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一、世界古代史：國家的產生）

陳火燦

國家起源 國家的起源是指國家是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國家和階級一樣，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在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很低，生產資料公有，沒有私有制，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和壓迫，因而沒有也不需要有一個供統治階級用來統治其他階級的國家機器。當時，社會的公共事務，如組織共同勞動，解決爭端，制止個人越權，監督用水，執行宗教職能和解決對外沖突等問題，由氏族部落的全體成員來解決或者由大家選成一定的機構，被賦予全權，代表共同利益，執行自己的社會職能。基本信息中文名國家起源拼音guójiāqǐyuán術語類別政治術語概括介紹他們都不脫離生產勞動。社會秩序的維持，依靠習慣和傳統的力量，也依靠族長和首領所享有的威信和權力。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私有制，隨之出現階級，社會分裂為奴隸主和奴隸兩個對抗階級。在奴隸制的生產方式下，奴隸主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奴隸一無所有，甚至連奴隸本身也成為奴隸主的財產，奴隸在殘酷的剝削下，不斷用逃亡、暴動等方式進行反抗。為了保護奴隸主的剝削利益，鎮壓奴隸的反抗，壓迫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占人口少數的奴隸主就需要使用有組織的特別的暴力工具。這個有組織的暴力工具，就是國家。因此，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國家的起源 國家和階級一樣，是一種歷史現象，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的產物。在原始社會，社會組織是建立在血緣關系上基礎上的氏族和部落，社會秩序也要依靠習慣和傳統力量和氏族首領的威信，制度雖然質樸美妙，但終究要滅亡。國家就在氏族制度改體的過程中一步步建立起的。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國家是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一種歷史現象。國家在本質上是一個階級概念和政治概念，而不是一個地域概念。國家的起源充分表明，國家在本質上是適應階級統治的需要而產生的，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 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介紹(一)文明古國從五六千年前開始，在亞非的大河流域，相繼出現了文明古國，進入奴隸社會。(1)古埃及，約公元前4000年誕生于非洲尼羅河流域。(2)古巴比倫，出現于約公元前3500年的兩河流域。奴隸主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制定了《漢謨拉比法典》，這是世界上現存的古代第一部比較完備的成文法典。(3)古印度，存在于約公元前2500——前1500年。古印度實行嚴厲的種姓制度，四個階級依次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4）古中國(二)古希臘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約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希臘出現了200多個小國，史稱“城邦”“城市國家”，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斯巴達和雅典。雅典是著名的奴隸制共和國，在伯利克里當政期間達到全盛，奴隸主民主政治發展到古代世界的高峰。(三)古羅馬公元前509年，羅馬建立共和國，實行貴族共和制，由執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會共同管理國家。公元前27年，屋大維在羅馬確立了個人獨裁統治，成為實際上的皇帝，羅馬由共和國變成帝國。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分。476年，西羅馬被日爾曼人所滅，標志著西歐奴隸制結束，開始進入封建社會。1453年，東羅馬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所滅。 　　“國家”的起源和演變 “國家”是怎么的？“國”和“家”為什么會連在一起？國家不是天然就有的，國家產生于社會之中。國家起源說主要有：國家神權說、國家社會共同體說、社會契約說、國家統治說等。漢語中的“國家”有三種含義，在西文中有不同的對應詞：一是領土意義上的國家（Country）；二是民族意義上的國家（Nation）；三是在政權意義上的國家(State)。漢語“國”字的古文為“或王”（或上王下），可以解釋為“一”（土地）、“口”（人口）、“戈”（武力）、“王”（王者）。