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老家欠耕夫一個道歉

耕夫

?孤雁難鳴寸草心，他鄉不見故鄉人。黃昏憂看窗前雨，夜半愁聽瓦上音。 　半年前，耕夫與一文壇舊友相遇，他得知耕夫十幾年間出版新著10部，達三百多萬字，問：“你是個寫家，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嗎？”耕夫搖了搖頭，又問：“那么是浙江省作家協會的，啥時候加入的？”耕夫又搖了搖頭。友人不解，說：“我是省文聯的，可以介紹你進去，好嗎？”耕夫苦笑，搖了搖頭。 前些天，耕夫被人拉進一個寫手聊天群，意外地發現那位朋友也在。閑聊中他重提這事，無奈，耕夫說：“我曾經是海寧作協會員，因為寫了金庸，現在不是了，我不想參加！”他問為什么，耕夫丟下一句話：“因為海寧欠我一個道歉。” 　1982年海寧文聯初創，耕夫是首批會員 耕夫從小愛讀書作文，13歲開始寫日記，14歲時將課文中的《白頭翁的故事》改變成一則《雅鳥學歌》，被語文老師推薦，竟然發表在《中國少年報》上。念初中時，斗膽跟班主任劉春明老師同題賽詩。 1976年5月，耕夫在海寧文化館油印刊物《海寧文藝》上發表敘事詩《一位紅衛兵的回憶》。 1977年1月，耕夫應征入伍。5月17日是耕夫在新聞路上學步的紀念日——參加師部新聞報道員培訓班，從此擔任連隊報道員。后來，耕夫曾在自己的新著上這樣介紹自己：“我未必出類拔萃，但一定與眾不同。” 也許，這個 “與眾不同”造就了耕夫在新聞領域的無數個“第一”： ——第一則新聞作品，《新戰士評上特等噴火手》（消息）刊登于《人民前線報》1978年10月9日。 ——第一個打破本連隊九年不見新聞的沉寂，破了掉換20多名新聞報道員的規矩，坐穩了連隊新聞報道員的位子。1977年度因新聞工作成績優異記三等功一次（83221部隊師直隊黨委批準），1978年度因新聞工作成績優異記三等功一次（83221部隊政治部批準）。 　 ——第一個憑著兩枚軍功章可以在政府機關挑選崗位的退伍老兵（1981年初）。 ——1982年7月，海寧文聯成立，耕夫成為第一批會員。 ——《海寧日報》的第一任新聞編輯。1983年4月，耕夫成為《海寧日報》前身的實際創辦人之一。 ——報道海寧皮革城商戰的第一篇新聞通訊，耕夫采寫的《展銷會上的較量》（經濟生活報1994年10月6日），為海寧皮革城的長久輝煌作了最早的輿論引導。 　　——第一個將目光瞄向“被魯迅罵過的人”。耕夫采寫的《世紀老人章克標回憶說“談監獄風波”是一場誤會》（新聞特稿），刊登于《中國文化報》1997年5.月9日。 　 ——宣揚金庸的第一篇力作，《文壇大俠再續少年師生緣》（新聞特稿）刊登于《浙江日報》1997年11月12日。金庸讀后讓秘書代信給我，表示“深感欣慰”， “衷心感謝”。 　 ——耕夫與錢學森夫人蔣英的第一次通話。1997年3月初，海寧兩會期間，在蔣百里親屬蔣祖康的幫助下，撥通了錢學森家里的電話，向蔣英女士電話采訪。由后，耕夫寫的《蔣百里和他的“五朵金花”》（新聞特稿）刊登于南京《周末》1997年12月19日第一版，《蔣百里將軍和他的日本妻子》（新聞特稿）刊登于《團結報》1997年12.月31日。 　 ——第一個將筆觸指向查徐聯姻的細節。1998年4月1日，浙江日報刊登我的新鮮之作：《金庸與徐志摩：一對表兄弟》，緊接著《人民日報》《中國文化報》等二十多家報紙刊登此文。 　　——第一個報道“爺爺考生”鄒偉敏。《六月高考海寧出了個“爺爺考生”（現場特寫）刊登于《浙江日報》2003年6月13日，央視當日摘播，首創“爺爺考生”一詞。于是，鄒偉敏走進《新聞會客廳》，與白巖松訪談。 　——第一個用優美的文字描繪出海寧潮的“一潮三看”和“一潮四景”。