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陶淵明始家宜豐起源于南宋《圖經》

里文

前些年，筆者就讀過一篇《略論陶淵明始家宜豐起源于南宋〈圖經〉》論文，按其文章編號：1673-4580(2011)01-0005-(04)，應作于2011年，為行文方便，簡稱為《略論》。而今，距《略論》發表已過去十余年，對陶學界的影響如何？筆者不得而知。但據其內容，發現存在許多偏頗的觀點，有必要擬文來進行駁議。在北宋樂史撰的《太平寰宇記》中，記載有：“淵明故里。《圖經》云：「陶淵明始家宜豐，后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這是目前發現最早記載“淵明故里”的史料，成為“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的根基，如若被推翻，則“陶淵明始家宜豐”之說就成為空穴來風，沒有任何的研究價值。《略論》的目的顯而易見。 圖為北宋初年樂史的《太平寰宇記》記載 《略論》利用一半的篇幅對宜豐學人提出的《圖經》產生于南朝梁陳時代的說法進行駁議，以其所列舉的《圖經》發展史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是“宜豐學人說《太平寰宇記》所引的《圖經》就是梁陳時代的《宜豐圖經》，這是不可靠的，在整個南朝都沒有圖經的情況下，一個小小的宜豐縣會有自己的圖經，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繼而認為：“倒是產生于唐代的可能性極大。”可是，《略論》又對唐代的《圖經》作出不高的評價：“唐朝編寫的《圖經》雖然對地理學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在記人記事方面，卻有很多不可靠的內容，可信度不高。”即便如此，《略論》又對《太平寰宇記》引自唐代《圖經》的可能性提出質疑：“唐朝編寫的《圖經》，記人記事的可靠程度不高，不過若有記載，還是“聊勝于無”的好事。然而遺憾的是，迄今也沒有發現哪一種著作曾經提到唐朝的《宜豐圖經》，看來《宜豐圖經》的最早編寫時代，只能斷定在宋代了。”其矛頭一步步指向所謂的宋代《宜豐圖經》。若按《略論》的思路，找不到文字記載的歷史，就屬于不存在的歷史。那么，中華上下五千年歷史，能用文字記載下來的又有多少呢？難道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就可按人的意志而不存在了么？ 事實上，宋代其實并沒有什么《宜豐圖經》，按清康熙乙巳《新昌縣志》記載，只有一部南宋的《新昌圖經》，開始編篡于嘉定癸未（公元1223年），歷兩年而成，有熊良輔的《新昌圖經序》為證，而《太平寰宇記》成書于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即公元976-983年間。《略論》把《太平寰宇記》中“淵明故里”一說的矛頭指向宋代《宜豐圖經》，針對的就是這部南宋《新昌圖經》，可是《太平寰宇記》早于南宋《新昌圖經》二百五十余年出現，這樣豈不是難圓其說么？所以，為了使其觀點成立，《略論》惟一要做的就是先要證明《太平寰宇記》中根本沒有“淵明故里。《圖經》云：「陶淵明始家宜豐，后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這句原文，而是“后世作偽摻人”。如觀點成立，則“陶淵明始家宜豐”之說同樣不攻自破。 圖為清康熙乙巳《新昌縣志》輯刊的《新昌圖經序》 《略論》先對《太平寰宇記》作出較低的評價：“宜豐學人說「陶淵明始家宜豐」非常可信，是因為《太平寰宇記》乃「堂堂國史」或者「信史」。這種說法當然過于主觀化。平心而論，《太平寰宇記》記載山川地理，是很有價值的；記載人事，其可信度絕對無法與二十四史比擬，不能稱為「信史」。”《略論》站在當下史學界風行的“正史為尊”習慣上來貶低《太平寰宇記》的學術價值，同樣過于主觀化，意思就是說，即便是原文，不是正史，也不予采信。繼而以王文楚等校勘《太平寰宇記》時的“點校”為依據，提出“無論是較能體現原貌的日本宋版，還是隨意增補的萬廷蘭本，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明本、四庫全書本，都沒有“《圖經》云：「淵明始家宜豐，后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這一段文字，因此這幾句話絕對不是《太平寰宇記》的原文，而是后世作偽摻人的文字！”