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聲爸爸

草原飛狐

一 1968年深秋，一個陽光和煦的下午，我正在后渠給羊割草，忘記了是誰跑來告訴我：“小林，你大回來了，你趕緊回去！”這一年我6歲了，還沒有見過這個被稱為“大大”（爸爸）的人，聽人這么一說，毫不猶豫地草草收拾起割下的草往家里奔。回到院子里，覺得氣氛格外不一樣，圪楞畔上、腦畔上全是人。我的羊看我回來，歡天喜地地圍著我轉，我把筐里的苦菜拿給它吃，它卻伸出溫潤潮濕的舌頭舔舐我沾滿草汁的手。三大從奶奶的窯洞出來，看見我和羊糾纏，說：“灰腦（傻瓜），你大在你娘娘那邊，你快去！”我偷偷瞭了一眼緊閉的家門，媽媽一定在家里忙碌。去見爸爸，媽媽不知道會不會不高興？我遲遲疑疑地走進了奶奶的家，奶奶的炕上迎門坐著一個紅光滿面又大又胖的人，旁邊炕頭坐著奶奶，奶奶坐在這個人身邊簡直就是個小孩子。前炕坐著一個年輕的女人，我猜想這個女人一定是我的后媽。地下板凳上坐著有當叔，看我進來，他對我說：“小林，看炕上坐的是誰？”我知道炕上坐的這個人就是我的大大，照片我看過無數次，但我默不作聲，下意識地把沾滿了綠色草汁的手藏在背后。后來，據當時在場的人轉述，我離開后爸爸說：“這小子手背在則背上，挺有官星”。有當叔對我說：“灰小子，是你爸爸，叫爸爸！”有當叔是當過老師的文化人，他知道當農民的老子叫大大，吃公家飯的老子要叫爸爸。無論是叫大大還是叫爸爸，我都沒叫過，叫不出口。手背在身后，眼睛望著窯頂。平常洗臉靠干活出汗，這天還沒出汗就讓人喊回來了，灰頭土臉。奶奶說：“不要小看這一棵人，做營生頂大事勒，摟柴打草不識閑（han）”，說著聲音就哽咽了，眼里居然流出了淚水。我有點不明白奶奶，摟柴打草我天天如此，有什么難過的。奶奶一掉眼淚，窯洞里的人都不說話，一口一口地抽煙。西邊的太陽從窗戶斜斜地射進來，煙飄進光柱里，就開始扭來扭去。后來還說了些什么，我又是怎么離開奶奶窯洞的全不記得了。小時候我在村里是一個打架出名的孩子，與小伙伴發生矛盾，只要對方說：“不如你大離婚”，我肯定沖上去扭打在一起。上大學了，一個同學與我發生口角，居然也用爸爸離婚嘲笑我，雖然沒有撲上去扭打，但從此與這個同學斷交。 （年輕時的爸爸） 二 第二次見爸爸已經是五年以后，那一年我11歲。見爸爸頗費周折，先到了大哥當工人的三堂玻璃廠，又坐拉礦石車去了二姐當臨時工的水泥廠，再跟著也在水泥廠當臨時工的姑舅哥哥凱朝，到了坐落在神木縣城西街的縣革委會。在爸爸的辦公室沒有找到他，說是下鄉去了，我說那就去爸爸的家里，凱朝哥面露難色。爸爸是凱朝哥的親舅舅，找舅舅理直氣壯，到家里，尤其是舅舅不在的家，他就苶（nie）了。“你要敢去，我送你到大門口”他說。這時候我已經讀過《紅巖》，我無比崇拜的許云峰、成崗等英雄人物連死都不怕，我去爸爸的家總不至于死。我對凱朝哥說：“你帶我去”。凱朝哥領我到了韓家巷6號的大門口，自己轉身走了。家里只有爸爸的岳母，我見面就叫“外婆“，老太太冰雪聰明，立馬就明白這個叫外婆的人是誰。老太太是吳堡人，吳堡人把“孩兒”叫杏兒，老太太杏兒長，杏兒短的和我啦話，問東問西。現在想起來，我也是一個戳蹭人，膽大不識羞，這個叫爸爸的人，我只見過一面，卻從來沒有叫過，后媽也是只看見過一次，就敢闖到人家家里去。晚飯外婆做了豬肉燉粉條大米飯，我吃過豬肉燉粉條黃米飯，從來沒有吃過大米，根本就沒見過大米。再說，我們家豬肉燉粉條哪舍得像爸爸家放這么多豬肉。豬肉燉粉條拌大米，大米一粒一粒是透明的，豬肉香，大米甜，那個好吃，那個香，真是終身難忘！