“國”最早與“郭”同，有武士守衛的城堡就是“郭”，出了城就出了“國”。隨著邦族聯合兼并的擴大，“國”的管轄范圍逐漸擴大。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古代國家，類似于古希臘的城邦國家，由不同宗族部落為基礎，以姓氏區別不同邦族國家。由宗族等級制度逐漸演變為國家制度。由25個氏族組成12個胞族的黃帝部落，經過與其他宗族部落的兼并戰爭，約在公元前21世紀，建立夏朝，這是古代中國第一個國家形態，當時處于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狀態，轄地主要在河南、陜西一帶。它統一了夏及周圍幾十個邦族聯盟，形成專制國家。“夏”被確立為最高的國家形式，其他宗族聯盟就作為地區政權。古代國家的實質是幾個宗族聯合的結果，宗主就是國君。“國”即“家”，代表著宗族國家意識。所謂“大宗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詩經·大雅·文王》），說的就是國家與宗族的關系。古代立國必設置宗廟與社稷，失去了宗廟與社稷的宗族，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在秦漢以前，“國”和“家”分開使用。諸侯所治為國或邦，按土地劃分：“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孟子》）卿大夫的食邑為“家”。所謂“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左傳》）“國家”連用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左傳》）“國家無禮則不寧。”（荀子）“國家將興，必有楨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中庸》）以漢族為主體民族構成的“中國”在秦代基本確立下來。公元前4000年左右，第一批文明古國開始產生，先后出現古埃及、古希臘、古印度、古中國四大文明古國。中國歷代疆域變遷的歷史是中國由古代國家形態向現代國家形態發展的歷史。國家的變化，包括國家疆域、人口、政權形式、主權狀態等方面。各個國家的發展變化各有不同的情況。西文中，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中的“國家”都來源于拉丁文Status。Status的本義是立場、狀況、條件或身份。中世紀的學者用Status既指統治者的優越地位，也指整個王國的地位。后來，作為國家意義的Status被人誤譯為State。從古代城邦國家到現代民族國家，國家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16世紀末，現代國家概念的基本成分在歐洲逐漸形成。歐美學者習慣把1648年的歐洲協議《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看成是“民族—國家”的開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形成于布丹的學說中。民族國家是始于歐洲中世紀以來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在民族國家形成前的歐洲，只有“領地”而沒有“國界”。在封建諸侯國之間，它們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領地的獲得。在中世紀，通過基督教會把一個分散的歐洲連接成一個統一的基督教世界。人們只知有“教”，不知有“國”。在中世紀后期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形成的新的市民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不滿于封建割據的混亂局面，提出了統一國內市場的要求，他們希望得到王權的支持，共同消除封建割據的狀況以及貴族特權。經過反復較量，推翻了封建貴族的統治，建立了以中央集權為標志的絕對主義國家，而且，通過宗教改革，擺脫了羅馬教皇的統治，建立起主權國家。民族國家作為傳統的封建割據、外來權威及王權專制的對立物出現，強調國家政權、國民（或民族）以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等的統一。新興資產階級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國家權力從君主手里轉移到了在形式上代表全民族而在實質上由統治階級把握的國民議會手中。君主立憲制和共和制成為民族國家的政權形式。近代歐洲的民族國家是在對主權的確立中產生的，主權是民族國家所享有的最高權力。民族國家由于將民族的生存、獨立和發展以及維護基本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利益聯系起來，并且借助于軍事力量，使人們把對國家的忠誠置于家庭、村落、社區、等級、階級、宗教等的忠誠之上。民族國家的存在是民族以統一的國家為標識和認同核心的。黑格爾指出：“每個國家對別的國家來說都是獨立自主的，獨立自主是一個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榮譽。”