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戰友人生錄

暖水瓶

1940年3月照片中的16人被逮捕，后排右三黑衣者是我父親。 我在16歲時遇到文革，縣城的一張大字報讓我立下誓言，要以一己之力澄清我父親歷史問題。大字報標題是《十個為什么》：主要質疑我父親在抗日戰爭已經是太行南區游擊隊司令部第一支隊政委，解放后只是個中學教導主任，后來又被貶為二中普通教師。結論是“鄧洪波是大叛徒”。我當時雖然很小，但是斷斷續續聽到過父親和母親談論過去的事，還看到過父親書寫的《向黨交心》和多次書寫重新入黨的申請書。我堅信我父親沒有叛變革命。我為了給我家一個交代，從16歲開始，歷經50年，翻閱了大量歷史資料和孟縣、焦作黨史，還找了不同時期父親曾經的戰友，結合我父親的履歷，寫就《我的父親》一文。這個萬言文先在網絡發表，閱讀量達到12萬，后來又在《焦作晚報》五期連載。50年，半個世紀，不為名利，只為一個客觀歷史。長時間的追尋，我父親的人生脈絡逐步清晰：他求學時期傾向革命，多次被當局警戒并被開除。1937年到新鄉參加華北軍政干校，193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提拔為太南游擊隊一支隊政委、五支隊政委，同年10月部隊開拔時因瘧疾被部隊留下治病，病愈受組織指派留地方搞地下工作，在區委書記位上被逮捕，出來后受脅迫到國民黨區公所工作兩年多，期間掩護我地下黨。1945年再次找到組織后被審查近兩年，沒有發現叛黨行為，1947年被重新分配到公安局工作，后來根據他的學識改行搞教育，1951年調他去開辦修武一中，后來多次運動，1961年把已經下過的結論重新定位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調二中為一般教師，1962年44歲抑郁而逝。改革開放后，我父親的歷史問題得到改正，我母親重新擁有革命干部遺屬待遇，我想尋找的答案也清楚了，但這50多年我在尋找父親的足跡中，對每個時期父親戰友的足跡，也有了充分了解，他們的人生也充滿了故事，我就把他們的情況做一個整理，按父親人生順序逐個介紹于此，做個紀念。（）李望亭1929年左右，我父親到孟縣三完小讀高小，當時三完小地下共產黨員、國文教師李望亭看我父親勤奮，開始將魯迅、郭沫若、蔣光慈的小說借給他閱讀。李望亭是我父親的思想啟蒙者，后來李望亭奔赴延安，李望亭以后情況不詳。（）董奧林孟縣人。1933年，我父親高小畢業，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孟縣師范，到孟縣師范后，我父親和進步學生董奧林、耿一林終日對進步書刊手不釋卷，成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東北淪陷后，他們組織“萌芽社”進行宣傳抗日活動，后來我父親和董被學校開除，我父親被組織介紹到沁陽師范，董奧林又考入開封高級師范，1937年3月離開學校，奔赴太原，在薄一波主持辦的軍政學習班中學習。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以后，董奧林回到孟縣，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任孟縣工委書記。是年8月，奧林調沁陽中心縣委任宣傳部長。1939至1945年奧林先后任山西平陸中心縣委書記、芮城中心縣委書記、山西省中條山地委委員、宣傳部長、山西省條西地委委員、宣傳部長。　　1946年6月，又調至中共太岳四地委任委員及孟縣縣委書記。1949年3月，調任福建省福安縣縣委宣傳部長。建國后，董奧林任福建省委宣傳部宣傳處長。1954年，從江南調到東北鞍山，先后任鞍鋼第二冶煉廠黨委書記、鞍鋼黨委宣傳部長，鞍山市委常委，鞍鋼黨委常委。　　1977年4月26日，奧林因患急性心肌梗塞在鞍山逝世，終年60歲。（）耿一林孟縣人。我父親和董奧林、耿一林在孟縣師范的學運積極分子，志同道合，1940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陜西青年抗敵決死隊隊員，新軍政衛二○九旅八中隊政治指導員、軍政干校政治指導員、八路軍總部干事。新中國成立后，任孟縣教育科科長、延津、獲嘉、汲縣和新鄉等地中學校長。1985年離職休養。享受副省長級醫療待遇，2014年2月17日在新鄉逝世，享年96歲。（）王毅之沁陽人。