這也是我在爸爸家里唯一吃過的一頓飯。這次到爸爸家里，雖然爸爸不在家，但因為豬肉燉粉條大米飯太好吃，只記得吃，只記得香，其他人是什么態度全忘記了。第二天早晨，妹妹要上街買糖，外婆讓我帶著去。爸爸新家庭生的第一個孩子當時只有6歲，模樣特別漂亮，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高高的鼻梁，圓圓的臉蛋，卷卷的頭發烏黑烏黑。說是讓我帶著她，其實是她帶著我。我一個從來沒有進過城的鄉巴佬，走在深深的巷子里，走在寬闊的大街上，陌生人來來往往，有莫名的恐懼。從家里出來到韓家巷子里，從巷子到神中街上，妹妹前邊走，我在后邊緊緊跟著，生怕走丟。老家人說，一老子兩娘是親骨肉，一娘兩老子是隔山親。我和妹妹是一老子兩娘。沿著神中街向西走到十字街，十字街的西邊當時是一個百貨公司，就是現在服務大樓的地方。妹妹輕車熟路地走了進去，徑直走到糖果柜臺。妹妹還未開口，賣糖果的售貨員阿姨就笑臉盈盈地說：“星星，你要買甚？”售貨員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漂亮阿姨，她顯然認識我妹妹。妹妹遞給售貨員阿姨一毛錢，說買大白兔奶糖，售貨員取出4顆奶糖遞給妹妹，一邊遞一邊問：“星星，旁邊這個小小（小男孩）是誰？”售貨員阿姨的眼神，顯然是看出了些端倪，我和妹妹有某些地方神奇地相似。妹妹低著頭不說話，轉身離開，我趕緊的跟著妹妹走出百貨公司。回家的路上，妹妹開始剝開糖紙吃糖，順手把糖紙扔在街上，被風吹在身后有一丈遠。我在妹妹買糖的時候就注意到這個糖紙的漂亮，追著風把糖紙撿起來裝進兜里。中午爸爸回家看見我，十分驚訝！也不和我說話。吃過午飯，他讓我跟著他走。走在窄窄的巷子里，跟在他的身后，覺得背影十分高大，步幅也大，我幾乎要小跑著才能跟上。出了巷子向西拐，過了十字街，他一邊等我一邊回顧左右，待我走到跟前，一把拉起我的手握在手里。他的手又厚又大，又綿又軟，熱乎乎的。被這個又高又大的人牽著，我忽然覺得這個街不那么廣闊了，人也不覺得多了。我好想遇見一個我們村里的人，最好是經常在一起摟柴打草的小伙伴，告訴他們：牽我的這個人是我爸爸。也許是這個情結，我自己有了女兒，只要在一起走，我就把女兒的手牽在我的手里。進政府大門時，門衛熱情地打招呼：“高局長拖得是誰蘭？”“俄的三兒！”爸爸大聲地告訴人家。 三 第三次見爸爸，距離上次見爸爸又是5年之后。1978年夏天，我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出路只有兩條：下鄉插隊當知青，或者插班復讀準備來年再考。如果復讀誰來供？我特別想復讀，我覺得我再復讀一年肯定能考上大學。為了解決誰來供的問題，我到榆林找爸爸，他已經從米脂縣委副書記提任到了榆林地區當局長。爸爸的辦公室在二樓最南邊上，前后套間，十分氣派。我第一次見到沙發，棕黑色木扶手，乳白色麻布，坐上去軟綿綿的把人陷進去，只要人一動就晃晃悠悠。沙發我在書里看見過，原以為和沙一樣柔軟，沒想到還會晃悠。辦公室的落地窗簾是白色的，大約有四五米高、三四米寬，風一吹，飄飄忽忽。窗簾布是什么布料我說不上來，手摸上去柔軟光滑。在爸爸的辦公桌上，我看見了他的筆記本，寫得是繁體字，厚拙，氣派，好看！聽奶奶說爸爸沒有上過學，參加地下黨才開始學認字，沒有紙筆，用柴棍在地上畫，晚上躺在被窩里用手指在肚皮上劃。爸爸的文化水平我不知道，可是眼前的這筆字，給我上過課的所有老師都比不上，我這個高中生就更不能比了。爸爸是1928年生的，這一年他五十周歲，因為絡腮胡子略微顯老，但面色紅潤，聲高氣壯。