民族國家作為政治共同體，是以群體主體的方式存在的，作為一個自主行為體而存在于國際交往體系中，一方面通過自主活動對其他國際交往主體產生影響作用，另一方面，也受到其他主體的制約。17世紀末，歐洲逐漸演化為一個“國家社會”，各個單獨的國家權力的鞏固過程，也是形成一個完整的國家間體系的過程。在這個國家社會中，主權原則和領土原則的優先地位得到確立。近代以來，在資本主義的擴張和殖民侵略下，打破國家發展的正常歷史進程，破壞了民族走向國家的客觀歷史演化過程。一些歷史悠久的文明國家被肢解、分裂，遭到兼并，而不再存在；一些本來已經統一為一個國家的幾個民族又被重新隔離、分治，彼此仇恨、敵對。民族國家的產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不僅為政治共同體找到了民族這個有強烈凝聚力的基礎，而且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它有利于克服各種分裂對于民族集體力量的分散和抵消，使全體民族聯合在一起，為建立統一的民族市場創造了條件，也為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開辟了道路。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中央政府將一切具有實質意義的暴力和最高決策權壟斷起來。在各種國內和國際的交往活動中自主行使自己的權力，不受其他國家和各種地方的、部落的、宗教的以及其他權力所左右，確保國家的獨立、安全和領土完整。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相伴而生。全球化的開始，就孕育著民族國家。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民族國家也向全球化擴展。在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民族國家又成為推動全球化發展的重要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經濟發展的跨國界運動，使民族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受到極大的限制，各個國家相互依賴，也使民族國家更多地依賴世界經濟體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國家為了謀求自身的發展，必須使權力讓渡，這成為一種現實；同時，高度多元化的國際力量和國際組織的影響日益加強，民族國家在國際交往中受到的約束越來越多。 作者：林堅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埃及國家的形成與古王國　　一、上古埃及的自然環境與居民　　1.地理條件：　　埃及地處東北非洲，北臨地中海，東北角過西奈半島與西亞相通，東有紅海，隔紅海與阿拉伯半島相望，南為努比亞(現蘇丹)，西接利比亞，是歐、亞、非三大洲的聯結點。在地形上，埃及是一個狹長地帶，尼羅河由南而北流貫全境，埃及國土明顯分為兩部分，即南部尼羅河谷地帶(上埃及)，北部尼羅河下游三角洲地區(下埃及)，河谷地帶的東西兩側均為沙漠高地，只有北部三角洲一帶較為平坦。在炎熱而干燥的埃及，尼羅河每年的定期泛濫(7-10月)，不僅灌溉了萬千良田，而且帶來了豐富的腐殖質和沃土，河水退后便開始耕種(11-2月)，3-6月便開始收獲，古代埃及人稱自己的國地為“凱麥特”，意為黑土地，對比荒涼的沙漠(紅土地)而言。　　2.居民：　　古代埃及的居民是由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來自西亞的塞姆人融合而成的。埃及早在舊石器時代就已有人居住，不過，開始時人們住在離尼羅河谷較遠的地方，后來才下到河谷居住。約在公元前六千年代，埃及進入新石器時代，成為世界上最早的農業地區之一。公元前四千年代后半期，由于農業、手工業、畜牧業和漁業都有了較大發展，埃及的原始公社制度逐漸解體，開始向階級社會過渡，形成國家。　　3.上古埃及的分期：　　現代學者將上古埃及史分為以下幾個時期：(1)前王朝時期(約公元前4500-3100年)(2)早王朝時期(約公元前3100-2686年，1-2王朝)(3)古王國時期(約公元前2686-2181年，3-6王朝)(4)第一中間期(約公元前2181-2040年，7-10王朝)(5)中王國時期(約公元前2040-1786年，11-12王朝)(6)第二中間期(約公元前1786-1570年，13-17王朝)(7)新王國時期(約公元前1570-1085年，18-20王朝)(8)后王朝時期(約公元前1085-332年，21-31王朝)(9)馬其頓希臘人和羅馬人統治時期(公元前332-公元642年)(1)至(4)是奴隸制國家形成和統一王國出現時期，(5)至(7)是統一王國重建和帝國時期，(8)至(9)是奴隸制國家衰落和陷于外族統治的時期。　　二、埃及統一國家的形成　　早王朝時期(埃及統一的經過BC3100——BC2686)：　　埃及最早形成的國家叫斯帕特(SPT，希臘人稱之為諾姆，漢語譯作州)，其象形文字符號是一被若干灌溉渠道分成若干塊的土地，這種小國家當時埃及有幾十個之多，面積小且人口不多，它們大多由部落聯盟轉化而來，每個SPT都有一個處于交通要道上的用墻包圍起來的“城市”，有自己的一套國家機器。國王可能既是軍事首領，又是祭司長和最高法官。各斯帕特都有自己的保護神，國家的名稱就往往因其保護神而得名。