1931年考入沁陽師范，1932年春因家庭經濟困難輟學，但是仍然領導沁陽學生運動，我父親被孟縣師范開除后，被組織介紹到沁陽師范繼續學習，和王毅之一起開展抗日宣傳，他們深入各校和農村演講，并和王毅之共同組織領導“晨鐘社”新文學讀書會，這個時期我父親的革命熱情日益高漲，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上世紀80年代中期，時任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毅之到焦作視察，我去拜訪，他非常明確的告訴我：“你父親讀書多，思想成熟，多才多藝，在沁陽師范期間抗日宣傳特別活躍，后來組織推薦他去華北軍政干校學習，我去開創早期的晉豫邊革命根據地?！?lt;/p>王毅之1934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初任中共晉豫特委組織委員。同年7月任中共晉豫邊臨時工委組織委員。10月任中共沁陽中心縣委書記。參加開創早期的晉豫邊革命根據地。1937年2月率選派的18名中共黨員、民先隊員到山西太原參加由薄一波領導的軍政訓練班學習，被編入楊獻珍任指導員的第六隊。1937年5月奉命返回河南工作。1937年10月起任中共豫北特委組織委員，發1938年2月兼任豫北人民抗日游擊第三支隊政治委員。7月重建中共沁陽中心縣委，先后擔任副書記、書記。1940年4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晉豫區第四地方委員會書記。1941年5月至1942年5月任中共晉豫區第三地方委員會書記，1942年4月至1943年1月任中共晉豫區第一地方委員會書記兼任豫晉聯防區第一軍分區政治委員。1943年1月至3月任太岳區晉豫第一地方委員會書記、豫晉聯防區第一軍分區政治委員。3月至8月任中共太岳區第四地委書記。1945年8月帶領100多名在延安的晉豫干部返回太岳區。1946年1月至6月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第十執行小組（新鄉執行小組）工作，任中共代表。1947年7月至1948年春任太岳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1949年3月任解放軍長江支隊第六大隊政治委員，率6700多名干部南下，渡過長江，進軍閩東。1949年9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福建省福安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1952年后到輕工業部食品工業局局長、1957年2月至1960年3月任食品工業部部長助理、黨組成員。1960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輕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1964年4月兼任中國煙草工業總公司第一任總經理兼黨委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0年4月至1982年4月任輕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1983年至1993年為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2001年7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王毅夫，孟縣人。他1931年考入孟縣師范，和同在孟縣師范的我父親一塊參加學運，一塊被開除學籍，一塊到沁陽師范，是同學加革命同志關系。他1937年奔赴延安，在陜北馬列學院學習，后在延安大學工作。1940年回孟縣工作，先后任中共孟縣縣委委員兼區黨委書記、縣委組織部長、副書記、書記等職。1951年調任中共武陟縣委書記。1952年任中共新鄉地委宣傳部長。1953年任地委第一副書記。1955年冬，王毅夫因持個人意見被定為所謂"反黨宗派活動"，受到黨內紀律處分，降三級到基層工作（1984年5月，經中紀委批準，給予糾正，恢復原工資），1962年調省委農林工作處任副處長，1973年任中共安陽市市委書記、革委會主任。1982年2月離職休養，1994年逝世，終年78歲。　?。ǎ┨飼r風，筆名矢鋒，沁陽人。1936年雙十二事變后，我父親因為發表文章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扣蔣而被沁陽師范校方禁閉，后來北京大學學生李磐、矢鋒到沁陽策動沁陽全城各中等學校游行示威，我父親聯合參與組織這場運動，他們被視為“異黨分子”，共同被列為嚴加監視對象。