見到我，并不問來干什么，而是滔滔不絕地給我說水利工作的重要。是補習還是上山下鄉當知青，爸爸似乎早就想好了，當知青。第二天凌晨四點，爸爸來辦公室叫起我，說給我問到了地區物資局到神木的順車。我迷迷糊糊跟著他從南門外的水電局走到二街物資局，一路上爺倆誰也不說話，爸爸大步走，我在后邊小跑追。當時從榆林回花石崖高念文老家，要先坐車到高家堡，再步走五十華里才能到家，坐車帶步走得整整一天。我兜里只裝兩毛錢，榆林到高家堡要五個多小時，到了高家堡正好是中午吃飯時間，兩毛錢在高家堡連一碗湯都喝不上，不要說吃一頓飯。從高家堡再到高念文家里，要步走六個多小時，不吃飯這六個小時的路怎么走？可是，開口要錢前總得叫一聲“爸爸”吧，這一聲“爸爸”我死活叫不出口。總不能在他身后突然喊：你給我兩塊錢吧！這是乞丐的要法，不是兒子和老子的要法。直到爬上大卡車的頂上，車駛離物資局的大院，爸爸沒叫，錢也沒要，關鍵是連個早餐也沒吃。車到高家堡已經十二點多，步走到馬家灘已經一點多，腿軟得走不動，頭上直冒汗，肚子里的胃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一把揪住。瞭見路南邊有一片西瓜地，茅草搭的西瓜棚邊坐著一個老頭。我沿著小路到了西瓜棚邊，和賣瓜的老頭商量：“二毛錢能不能買一個西瓜？”老頭說我這西瓜沒有少于十斤的，就按五分一斤也得五毛。能不能買少半個？剩下那半個誰吃？買賣商量不成，只好蹲在西瓜棚旁邊冒汗。呆了一會兒，老頭說：“越看你越像一個人？”誰？高子耀我爸爸咳，早說勒吧，老頭且說且切開一個十幾斤的大西瓜。老頭說：“你大是個好人啊，六二年你大下鄉到我們村，看見我們村的人沒糧吃往死餓，不僅和縣上要回救濟糧，還瞞著上邊讓我們自己偷偷開種邊角荒地，救了一村人的命。”我也顧不上聽老頭講我爸爸的故事，狼吞虎咽地吃西瓜，十幾斤的西瓜風卷殘云吃得凈光，掏出兩毛錢給人家，死活不要。老頭說：“你大救我們一村人的恩情一顆西瓜能補報了勒？”六二年，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臨走時，老頭說：你和你大真是一顆黑豆一切兩半。我們老家對兩個人長相相似都這么說。 四 1978年10月，我作為知青插隊到神木縣喬岔灘鄉柳巷（讀作hang去聲）村，離我們高念文村三十華里。村里的老支書小名五四，大名牛懷亮，來到知青點見到我，盯著我問：你是高念文的？是你大是高子耀？是你大俄認的，剛解放時，是高家堡區的區長。那就是三十年前，當時爸爸也就二十歲出頭，和我插隊到柳巷的年齡差不多。那時，高家堡是一個大區，包括了現在的喬岔灘、解家堡、大保當、瑤鎮。牛支書說，你大叫高子耀，小名鐵鉚，來我們村騎得高頭騾子，跟著警衛，警衛背得長槍。啊呀呀，一個科級干部就這么牛X?心里這么想，話沒說出口。你大是共產黨的好干部，見了老百姓特別和氣，派飯好賴都行，好人！老支書和爸爸是同齡人，近距離打過交道。第二年春天，縣教育局批準神木中學根據高考成績辦一個補習班，我的成績剛夠進補習班。接到通知，真是喜從天降，我想起了杜甫的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當天晚上我就入住了神中學生宿舍。我至今不知道，爸爸怎么獲得我上補習班的消息，托人在神木水電局為我解決了吃住。1979年秋天，我考上榆林師范學校，就在這一年的冬天，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一天，大嫂來榆師找我，把我從教室叫到宿舍，見面就哭。