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1856—1925） 是晚清重臣，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那桐字琴軒，一字鳳樓，葉赫那拉氏，滿洲內務府鑲黃旗人，舉人出身，與端方、榮慶并稱“旗下三才子”。</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作為晚清重臣，讓人們記住那桐的是三件事：參與《辛丑條約》談判，給清華大學題名《清華園》以及那部《那桐日記》。其實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還有一件事忘不了，那就是王府井的東安市場。</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姓葉赫那拉，滿洲內務府鑲黃旗人，出身官宦世家。和很多滿人不同，那桐在旗人里算是頗有學問的。他從小就肯用功讀書，曾在光緒十一年參加順天鄉試時中過舉人。在旗人中并不多見，加之辦事能力強，為人圓融，所以盡管在戶部做低級官做了二十年，之后的仕途卻是非常順利，尤其前有恩師翁同龢的欣賞與舉薦，后有與榮祿的結交，使其一路升遷至戶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軍機大臣、內閣協理大臣等要職，同時還兼任過京師步軍統領，并負責管理工巡局事務。是大清朝最后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1900年八國聯軍侵犯北京，史稱庚子之變。慈禧西逃，那桐奉命隨奕劻、李鴻章留京與聯軍議和，處理善后事宜。</span></h1><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時為理藩院左侍郎的那桐被派為留京辦事大臣。由于同時兼任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之職，在議和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大臣奕劻尚未抵京之前，因緣際會，那桐成了與洋人交涉的核心人物。他“托總稅務司赫德見各國公使，為之代商和局”。8月28日，八國聯軍士兵穿越紫禁城，他在乾清門外等候，又在御花園伺候“喝茶、用果點”，使紫禁城得以保全。待兩宮返京，那桐迅即獲得要位，出掌外務部。</p><p class="ql-block">圖為位于北京東堂子胡同的總理各國衙門。</p><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辛丑條約簽訂后，那桐被派為專使赴日本道歉，賞加頭品頂戴。1902年2月署外務部左侍郎。次年擢戶部尚書，旋調外務部會辦大臣，赴國外考察銀行、稅務之事。</span></h1><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期間那桐不辭辛勞，展露出精明能干的辦事能力，引起遠在西安慈禧的關注。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那桐收到好友桂月亭密函，“云皇太后因桐在京辦事得力，特頒賞銀六百兩”，并要求那桐“不必具折謝恩，不令宣露”。果不其然三</span>個月后，那桐收到慈禧的六百兩“私房錢”，“祗領心感無似”。慈禧偷偷賞錢給大臣，這在晚清堪稱異數。顯然，慈禧已將那桐視為心腹，但礙于同為葉赫那拉氏，故不便公開賞賜。</p><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1906年那桐被授予體仁閣大學士，參預厘訂官制，變通旗制。1909年授軍機大臣。1911年，奕劻成立皇族內閣，那桐被任為內閣協理大臣。同年袁世凱內閣成立時，被任為弼德院顧問大臣，但那桐基于自己的考慮并未到任。</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中前排右二為那桐。</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與外國公使的合影。</span></h1><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道光年間，位于北京西北部的熙春園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部仍叫熙春園，被賜予五子奕綜，西部叫近春園，被賜予四子奕詝（咸豐），俗稱"四爺園"；（"四爺園"之四爺是奕詝，還是綿忻，尚無定論）咸豐即位將熙春園改為"清華園"并親題匾額。</p><p class="ql-block">1910年，美國用庚子賠款建造的“清華學堂”，即位于清華園內，這就是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園”牌樓歷史悠久，始建于1909年，門額上的“清華園”三個大字是晚清軍機大臣那桐1911年題寫的。那桐在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清華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的校長，故“清華園”三字就由他題寫。</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此樓的“清華學堂”四字同樣亦為那桐所題。</p><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這座“二校門”曾在1966年8月24日被“清華大學紅衛兵”當作“四舊”推倒、砸毀，20年后重建，才得以在原址大致恢復原貌。