2000年1月，由耕夫撰文、方炳華攝影的《天下奇觀海寧潮》一文8000余字在《人民畫報》刊登，將海寧潮推向世界。 　——第一個敢以新聞形式否定重大工程的新聞記者。2005年3月，正當錢江十橋的設計方案在報紙上公選時，耕夫訪問上海專家，寫了《錢江十橋選址引爭議》的深度報道，發表于2005年3月30日《人民日報》，《錢江潮能否完好留給子孫》的深度報道發表于3月31日的《浙江工人日報》，然后，擴展成一整版篇幅的《莫讓跨江大橋一“跨”成憾》（深度報道）刊登于同年4月20日《中國旅游報》。國家旅游局局長將此文批示給浙江省政府，由此“橋改隧”，沒了十橋多了“錢江通道”。 　 ——第一個替五四時期的“賣國賊”洗刷罪名。《多面陸宗輿》（人物特稿）刊登于《名人傳記》2010年第12期，《陸宗輿后人下落揭秘》（特稿）刊登于《名人傳記》2010年第5期。2019年出版《這才是陸宗輿》一書，已經完成38萬字的《陸宗輿傳》。耕夫曾多次采訪陸宗輿的女兒陸蘊玉、孫女兒陸秀芬和陸秀菁等后人。 　——第一個揭開建國初期著名電影導演史東山的自殺真相。《名人傳記》2010年第8期刊登我的《大導演史東山自殺真相》一文，為采訪史東山的女兒史大同、史大里姐妹所獲新聞材料。 　　——第一個與兒子同學并獲得浙江大學畢業證書的新聞記者。2005年，在捧得多項新聞獎之后，耕夫不甘心于自己的低學歷身份，毅然走進全國成人高考的考場，先修經濟管理專科，再完成浙江大學的漢語言文學課程。《浙大遠程，我的新期待》獲浙江大學“遠程風采”征文比賽二等獎，《那個春天，我跟兒子同了學》獲海寧電大30周年校慶征文比賽一等獎。 　　——第一個被譽為“兩炮連發”的作家型記者。2014年1月，人民日報出版社以版稅費形式同時出版耕夫的新著《金庸和他的家人們》、《金庸和他的師友們》。 　　——在海寧，第一個獲中國資深新聞工作者榮譽證章(中國記協2015年11月頒發）。 …… 　耕夫致信副市長：史東山故居是假的 如果耕夫沒有寫這封信，也許就沒有后來的一系列事件。 2002年9月26日下午，正在海寧參加史東山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的中國舞蹈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史大里，接受浙江青年藝術學校的聘書，擔任該校名譽校長，耕夫在現場采訪。時59歲的史大里是中國第一代電影藝術家史東山的女兒，也是中國第一代芭蕾舞演員。從此，耕夫與史大里常有聯絡，同時結識了她的姐姐史大同夫婦。 2003年9月，史大同、史大里姊妹倆攙扶著93歲的媽媽華旦妮來到海寧。母女仨踏遍了老街上的一塊塊舊石板，看遍了一幢幢百年老屋，還是沒有找到史東山的故居。老太太自言自語地說道：“他的老屋子怎么找不到了呢？他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啊！”這番話讓耕夫驚詫不已，一個尋覓答案、揭示真相的強烈愿望由此而生。 沒找到老屋，回到北京后，老太太一遍又一遍地念叨著這樁遺憾事，姊妹倆便寫信向耕夫求助。于是，耕夫在《浙江日報》的報道中講述了華老太“替夫尋根”的事跡，故事感動了故鄉人，許多人自發地幫助尋找“史家老屋”。 　2003年4月，史大里寫信給耕夫，說她的母親19歲時隨史東山來過硤石，依稀記得故居離東山很近，開窗可見東山，屋后有條小路便是上山的路。門前很開闊，有個很大的廊棚。她肯定地說，西牛弄7號不是史東山故居。史大里要耕夫將她的話傳遞給市領導，繼續尋找故居。 隨后的一次旅游會上，耕夫說了史東山故居尋訪線索，吳偉強副市長要耕夫寫下來。于是，耕夫按照他的吩咐，寫了《關于史東山故居的尋訪線索》一文，一式兩份，一份給了他，一份給了宣傳部。史大里的信，究竟是給了吳副市長還是宣傳部，耕夫記不得了。 　