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毛主席著作究竟影響了多少人

;李玉合

毛澤東著作影響了多少人？世界上或許沒有任何一位政治人物的著作有如此之多的讀者群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當天下午，毛澤東在寓所會見了尼克松。在交談中尼克松對毛澤東說:“我讀過主席的詩詞和講話，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學家。”“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國家，改變了這個世界。”毛澤東逝世當天的1976年9月9日，美國總統福特在哀悼毛澤東主席的唁電中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領導是幾十年來改造中國的決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這兩位美國總統所說的，不管有幾分出自于真心，至少說明了一點，毛澤東的著作對他們或多或少還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上世紀60年代，有一首《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的歌曲風靡全國，生動地反映了那個年代全國人民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烈場景。盡管多少帶有全民運動的色彩，但自覺自愿刻苦攻讀的人比比皆是。例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領導人朱德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孫子朱和平將軍在2011年回憶道：“1973年以前，爺爺已經通讀毛選四卷8遍。1974年，88歲高齡的爺爺又完成了第9次通讀。”有些人為了便于精讀，還想出了一些特別的辦法。例如我國著名教育家、“南北二陳”之一的史學大師陳垣（另一“陳”為陳寅恪），就把《毛澤東選集》拆開，按內容類別和時間先后，重新編定為六卷，分裝成六冊小本平裝，請印刷廠重新裝訂，以符合他長期以來養成的研讀典籍的習慣。這里還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他退守臺灣后，經過反復思考，認為敗因是國民黨腐敗渙散無力，而經過了延安整風的共產黨堅強有力。于是他開始讀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的一些著作。后來臺灣有人戲稱，蔣介石才是最早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是研究《蔣介石日記》的專家，她也證實雖然蔣反共，“但也讀毛澤東的著作”。世界上或許沒有任何一位政治人物的著作有如此之多的讀者群。在中國，除了身居各種職位的黨政軍干部和知識分子外，更多的是數量龐大的普通民眾。毛澤東著作中用淺顯明白語言道出深刻道理的文章不少，特別適合大眾閱讀。著名收藏家馬未都在2010年接受采訪時說道：“毛澤東有很多話非常感染人，很多今天的年輕人沒有讀過。如果去讀的話，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當時我們必讀的，就是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毛澤東這三篇文章，我覺得至今都能作為中學生的一個范文，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能講出它好在哪。其實毛澤東有些文章寫得非常平易近人……我覺得文章寫到這份上，是非常非常難的。”毛澤東著作中有些文章內容看似深奧，但經過聯系實際融會貫通也不難讀懂。《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著作中最為著名的兩篇講哲學的著作，享譽國內外。當年的媒體經常有靠“兩論”起家的報道。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新中國石油工業的創建者余秋里在回憶錄中寫到了當年開發大慶油田時如何克服困難的情形，他寫道：“面對著種種矛盾和重重困難，我想到了周總理的指示。4月上旬，有幾天時間，我用半天工作，找干部和地質技術人員談話，了解情況；半天關起門來，閱讀毛主席著作，主要是《實踐論》、《矛盾論》和《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同時，要求會戰領導小組的領導同志也這樣做。學過幾天以后，我同康世恩、唐克、吳星峰等同志進行了幾次討論，分析會戰的形勢、任務和矛盾、困難。”“我由此想到，如果組織油田的職工學習《實踐論》、《矛盾論》，以‘兩論’為武器，結合實際，分析和解決在會戰中的各種矛盾和困難，對于做好各項工作，奪取會戰的勝利，必將起到重要作用。” 兩論”不但使許多普通讀者有茅塞頓開的感覺，更使得不少政治家、軍事家和科學家有終生受益之感。胡耀邦在延安曾有幸聽了毛澤東親自講授的100多個學時的“辯證唯物論”的課程，后來整理為著名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兩部哲學名著。毛澤東講課時經常叫胡耀邦站起來發言，并對這個二十多歲青年頭腦之清晰、理解力之強十分贊賞。多年后，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的胡耀邦深情回憶道：講起文風，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論持久戰》、《實踐論》寫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動，簡直增減一個字都不行，這次五中全會公報，包括去年鄧、葉幾篇講話，政治性、思想性、科學性都是好的，但不夠生動。“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對“兩論”有特別的感情。研究雜交水稻的設想，當時被認為是對遺傳學的無知，因為舊遺傳學書上說，“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沒有雜交優勢”。袁隆平反復領會《矛盾論》的一個原理：“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動物的單純增長，數量的發展，主要也是由于內部矛盾所引起的”。