后來在1938年日寇侵占沁陽后，矢鋒以國民黨沁陽七區區長身份作掩護冒著生命危險，與國民黨駐沁40軍黃旅長多次會談，達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協議。他率領地方武裝，同40軍官兵一起，先后在窯頭、常平和碗城阻擊敵人，他還利用日本憲兵隊與偽保安師之間的矛盾，積極做該師參謀楊作霖的統戰工作，終將投降賣國、殘害人民的偽保安師驅除出了沁陽。1939年后，矢鋒歷任晉豫游擊隊大隊新五營教導員、129師新一旅統戰科長、太岳二分區敵工科長、沁陽抗日民主縣政府縣長等職，1943年12月，在參加秘密軍事會議返程途中，遭到襲擊，不幸犧牲，時年30歲。同時參與學運的北京學生李磐以后情況不明。（）朱瑞江蘇省宿遷市人1937年七.七事變，國共開始合作，中共中央確立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的重大決策，毛澤東指示：在“晉城、陵川、修武地區組織一個支隊”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委派軍委主席朱瑞到太行南區搞統戰并組建游擊隊。朱瑞利用國共合作機會，與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協商在新鄉開辦一個華北軍政干校，招收200了余名青年，我父親被組織安排，成為華北軍政干校的第一期學員。1937年12月，一期學員畢業后，朱瑞從中挑選50余骨干奔赴山西晉城，一邊組織支隊準備，一邊提名劉剛開辦第二期軍政干校。我父親以孟縣、沁陽師范兩校學歷和多才多藝受到朱瑞注意，特別提名他協助劉剛開辦第二期華北軍政干校。校址在崇實中學（現晉城一中），先后培訓學員200余人，以此為基礎，成立了“太行南區游擊隊司令部”，我父親被委任為第一支隊政委。朱瑞將軍是江蘇省宿遷市宿城區龍河鎮朱大興莊人。1928年入黨，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第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谷諔馉幦姹l后，朱瑞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1939年5月朱瑞任八路軍第1縱隊政治委員，與司令員徐向前赴山東統一指揮中共在蘇魯的部隊。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軍委正式任命彭德懷兼軍委總參謀長，葉劍英任第一副參謀長，朱瑞任第二副參謀長。1946年10月起先后任東北民主聯軍和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1948年10月1日，在遼沈戰役攻克義縣戰斗中犧牲，是解放戰爭時期犧牲的最高級別將領，時年43歲。（）劉剛河北南皮人。1937年底，劉剛受中共北方局軍委書記朱瑞委派，到晉城開辦華北軍政干校第二期。此時，我父親也被朱瑞派去協助劉剛，在劉剛領導下開展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在1938年1月我父親入黨，3月組建太行南區游擊隊司令部時，劉剛給與了極高評價，對我父親直接安排擔任一支隊政委起到重要作用。劉剛，大學肄業。曾任中共陽城、沁陽縣委書記，豫北、邢臺地委書記。建國后，歷任中共平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河南省委宣傳部部長、省委副書記，洛陽拖拉機廠黨委書記兼廠長，中共中央西北局候補書記兼宣傳部部長，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天津市第九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97年去世。（）劉子超廣東省興寧縣1938年3月下旬，成立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劉子超任司令員。4月，劉子超率領一、三支隊（我的父親是一支隊政委）由山西進入修武，宣傳、發動群眾，打擊日偽、漢奸，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劉子超對我父親極大信任，1938年5月，司令部由修武遷至武陟，把當地華北軍政干校學員從晉城調去任五支隊支隊長，把三支隊并入五支隊，隊伍迅速擴大到數百人，成為最大的支隊，我父親被劉子超調任到五支隊任政委。