耕夫的信如下： 關于史東山故居的尋訪線索 從市委宣傳部的一份工作表上得知，市里正在確認史東山故居。為此，我將所知道的一些線索提供給領導，以作參考。 去年9月觀潮節期間，在紀念電影大師史東山百年誕辰的活動中，我與史東山的女兒史大同、史大里相識，閑聊中說起了大師的故居。10月份，我花一周的時間，在東山南路尋訪知情者，梅雨濤、王海根、鮑有根等數位老人向我提供了一些線索，說橫頭街西牛弄7號可能是史東山的故居。于是，我以此為題寫出報道《海寧人尋找電影大師史東山故居》，欲繼續搜集線索，得到確認。11月28日，《浙江日報》刊登此文。 因為史東山離開老家時只有17歲，當在1919年前后，如果是親眼所見，應是他的同齡人，現在起碼也是90歲上下的老人，而我一直沒有找到這樣的知情者，當時所采訪的幾位老人都是70歲左右，他們說的，或是從已故的早年鄰居處聽來，或是依稀記得自己的父母所說，其情景都是模糊的，得進一步確證。 浙江日報報道以后，曾是西牛弄7號房東的史國金（海寧制革廠退休工人）的兒子找到我，他說，這房子是他母親的陪嫁房，她母親今年70多歲，是金粟英之女，他家雖然姓史，但與史東山沒有親緣關系，這房子不可能是史東山的故居。 由后，一位名叫吳一心、家住白漾里的女市民打來電話，她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線索：她的父親於志林（1918年生，離世已三四年），解放初期曾在三小、四小教書，當過校長，解放前在上海做事，與電影界許多人物相識，也跟史東山結交多年，還幫他辦過事。吳女士曾見過史與於的合影，還聽於說過，史的故居是在橫頭街，但不是西牛弄7 號，好象是在東邊，一個叫“唐家廳”的里面，房子的建筑要比西牛弄7號好得多，幾十年前，這里也有搟面鋪和豆腐坊。 后來，一位讀者也在電話里提供一個線索：市工商局有一位退休干部的父親曾是史東山的朋友，早年是由史帶到上海的，他可能從父親的言談中知道史東山的故居。 海寧日報記者蔣連根 2003年4月17日 當年，吳副市長因病休假了，不知此信現存何處？ 遞信以后，工商局退休干部的女兒上門而來，耕夫看到了她的祖父與史東山的合影，便去“唐家廳”察看，覺得與照片上的環境對得上，確信“唐家廳”北側的屋子才是史東山故居。 2004年11月4日，史東山故居開放，卻是西牛弄7號。華旦妮和史大里母女來了。史大同沒有來，然后打電話向耕夫要照片，問她為啥不來，她說，故居是假的，她不接受，不愿意來。史大里回京也打電話說：故居是假的，她和媽媽都不接受，她們來，是接受了史東山事跡展覽，送一些遺物來，并且參加中國電影的百年慶典。她希望海寧修復真正的史東山故居。 　這天，在觀看展覽時，史大里悄悄對耕夫說，史東山并不是暴病死的，而是自殺身亡。再問，她欲言又止。耕夫察言觀色，她也許礙于母親在場，不說了。 她們回北京后，耕夫給姊妹倆寫信，寄去了中國電影百年盛典頒獎現場的幾十幅照片，詢問她父親自殺的原因。史大里復信給耕夫，附了她姐姐的一則回憶《憶我的爸爸》，文中透露：史東山是在胡風事件中蒙受大冤，被江青逼死的。果然，姐妹倆害怕老母親再受刺激而復發歇斯底里，才不愿意說出真相。 為此，史大里特地再來海寧，讓耕夫看了史東山臨終前寫下的三張紙條，將父親的自殺真相一鍋兒端出，并讓耕夫暫時保密。幾年后，95歲的華旦妮去世。征得姐妹倆同意，耕夫撰寫的《大導演史東山自殺真相》才得以在《名人傳記》上發表，曾經震撼了文壇和史學界。 　史大里曾邀耕夫撰寫《史東山傳》，耕夫答應了，史大同寄來了《史東山影存》一套。至今耕夫沒寫《史東山傳》，一是因為華旦妮、史大里母女不幸病故，二是因為故居是假的，傳記不可避免揭穿這個騙局，耕夫不敢。 　　寫金庸，耕夫受壓制 耕夫不知道，史東山故居的主持者是誰，更沒有預料到他會成為耕夫的頂頭上司即報社總編。