</span></h1><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舊時官場不少人有寫日記的習慣。這些日記就成為現代學者學術研究的重要史料。而那桐作為晚清重臣，留下了大量的日記，彌足珍貴。</p><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日記》始于光緒十六年（1890年）止于民國十四年（1925年），共36年，系統完整地記錄了晚清及民國初年的政治、外交、軍事及官僚日常行為生活。在現存的日記中，前23年的日記為那桐逐日親筆書寫，1912年7月11日，那桐中風以后，日記改為那桐口述，他人代書，之后那桐還會查閱、小改。有時，那桐自覺身體不錯，可以提筆，還會親自再寫。由于身處要職并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變革時期，《那桐日記》的內容十分豐富。它系統完整，時間跨度大，歷經了甲午戰爭、戊戌政變、八國聯軍入京、辛亥革命、溥儀退位等重要階段，對于研究晚清民初的政治、外交、軍事，以及官僚機構的運轉都具有重要價值。</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日記》之卷首，撰有這么一段話：</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嘗見吾叔父逐日書寫筆記，垂三十年不輟，身心功夫與年俱進，歷歷可考；且偶遇往事，隨意披閱，如在目前。吾甚羨之。自今伊始愿效所為，既承家法兼可自勵。</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日記經過了三代人的保存。但1966年文革中日記全部被抄沒，80年代初才被歸還。但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4月23日至宣統元年（1909年）5月13日的第20冊遺失不見了。</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這里摘抄幾段那桐日記：</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臘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那桐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說：“昨日呈進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賞還。風定天晴，氣象甚好。此后遵照臨時大總統袁通告，改書陽歷。”不可謂不輕描淡寫。</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對于1917年的張勛復辟事件，早已置身事外的那桐更是漠然以對，很是“淡定”。7月1日，身在天津的那桐提及“接到北京電報，清帝宣統已經復辟矣，奉有皇上諭旨數道，北京市面人心極其安靜。”從次日起，那桐改用陰歷記日記，記錄至第十天， 那桐提及“聞昨日取消帝制”，隔天重新陰陽歷并用，提及“車夫董四由京回，知宅中尚無損失”，并于7月13日重新改用陽歷書寫，提及“張軍敗逃，京中秩序稍復”。</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關于五四運動，那桐與北京城里大部分旁觀者一樣，直到第二日才風聞了前日的事件。</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日記》1919年5月5日是這樣描寫的：“午后瑞鶴莊、三侄、四侄、二姑太太、達親家來，旋去。大、四、六女來，晚飯后去。昨日午后各學堂學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潤田寓滋鬧，曹避而未見，將其房間焚毀，遇章仲和，群毆之，次日斃于醫院，此誠不了大案也。或云章未死，不知確否。”看來遠離權力中心且疾病纏身的那桐既失去了信息來源也失去了政治敏感性。</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br></h1><p class="ql-block">舊時東安門外大街兩旁有不少店鋪和商攤兒，由于這一帶緊挨著紫禁城，許多皇親貴胄及官員都在附近置辦了私宅。可因攤販眾多，導致道路擁擠，影響了他們出入宮廷。所以住在金魚胡同的步兵統領那桐等官員就提出了整頓市容、修建馬路的方案。結果就是將沿街攤販全部遷到了東南面的八旗兵神機營的練兵場，這樣既解決了道路的通暢，又改善了攤販們風霜雨雪的狀況。由于這里鄰近東安門，所以叫做東安市場。</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東安市場逐漸成為集百貨、戲曲、小吃、餐館、洋貨、書攤于一身的大型商業中心。是當年老北京最繁華的商業街區之一。</p><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是讀書人，他的字圓潤練達，一如其人。這是那桐撰寫的對聯。</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摘自網上《那桐的書法》</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的書札。</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摘自網上《那桐的書法》</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的舊居有兩處。