抽抽泣泣給我講了她和我的后媽發生沖突的經過，說她被后媽打了。說實話，至今其中的緣由是非我都說不清楚，只知道她帶的禮物被扔到門外，人從家里推搡到院子里。當天晚上，我氣勢洶洶的到了爸爸家，爸爸趕緊把我領到他的辦公室。其他的話不記得，但有一句話不僅記得，連當時爸爸聽到這句話后的表情都歷歷在目。我說：“你作為我們的老子，除了有陳世美的罵名還有什么？”聽到這句話，爸爸從沙發上一蹦而起，大喊“一刀兩斷！“手里拿個打蒼蠅拍，仿佛拿著刀向下狠狠一劈！“本來也斷著勒！”撂下這句話，我劈門而走。走出水電局的大門，回望寒風中矗立的辦公樓，看見一彎下弦月孤零零地掛在天邊。心里恨恨地想，世上沒老子的孤兒又添我一個。 （1973年爸爸調任米脂與同事合影留念） 五 1981年，我從榆林師范畢業分配到神木縣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室工作時，我在神木縣文化館主編的《駝峰》發表了一篇寫媽媽的散文，《駝峰》對開四版，我的散文占了一整版。寫母親繞不開父親，贊揚母親的苦難艱辛，就得貶損造成苦難艱辛的那個人，正是氣盛的年紀，拋妻棄子、見異思遷、忘恩負義這些詞都用上了。說實話，寫爸爸的不好，兒子的心里也很糾結、很難過，但是寫作的時候，我已經成了站在母親和父親之間的道德法官，公道填膺，太史公附體。當時，母親和我住在一起，我把這篇名叫《媽媽》的文章念給母親聽，母親一邊聽一邊掉眼淚，讀不下去就停下來，斷斷續續讀了好幾天。讀完了，母親卻十分平靜地說：“咱家的事以后不能寫，家務事說不清，我們都是土埋在脖子上的人，你們兄弟姊妹還要在社會上活人勒吧。”文章發出不到一個禮拜，時任神木縣計委主任的賀長江叔叔來教研室找我。教研室的院子有一個大大的花壇，用青磚砌了三十公分厚、一米多高的圍墻，磚墻頂面是水泥做的，光滑干凈。賀叔叔和我面對面坐在這個花壇的水泥圍墻臺上，滿院的九月菊開得正艷。賀叔叔開口就說：“你爸爸是個好人！就是婚姻問題沒有處理好“我已經不止一次聽人對我說：你爸爸是個好人。我媽媽常給我們姐弟們說：“一輩子熬個好人的名聲不容易”。爸爸這個好人的名聲熬得容易不容易？叔叔從兜里掏出皺皺巴巴的《駝峰》報，說：“以后這種文章千萬不能再寫！”神情凜然，態度嚴肅。我被賀叔叔教訓了一頓，自始至終我沒有辯解一句。媽媽沒有賀叔叔認識水平高，但賀叔叔講得道理媽媽也用她的方式給我說了。 六 教研室的工作經常要到基層學校，去花石崖中學講課，我與這里教書的一位女老師相識并相愛，卻遭遇女方家里的極力反對。這位女老師的爸爸媽媽曾經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在我的老家花石崖中學工作，對花石崖的人和事比我知道得多。我的家庭，我爸爸的故事，他們更是不知道聽人說過多少遍，而口頭文學最大的特點就是每一個講述人都發揮一下自己的想象添加一點新內容。現在，故事里的這家人要和他們扯上關系，他們的寶貝女兒也要成為這個故事里的成員，萬萬不能接受。我常常想起賀長江叔叔說爸爸的婚姻問題沒有處理好，盡管我內心無數次地告誡自己一定不能重蹈爸爸的覆轍，可是你內心的聲音有誰聽得見？即使聽得見也得實踐檢驗，而這樣的檢驗要一生。再說，人家反對也不僅僅是對未來的恐懼，更多的是對現實的不滿，破碎的家庭，貧困的條件，負面的名聲，任何一條拿出來都足以否決這樁婚姻。有人還給花石崖的這位女教師寫了一封信，關鍵的一句是：“我已經誤入歧途掉進火坑，你還要再跳？”也許，這其實是她沉痛教訓得出的肺腑之言。