并且認為：“宜豐學人一直說《太平寰宇記》中有這段文字，卻未提供版本信息；根據以上情況推測，他們所依據的版本就是金陵書局本。” 《略論》為了支撐“后世作偽摻入的文字”的觀點，則要尋找到“作偽摻入”的始作俑者和原由，便又提出：“《宜豐圖經》成于南宋初期，而王象之的《輿地紀勝》成書于南宋嘉定、寶慶年間，比《宜豐圖經》晚出，其中關于「淵明故里」的記載，無非是依據《宜豐圖經》而來。因此，「淵明始家宜豐」的始作俑者，乃是紹興年間的縣令趙綸，與《太平寰宇記》沒有任何關系，也與歷史上筠州、宜豐的地方志沒有關系。”而趙綸造假原由是：“少年時代的陶淵明，奔走過很多地方，如江西安福縣就有陶淵明曾讀書于此的說法。因此，宜豐舊志說陶淵明曾在這里讀書，是有一定道理的。南宋紹興年間，趙綸任宜豐縣令，聽到了這一說法，出于對淵明的崇敬，便興建了很多有關陶淵明的建筑，又認為陶淵明既然曾在宜豐讀書，其家也應當在這里；又因為義鈞鄉有很多陶淵明后裔，便確定這里是陶淵明「始家」的地方。” 圖為南宋王象之的《輿地紀勝》記載 《略論》出自陶學界專家之筆，掌握和列舉的史料頗多，論述一環扣一環，應對“陶淵明始家宜豐”有過一番深入地研究。當然，《略論》目的不是認可“陶淵明始家宜豐”之說，而是想方設法來推翻此說。《略論》表面上看似縝密，不過只要掌握一些史料，便可窺出其中的漏洞。 目前還留存有撰于南宋時期的《新昌圖經序》內容，其中就有“邑舊有圖經，兼舉而載之宜也。建炎中，邑燬于兵，官府與典章因遜簡陋。有如舊令尹之告新令尹，則所謂圖經者，取具臨時謄寫以相授。”的記載，不知何因？《略論》對此史料完全視而不見。在出現南宋《新昌圖經》一百余年前就存在《圖經》，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惜燬于公元 1127-1130年間，為此才有新纂《新昌圖經》之舉。而《太平寰宇記》成書于公元976-983年間，很明顯，《略論》提到所謂的南宋《宜豐圖經》，不僅與《太平寰宇記》中引用的“圖經”沒有任何關系，而且與所謂的“趙綸造假”同樣沒有任何關系。 圖為《新昌圖經序》記載曾有古圖經 宜豐學人提出《太平寰宇記》中的《圖經》產生于梁陳時代，是基于宜豐縣歷史沿革來考量。因為在唐武德五年（公元623年）第三次立的宜豐縣僅存在三年就被撤并，從收集資料、編篡刻制、印刷成書等繁瑣的工序來判斷，很難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編撰出《圖經》。故推測是在第二次立宜豐縣，即南梁初（公元502年）至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的這段時間內才有可能編纂《圖經》。此時還沒有新昌縣，故稱其為《宜豐圖經》。這些推測沒有任何史料作為依據，所以可以隨意駁議，也不足為怪。然而，《太平寰宇記》并沒明確說明是引自《宜豐圖經》，還是其它什么名稱的《圖經》，目前也沒有史料來進一步證實是屬于哪個朝代的《圖經》。《略論》花一半篇幅來考證這種推測的對與錯，顯然想從根本上否定在南宋之前就有《圖經》記載“淵明故里”，不免讓人感到用力過猛，其實意義不大。不管《略論》怎樣長篇大論，但是《太平寰宇記》中的確有《圖經》記載，又有《新昌圖經序》為證，是無法來否定這些史料。因此，《略論》最終就是要尋找到《太平寰宇記》中沒有“《圖經》云：「淵明始家宜豐，后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這段原文的依據，這樣才能坐實在南宋之前沒有《圖經》記載“淵明故里”的觀點。 《略論》否定的依據來自于王文楚等校勘《太平寰宇記》時的“點校”，原文如下：“云棚城在州西北”至“《圖經》云：「淵明始家宜豐，后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宋版、萬本、中大本、庫本皆無此云棚城、金沙臺、淵明故里共三條五十二字，傅校刪，非樂史原文，為后世竄入。”其中“宋版”指原書藏于日本的宋版《太平寰宇記》、“萬本”指乾隆五十八年江西萬廷蘭本、“中大本”指中山大學善本室所藏的明抄本，有毛子晉及曾釗面城樓等藏印，“庫本”指四庫全書本，“傅校”指現代著名校勘學家傅增湘曾以鈔本校勘金陵書局本，撰成的《太平寰宇記校本》。為了提升否定的可信度，《略論》對王文楚等校勘的《太平寰宇記》作出頗高的評價，稱其“此書所據版本豐富，校勘精嚴，頗具學術價值。” 圖為王文楚等校勘《太平寰宇記》時的點校 沒想到的是，“點校”本身也出現疏忽，筆者通過閱讀該書其它關于宜豐的“點校”，發現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問題。