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孫家寨是淇縣著名的歷史遺存,從時間跨度來說,這處遺存與朝歌古城數千年的歷史遠不能比。然而一直以來,這處遺存卻像謎團一樣纏繞在人們腦海中,甚至讓一些學者食不甘味、夜不能寐。</p><p class="ql-block"> 有位學者在經過近20年的研究后認為,《明史》中的有關記載不符合歷史事實,他大膽提出一個驚人的觀點:淇縣的孫家寨與明朝的崇禎皇帝有著密切的關系。</p> <p class="ql-block"> 神秘的“孫家寨”</p><p class="ql-block"> 印月峰是淇縣北陽鎮境內深山里一座峭拔的大石峰,它四面幾乎全是絕壁,從遠處看猶如一座圓柱體的天然城堡,孫家寨的寨門就位于印月峰北邊的峭壁上。</p><p class="ql-block"> 印月峰北邊這面峭壁有一處陡坡,經人工稍許開發后,勉強能夠攀登進入寨門。寨門很狹小,僅容一人低下頭才能通過。寨門這一面雖然也是峭壁,但還是筑起了高高的寨墻。由此可見,當年這里一定戒備森嚴。</p><p class="ql-block"> 進入寨門放眼望,這片東西長約150米、寬約100米的平地上到處是建筑廢墟,讓人頓生滄桑之感。</p><p class="ql-block"> 廢墟中散落著一些瓦片和缸片,瓦片看起來較為平常,缸片卻非常厚,說明當年寨子里使用的缸容量很大。廢墟的東南角有個直徑30厘米的石臼(石臼:人類以各種石材制造的,用以砸、搗,研磨藥材食品等的生產工具),應該是用來舂糧食的。</p><p class="ql-block"> 從廢墟的結構可以看出,這里原是一座四合院的建筑,面積在1000平方米以上。有幾間房基里面還有地道口,從地道口向里看地道的走向,這些地道可能是相通的。可以判定,有人曾在這里生活過。</p> <p class="ql-block"> 這座山寨在當地都叫它“孫家寨”,相傳是孫徵蘭所建,可是這里地處荒山野嶺,人跡罕至,到今天連條山路都沒有,更無水源,當年孫徵蘭為何選擇在此建寨?孫徵蘭一生為官,《淇縣志》記載他到了晚年才回到家鄉淇縣,他為什么到深山建寨安家,而且建筑規模如此之大,戒備如此森嚴?當地還傳說孫徵蘭在這里練過兵,可印月峰這彈丸之地屯不了幾個兵,而且他所效忠的明王朝已經滅亡,他在為誰練兵?</p><p class="ql-block"> 如果把孫家寨與印月峰摩崖上的字以及淇縣“朱改王”的歷史故事結合起來,才能解開其中的歷史謎團。</p> <p class="ql-block"> 云遮霧罩的“印月峰”</p><p class="ql-block">印月峰猶如一個高大的圓柱體的天然城堡聳立在那里,筆直峭拔,絕壁如刀削一般。在東面的絕壁下,半山腰處的摩崖“印月峰”三個豎寫的正楷大字赫然在上。大字的左右兩邊有兩行豎寫的小字,右邊的是:“皇明御史”,左邊的是:“孫睡仙書”。(孫徵蘭,淇縣北陽鎮南陽村人,自稱“睡仙”。為官時曾負責向崇禎皇帝轉交奏折,被稱為“轉本御史”。后來,明朝滅亡,孫徵蘭遁回故里。)</p><p class="ql-block"> 印月峰,當地也有人稱它為“印明峰”。因為孫徵蘭選擇在東邊的這面絕壁上題寫摩崖,使摩崖朝向東方,即太陽升起的地方,這樣,他在題字時便省去了“明”字左邊的偏旁“日”,“印明峰”就成了“印月峰”,從而使得他內心深處的反清復明思想得以曲折地表達出來。</p><p class="ql-block"> 這種藏頭露尾的文字表現形式并不少見,像人們熟知的比干墓的碑文,因碑下是土,碑文便有意寫成“比干莫”。淇縣靈山的醒目泉也是如此,碑刻的下面就是泉水,碑文中的“泉”字便省去了“水”,成了“醒目白”。</p><p class="ql-block"> 與其他摩崖不同的是,在印月峰的摩崖中看不到刻石的年月記載,卻特意強調孫徵蘭作為明朝遺老即皇明御史的特殊身份,這也是印月峰摩崖的獨特之處。</p><p class="ql-block"> 印月峰摩崖上的字流露出明末御史孫徵蘭的反清復明思想,尤其是“皇明”二字讓這種思想暴露無遺。</p> <p class="ql-block"> “朱改王”的歷史淵源</p><p class="ql-block"> 在淇縣廟口鄉的王洞村和王灘村之間有座王家祖墳,墳地的墓碑上端有“定王歸宿”字樣,中間豎刻文字為“明崇禎之子廣裕避嫌改名王公諱廣大崔孺人陵墓”。