1938年10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磨擦，11月劉子超率部重返山西，在陵川編入八路軍一二九師晉東南獨立游擊支隊。我父親因患瘧疾被劉子超安排回老家養病。1939年5月，建立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徐向前，政委朱瑞。劉子超奉調八路軍第一縱隊政治部任宣傳科科長。10月，劉子超任山東縱隊宣傳部部長，他根據朱瑞的提議，創辦了山東縱隊機關報《前衛報》、這個報名，至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濟南軍區所延用。1941年11月，侵華日軍總司令俊六指揮日偽軍五萬多人，分五路向沂蒙山區實行“鐵壁合圍”的大“掃蕩”。12月11日，山東縱隊領導機關，遭到敵人包圍。劉子超鎮靜地隱藏好保密筆記本，以手槍迎擊敵人。最后遭日軍夾擊而壯烈犧牲。時年35歲。（）許林楓孟縣人1938年初，許林楓被組織介紹到晉城華北軍政干校學習，第二期學員，我父親作為一期畢業生協助二期學員工作，作為老鄉而相識，后來許又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許林楓在安陽任區委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安陽縣委書記，建國后歷任華北局農村工作部四處副處長，信陽市委副書記，1960年到青海工作，先后任青海農牧廳廳長，海北藏族自治州黨委書記，西寧市委書記，青海省委常委、青海省副省長。1995年離休，2018年逝世，終年96歲。 （）聶元梓河南滑縣人1938年初，到華干二期學習結束參加了太南游擊隊。1938年5月，擴大太南游擊隊五支隊，下設少年抗日先鋒隊，聶元梓任隊長，在我父親手下工作。當年秋天部隊重回山西陵川，聶元梓被派往中共北方局黨校學習。聶元梓原任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在文革中紅及一時，因率領北大學生沖擊北京市委受到毛澤東的肯定，文革中和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范大學的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為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文化大革命”中為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北大革委會副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法庭認定其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依法判處她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４年。1986年聶元梓被釋放后，兒女們與她之劃清界限，已65歲的聶元梓無依無靠，借住到二姐家中，后她的外甥女將她趕了出去。最后街道辦給她分配了一所兩室一廳的房子，聶元梓在好友的幫助下，又跟風做起了生意，賠的一干二凈。到了80歲以后，聶榮梓的心終于平靜下來，她開始反思自己的錯誤，2017年去世，終年98歲。 （）陳子植修武人1938年初，太行南區游擊隊司令部成立，一支隊隊長由陳子植、莊林、王化成任支隊長，成洲、鄧世江任政治委員。（鄧世江就是我的父親）他們五個人先后在一起共事，為太南游擊隊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陳子植1937年2月參加工作，晚我父親一年，在193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3月任山西省陵川抗日游擊支隊第一大隊隊長。5月編入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第二支隊，任支隊長。1939年1月任八路軍晉東南獨立游擊支隊第四大隊副大隊長。11939年8月任晉東南陵（川）壺（關）平（順）三縣武裝指揮部指揮長。1940年后曾經任冀魯豫軍區第2縱隊新編第3旅作戰股股長、冀魯豫軍區教導第7旅參謀處處長、9冀魯豫軍區第五軍分區參謀長、水東獨立團參謀長、冀魯豫軍區第十二軍分區參謀長、第六軍分區副司令員、豫皖蘇軍區獨立旅副旅長兼參謀長、豫皖蘇軍區軍政干部學校副校長。1949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5兵團18軍隨營學校校長。