在此后多年中，耕夫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壓。 1994年1月海寧日報復刊，每周出一個副刊，一個整版。《海寧潮》新鮮出爐，宣揚的第一位海寧籍名人是金庸，連續4期刊登通訊員和本報記者合寫的長篇專訪《金庸的昨天和今天》。從此，本土名流成為我們緊追不舍的 “明星”。 在六年多的時間里，耕夫成了“兩棲人”，出門是一線記者，游走在名人坊間，采寫出一篇篇專訪和隨筆；進門是后方編輯，是《海寧潮》的主持人，坐下來將采訪所得的零星線索拉長了，編織起通訊網，立刻邀約親歷者、知情人撰稿，組織版面，或者籌劃下一步的采訪。 此后，海寧的名人文化工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先是有關名人文化的國際和全國性學術研討會在此召開，引來了許許多多海內外的學者和研究者，隨之，當地的名人文化從宣傳型提升到了學術研究的層次，各類名人研究團體應運而生。 　 1996年11月11日，金庸學術研究會在海寧成立，北京大學教授嚴家炎等專家從北京而來，金庸也來了。作為文化記者和金庸學術研究會理事的雙重身份，耕夫參加了成立大會。 學術交流時，嚴家炎教授對他說：“海寧是金庸先生的出生地，他從小生活在這里，留下足跡和故事，你是本地記者有這個優勢，你可以寫寫他的故事，寫寫他的家里人嘛！”耕夫覺得這是個好主意，開始尋找金庸的少年足跡和家庭隱事。 1999年9月，金庸舊居“赫山房”修復，金庸的大妹查良琇從臨安歸來，在落成儀式之后，耕夫特意前往她下榻的賓館探望。這是一次十分珍貴的見面，她將家事親情一古腦兒端給了我，還將兄妹們的家庭地址悉數告知。這樣，耕夫打通了采訪路徑，花五六年時間一一拜訪了在內地的金庸弟妹，將他們的生活和親情故事全記錄了下來。 此后，金庸多次回鄉，耕夫有了直接聽他聊家常的機會。采訪多了，積累的素材豐富了，自然而然動起了出書的腦筋。 　耕夫曾在致嚴家炎教授的信中這樣寫道： 金庸在小說中大肆渲染家庭（身世）對個人命運的重大影響，甚至是宿命的影響，因而安排了揭開身世之謎的一條條隱線，著重描寫人的親情關系，涉及個人家庭生活，才造就了一個個適合于英雄成長的環境，才使他們有了傳奇的經歷，造就了他們的英雄品質。由此可見，金庸在這個潛在的意義模式里包含著一個隱喻的世界觀：血親關系是世界秩序的基礎，建立在血親關系上的家族是存在的基本形式，而家族的命運與整個民族國家都是相通的，由血緣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國，這種一致性秩序構成個人安身立命的存在之鏈，愛恨情仇，出生入死，均系于此。那么，金庸本人的家庭、親情就不是用一句隱私就可以概括的了。通過金庸的家事、私事等生活環境，不是也可以更具體、更深刻地觀照他的傳奇人生，包括他豐富的個性和性格，從而找出他成長成才的淵源嗎？作為金庸故鄉的一名新聞記者，向大眾提供他鮮為人知的家事，應該說是責無旁貸的。 　 2008年中秋，江蘇文藝出版社的王宏波老師突然來電，向耕夫約寫書稿，也許他是讀了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才主動找耕夫的。寫書的遇上了出書的，也是一種緣分吧！ 在耕夫寫書過程中，他的兒子也成了記者，在杭城某報謀職。因為金庸常去杭州，他比耕夫更有機會接近金庸，他與金庸的合影一直掛在耕夫家的墻上，金庸臉上一副威嚴的神色，似乎每天在督促著耕夫寫好這本書。 耕夫寫金庸外傳，邊寫邊發，先在報刊雜志上發表，以引起金庸及其親屬的關注，從而得到更多的訊息資料。可是同時，也招來一些人嫉妒的目光，隨之而來的是現代“焚書坑儒”事件的一次次上演。