這些小國家常為了爭奪土地、財富、奴隸和對尼羅河水的控制權而不斷進行兼并戰爭，統一的奴隸制國家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統一的過程從早王朝時期開始，早王朝末期到古王國初期才基本完成。埃及的傳統認為，BC3100年左右，美尼斯是埃及第一王朝的建立者，也是埃及國家的統一者。但據考古資料，埃及的統一至少在前王朝時期即已開始，美尼斯時期的統一活動更多，但不意味著統一的完成。統一客觀上反映了埃及奴隸制經濟發展的需要，加強了奴隸主階級對內鎮壓和對外掠奪的力量。但隨著統一國家的形成，埃及的階級關系更加復雜化，階級斗爭也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展開，因此原來小范圍內的國家機器已不適應，所以，在早王朝時期的統一過程中，奴隸主階級的國家機器也在強化，設立了許多新的官職，君主專制也在形成中，對人民的控制也加強了。 三、古王國時期(金字塔時期)　　1、社會經濟與階級關系　　(1)社會經濟狀況。古王國時期，由于國家走向統一，奴隸制經濟得到較大發展。銅器已經普遍使用，在許多方面逐漸排斥石制工具，手工業的分工也有所發展，出現了冶金、制陶、建筑、紡織、造船以及藝術手工業(雕刻)部門。商業方面，國際國內貿易都有所發展，國內貿易以物物交換為主，外貿則掌握在國家的手中，最遠可達愛琴海。農業：當時在經濟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農業，由于國家的統一有利于統一管理和分配尼羅河水，加之國家也興修了許多灌溉渠道，因此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而且奴隸主為了更多的剝削，也不能不重視農業;當時已經使用木制犁，并開始以牛為動力。農民乘汛期過后開始平整土地、播種，趕來豬、羊將種子踩入土中，種植的作物主要有大麥、小麥、黍以及亞麻、蔥、蒜、龍須豆、胡蘿卜等作物。埃及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實際情況是：①歸王室直接支配的土地，它們構成王室農莊(附有手工作坊)，使用奴隸和失去土地的自由農民從事勞動，其產品供宮廷揮霍。②神廟占有和支配的土地，這類土地主要來自國王的贈與，只能世襲使用，不能轉讓。③貴族或官僚奴隸主占有和支配的土地，其來源有三：A、獲賞于國王的土地。B、通過“購買”兼并來的。C、繼承來的。后兩種土地是可以買賣的。④農民占有的土地，他們可能還組織在農村公社里面，不過土地買賣已經開始了。(2)階級關系。古代埃及的階級關系，猶如一座金字塔，高踞塔頂的是以國王為首的一小撮貴族奴隸主，包括官僚奴隸主和神廟奴隸主。神廟奴隸主不僅擁有大量土地和奴隸，而且他們的土地往往被豁免了賦稅等義務。貴族奴隸主以下是一個中等階層，其中包括中小奴隸主、醫生、建筑師、小官吏、中下層祭司、王室或貴族農莊的管家、書吏等。這個階層比較復雜，書吏占重要地位，他們或在農莊中掌管文書、帳目，或在政府機關中掌管印信、公文、檔案等，他們向往的前程是大官僚、大貴族，因此他們是奴隸主階級維持其統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是廣大的直接生產者，即農民、手工業者及奴隸。古王國時的埃及農民，有的占有土地，必須繳納賦稅;有的則已喪失土地，落到無衣無食的地步，這時在王室、神廟、官僚貴族奴隸主農莊勞動的麥爾特，就是一些喪失了生產資料、受奴隸主剝削的勞動者。至于奴隸，主要來源是戰俘，奴隸主經常發動戰爭，以掠奪土地、奴隸和其它財富，這種戰俘奴隸被稱為“界特”，意為身體，他們同牲口一樣計算頭數，可以買賣和轉讓。　　2、法老的專制統治　　古王國時期，埃及已成為一個統一國家，國王是最高統治者，稱為法老，集軍、政、財、神諸權于一身，他視全國的土地為他的私產，隨意把土地賞賜給官吏、神廟及為他所寵信的人;一年一度或兩年一度對全國土地、人口、牲畜、財產的清查，是這種專制統治的重要表現，也是一種重要措施;一切高級官員，包括宰相均由他任命，各州州長由他隨意調動，這些官吏也完全聽命于國王。　　古王國時期，許多高級官吏，包括宰相在內，都由王室成員擔任，有時由王子擔任，以便將政權集中于國王手中，同時，國王統帥全國軍隊，也擁有最高審判權，他或者親自、或派親信參加審判。國王最主要的行政助手是宰相(維西爾)，主管行政、司法和經濟，但不管軍事，軍隊由國王親自率領或任命其他人率領，以免宰相權力過大，不好駕馭。古王國時期，國王還被視為神，他們自命是太陽神之子，宣揚君權神授，以穩固王位。　　3、金字塔　　金字塔是古王國時期中央集權統治的重要象征。它是古代埃及國王的陵墓，因其外觀形似漢字的“金”字，故名。建造它，是為了讓自己的靈魂早日復活升天。早王朝時期開始出現，古王國時期達到鼎盛。金字塔是從早王朝時期的一種馬斯塔巴(意為凳子)式的墳墓演化而來的，本是貴族所建。第三王朝時，國王約塞爾讓著名建筑設計師伊蒙霍特普為他設計墳墓，于是出現了一座在馬斯塔巴上面逐級縮小的梯形金字塔。第四王朝時，金字塔的修建日益興盛，第一任國王斯尼弗魯為自己修建了兩座金字塔，這時的金字塔已逐漸向角錐體發展，只不過建造不太規則。斯尼弗魯的兒子胡夫為自己修建了最大的一座金字塔，它高147米，邊長230米，塔基面積5.29萬平方米，用了230萬塊2.5噸重的石頭。他的兒子哈夫拉也建造了一座豪華精致的金字塔，附近建有獅身人面像。第四王朝后，金字塔的修建漸趨遜色。金字塔一方面是古代勞動人民留給后人的一座藝術豐碑，因為它充滿了埃及人民的智慧;另一方面，又是埃及勞動人民受統治者剝削和壓迫的歷史見證，所以，人民群眾往往用把國王尸體拋出金字塔的方法發泄心中的怒火。 