7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5兵團進軍大西南先遣隊副司令員。建國后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軍52師副師長、西藏軍區日喀則警備區司令員、西藏軍區副參謀長。1957年在中國人民解1963年9月任中尼公路修建指揮部指揮長。1973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川省軍區副司令員。1981年離職休養，按副兵團職待遇。2020年2月26日，在成都逝世，享年108歲。（）莊林1938年春任太南游擊隊司令部第一支隊第二任支隊長，我父親那時任政委。解放后任哈爾濱鐵路局局長兼黨委書記，1949年12月，毛澤東訪問蘇聯，在哈爾濱鐵路管理局分界點陶賴昭站，哈爾濱鐵路局局長兼黨委書記莊林奉命登上專列，和鐵道部部長滕代遠一同去見毛澤東。滕代遠給毛澤東介紹： “他原來也是八路軍，后來改行搞鐵路?！?lt;/p>毛澤東親切和莊林握手。莊林同志向毛澤東介紹了哈爾濱鐵路局的基本概況，談了在解放戰爭時期作為大后方的哈爾濱，他們肩負著鐵路運輸、踴躍支前所做的工作及新中國成立后鐵路運輸生產情況和學習蘇聯鐵路先進經驗的做法。毛主席聽后，滿意地說：“我曾說過，關鍵在于學習嘛。”（）王化成也1938年任太南游擊隊司令部第一支隊第三任支隊長，我父親那時任政委。王化成解放后任哈爾濱市委書記，（）成洲這是我唯一下很大功夫而沒找到一點信息的前輩。成洲在太南游擊隊是和我父親關系很密切的戰友之一。我父親在一支隊是接成洲的第二任政委。到五支隊仍然是接成洲的第二任政委，之所以找不到他的信息我臆想有二：一是可能犧牲，二是可能脫離了革命隊伍。 （）孫永宇孫永宇1938年5月由華北軍政干校學員被派到老家武陟窯頭組織武裝，并被任命五支隊支隊長。此時，我父親由一支隊政委調任五支隊政委，我想有三個可能：一是我父親和孫永宇都是華干出身；二是都是本地人（我老家孟縣，同屬懷慶府。）好開展工作；三是我父親的能力得到認可，因為當時五支隊已經快速發展成為司令部最大的隊伍。合作時間有幾個月，10月隊伍向山西開拔，我父親患瘧疾被留地方。2021年，武陟縣孫莊“太行南區游擊隊司令部五支隊舊址”已經入選河南省第八批省文物保護單位”。孟縣黨史為證：1938年底，縣委領導人員有所變動，劉峰任縣委書記，許克明任組織部長，宣傳部長是李勃然，城東區分委書記劉健，后由鄧洪波為書記。就是在華干我父親由鄧賜江改名鄧洪波。孫永宇的家門上掛起了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第五支隊(簡稱五支隊)的牌子。經過司令部做工作，武陟大虹橋村綠槍會的大師兄邵天福又帶領30多人參加了五支隊。五支隊成立后，孫永宇任支隊長，梁毓中任副支隊長，成洲任支隊政委。（焦作資料沒有顯示我父親接成洲為第二任政委，我想是因為我父親歷史問題，不便表達，但歷史確實是我父親接任成洲的政委職務）。下轄三個大隊和一個30多人的少年抗日先鋒隊，聶元梓任隊長。五支隊最后發展到了200多人。（后三支隊合并到五支隊，成為最大支隊）1938年10月后，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根據上級指示，率一、二、五支隊和整編后的四支隊，離開武陟，北上太行山，11月，在陵川縣柏寨編入一二九師獨立游擊支隊(即趙譚支隊)。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亦告結束。（）史向生濟源人1938年他任沁濟溫孟中心縣委組織部長，我父親因病從部隊留地方工作，組織關系由史向生介紹給孟縣。2019年1月23日，史向生嫡孫史兆強來我家做客，特意帶來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向生》一書，這個接點的細節和此文完全吻合。史向生（1912年－2002）,祖籍河南省濮陽甘露集，生于河南省濟源縣。原水利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原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原中國農業科學院黨委第一副書記、第二副院長，原北京農業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常務副校長。離休干部（正部長級待遇）。（）常延青筆名吳堅孟縣人1939年春節前后，在縣委指示下，我父親利用自己的文藝特長，和以黨員和“民先”隊員為骨干，組建了40余人的“墨林劇團”，演出抗日救國劇目，后國民黨當局強行干預，“墨林劇團”被迫解散。