先是有人向出版社、報社、雜志社誣告，捏造事實，惡意中傷。 然后，報社總編張某某幾次找他談話，要他交出名人之后的信件，并借一次“未見報差錯”對耕夫進行政治迫害。“未見報差錯”：值班總編在審稿中發現，本期的“小記者作品”中出現一則上期已經見報的稿子，拿下，未曾見報。 　　遭污辱，耕夫欲跳樓 7月13日，耕夫在悲憤中想到了史東山之死，學他以死抗爭，自證清白，推開窗戶欲往下一跳…… 隨后，在停職檢查十幾天后，耕夫在妻子痛哭哀求之下，違心地向報社交了一份檢查《對7.13事件的反思》。 　下面是耕夫的檢查書，一字不改，原件存海寧日報社。 對7.13事件的反思 我的筆是用來寫新聞的，所謂“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不應該用來寫檢討書，今天是人生第一篇，就以“反思”作為我個人的深刻檢查吧。 “血口噴人”的批斗會（7月13日白天發生的事） 事發前一天上午，我向編輯中心主任王永銘提出不再編輯《校園》版的要求。王說：“先跟領導商量一下，這一期還是你編。”我答應了。隨后，他讓我寫成書面報告說明理由交給領導。我寫了，下午上班時交出。當日下午上班不久，吳少華副總編拿著一份5月6日《校園》版的清樣給我看，“未見報差錯”就出在這張清樣上。當即，我查了一下發排文件夾，未曾見著那篇多出來的稿子。當時我覺得蹊蹺：這篇半拉子的文章從哪兒來的？清樣上怎么找不見一丁點我校對的痕跡。我猜測有幾大可能，一是我有急事請假了，沒有參與校對；二是送審清樣時，將未確定的清樣錯拿了，或與其他版面的清樣夾帶給了領導；三是領導臨時有事，等不及送審跳過了前道流程。 由于事隔兩個多月，對當時情景我一時回憶不起來。在疑疑惑惑中，我找了袁青峰。我說“青峰，我覺得這個清樣我不曾看過，如此低級的錯誤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怎么會躲過兩雙眼睛，我覺得奇怪。你是否幫助回憶一下，是否當天你有事（或開會什么的）提前看了清樣。”說此話時吳少華副總編在場。我當時的目的，是為了搞清楚出錯的原因，避免今后重蹈覆轍，并不是想嫁禍于人。幾小時后，吳少華總編再來，對我說，電腦室查過了，發排文件夾確實未見那篇稿子，可能是排版工錯挨上去的。隨即，我跟他去了電腦室，姚偉也對我這么說。此刻，我確證了原先的猜測，當場重復了一句話：“這個版面我一定沒有看過。”至于原因，因為時間太久我一時回憶不起來，也就說不上來。 第二天即7月13日，下午剛上班，我按通知要求參加會議，會場除了所有編輯還有電腦室所有人員。會議開始，袁青峰一個人說話。他先表明自己對工作負責和認真的態度，然后指責我：“簡直是……，血口噴人！”這時，在場者的眼光齊刷刷地瞄向了我，頓時，我有一種似乎在“文革”批斗會上挨整的感覺，尤其那句“血口噴人”的辱罵話激怒了我，我怒火中燒，站立起來，順手將椅子一推，我問：“什么是血口噴人，我讓你回憶一下有沒有這事，錯了嗎？”我質問袁青峰：“我說過你不負責任的話嗎？我說過你跟電腦室打電話拿版樣的話嗎？有問題為什么不是個別交談搞清楚，而要用這種類似‘文革’批斗會的形式，這是整人！”在激烈的話語間，我下意識地用手指敲打著桌面，但并不是用手掌大力拍擊，更沒有出現一句罵人的話。 人走會散，我回到辦公室做當天的兩個版子，相安無事。 　從上門道歉到以死抗命（7月13日晚上發生的事） 晚上回家，在給老父洗澡時，年近八旬的母親突然說：“5月5日，你父親出院，你辦的出院手續，送他回家，那天下午你說是請假了的。”我恍然大悟：85歲的父親4月14日中風，住院治療21天，出院那天恰是5月5日。上午姐姐從醫院打電話給我，讓我下午帶老父出院回家，并安裝好吸氧機。于是我請了半天假，將已編好的《校園》版稿子傳給了電腦室，極有可能我關照過排版工，請她直接將大樣送審。