一處在北京，一處在天津，北京的舊居稱為那家花園，</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引自《百度百科-那桐舊居》</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北京的那家花園東西向從金魚胡同東口到現在臺灣飯店的東墻，南北向從金魚胡同到西堂子胡同，原有房廊三百多間。據那桐之孫張壽崇撰文回憶，那桐于光緒十二年(1886年)搬到金魚胡同，原來只有住宅部分，后東西擴延，遂成“占地二十五畝二分九厘二毫，原有房廊三百多間的那家花園”。</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家花園內有味蘭齋、瀓清榭、雙松精舍、水涯香界、吟秋館、翠籟亭、篩月軒、圓妙亭、井亭、 葉赫那拉氏宗祠、樂真堂戲樓、遂初庵等建筑。</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那家花園舊景。</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金魚胡同2號是“那家花園”的正院，是那桐及其眷屬的住宅，大門內懸有“太史第”和“鄉舉重逢”的匾額。整座建筑以2號為中心向東西對稱延展，東側是1號和1號旁門，西側是3號和3號旁門。臨街的幾十間倒座兒南房橫貫東西，五座廣亮大門等距離地矗立其間，頗為氣派。1號、2號均為四進院，3號院的布局比較別致。張壽崇回憶:“是一座很具格局的院落，我們小時候叫它西大院。西大院一進門有一排順街南房，進了垂花門，兩邊抄手游廊，三間帶廊北房、東西耳房。這種布局使院子顯得特別敞亮。跨院還有些群房，其西邊有三大間前后帶廊灰磚紅瓦楞鐵頂的洋式房子，是一個大自然間。過去室內擺放西式餐桌等，附有西式廚房”。3號旁門是馬號，在此養馬和存放車轎；院內建有暖洞子(花房)，冬季存放花木。1號旁門是花園，園內堆土疊石為山，掘地注水為池，建有爬山游廊和亭臺樓榭。“吟秋館”的楹聯是“有山可觀水可聽，于室得靜亭得閑”；“翠籟亭”的楹聯是“嫩寒庭院初來燕，楊柳池塘欲上魚”。</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在那家花園的留影。</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家花園”之所以在民國期間成為上層社交場所，是因為所處的地理位置和園內有一座在當時稱得上新式建筑的戲樓所致。戲樓名“樂真堂”，建于光(緒)宣(統)年間，前后帶廊，房廊為花瓷磚鋪地，前后是大玻璃隔扇。屋內東邊有方形帶柱戲臺，上有倒掛楣子，下有欄桿；屋內中間以正搭斜交的半人高木欄板隔開男賓(官客)、女賓(堂客)，成排擺放帶靠背的椅子供賓客觀看演出。</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那家花園舊貌。摘自《王府井金魚胡同的那家花園》。</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那家花園舊貌。摘自《王府井金魚胡同的那家花園》。</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那家花園舊貌。摘自《王府井金魚胡同的那家花園》。</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1950年，那家賣掉了那家花園老宅。圖為五十年代初期在那家花園舊址上蓋起的北京和平賓館。</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在天津還有一處舊居。中華民國成立后，那桐在天津英租界紅墻道（17號路，今新華路）購得地皮一塊，蓋了一棟德式樓房，率眷遷入，但春、夏期間仍回北京。圖為新華路當年那桐留下的小樓。</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當初建房時，那桐非常重視，親力親為。他自己看圖，并由兒子紹曾親自操辦。民國初年天津的租界，很多漂亮的小洋樓都是被主人用高高的院墻和厚厚的鐵門包圍起來，既為居住安全，也為求得心理上的安穩。但那桐卻放棄了高門圍墻，將自己的庭院和小樓開放式地展現在人們面前。</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后來，天津租界里的小洋樓漸多，洋樓的樣式和風格也發生了變化。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那桐的兒子紹曾在花園的西南角建了一幢小洋樓，形成老官邸的配樓，并用暖廊與老樓連接。</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再后來，那桐住的老樓被拆除，而這座小別墅被留了下來。如今，只有這棟房子在那個老院子里，代表著它曾經依附著的老樓，保留下了那桐在天津寓居的遺跡。</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老姓葉赫那拉，字琴宣。一生沒有納妾。前一位趙姓夫人生了四個女兒。趙夫人1891年去世后，那桐續弦娶了鄧姓夫人，漢軍旗。她頭一個生的是男孩。后面又跟了四個女孩。所以那桐的后代是八女一子。</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之子紹曾（1892-1937），曾任職大清銀行。娶熙徵之女、裕祿（壽山，喜塔拉氏，正白旗滿洲，庚子時任直隸總督，天津失陷后于楊村自盡）制軍孫女為妻。生有四子三女。