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峰山土地的變遷

山鷹??

西峰山村是北京市昌平區流村鎮轄村，位于鎮域西部，距昌平城區25公里，京禮高速公路環繞村邊，其高速路出入口——西峰山站，距村莊僅五百米；省級公路南雁路、水臺路分別從村南和村西貫穿而過。北京市公交車357路、昌33路在村口設有站點，交通便利。村域面積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200畝，山場3000畝，村落占地800畝。全村擁有住戶共558戶，總人口1421人。姓氏以李、王、吳、周、薛、時、陳、郭為主，均為漢族。 西峰山村地理優越，三面環山，諸水交匯。地處太行山余脈和燕山山脈交匯處，海拔320米，土壤肥沃，地下水資源豐富，全村林木覆蓋率 86%以上，以小棗、蓋柿為主。 西峰山村是一個古老的山村，成村于宋代，興盛于明、清。三面環山的地勢，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歷史上曾經是古戰場，遼、宋時期穆桂英曾在此大破天門陣。現村中還留有宋代戰場遺跡，如：六郎井、望兒坨等。 　　村中有一古寺三官廟，始建于明代，因年久失修，坍塌嚴重，后毀于文革。現僅存一株500多年的銀杏樹，為國家一級保護樹木。村中部有古井一口，井深18丈，井口方圓4米，名曰“六郎井”，現保存完好。 　　1949年建立村黨支部，第一任黨支部書記李懷增。現任村黨支部書記李懷紅。西峰山村黨支部歷任情況：風云變換的山村土地 中國是五千年的農業大國，土地對于農民來說，歷來就是賴以生存的重要基礎，為了獲取更多的土地，人們終其一生，不辭辛苦、日夜勞作，創造著吃苦耐勞、無怨無悔的傳奇神話。因為只有擁有了令人羨慕的土地，才能心安理得的光宗耀祖，才能榮耀加身的揚眉吐氣。 在解放前，西峰山村戶數不多，也就是六、七十戶的規模，按現今公布的耕地五千多畝的數量計算，每家平均達到幾十畝土地，解決一家人的溫飽基本上沒問題，可是老人們卻說，每遇干旱的年景，村中不少的戶卻要外出逃荒，就是將家門鎖好，遠走口外地區，在那些地方扛活打短工，一去就是三、四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掙得微薄的收入，尋求吃飽飯、維持日常的基本生活。 在舊社會出現這種極端的貧窮落后，一般不外乎是這兩種情況，一是村中所有的肥沃良田都被地主和大戶人家所擁有，而貧苦的百姓只能擁有少量貧瘠的土地，所以每遇天災，就會出現逃荒和外出打短工的情況發生。 要知道，西峰山村是一個三面環山的村莊，土地肥沃與貧瘠的程度存在很大差異，象環繞村莊西坡一帶的土質，大部分都屬于山坡地，地塊窄小、坑洼不平，每當下雨，雨水就順坡而下，難以確保墑情，這種地塊有個百十來斤的收入就已經很錯了。另外還有相當多一部分為石子地，這些地塊主要集中在村北的河灘地，這些在慢慢歲月中由洪水沖積而形成的土地，由沙土、小石子構成，透水性好，雨水滲透的快，如遇降雨豐沛的年景，這種土地糧食產量還是比較高的。但是在旱情嚴重的年頭，基本上是顆粒無收。所以，在解放前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勞動的模式下，在靠天吃飯的期盼中，無力與老天抗衡，每遇災荒的年景，出現離家外出逃荒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自己一直以為村中土質肥沃的土地被地主和大戶所擁有，才造成大多數的貧窮人家糠菜半年糧，以致外出逃荒度日。直到有一次與鄰居老大哥劉廷順聊天，才知道了一段塵封的歷史往事，他說西峰山村曾經有過清朝大太監李蓮英的土地，聞聽此事，不禁讓我非常的驚訝，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竟然與小小的西峰山村發生過某種聯系，不禁讓我有了探尋來龍去脈的好奇，于是閑坐下來，傾聽老人聊起這段歷史。 老人說李蓮英在村中擁有的土地名曰脂粉地，讓人聽起來不免一頭霧水，一個伺候慈禧太后曾顯赫一時的大太監，把屬于自己的田產怎么稱為脂粉地呢，細量思之揣摩，估計是如下原因，在封建王朝的統治時期，地方官員尋找靠山、巴結權貴的風氣比比皆是，為保住自己不斷的升官發財的美夢，各級官員就會采取各種辦法、巧立稀奇的名目請客送禮。由于李蓮英是慈禧太后身邊的大紅人，擁有非常大的權利，一句話就能決定一個地方官員升降，所以李蓮英就是眾官員心中巴結的主要目標。