女人對自己的婚姻本來就充滿未知的恐懼，花石崖的這個小女孩不幸被我看中，在愛情婚姻、現實未來、家庭社會、世俗輿論的多重壓力下，經歷了多大的糾結與痛苦？爸爸與岳父1948年曾經在榆林黨校一起學習，也算是老同學，對岳父家族和岳父都很了解，見過我的女朋友，對這門親事打心眼里贊成。我猜，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他的故事就是兒婚女嫁繞不過的一個坑。這個坑也同樣擺在我們父子之間，深不見底。也許是為了補償，爸爸忘記了“一刀兩斷“，格外關心我的婚姻，盡其所能幫我解決困難。岳母提出結婚要有房子，他在神木找了好多過去的熟人，連城周圍農村的村支書、村長都找了。當時結婚流行“三轉一響”，其中一轉是自行車，爸爸在榆林、神木分別找了熟人，結果分別在兩個地方搞到兩輛鳳凰牌自行車。1986年，經過五年的艱難曲折，我終于和花石崖中學的那個女老師結婚了。我的婚禮，我的爸爸沒有參加。爸爸前面有六個子女，除了大姐，有五個子女的婚禮爸爸沒有參加。大哥、二哥、二姐什么時候結的婚，估計他都不知道。我弟弟結婚時，我邀請爸爸參加，他沉默了好長時間，最后說：“我就不參加了，功勞是你媽媽的。”我想到了爸爸不會參加，但沒有想到不參加的理由。 七 有一天，在二姐開的神中食堂，我們父子倆遇在一起，剛說了沒幾句話，一個人從雅間喝得醉醺醺地出來，一看見我爸爸，跌跌撞撞走到跟前的椅子上坐下，扯聲拉氣地說：“你不是高子耀？灰鐵鉚！”也許這個人是爸爸過去的老熟人，但對爸爸如此不敬，我心里就有點不痛快。看爸爸的神態也挺尷尬，不像是老友相逢互相調侃。接下來更不像話，他用手摟著爸爸的肩膀，整個身體趴在爸爸的身上。嬉皮笑臉地說：“世上有個陳世美，你比他美！”一聽這話，我火冒三丈，順手拉起餐桌旁的凳子，照著這個人的肩膀就是兩凳子，凳腿應聲粉碎。雅間里邊和這個人一起喝酒的人，聽見外面大廳的動靜跑出來，看見同伴被打倒在地，其中一個五短身材的人不由分說氣勢洶洶地劈胸抓住我的衣服，當時我穿一件圓領汗衫，衣服沒有抓的內容，直接抓住了肉，衣服抓破不說，胸口抓下幾道血印。1990年，我在榆林東山買到了屬于自己的房子，這個房子就在我租房的東邊。裝修房子那些天，爸爸幾乎每天從南郊來一趟東山，他可能覺得兩個孩子干不了裝修這樣的大事，其實我們的房子說是裝修，也就是墻壁刮白，水泥鋪地。在衛生間要不要瓷磚貼面這個問題上，爸爸和我愛人意見不一，一個說衛生間必須貼，一個說沒有必要貼。其實，根本問題不在于貼上好還是不貼好，而是有錢貼還是沒錢貼的問題。我估計爸爸后來想明白了這個問題，第二天就買來30箱瓷磚，花了450元，貼了衛生間有水篷頭的兩面墻，另外兩面沒有貼。十五年后，在爸爸去世的葬禮上，我才知道，這450元是爸爸和單位里一個叫曹丕福的人借的。住到新房后，爸爸一有空就來東山我們家，手里有時給孫女暢暢握幾個奶糖，有時捏一袋奶粉。有一天，我正領著女兒在巷子里玩，女兒遠遠地看見爺爺出現在巷口，邊跑邊喊“爺爺，爺爺”迎上去，爺爺趕緊彎下腰把孫女牽在手里。看到這一幕，心底里熱浪翻滾。陽光明媚，藍天白云，清風拂面，兒童嘻鬧的巷子里，我的女兒牽著我的爸爸向我走來，走到跟前我脫口而出：爸爸！盡管我叫得很低，顯然他聽到了，只是愣了一下神，匆匆地彎腰低頭牽著他的孫女，徑直向我們家走去。這一刻，我跟在爺孫倆的身后，對我的女兒充滿羨慕。 八 結婚、生孩子、買房、裝修，沒有一樣不花錢，原本視金錢如糞土的我，痛徹地感到“糞土”實在是離不開。1992年，榆林地區出臺政策，黨政干部可以留職留薪下海經商，我沒有和任何人商量毅然決定下海，期望能刮幾鏟子糞土。爸爸知道后，我已經辦完所有手續。