</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以下人物關系引自《那桐譜單》世系表。</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事實上，那桐所有子孫的婚配對象都是王公貴族之家。那桐的孫女張壽蓉曾口述過那家的婚配情況，那桐的親家，都是晚清民初政壇風云人物，包括載振、鐵良、楊儒、袁世凱等。在由婚姻締結的關系網中，他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的長女嫁給崇厚之孫、衡平的三子；次女嫁民政部左丞延鴻；三女嫁廣東布政使覺羅成允子鍾山；四女嫁法部尚書廷杰子寶衡；五女張荷卿嫁慶親王奕劻孫、貝子載振長子溥鐘；六女嫁貝子載振次子溥銳；八女張蕓卿嫁公使楊儒之孫、候選道楊煥宸之子楊耀增。</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那桐的一位女兒。</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后代改漢姓為張。本來按《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葉赫那拉氏應姓章，民國后感覺張姓比章姓人多，更可淡化滿族的背景，于是就改姓了張。那桐之子紹曾育有四子三女。</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紹曾四子張壽崙結婚時在金魚胡同老宅的全家福合影照。中坐者為紹曾太太喜塔臘氏，后排左起：老四張壽崙、老三張壽崇、老二張壽嵩、老大張壽崑。右起四兒媳婦岳維珍、三兒媳金桂芬、二兒媳楊伯敏、大兒媳博錦雯。其余是那桐的重孫輩。</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據那桐的外孫女金婉如曾回憶，慶親王載振晚年住在重慶道慶王府時，極少出門，家里也很少有賓客，唯一經常與他走動的，就是外祖父那桐。作為晚清朝廷的重要朝臣，那桐與載振在官場之外，還通過兒女的婚姻建立起了復雜緊密的社會關系。其實，這種貴族聯姻的方式在那時的天津租界已是普遍現象，門當戶對是王室貴族締結姻緣的首要條件。</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愛新覺羅.載振。</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對于那桐與載振，因兩人后代的多重聯姻，才讓這對晚清重臣在同時避居天津時，彼此有了依靠。他們的姻親關系是兩代聯姻、親上加親：那桐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孫女嫁給了載振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孫子，同時那家的五女張荷卿和三孫女張壽蓉嫁的還是父子倆。當那桐與載振聚在一起對飲暢談時，早已走出北京的王府豪宅，身在天津的洋樓，在象牙塔內追憶著往日的歲月……。</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早年那桐的四個孫子都住在北京金魚胡同一號老宅。后來老大張壽崑、老二張壽嵩主要生活在天津，先是住在和平區新華路那桐仿德國總統府造的老樓里，后分別住在疙瘩樓和民園大樓。而老三張壽崇和老四張壽崙則在1950年北京老宅賣掉后，住在西堂子胡同東口的兩所院子里。逢年過節、過生日，天津的兩房都會來北京相聚。</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金魚胡同舊貌。摘自《王府井金魚胡同的那家花園》</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這是紹曾夫人喜塔臘氏與四房兒媳的合影。她們都是名門出身的大家閨秀,雖分屬不同的民族，脾性各異，但在老夫人統領的大家族中極盡孝道，其樂融融。幾十年來無論是榮華富貴時還是窮困落難時，直到各自終老，都是相敬相幫，從未有過摩擦。</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長孫張壽崑（1912-1978）任職鹽業銀行，夫人是博錦雯，蒙古貴族博爾濟吉特氏。博錦雯哥哥是蒙古科爾沁地區的卓王。</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張壽崑夫婦育有一子六女，都是天津名校畢業，且大都成長為工程師、教師或藝術家。</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中自左向右為那桐的三孫媳，大孫媳，四孫媳。</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1966年文革抄家后，他們住的疙瘩樓兩層樓房被侵占，“那桐日記”也是從這里抄走的。夫婦倆被擠入車庫，相濡以沫地住了十幾年，直到離世。</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位于天津河北路的疙瘩樓。</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次孫張壽嵩（1918-2003）任職中學教師，夫人楊伯敏，漢軍正紅旗，其曾祖父楊儒曾任工部右侍郎，出使過美國、西班牙、秘魯，出任過奧地利、荷蘭和俄國。他為官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在任俄公使期間，拒不在逼清廷交出東三省的《交地約稿》上簽字，以致心力交瘁，殉職任上。祖父去俄國接靈，因對俄國的憤懣和對清廷的無奈，悲憤撞死在靈柩上。