“墨林劇團”雖然被迫解散，但涌現出了一批先進分子，我父親這段經歷的證明人常延青就是“墨林劇團”的積極分子，他們互相激勵，成為中堅。常延青和我父親同為孟縣師范同學，一塊參加學運。比我父親晚一年入黨，他是1939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5月到延安陜北公學社會科學部學習。1941年后任陜甘寧邊區隴東專區鎮原縣選舉工作團副團長、陜、甘、寧三邊分區文藝工作團副團長、團長、編導。建國后分別任寧夏省政府文化局局長、寧夏省文藝界聯合會主席。1954年11月到甘肅工作，先后任中共甘肅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中共甘肅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1980年10月任甘肅省文聯主席。1983年當選甘肅省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1992年11月離職休養。于2008年1月20日17時在蘭州逝世，享年88歲。常延青最感人的功績：文革后重新工作，即在大年初一和時任甘肅省委書記宋平登門拜訪還沒有恢復名譽的知識分子代表；支持作家創作劉志丹的長篇傳記文學。他第二次復出后，支持《西安事變》話劇出籠，這是當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首次領袖人物的藝術形象首次出現，開創了共和國時期表演藝術的先河。還有支持著名大型舞劇《絲路花雨》的出籠、甘肅的《絲路花雨》代表國家出訪了100多個國家。 （）劉峰孟縣人1937年11月入黨。1938年8月，劉峰接任席松濤為孟縣縣委書記，我父親10從部隊回到孟縣，在劉峰領導下搞地下工作，他任孟縣書記一年零一個月，孟縣地下工作進入高峰期，全縣建立7個分區，38個黨支部，地下黨員發展到600余人，組織2000余人到根據地受訓。我父親此時是南莊區委書記，由他推送到延安和太行游擊隊的青年就達近百人，孟縣黨史稱這段時間是孟縣黨組織發展的黃金時代，特別指出我父親任區委書記的南莊是個典型。劉峰1939年9月離開孟縣，先后任沁水縣書記、陽城縣書記、豫北地委宣傳部部長、和晉豫區黨委主辦的《光明》月刊社長。建國后，劉峰任新鄉地委秘書長、副書記、新鄉市委書記、河南省工業廳廳長、河南市委第一秘書長、河南省政府秘書長。離休享受副省級干部待遇，2006在鄭州逝世，終年92歲。新時期我和劉峰之女圓海取得聯系，其受家風影響，一般行政事業單位一般干部，行事低調，退休后常在沁陽母親家和鄭州兩地居住。（）李勃然孟縣人孟縣黨史記載：1940年3月25日，孟縣政府和國民黨縣黨部對李勃然、荊利九、李增祥（劉漫君）、常延青、梁富海、畢秀云、鄧洪波、張淼亭、李敬芝、張延令、劉謙如、姚安民、徐吉祥等16人突襲逮捕，原因是這些青年以抗日民族先鋒隊名義對抗政府，此事件對孟縣黨組織造成巨大損失，孟州民間稱此事件為“孟縣十六君子事件”。這些被捕青年沒有一個流露出恐懼悲觀情緒，相反大家表現的更為樂觀和激動，一整天歌聲不斷。次日，這些青年被送到洛陽勞動營，隔日又被送到陜西省咸陽集中營。不久，這些同志大部分在日寇飛機轟炸咸陽之空隙逃跑，張淼亭和鄧洪波沒跑出，被列為可疑人員被轉移到西安勞動營。我父親革命生涯從此斷裂，倆年后逃出勞動營，孟縣淪陷，不敢回家，到國民黨殘部和區公所茍且兩年，期間雖然仍然掩護地下黨，又侍機尋找組織，經組織審查一年多，沒有發現我父親叛黨，重新分配到孟縣公安局任教育所所長后搞教育，這是后話。在此要特別感謝李勃然。文革我16歲去鄭州找他給我父親證明，他在被批斗期間還實事求是給與了說明。李勃然因為抗戰時期孟縣一個很大的“民先事件”受處分，因為他是縣委書記被開除黨籍，于1955年到延安重新入黨，為他的仕途造成巨大影響，最后職務為鄭州大學教務長。直到1977年撥亂反正，孟縣“民先事件”才得到平反。李勃然逝世后《河南日報》發了消息。改革開放我和李勃然之子李依民取得聯系，他下鄉知青被分配到焦作7447廠當一個普通工人，安居焦作。（）畢秀云孟縣人十六君子之一。畢秀云和我父親同為孟縣師范學生，1938年6月入黨，在南莊學校任教期間，我父親為區委書記，支持畢秀云籌建“孟縣婦女救國會”，畢擔任第一任救國會主任。1940年3月17日，十六君子被逮捕，乘日本飛機轟炸逃出集中營后，和姐姐一起到張茅山區任教，繼續從事革命工作，1943年回到孟縣，在馬橋學校任教時突然昏迷去世，時年23歲，她是孟縣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民國孟縣巾幗英雄。（）李增祥孟縣人十六君子之一。