這是王廣大和妻子崔氏的墓碑。王氏一族在當地堪稱望族,這里姓姓王的人對外一致宣稱,他們的王姓是從明末皇子朱慈炯開始的,“我們的祖先姓朱,朱洪武是我們的先人,我們王家是朱改王。”位于淇縣廟口鄉王洞村和王灘村之間的朱改王碑,記載著當年朱慈炯逃出京城來到淇縣的那段歷史。</p><p class="ql-block"> 得知明朝崇禎皇帝的兒子、定王朱慈炯的后人生活在廟口鄉一帶,淇縣的文史工作者和歷史愛好者興奮不已。多年來,他們一直在苦心考證當地著名的古跡印月峰與扯淡碑,廟口鄉王家祖墳墓碑的發現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研究線索。</p><p class="ql-block"> 淇縣學者岳武佐接收采訪時說,史書《明史·諸王傳》在介紹定王朱慈炯時給人們留下一個謎,書上說崇禎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朱慈炯在崇禎十四年九月被封為定王,當時朱慈炯10歲。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下京城后,定王朱慈炯下落不明,即史書中所說的“不知所蹤”。如今在廟口鄉發現了定王朱慈炯的歸宿地,讓史書中“不知所蹤”的謎底真相大白。</p><p class="ql-block"> 淇縣從事文史工作的關永江、石同勛、岳武佐、鄭厚德等幾位古稀老人一直在潛心研究當地歷史。為了考證“朱改王”的歷史真相,幾位老人不顧年邁,先后4次深入山區實地調查考證,并清理了王洞、王灘、朱家、廟口等村莊王氏家族的歷史淵源和“朱改王”的緣由。</p> <p class="ql-block"> 在廟口鄉王灘村,村民王慶老人現在住的房子有300多年歷史了。房子四個房角處均有磚雕,分別刻著兩個“忠”字和龍鳳圖案,這樣的裝飾在平常百姓家是看不到的。</p><p class="ql-block"> 今年75歲的王慶是定王朱慈炯的第十世孫。他在接收采訪時對自己的家史感慨頗深。據王慶介紹,朱慈炯逃難到淇縣后改名王廣大,其后人至今已繁衍了17代。王慶講述的“朱改王”這段歷史讓我們心生感慨。</p><p class="ql-block"> 那是甲申年即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義軍攻陷北京城,莊烈帝崇禎看到大勢已去,遂把家人和心腹太監王承恩召集起來,他無奈地說:“朕登基以來,宵衣旰食,日理萬機,但諸臣誤朕,讓朕回天乏力。”崇禎皇帝當場任命王承恩為提督京官,令王承恩想方設法帶領易服更名的太子和永王、定王逃出京城,以圖“留住青山,他日復國”。 崇禎皇帝又在黃袍上御書,寫完后交給王承恩。王承恩深感使命重大,遂讓太子更名廣初,永王更名廣福,定王更名廣裕,四人匆忙向崇禎辭別。在逃離的過程中,太子被李自成的義軍抓獲,永王被義軍殺死。王承恩帶著定王殺出重圍逃出了京城。</p> <p class="ql-block"> 定王隨王承恩一路南下逃到淇河岸邊,在太行山的一個山洞住了下來。王承恩對定王說,眼下我們雖然逃出了虎口,但還要加倍小心,為了避免追殺,今后你我要以甥舅相稱,你不能再姓朱了,要改姓王,名字廣裕再改成廣大。</p><p class="ql-block"> 王廣大16歲時,在王承恩的操持下與一姓崔的女子完婚。王承恩在他們結婚時取出崇禎在宮中交給他的黃袍,在黃袍內襟上寫道:“莊烈三子朱廣裕,避嫌改名王廣大,婚配崔氏,啟傳后代,勿忘祖門。崇禎二十年。”王承恩將他們住過的山洞取名王洞,王洞村由此得名。 </p><p class="ql-block"> 由姓“朱”改為姓“王”的王廣大與崔氏在此繁衍生息,逐漸發展成人丁眾多的王氏一族。隨著人口增加,王家人分地而居,于是又有了王灘村。</p> <p class="ql-block"> 在清末民國的那些年,政治環境寬松了,這里姓王的人不再為自己是明朝皇帝的后代而擔驚受怕。</p><p class="ql-block"> 那件祖傳的皇袍一直由家族中的老家長保管著,族人中的男性結婚當天,新郎要穿上黃袍完婚。每到清明節,族人要到祖墳舉辦墳會,在墳會上他們把祖傳的黃袍高高掛起,讓全族的人祭拜。</p><p class="ql-block"> “我父親結婚時還穿過那件黃袍。”王慶十分惋惜地說,新中國成立前夕,祖傳的黃袍在王洞村的老家長那里保管著,為生活所迫,這家人將黃袍改成小孩兒的衣服,黃袍從此被毀。