我看出來他根本不支持我下海，但也無可奈何。他對我說：“錢也不好掙，不管它掙了掙不了，干二年就回來干正事。”我把公司辦在神木，一家人就要暫時離開榆林。臨離開前爸爸來到我們家，憂心忡忡，欲言又止。“你們走了，你們的房子誰給你們照應呀？”爸爸問。我說：“不用照應，鎖起來就行，家里沒什么值錢的東西。”我心想，要是家里有值錢的東西，還用下海賺錢。“那我給你們照應吧”。想到爸爸每次來，爬坡爬得氣喘吁吁，我斬釘截鐵地說：“根本不用，你來一次要步走兩個小時，太勞累了”。“你弟弟吸毒，我想陪他住這兒戒毒。”爸爸的話盡管聲音很低，眼睛盯著自己的腳說，可是這句聲音很低的話，我聽了如雷貫耳。爸爸有十個兒女，我們前邊六個，兩女四男，后邊的四個，三女一男，這個一男就是老十，也是我最小的弟弟。爸爸四十六歲又得子，后媽接連生了三個女兒才生了這個兒子，寵愛可想而知。十個兒女十根指頭，十根指頭不一般齊。“要是不行，就算了，我另想辦法。”我被這個意外的消息打得有點懵，爸爸以為我不說話是不同意。我連忙說：“沒問題，咱們自己的家，你隨便住。”爸爸眼睛一紅，眼淚從眼角默默地流出來……我有點愣住了，想不起給爸爸遞擦眼淚的紙巾，爸爸也許是不好意思擦，任由眼淚在臉頰上流到下巴，在胡須間漫漶。到神木開公司，在包府線建了一個加油站，我下海的第二年夏天，爸爸領著他的小兒子在這里住了一個多月。我到加油站就是呆個一天半天，送油料、結賬、付稅、了結與加油站周邊村民的矛盾糾紛，忙得瘋了一樣。弟弟默默地坐在我身邊，或者悄無聲息地跟在身后。我沒有見過弟弟犯毒癮，更沒有見過他吸毒，把他和吸毒犯建立不起聯系。有時，我也特別惋惜這個弟弟，一米八的身材，濃眉大眼，額寬面闊，像一個電影里走出來的帥哥。偶有交談，覺得他特別聰明與不凡。一顆好苗怎么就長歪了呢？爸爸的答案是兩句俗語：“寒門出貴子“、“興子如殺子”。陜北人把溺愛孩子稱為“興孩子”。 九 果然如爸爸所料，錢不好掙，麻煩倒是掙下不少，各種各樣的糾紛，各種各樣的矛盾。有一個借貸糾紛的官司打到榆林中院，訴訟期間我住在榆林干部招待所的五樓。苦悶絕望的我想起了爸爸，讓人傳話告訴了爸爸我的住處。傍晚的時候，爸爸氣喘吁吁地敲開我的房門，老頭進門坐在沙發上臉憋得黑紫黑紫，大口喘氣，我端了一杯水給他，只是擺手，一句話都說不上來。爸爸不會騎自行車，那時候也沒有出租車，到哪里都是步走。爸爸從南郊走到位于大街的招待所得一個小時，爸爸有肺氣腫，身體又高又胖，爬五樓，簡直是要老命！再次到榆林，吸取上次教訓，我去找爸爸。爸爸也“下海”經商了，在他當過局長的單位門口租了一間不到十平米的小門臉開小賣鋪。我到了小賣鋪，小賣鋪冷冷清清，沒有一個買東西的人，爸爸坐在椅子上打盹。我走在柜臺前，他還以為是買東西的人來了，連忙從椅子上站起來，也許是還沒有完全清醒，也許是坐的太久，爸爸站得踉踉蹌蹌，不是我隔著柜臺拉住，他就跌倒了。爸爸剛剛六十出頭，看上去卻老態龍鐘。一看是自己的兒子，爸爸臉上露出小孩子般的笑容，指著他賣的東西讓我隨便拿來吃。為了不弗他的意，我順手拿了一袋小食品。爸爸說：“日本豆，好吃！”這個“日本豆”可能跟日本一點關系都沒有，也就是花生仁粘了面粉糖漿，既有花生的香，又有糖漿的甜，是我喜歡吃的口味。我從有記憶開始就對甜特別偏愛，來自爸爸的甜晚到了三十年。我問爸爸：“你的生意怎么樣？”爸爸說：“小本生意，掙不了錢，也就是掙點零花錢。”我想起了爸爸住的那兩孔舊窯洞，地上開了窟窿的破沙發。爸爸是抗戰時期參加工作的離休老干部，在同時代人中，屬于政治地位經濟收入高的人。可是，別人都已經住進了單元房，爸爸還在城市里住窯洞。