因而，當天兩個版子的清樣錯過了我和部主任的兩雙眼睛。 此時，5月6日《校園》版“未見報差錯”的原因已經明了，雖然我請假了，作為責任編輯，這個“未見報差錯”的責任還該由我承擔，對此，我心里是明白的。 晚7時許，我打電話給袁青峰，問他晚上是否當班，說要找他談談心。他答應了。我默默準備好了談心的三個主題：一，我為什么要突然退出《校園》版？——我不愿意做 “小記者”騙局的設套人，不愿意誤人子弟！不愿意成為“世界上最窩囊的編輯”。二，時事版編輯中的問題——隨意冒用新華社消息十分危險！三，開拓健康版的新稿源以創收——提幾個小建議。 晚8時許，我走進編委辦公室，見桌面上送審的版面不是很多。我說：“青峰，我找你談談心，溝通一下，打擾的時間不會很多。”他沒吭聲。我誠懇地說：“白天的事，我向你道歉，我的態度不好，請你原諒！”接著，我說了因請假而漏看清樣的事，再次表示歉意，承擔責任。他還是一言不發。我不明白他是接受了還是反感。我說，十分厭惡白天的開會形式，領導先定調子，然后一個接一個發言，“炮彈”對準了一個人，像極了“文革”批斗會。 也許我在部隊多年擔任過戰士支委的原因，十分推崇個別談心的形式，我說：“我倆可以個別談談，交換一下意見。”他仍不理會我的話，突然拿出幾頁紙，向我宣讀起開展“提質年”“提效年”之類的文件。我明確表示，大道理我全懂，沒必要說。我主動說起《校園》版，欲將最近發現的有關“小記者”招收中“學校騙報社，老師騙家長”的事向他匯報。然而，我只說了一句“校園版我實在不能編了……”他開口說了一句令我十分惱火的話，他說：“倪衛青是在幫助你……”此時，往日受盡“夾板氣”的許多往事一古腦兒出現在眼前，我怒氣沖沖地說：“誰要她幫我了！” 他接著咬牙說：“這次要扣罰你，六月份（實際是7月8日《校園》版的‘未見報差錯’）的一次重稿也要罰，狠狠地重罰！”我想起當初讓我編輯《校園》版時的情景，一股上當受騙被捉弄的感覺越來越強烈。 沒想到，我的話還沒轉上正題，他突然將門打開，趕我出門。此時，一團火焰在我胸間燃燒，我克制自己，對他說：“青峰，別忘記了我是你的入黨介紹人。”意在提醒他：面前的道歉人與你的特殊關系，你不應該如此對待他；按照黨的生活準則，無論你職位多高，在黨內是一名普通黨員，你的入黨介紹人找你談心，你有義務聽從。 他臉色鐵青，再次怒吼：“你馬上給我出去！出去！”剎那間，“人弱被人欺”、“人老了遭人棄”等字眼，連同一件件往事涌上我的腦際，我感到冤屈，由悲生恨，恨自己一輩子被人欺，連最后三年也不能安穩度過，這一回欺我者竟然是年齡比我黨齡還差一截的人，竟然是我昔日無私幫助過的人……悲憤中，我隨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只鐵制茶杯往自己頭上猛砸了七八下，以發泄堵塞在心頭的一股惡氣。沒有一句勸導，沒有一語安慰話，此刻，袁青峰竟然說出了一句喪盡天良的話：“好，你想死，你就死到自己家里去！”他將門完全打開，咬著牙說：“你死吧！回家去死！” “死”、“死”、“死”……一個個“死”字，沖撞著我痛苦的心靈，讓我想到了“以死抗命”、“以死證白”等一連串字眼。此時此刻，我頭腦中一片模糊，除了怨恨還是怨恨，迸現出一個字——“死”，了結自己的生命以證清白，我搬起一把椅子，奔向窗口…… 以上兩節的事發經過是我在7月14日凌晨記錄下的。回想當夜，我十分后怕，要不是撲向窗口的剎那間我發覺窗下有涼臺，摔不死我，我猶豫了一下后被人緊緊抱住拖下；假如是一幢毫無阻擋的高樓，我會毫不猶豫地一頭栽下去的。（以下“我的反思”內容，略） 檢討人：蔣連根 2011年7月18日 其實當晚，耕夫打算將“假故居”的事全盤托出，勸他別做為虎作倀的小人。 “713事件”不僅摧毀了耕夫對海寧文壇的信任，對海寧日報社的期望，尤其嚴重損害了耕夫家庭的和睦和幸福。