刻印于明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的《大明一統志》中除“云棚城”記載外，還有“淵明故里，按圖經：陶淵明始家宜豐，后徙柴桑。宜豐即今新昌也。”記載，與《太平寰宇記》原文幾乎一模一樣，而在《輿地紀勝》中找不到這樣的文字記載，應出自《太平寰宇記》，說明《大明一統志》參照了有“淵明故里”原文的《太平寰宇記》版本，從而也得知在明天順年間（公元1461年）之前，有“淵明故里”原文的《太平寰宇記》版本存世，而非《略論》認為的：“宜豐學人一直說《太平寰宇記》中有這段文字，卻未提供版本信息；根據以上情況推測，他們所依據的版本就是金陵書局本。”事實上,《元一統志》才是真正引用《輿地紀勝》中的文字。王文楚等“點校”的萬本、中大本、庫本等版本均晚于《大明一統志》，說明僅憑這些版本就得出“非樂史原文，為后世竄入”的結論，顯然是非常草率的行為。王文楚等僅限于存世的幾個《太平寰宇記》版本來進行比較，而忽略了其它典籍可能引載《太平寰宇記》中的內容來綜合分析判斷。相對于“為后世竄入”的觀點，筆者也可依此得出觀點，通過《大明一統志》就可發現，萬本、中大本、庫本、傅校等存在對《太平寰宇記》原文進行了刪改，或參照已刪改的母本等來校勘的可能。筆者沒看過所謂的“宋版”，但只能是孤例而已，缺乏同時期版本的比較，同樣有存在刪改的嫌疑，并不能成為“非樂史原文，為后世竄入”的依據。盡管王文楚等在校勘《太平寰宇記》時，對“淵明故里”一條持否定觀點，但依然保留母版的原文，并沒有隨意刪改，給后來者一個能找到原文的機會。而上述這些歷史上各個時期版本的《太平寰宇記》，其刪改動機，就如同《略論》中認為的：“一個小小的宜豐縣會有自己的圖經，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的觀點。可以想象，歷史上持這樣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貽害無窮。正如胡思敬所述：“靖節居宜豐時，年尚少，地又極偏。即有可傳之事，載筆者無從知之。”宜豐處贛西北偏僻之地，歷史上曾三次被撤并，名不見經傳，被國史記載的信息非常稀少。一直以來，“淵明故里”不被人采信，因而存在校勘時肆意刪改的行為，導致一些歷史信息永遠消失在后人的視線里。 圖為《大明一統志》中記載的“淵明故里” 圖為《元一統志》記載的“陶潛” 另外，《略論》認為“淵明故里”是出自王象之的《輿地紀勝》，《輿地紀勝》又出自《新昌圖經》，而《新昌圖經》的始作俑者是趙綸，這一連串的思維看似合情合理，可是讓《略論》忽略的是，《輿地紀勝》中僅有一條“陶淵明書堂”的記載：“按古圖經載，淵明家宜豐縣東二十里。后起為州祭酒，徙家柴桑，暮年復歸故里。因以名鄉焉。”且不說與《太平寰宇記》的文字內容不相符，《輿地紀勝》與《新昌圖經》同出南宋嘉定、寶慶年間，怎么可能稱《新昌圖經》為“古圖經”呢？這么淺顯的道理都被忽略了，可見《略論》的論點從一開始起就不正確。 圖為《輿地紀勝》中惟一記載的“陶淵明書堂”之一 圖為《輿地紀勝》中惟一記載的“陶淵明書堂”之二 當我們拿掉了《略論》中依據的根基，其后面的論述就顯得非常滑稽可笑，充滿了對“陶淵明始家宜豐”之說的偏見和捏造。歷史真相并沒有權威之說，如果有的話，則就是學術霸權。我們惟一要做的就是沉下心來、拋去成見，去認真地發現、考證和研究，不放過每個細碎的歷史信息，并尊重每個歷史信息的存在。十年前，陶學界圍繞著“陶淵明始家宜豐”之說產生激烈爭辯，里面夾帶著許多不理性的思維，如《略論》中就有“古代人并不需要爭奪文化名人以開展經濟建設”的言論，在這種“為爭而爭”的學術風氣籠罩下，缺乏科學的治學態度，是不利于陶淵明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造成一些對自己觀點不利的歷史信息被屏蔽掉，得出的結論也是訛誤百出，歷史真相按照預先設置好的思路來體現。而今，這一切歸于風平浪靜，似乎又將這方面的研究給擱置了，沒人對此感興趣。然而，“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不應該就此中斷，史料中所透露出的信息不應該被人為地埋沒，還需要后來者繼續挖掘，才能在拓寬陶淵明學術研究的領域里發揮重要的作用。 壬寅春日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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