1939年1月，李增祥接畢秀云任孟縣婦女抗日救國會主任。是我父親在孟縣搞地下工作的戰友，1967年我曾經到北京找過她，記得她家在復興門外，多間屋子，木質地板，她還把她丈夫叫出來介紹，說我父親能力出眾，如果當時和她一塊逃出來繼續革命，一定是個好的領導干部，可惜了。她當時非常謹慎，讓我靜觀時局變化，夫婦應該都是文革對象。據說李增祥丈夫也是個老革命，1955年國家監委成立，書記是董必武，副書記劉瀾濤、譚政、王從吾、錢瑛、劉錫五。劉錫無是孟縣人，李增祥丈夫在其手下工作，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住房情況，他們夫婦應該是司局級以上職務，李增祥是在勞動部還是建工部工作已經記不得了，而且我再三努力也沒找到他們的具體情況。遺憾。 （）荊利九孟縣人十六君子之一。1938年入黨，和我父親一塊在孟縣搞地下黨，和我父親等十六君子一塊遭逮捕。他當時逃出后由西安到延安，參加陜北公學學習，畢業后任陜甘寧邊區安寨保育院小學教導主任，解放戰爭任太岳四分區干校教導主任，后回到孟縣任民政科長、孟縣師范校長，1949年作為南下干部到福安縣任縣長、書記。閩侯專署副專員、莆田地區專員。1980年逝世，終年66歲。這里要說明的是，荊利九之子荊福生是我們第二代的驕傲，曾經官居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就因為妻子死后娶了個唱戲演員，被妻子洗腦，由一個清官變為貪官，被判無期徒刑。（）姚守倫孟縣人抗日戰爭時期和我父親同為孟縣地下工作者。后我父親逃出集中營后，國民黨孟縣縣長張伯華以家庭威脅，迫使我父親為其在區公所做文墨工作。1945年初，我父親隨國民黨地方團隊路過逯村，猛然看到曾經的同事、地下工作者姚守倫，我父親急中生智，設法引開隊伍，幫助姚守倫脫了險。解放后，姚守倫任孟縣糧食局局長，對我父親幫他脫險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說明。（）李庸夫孟縣人從1945年8月到1947年2月，經過一年半時間，組織結束對我父親的調查。孟縣再次解放后，我父親被安排到孟縣公安局任教育所長，和從部隊回來的秘書股股長李庸夫一塊整理敵偽材料，一塊參與審訊和羈押案犯工作，前后約8個月，他們合作默契，共事十分愉快。后來軍隊渡江戰役開始，李庸夫又回歸部隊打過長江，歷任福建省福安行署公安科長、寧德縣公安局局長、華東局公安部部長梁國斌秘書等職。1965年調上海市委秘書處處長、市委辦公室副主任、上海司法局局長、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學院院長。他是上海政法學院的創始人，1997年逝世，終年70歲。（）我的父親命運多舛，鬧學潮被開除學籍，部隊黃金時期患疾病，地方工作剛剛上手遭逮捕，解放了又進了反省院，解放后10年各項運動無休止，國家昌運前又英年早逝?？梢哉f我父親的一生都在跌宕起伏中，基本沒有舒心日子，我為懷才不遇的父親深感遺憾。我父親1938年1月入黨，是黨培養的知識分子干部，有部隊和地方工作經驗，如果正常發展，他同期的基本是副部級，至少也應該是司局級吧，可他運氣太差歷史從此改寫。我父親是個才俊，寫一手好文章，可以編劇，辦刊物；拉一手好京胡，臨去世當晚還在用琴聲表述心頭郁悶；寫一手好書法，修武前烈士陵園的三塊主碑的行草碑“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就出自他手；體育玩的有模有樣，他帶領修武一中籃球隊在縣城所向披靡；有天生的文藝細胞，話劇，歌劇，京劇樣樣拿的出手；演講口才出色，在街頭、在學校他的演講感染過無數人。他的人生不易，雖然最后得到平反，但一切都回不到初始了。好在，歷史是客觀公正的，在我父親誕辰100周年之際，我用這篇文章做個紀念，也給他的戰友一個紀念。從一個人看一類人，從一個小家看一個國家，因為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必定有時代的烙印，這就是我寫此文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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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戰友人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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