</p><p class="ql-block"> 王承恩帶著定王逃出京城,后來的清順治皇帝還發出過通緝詔,被通緝的人除了朱氏嫡親外,王承恩是首犯。“如果像《明史》所說‘帝崩于煤山,王承恩從死’,那么清朝還會下詔緝拿王承恩嗎?”王慶激動地說。</p><p class="ql-block"> 王慶家祖墳的墓碑上還刻有這么的詩句:“承恩蒼天灰若木,托孤之志化夕陽。白骨飛灰從此去,任他神烏曉夜忙。”據稱這是當年王承恩臨終前發出的感慨。</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淇縣“朱改王”的歷史故事,以及印月峰上面的文字記述,讓明末的那段歷史更加撲朔迷離。</p><p class="ql-block"> 有位學者在經過近20年的研究后認為,《明史》中的有關記載不符合歷史事實,他大膽地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淇縣的孫家寨與明朝的崇禎皇帝有著密切的關系。</p><p class="ql-block"> 在調查中發現,史料中對崇禎皇帝當年的生死說法不一。《莊烈帝紀》和《李自成傳》等書中對當年李自成占領北京和崇禎吊死煤山時的情況均有所介紹。書中寫到:崇禎皇帝命“王承恩提督守城”,“帝召承恩,令亟整內宮,備親征。”“天未明,后城不守。”“帝崩于萬歲山,承恩從死。”還說李自成進宮后“登太極殿,據御座,下令大索帝后。”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看出崇禎當年已經死在北京。</p><p class="ql-block"> 然而,《明史·馬士奇傳》“(崇禎)十七年三月城陷,士奇方早食,投箸起,問帝安在,東宮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言東宮二王被執。”在《明史·吳甘來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城陷,有言駕南幸者,甘來曰‘主上明決’。”從這兩處記載中可知,當時有人說崇禎已經離開了京城,有人說他死了,也有人說他往南方去了。在《明史·范景文傳》中也有“帝南幸”的記載。</p><p class="ql-block"> “史料對崇禎皇帝當時的生死說法不一,這說明他逃出京城是有可能的。”淇縣從事文史工作的岳武佐說,在《明史·李邦華傳》中寫到了李邦華奏請崇禎皇帝“仿永樂朝故事。”永樂朝故事說的是明朝初期永樂皇帝朱棣攻陷南京后,建文皇帝在大臣的護送下逃出京城的故事。《明史·倪元璐傳》說:“李自成陷京師,元璐整衣冠,拜闕,曰‘南都尚可為。’”大臣請求崇禎效仿永樂朝故事,到南都(南京)重整旗鼓,卷土重來。由此可見,如果崇禎當時逃出了京城,他的目的地應該是南京,這與上述“駕南幸”和“帝南幸”的記載相吻合。再結合淇縣流傳的扯淡碑故事,說扯淡碑的主人當年逃出京城一直往南走,因為過不了黃河,轉而到淇縣云夢山修行。民間故事與史料記載相互印證,說明崇禎逃出京城不僅僅是可能,而應當是歷史事實。</p><p class="ql-block"> 崇禎皇帝之所以要選擇在淇縣落腳,是因為這里有他的心腹之臣孫徵蘭。孫徵蘭當年與崇禎的關系極為密切,在朝中負責向崇禎轉遞奏折,人稱“轉本御史”。在明朝滅亡時期孫徵蘭回到老家淇縣。至今孫徵蘭的后代提起來,說他回來后行蹤詭秘,家人不知道他整天在外邊忙什么。而位于淇縣印月峰之上的孫家寨相傳由孫徵蘭所建,這座位于深山、人跡罕見的山寨的遺址規模相當龐大,立于絕壁之上的寨墻和寨門至今仍顯示出當年的戒備森嚴。孫徵蘭回到家鄉后,本應安享晚年,沒有必要再建這樣一座山寨,可由于他曾效忠的皇帝來這里避難,他自然要在非常隱蔽的深山為其建造一個安身之所,這就難怪家人說孫徵蘭“行蹤非常詭秘”了。</p><p class="ql-block"> 通過對史料的研究,證明崇禎逃出京城;通過對孫家寨、印月峰遺址的探訪,找到崇禎隱居淇縣的物證;發現王灘“朱改王”,找到了崇禎的親屬。孫家寨與明末的驚天之謎,終于讓人發現了端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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