妻子經受驚嚇，從此憂郁成疾，釀成不治之癥而早早離世。 　“焚書坑儒”，耕夫心中永遠的糾結 2011年10月25日，耕夫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簽定《金庸的家事兒》（暫名）一書的出版合同。原定2012年8月出版銷售。耕夫跟責任編輯王宏波說，九月份是海寧觀潮節，將首發式放在海寧，作為觀潮節的一項活動。王編輯同意，請示領導后讓耕夫起草一份文函給海寧。 于是，2012年5 月耕夫起草了《關于<金庸的家事兒>擬在海寧首發的函》，由出版社寄給海寧市委宣傳部和旅游局（如下圖，原件存宣傳部和旅游局）。同時，耕夫跟嘉興市僑辦約定，這本書的首發式在金庸舊居舉行，屆時由他們邀請金庸及其弟妹來參加，搞一個金庸簽名贈書的儀式，然后在金庸舊居拍攝他們的全家福合影。 　 6月底，在沒有看到書稿的情境下，海寧組織起“九人團”，對耕夫進行調查。7月5日，總編張某某強迫耕夫交出此書的電子文本和出版協議，威脅說：“明天你不拿出書稿和合同，就不要來上班了，作除名處理。”第二天，在妻子痛哭哀求之下，耕夫交出書稿和合同。 一日，市委宣傳部孫副部長找耕夫談話，要他停止出版此書。耕夫問為什么，他說經過“九人團”審查，這書不利于海寧與金庸的關系，不得出版。別人寫金庸可以，你是海寧人就不能寫金庸。 　這時候，《金庸的家事兒》更名為《金庸跨不過查家橋》首批3萬冊正上機印刷，并且掛上了豆瓣讀書網（見上圖）銷售。 耕夫的毀約給出版社造成很大損失。按照出版合同規定，單方面毀約，他得賠償出版社30萬元。耕夫問孫副部長，這筆錢誰承擔，他說：“又沒有人讓你寫，你自己要寫的，當然是你自己承擔。”在高壓下，耕夫只得撤回書稿，打算賣房賠償。（兩年前耕夫為了兒子結婚貸款購房，已經掏空了積蓄。），兒子兒媳為此發生爭執，最終兒媳離家出走，導致離婚。 得知撤稿，王宏波編輯在電話里氣憤地說：“一個縣級政府，竟然干涉鄰省的廳級部門，用行政命令干涉非隸屬部門，用軟暴力打壓出版自由，是典型的侵犯人權。” 　面對30萬元的違約賠償，無奈，耕夫聽從王宏波編輯的指點：向北京大學嚴家炎求救。于是，耕夫致信嚴家炎教授，寫道： “我是金庸家鄉浙江海寧的一名記者，我有幸曾經兩次聽過您所作關于金庸小說的演講……我從事新聞采編已經30多年了，我打算在退休前的三年里，將我壓在箱底的素材著成為書，于是我撰寫了《金庸的家事兒》書稿，并與江蘇文藝出版社商定了版稅事宜，簽訂了出版合同。現在，這本書由編輯老師修改完畢，改名為《金庸跨不過查家橋》。按照編輯建議，我誠懇地邀請您，為我的這本書作序。目前，書號已經申請到，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急切地等待著您寫的序言。”耕夫寄上了書稿。 終于，2014年1 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金庸和他的家人們》《金庸和他的師友們》兩書。 　　2014年1月24日，周五，耕夫早早回到了杭州西城年華的家里，下午，耕夫和妻子備了一些水果和瓜子，在家等著，原浙大黨委書記張浚生來訪。二時多，張浚生來了，兩位青年人相伴。落坐后，耕夫遞上新著和幾幅金庸的老照片，聊開了話題。張浚生說，他在香港新華社工作期間，與金庸交往頗多，有十三年吧。至今，耕夫還牢牢記住了張浚生的話：“你的書寫了他的朋友，其實金庸的朋友圈很大，你還可以寫續本，再寫上兩本三本，也不多。”談了一個多鐘點，兩人才握手告別。 幾天后，紅旗出版社的徐瀾總編找上了耕夫，說：“老書記邀你一塊寫金庸。”她轉達了張浚生的話，邀請耕夫擔任《金庸在浙江》一書的編輯，負責組稿和編輯。這時耕夫才明白，張浚生親自上他家，是來物色審查他的。 