文章來源于：新東方在線　　 世界歷史：古代國家的起源和早期發展 《世界歷史：古代國家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2012年4月1日出版的一本書籍，作者是徐建新。基本信息外文名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States開本32 開ISBN9787210051879圖書目錄前言第1章古代西亞地區國家的起源和早期發展第一節/古代西亞地區國家的起源第二節/最早的國家形式——蘇美爾城邦第三節/阿卡德專制王國的形成第四節/烏爾第三王朝專制統治的特點第五節/古巴比倫時期中央集權國家的確立和發展第2章古代埃及早期國家的形成第一節/前王朝文化的演進與文明的形成第二節/埃及早期國家的起源第三節/埃及城市與城市國家的形成第四節/城市國家向統一王國的發展第五節/埃及古王國——專制主義統一王國的確立第3章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和初期發展第一節/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第二節/夏王朝的建立——中國古代國家的誕生第三節/商周時期中國古代國家的發展與成熟第4章古代印度國家的起源第一節/印度遠古的國家起源：印度河文明第二節/恒河流域國家形成的契機：從吠陀世系結構到種姓等級制度第三節/吠陀社會農業經濟的發展與城市的出現第四節/從世系轉向國家的形態：君主國與共和國第五節/恒河流域國家產生時期多樣的意識形態第六節/恒河流域早期國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第5章古代希臘國家的起源第一節/青銅時代希臘國家的起源第二節/荷馬社會城邦的萌芽第三節/古風時代：城邦之形成第6章古代羅馬早期國家的產生第一節/羅馬起源傳說及早期歷史的真實性問題第二節/羅馬的起源：從傳說到考古發現第三節/羅馬早期國家的形成第7章日本古代國家的起源第一節/石器時代的日本社會第二節/原始社會的解體與政治權力的產生第三節/從古代日本統一王權的出現到早期國家的形成主要參考書目重要名詞索引序言多卷本《世界歷史》是我國第一部專題研究與編年相結合的世界通史類著作。它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力求通過對復雜的世界歷史進程的系統研究，特別是通過對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深入探討，再現人類社會豐富多彩的歷史圖景，科學回答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揭示人類歷史不可逆轉的進步趨勢，并在此基礎上，概括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20世紀以來，世界各國已有多種“世界通史”問世。如英國《劍橋古代史》12卷、《劍橋中世紀史》8卷、《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14卷；蘇聯科學院主編的《世界通史》10卷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史學家G．巴勒克拉夫、美國史學家L．S．斯塔夫里阿諾斯、W．H．麥克尼爾等人對“全球史觀”的探討，促進了歐美史學中的“世界史”重構潮流的發展，近年在西方有《世界史》和《全球通史》等有一定影響的著作相繼問世。這些著述雖然各有特點，但任何一部世界史都是歷史學家在一定的世界觀、歷史觀及史學理論方法論的指導下，對已經逝去的“過去”進行包括價值判斷在內的歷史選擇的結果。在我國，周谷城先生在1949年曾撰有3卷本《世界通史》，新中國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吳于廑教授主編的4卷本《世界通史》。“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吳于廑、齊世榮教授受國家教委委托，主編了6卷本的《世界史》，并在1994年問世，以后又有齊世榮主編的4卷本《世界史》出版。近年來，我國在世界通史研究領域取得了重要進展，在全面理解、運用唯物史觀，克服學術研究中的簡單化、概念化、公式化傾向、重視生產力發展歷史的研究、克服“西歐中心論”的影響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大批外交檔案及各類原始文獻解密，西方學者在世界歷史的體系、全球史觀、總體史學、敘述史和問題史學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使我國的世界史研究，特別是世界通史方面的研究，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需要回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無論從當代中國世界史研究發展的實際，還是從改革開放的中國迫切要求對世界歷史的深入了解來看，中國學者撰寫一部新的世界史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中國學者自己的世界通史研究，“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得到較大發展。