生活落魄到這樣的地步，實在是令人唏噓。小賣鋪是原來水電局的圍墻改建的，大門南北一排大約有二十多間。爸爸的小賣鋪在北邊的第二間，在進他家的巷口上。小賣鋪被貨架擠滿，貨架上也就是一些油鹽醬醋及小食品，貨值總共也不到一千元。貨架中間只容一人通行，門口攔著寬不過一米五的柜臺，柜臺里放著一張七十年代常見的辦公椅。大多數時間爸爸都是坐在這張破椅子上打盹。 十 1995年，我調到大柳塔神華神東公司子校，榆林的大妹妹也到了大柳塔公司第二幼兒園工作。爸爸經常會來大柳塔，我覺得爸爸一下子老了許多，一貫健談的爸爸變得沉默寡言，神情落寞。坐在客廳看電視，不一會就開始打盹。弟弟的事給爸爸和爸爸的家庭帶來的麻煩太大了！也就是在這個期間，爸爸做了一件令我們這邊的子女十分驚訝的事。有一天，爸爸獨自一個人找到了我媽媽的住處，這是兩個人分開三十年的第一次見面。臨走時，爸爸給我媽媽放下兩千元，兩千元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字，對爸爸來說簡直是巨款。兩個人見面什么情形、說了什么話，媽媽不說，爸爸不說，我們也不好細問。媽媽說，臨走時給她放下錢，她不要，拿著錢追到大門外，人已經走到了巷口。媽媽把錢給了二姐，二姐又把錢給了我，讓我退給爸爸。這兩千塊錢我拿了很久，有一天在媽媽家看電視，發現媽媽的電視有十幾年了，舊不說還是十四寸的小電視。媽媽的電視從早到晚都開著，聲音很響。我感覺她的電視不是用來看，而是用來陪伴，這個家里除了媽媽還有電視里的人。我決定用兩千元給媽媽換一個大電視。二十四英吋的長虹彩電擺在媽媽的家里，媽媽特別高興，這個電視里的人更大了，也似乎更多了，更熱鬧了。我還在糾結告訴不告訴媽媽買彩電的錢是爸爸給的那兩千元，二姐到媽媽家，看見電視就高喉嚨大嗓子說：“爸爸給的錢買了彩電蘭？這個事辦得好！”媽媽也沒說把電視砸了，她太愛電視，太需要電視了。1999年我又調到神華準能公司，公司所在地是內蒙古準格爾旗。我打電話告訴爸爸這個消息，還不等我說完，他就說：“我知道，準格爾旗在納林川，到府谷是皇甫川，在清水流入黃河。準格爾有萬家寨水利樞紐，是黃河中游晉陜蒙接壤區最大的水利水電工程。”爸爸一生酷愛水利事業，他的足跡遍布榆林地區的每一條流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榆林地區的每一項重點水利工程，都有他參與決策建設的記錄。他曾對我說：“水利是最能為民造福的千秋功業。”2002年秋天，爸爸來到我工作的準格爾旗，第二天一早就去了萬家寨，接下來幾天，開口就說萬家寨。這次到我家，爸爸在我家和我住了有半個月，這是我們父子一場在一起最長的一段時間。爸爸跟我說話，開口就是國家大事，從不拉家常。對黨和國家各個時期的方針政策如數家珍，記憶猶新。我從爸爸的身上徹底改變了對工農干部的認識，他們受教育是少一點，但見識一點都不低。我的二女兒丫丫每天放學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爺爺洗一個蘋果，這一個蘋果令爺爺念念不忘，逢人就夸。相比女兒，我對爸爸并不好。爸爸來我家的時候，我已經開始掙年薪，我與妻子都在神華，年收入三十多萬，但我沒有給過爸爸一分錢，不是舍不得，壓根沒想到。爸爸想買一個剃須刀，我的抽屜里就放著一個未拆封的剃須刀，可以送給爸爸用，我卻選擇了告訴他去商場的路。有一天早晨爸爸鍛煉回來，手里托著二斤他買的羊肉。