</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1901年時的楊儒一家。</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楊伯敏在家中客廳所攝。</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楊伯敏從小在私塾中念書習畫，是個琴棋書畫皆通、傳統現代雙重的才女，高興時喜歡哼戲文，學的是梅派青衣。1936年婚后張壽嵩夫婦也是北京、天津兩邊住。在天津住民園大樓。可惜紅顏薄命，楊伯敏因腎盂腎炎于46歲去世。</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天津民園大樓。</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楊伯敏與她的三個兒子。</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1964年張壽嵩續弦娶了張南鶴，張是天津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的眼科主治醫師。但他們沒過兩年好日子就文革了，家被抄，張壽嵩遭批斗，改造勞動。一家人只有一張床。但那時張壽嵩家的經濟情況與其他幾家比還算好些，就是因為有張南鶴的工資支撐。</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張壽嵩夫婦相互扶持，走過了風風雨雨四十年，張南鶴雖不是三個兒子的親生母親，但待他們視如己出，是典型的賢妻良母。</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這是張壽嵩與張南鶴結婚時的照片。</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三孫張壽崇（1921-2002）畢業于燕京大學國文系，歷任北京東城區政協的副秘書長，東城區政協副主席，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娶金桂芬為妻。金桂芬朝鮮族，索勒豁金氏，正黃旗，是世續世中堂（為總管內務府大臣兼工部侍郎，清末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的曾孫女，與博錦雯是表姐妹，做為名門閨秀，金桂芬畢業于貝滿女中，她膚色細白，相貌端莊，性格溫柔，是標準的賢妻良母。張壽崇夫婦感情很好，平時以"您"相稱，可謂舉案齊眉，相敬如賓。文革中他們受盡磨難，</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1950年老宅出售后，張壽崇夫婦搬入西堂子胡同3號。文革后的1990年西堂子胡同東口拆遷，他們搬到史家胡同35號居住。</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四姑嫂的合影，其中左一為金桂芬。</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那桐四孫張壽崙（1923-1966）任職北京染整公司，娶民國四大行之一鹽業銀行經理岳潛齋的長孫女岳維珍為妻。岳維珍祖父岳潛齋是中國開辦的第一個交易所"北京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父親岳效鵬。岳家老宅是內務部街5號（曾為明端王府）。岳維珍貝滿女中畢業后，即在家師從工筆畫家王叔暉學畫工筆畫。 </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照片是岳維珍在自家花園中所攝。</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岳維珍是個干練外向的樂觀女性，連女兒去機場給周恩來總理鮮花時穿的綢裙都是岳維珍自己縫制的。</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圖為文革前岳維珍帶領孩子們在院子里搖冰激凌。</span></h1><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而那桐嫡曾孫張之澍（1945-2020）出生于北京金魚胡同那家花園。1948 年隨父移居天津。其母曾師從書畫大家夏午樵、吳鏡汀、王雪濤。張之澍自幼受家庭熏陶習畫，又經王雪濤老師指教，逐漸成為天津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畫家協會會員，中國國畫家協會會員。其作品被很多國內外人士收藏。</p><p class="ql-block">2006年，張之澍和家族同輩的兄弟姐妹們經過商議，將曾祖父那桐生前包括30多冊手寫日記在內的大部頭珍貴資料，捐獻給北京市檔案館。</p><p class="ql-block">圖為張之澍與解澄海（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的太外孫）的合影。</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這是金魚胡同那家花園的遺物，當年的石獅門墩。鉛華褪去，滄桑留痕，仿佛在訴說著往日的家族往事。</span></p><p class="ql-block"><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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