1970年，當時在湖南主持工作的華國鋒曾高瞻遠矚地勉勵袁隆平，要把水稻雄性不育試驗拿到群眾中去搞。袁隆平和研究組的同志立即對過去的工作進行認真細致地分析和總結。袁隆平一方面堅持《矛盾論》講的“內因是變化的根據”的思路，對試驗中存在的問題從內部找原因。另一方面按照華國鋒提出“要把水稻雄性不育試驗拿到群眾中去搞”，付諸行動，終于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1999年，國際編號為3542號小行星被命名為“談家楨星”。談家楨是中國民盟的副主席，有“中國遺傳學泰斗”之稱。他在晚年自述中寫道：“毛澤東主席逝世已有二十多年，我對他的思念與日俱增。這種思念隨著歲月的消長，又從感情上升為理念。”“我同時還認為，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革命實踐的總結，也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兩論’中關于實踐的觀點和唯物辯證的觀點，‘不僅在遺傳學的發展中已得到充分的體現，而且也是遺傳學發展的科學真理。’”許多外國名人對“兩論”也是非常推崇的。1948年斯大林主動提出要翻譯毛澤東著作,并派出理論家尤金來到中國。中國由陳伯達、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師哲負責組織中文譯成俄文工作。在編譯的過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薦了《實踐論》、《矛盾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閱讀了毛澤東的《實踐論》,之后便交給蘇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該刊在1950年12月(總23期)發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報》全文轉載。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則親自翻譯了“兩論”，供越南干部們學習。當時許多越南干部都認為，“中國共產黨對我們最大的幫助是中國革命的經驗，是毛澤東思想”。石原慎太郎是眾所周知的日本著名右翼保守政治家。雖然他以反華著稱，但是他對毛澤東卻是高看一眼，特別是對毛澤東的哲學著作，更是贊美有加。2012年11月30日，在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了日本眾議院選舉前的黨魁討論會，輪到石原發言時，他說：“日本現在處于衰退、孤立狀態，究其原因有種種，而根據毛澤東的理論，應該抓住主要矛盾，這是一個大問題。使日本陷入今天這種狀況的主要問題，就是憲法問題。”他在1999年的《國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顧》一書中寫道：那時的提問有點像在大學國際政治課堂討論時提出的問題，作為國會外交委員會上的提問，可能很書生氣，但是我日后有關外交問題的趨向和內涵，都是以這最初的提問為出發點的，這得益于我讀過的毛澤東的《矛盾論》，這是我在學生時代讀過的書中唯一一本刻骨銘心的書。我對共產主義沒有絲毫興趣，而《矛盾論》作為方法論中的方法論，的確是合理而實用的。順便提一句，在1950年代，日本發行的“兩論”的單行本印數達30萬，同時還出現了一批宣傳推介文章，有文章稱“兩論”對日本戰后的中興起到了啟蒙作用。 1971年德文版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從60年代起，西方國家普遍翻譯出版了毛澤東著作。其中，將“兩論”（有的還加上《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單獨出版的也不少。毛澤東的軍事著作在世界上影響力是舉世公認的。世界上主要國家的軍事學院都有專門研究毛澤東軍事著作的課程。毛澤東的軍事著作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即使一個軍事門外漢，在讀了毛澤東的關于軍事的文章以后，都會收獲不少，有的甚至影響終生。《論持久戰》就是這樣一篇文章。我國著名文藝家林默涵，原名林烈，本是一介書生。1935年他東渡日本留學，年底“一二·九”運動爆發后毅然回國，開始用“默涵”的筆名發表文章，1938年去了延安。1993年，林默涵在接受采訪時談到了是什么東西吸引他去的延安。他說：“1938年，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那一年發表的，它在最關鍵的時刻發揮了最關鍵的作用，指出了抗戰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也使我的思想產生了一次最重大的變化。我就是因為看了《論持久戰》，才萌發了去延安的愿望。”“說到去延安，我還想再重復一遍，我之所以去，受影響最深的就是《論持久戰》。因為那時內心最焦慮，抗戰能不能勝利，喊口號都是抗戰必勝，最后勝利是我們的，總感覺那是空的，只有毛澤東講的才是實實在在的，說服力很大。我當時精神狀態很特別，看完后覺得什么問題都解決了，一下子輕松了，思想影響就這么深刻。”陳志昆是孫中山之子孫科的內弟，1911年出生在美國檀香山。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滿腔熱血的陳志昆一心想回到中國參戰。他從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中看到一個中國抗戰的堅強根據地；毛澤東的著作《論持久戰》使他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他為共產黨人所折服，因而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到延安去參加抗日。后來他終于如愿以償，到了延安。毛澤東與他進行了多次談話，和他一起在窯洞里共進晚餐，并贈他題詞：“將一切真正救國的志士團結起來，中國就有出路。這種志士就是不謀私利，犧牲自己，專為民族解放而奮斗的人。為陳志昆先生書毛澤東(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侵權必究更多精彩內容敬請關注黨史博采微信公眾號：dangshibocai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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