緒七年（1881年），劉長佑認為劍川是從大理向滇西北去的交通要道具有極高的戰略意義，以喇井營移住劍川。而喇井也是瀾滄江的重要之地，所以又以吉尾汛移駐。但整個光緒時期，云南最高長官岑毓英的重心還是放在滇東南及滇西南邊境一線。光緒十四年（1889年），滇南一線邊境的少數民族倮黑頻頻反抗，岑毓英認識到這一地區在邊防上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設鎮邊撫夷廳、修筑城垣，增加駐軍，“十四年（1889年），岑毓英以邊境倮黑夷匪，頻年滋事，分別剿撫。倮黑所屯踞之地，分上下改心，在瀾滄江畔，界接土司，其東西大路，與緬甸通處，為順寧、普洱兩府屏蔽，其下改心地方，尤為扼要。乃增設鎮邊撫夷廳，擇地建筑城垣，并設參將等官，駐防兵丁一千一百五十八人”。上述軍隊的調動與部署，目的一是為了保證改土歸流能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得以進行，因為從雍正元年麗江府改設流官開始，到雍正十三年在普洱府寧洱縣（今思茅市普洱縣）設流官為止，是改土歸流最重要的時期，清政府將烏蒙土府和鎮雄土府由四川改隸云南，廢除這兩地的土司統治，接著又進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區劃的調整，如改烏蒙府為昭通統轄鎮雄州、恩安縣、永善縣，又把隸四川的東川劃歸云南，下設會澤縣等；其目的之二是為了保證改土歸流后不再出現反復，政府能有力地控制改流地區。 中國歷史文化影響深遠，越南和緬甸在很長歷史中都屬于中國的藩屬國，并使用漢字，然而在近代歷史中法國殖民的越南和英國殖民的緬甸都改變了漢文化教育的傳統歷史，西方對中國文化的侵蝕不容忽略……當下，西方所謂的民主文化對國人的影響根深蒂固，祟媚洋外的商品名稱和洋人節洋人街比比皆是，英語，情人節，圣誕節等等西方文化的普及對中國傳統教育文化早已連根撥除，所以傳承，保護和宣傳中國傳統歷史文化教育已迫在眉睫，通過這些瀕危的歷史文物，我們更應該深刻的理解和反思，文化強國已刻不容緩……滇南段炳祥2022年4月4日記于昆明破簫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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