我們家的飲食一貫以清淡為主，爸爸到我們家已經四五天了還沒有吃肉，我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喜歡吃肉，我的媳婦更不知道。這件事后來每每講起，妻子都充滿遺憾。六十年代是國家最困難的年代，是每一個家庭都困難的日子，因為城里生活不下去，我們一家人回到了高念文老家開荒種地。而就在回了老家之后，爸爸拋棄了妻子，同時也拋棄了子女。要不是母親帶著兒女苦苦掙扎，他現在引以為傲的六個子女不要說發展，如何活下去都是問題，尤其是我和弟弟，一個三歲，一個一歲。像爸爸這樣有六個孩子仍然義無反顧地去追求自己幸福的人，至少在神木只有爸爸一人。我的心里藏著太多一個兒子對爸爸的不解。我已年屆不惑，自己也有了兩個女兒，能心平氣和地和爸爸聊一聊過往，聽聽他對自己的故事有沒有另外的版本。在吃飯的餐桌邊，在看電視的客廳里，心里藏著的話，就是開不了口，就像那一聲“爸爸”怎么也叫不出口一樣。我不知道我的爸爸他是否有話要向自己的兒子說。2003年的冬天，爸爸查出胃癌，發現就是晚期。我從呼和浩特開車去看他，那段時間二院進行管網改造，車只能停在南門外。拐來拐去，跌跌撞撞，路不好，心情更糟，費了好大勁才到了爸爸的病房。白色的被子覆蓋著他高大的身軀，被子塑出爸爸仰臥在床的身形，大肚子癟下去了，頭仿佛一下子小了許多，臉色暗淡消瘦，絡腮胡子長得很長。看見爸爸的胡子，想起了剃須刀，忽然很懊惱、很后悔。 十一 爸爸十二歲就跟著我的爺爺到胡家塔的地主家當長工，十四歲爺爺逃荒到山西，留下他看家，沒吃沒喝，為了免于餓死，腦袋拴在褲腰帶上做地下黨。說是地下黨，鄉里鄉親誰不知道你干啥，只不過人們同情一個沒飯吃的孩子，不告發罷了。在我的老家，因為鬧革命，丟掉性命的人，數不勝數。解放了，當年不要命的人改變了命運。命運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沒飯吃是命運，卑賤是命運，沒愛情是命運，生活方式也是命運，我的爸爸一生都在改變命運，有以命換命、犧牲尊嚴換命、流血流汗換命、孜孜不倦地讀書學習換命。為了改變命運，付出常人難以想象的代價。一個小長工變成了掌管一個地區水利事業的大局長，一個陜北黃土山坳里的農民，過上了城里人衣食無憂的生活，還追求到了愛情，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都是天翻地覆的變化。而當他面對自己親生骨肉的隔閡，當他住在城市里的窯洞，當他坐在小賣鋪為了微薄的收入一天十幾個小時守候，當他為自己的小兒子痛心煩惱，他是否發現他的命運不知不覺又退回了人生的起點。今天，當我眼前紛紜的映象上重疊著爸爸的身影，躲躲閃閃，字斟句酌，用一篇散文來寫爸爸的一生，這個叫爸爸的人，離開人世已經18年了，一切歸于塵埃，再也不用為命運糾結，包括我的躲閃對他來說也沒有任何意義。我對他只有思念，忘記了怨恨。我好想當著他的面叫一聲爸爸！爸爸—— ——本文發表于《草原》2022年第二期，收錄于散文集《我有所念人》（作家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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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聲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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