整個世界史研究的進步，特別是對史學自身發展中的理論問題和人類歷史進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爭鳴，為世界通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而在理論、方法、學術思想的準備和科研隊伍的培養上為撰寫新的《世界通史》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本書是世紀相交之時，當代中國世界史學者對世界歷史的獨立理解，并提出了一種嶄新的、有中國特點的認識世界歷史的體系。生活在當代的歷史學家，如果不能把歷史融化在當代之中，那他就不可能理解歷史，寫出歷史感與時代感相結合的歷史。同以往問世的《世界通史》相比，我們希望它有助于人們更準確地了解過去，清醒地認識現實，科學地展望未來。本書采取專題與編年相結合的撰寫體例，它的特點在于，強調以時間為縱線，點面結合；既有一定的時空涵蓋面，又有重點專題上的學術深度，與教科書式的寫法有別；與傳統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相比，本課題的歷史視野更加開闊，不回避當代社會發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使世界史研究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中國史是世界歷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中國與世界，將在本書中獨立成卷，重點探討中國與世界文明的碰撞、交融及互動。在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時，我們強調新穎的研究視角、廣闊的歷史視野和多層面的理論描述。它是當代中國世界史學者，在廣泛汲取歷代中外學者世界史研究優秀成果的基礎上，追蹤當代世界史研究中的前沿問題，對世界歷史進行系統的、科學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從時代的角度，回答當代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從而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充分發揮世界史學科的科學認識功能和社會功能。本著作是通史性的著作，有清晰的歷史脈絡，但不是編年體式的歷史過程的敘述，而是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探討人類歷史矛盾運動的本質內容及內在聯系，重視理論認識、理論分析和理論概括。鑒于本課題從世界歷史的廣闊背景下，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無論是在時間跨度還是在空間分布上，都比以往同類著作有新的突破，所以，傳統的史學方法已嫌不足。在本課題的研究中，重視使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汲取哲學社會科學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如社會學、人口學、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宗教學的理論與方法以及比較方法，等等。跨學科方法是對傳統史學方法的補充和完善，是高質量撰寫本著作的重要保證之一。多卷本《世界歷史》由理論與方法、經濟發展、政治制度、民族與宗教、戰爭與和平、國際關系、思想文化、中國與世界等8卷38冊組成，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和高等學校世界史學者們集體努力的成果。任何一部世界通史著作，都不可能涵蓋世界歷史上的一切問題、窮極歷史認識的真理，并做出最后的結論。這部多卷本《世界歷史》著作的完成，不是我們研究工作的結束，而是一個新的起點。本著作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的最終成果，學者們在課題立項、研究和撰寫過程中，一直都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的關懷和支持。本著作還得到齊世榮、劉家和、龐卓恒、何芳川等知名歷史學家的學術指導。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和江西省出版集團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也給予了許多具體的幫助，我們在此一并表示誠摯的謝意。《世界歷史》編委會希望，本著作的出版有助于世界歷史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和普及，進一步加強中國世界史學學科的建設，加強中外世界史學者的學術交流，并在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務社會等方面作出更多的貢獻。 《世界歷史》總編委會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