又過了幾天，張浚生在電話里對耕夫說，他可以安排耕夫赴香港拜訪金庸，只要他擔任這部書的編輯。最后，耕夫還是沒有同意，因為剛剛經歷過“焚書坑儒”事件，他心有余悸了。不過，耕夫向張浚生推薦了市委報道組的沈達，沈達推薦了原市長應忠良擔任編輯。后來，張浚生主編的《鄉蹤俠影—-金庸的30個人生片段》出版，書中有耕夫提供的老照片和資料。 不多久，張浚生赴香港探望金庸，帶上了耕夫的這兩本書，作為壽禮贈以金庸。——《成都晚報》2014年3月10日報道：金庸九十大壽，海寧同鄉蔣連根先生托人給金庸先生送去了一份特別的禮物，由蔣連根著、人民日報出版社新出版的《金庸和他的家人們》《金庸和他的師友們》，以表達對金庸先生的尊敬之情。在這兩本書上，蔣連根還寫下了：“大俠鄉愁，一半親情，一半友情。敬賀查先生九旬之年健康快樂。同鄉小記者蔣連根以書賀歲。” 　繼2014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耕夫的《金庸和他的家人們》《金庸和他的師友們》后，2019年9月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他的《金庸自個兒的江湖》上下冊，在臺灣出版《金庸家族》和“金學叢書?蔣連根系列”7本。這些書占據圖書市場高地，銷售業績特佳，出版社以版稅率給耕夫計算稿酬。　 時至今日，海寧文壇對耕夫不僅沒有說過半句歉意的話，還剝奪了他的文藝創作獎權利，將他逐出了作協隊伍。殊不知，“九人小組”大都是耕夫的文學同道，筆耕摯友，他們的這一舉動，在這位自尊又固執、自傲又倔強的軍事記者出身的新聞人那里，于心靈和情感上會造成多么深的刺激和傷害。在這以后的歲月里，耕夫遠離海寧文壇，基本與昔日文友斷交。雖然耕夫在海峽三地有一定的聲譽，有的是文壇摯友，但缺了故鄉情，對他無疑是一樁十分痛苦的事。 耕夫與海寧文壇的糾葛，關聯著金庸大俠，耕夫期望有武俠作家將他的故事寫進小說里，因為這是一場獨特的、富有戲劇意味的江湖恩怨。 傷秋冷氣草枯黃， 夜里郊原寂靜惶。 孤雁悲鳴難結隊， 披衣踏月慢思鄉。 港版《金庸家族》（2021年版）中華商務進口原版 318元 需者請登陸淘寶網，直接購買，本人不代購。 繁體字豎排中文版，對內地讀者來說，是一本書房珍藏佳本！ 此書被金庸弟妹稱之為“寫金庸的書中，最實，最真”的一本書。 　　——感謝海寧市有關領導為我營造了一個“與眾不同”的新聞逆境。 ——感謝“九人團”讓我活著體驗到王國維、蔣百里、史東山等鄉賢前輩的自殺心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因為“憤怒出詩人”， 因為“梅花香自苦寒來”！ 我的少年愿望： 有一間寬敞明亮的大書房。 我的晚年愿望： 手捧著我自己寫的書， 壽終正寢，無痛而逝。 一本書房珍藏佳本！ ———此書被金庸弟妹稱之為“寫金庸的書中，最實，最真”的一本書。 《金庸家族》（2021年版） 外圖港版 258元 需者請登陸淘寶網，直接購買，本人不代購。 繁體字豎排中文版，對內地讀者來說，是一本可以珍藏、可以傳給子孫后代的書房佳本！ 愛讀金庸小說的讀者不可不讀！? 金庸的前秘書、明報月刊前總編楊興安評論說：寫金庸最真最好的書，糾正了金庸傳中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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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老家欠耕夫一個道歉

耕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