鑒于李蓮英是太監，膝下無兒無女，給他送禮自然要有一些講究，所以，送禮的官員竟然琢磨出“脂粉地”的名目向其行賄，就是讓李蓮英在巴結慈禧和眾貴妃時好有孝敬的資本基礎，所為“脂粉地”的名稱也就應運而生了，至于地方官員如何巧立名目、巧取豪奪、變成了行賄李蓮英的禮品呢，我估計、一是低價收購、強行購買，二是依仗權勢、攤派地方。無論哪種形式，在那個封建社會中都是不足為奇的事情。 李蓮英在西峰山村的“脂粉地”，只是其名下龐大田產的一小部分，他根本就不曾涉足，也許此事過后不久就忘記了，只是交由族人進行管理，雇人耕種收取租稅。 李蓮英在西峰山村的“脂粉地”有好幾片，大概有二百畝左右，那都是村中數一數二的頭等土地，主要分布在村南的場子堦，就是如今雙馬路的左右，這一片土地大約有近百畝，這里土地寬敞通透平整、土質肥厚，地頭的長度大概有三、四百米的距離，就是因為這里土地的平整寬敞，才被村民們稱之為“場子堦”。這一處平整連片的土地，在一九三九年日本人修建南口至馬刨泉的公路時，被一分為二，延續成為至今的樣子。 另一片土地在村西三陽坡的大柿子園，因為地里生長著二、三百年的大柿子樹，遮天蔽日、成排連片，故被人們稱之為柿子園。這里的土質也很肥沃，地塊平整，每塊地的長度也有二三百米，除每年能夠獲得大量的柿子果品外，其間還可套種玉米、谷物等糧食，收成也很可觀，這片土地也有六十多畝的樣子。還有一處土地在村西的西坡，面積大概有二十多畝。雖說緊靠山腳處不遠，但黃土的厚度也有兩米多深，況且平整寬敞，很是適宜農作物的生長。 為了便于耕種和管理，李蓮英的族人特地在靠近場子堦地頭南側的馬家彎處修建了一座莊園，雇傭長工在此長期居住，生產工具一應俱全，并圈養著驢、騾等耕地的牲畜。隔三差五，長工們就趕著馱著木桶的毛驢到村中的老井臺馱水，以保證日常的基本生活和牲畜的飲水。長此以往，雖說村民們習以為常，但年深日久，其排外的情緒也在慢慢滋生，認為西峰山的好地被外來人占有，并長期與自己爭搶水井，村民們不禁對他們側目而視。 話說歷史跨入了二十世紀的民國年代，大清國早已煙消云散，顯赫一時的李蓮英也去世好多年了。樹倒猢猻散，其家族權勢消磨殆盡。在西峰山村的土地也被族人轉賣給海淀一個大戶人家。沒有了權高位重勢力的庇護，有的人就把妒忌的目光投向了曾是李蓮英的“脂粉地”，畢竟那是村里讓人垂涎欲滴的頭等好地啊，那能讓外鄉人長期霸占呢。此時村中就有好打不平之人挺身而出，準備打官司奪回土地。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西峰山村家住老井臺東街的首富李振博，此人五十多歲，頭腦聰明、精明強干，在他辛勤的操持下，他家開辦的棚鋪生意紅紅火火，五里鄉村赫赫有名。所謂棚鋪就是誰家有個婚喪嫁娶，就聘請其搭棚設案，并出租桌椅板凳、鍋碗瓢勺，而且還有一個鼓樂班子吹吹打打。在他的精打細算下，幾年之后就漸漸的發達起來，買房子置地，西坡大部分地塊都屬于他的名下，成為了西峰山村名副其實的大戶人家，成為了村民們羨慕和尊重的能人。 手中有了錢財，家有良田百畝，但比起李蓮英的“脂粉地”那還是稍遜一籌。于是李振博就打定主意，花錢打官司也要把那些土地納入自己的名下，花錢托人，幾經輾轉昌平的縣衙志在必得。可沒想到海淀的那戶人家比他更有錢有勢，最終李振博還是陪了錢財，輸掉了官司。 話說這天輸了官司，垂頭喪氣的李振博從昌平縣城返回，走到北流村附近，正好路遇本村在外打工回家的米長興，于是兩個人就攀談起來。說起這個米長興，在西峰山村也算一個名人，這不是說他家里多么的富有，而是頭腦機敏、口若懸河，雖說日子過的有些緊巴，但村中的左鄰右舍有什么矛盾問題，都會想到讓他幫忙調解，就連萬貫家財的李振博也對米長興高看一眼。 一路走一路聊，兩個人倒也推心置腹，李振博得知米長興這些日子正在海淀巴溝的一個大戶人家做木匠活，并了到這家的主人正在北京城里的王爺府當差，頓時心中又燃起了一線希望，拍照胸脯豪爽的說道：我出錢你出力，若幫我打贏了這場官司，贏得的土地咱倆人平分。 看到有利可圖，這米長興非常的賣力，使出了看家的本事，憑著伶俐的口舌，再經過打點，終于說動了這位王爺府的差人從中幫忙。果然，在王爺府主人的幫助下，李振博最后打贏了這場官司，趕走了住在莊園的長工，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輸了官司的那戶海淀人家并未就此善罷甘休，而是花錢雇傭了一大幫人，拿著土槍土炮，準備來到西峰山村爭奪土地的所有權，這群人穿過上下店村，氣勢洶洶的直奔西峰山而來。早已得到消息的李振博、米長興不甘示弱，連忙也組織了村里的一群人，也拿上土槍等家什登上東關山迎敵。登高眺望，遠遠地就看見河套中一群人迎面走來。李振博明白手中的家伙都是要人命的武器，可也不能隨便的打死人，那樣的話可就麻煩了，所以不等這幫人進入射程，李振博就下令開槍放炮，乒乒乓乓的一陣折騰倒也起到了震懾的作用。這幫人一看對方早有準備，也就沒有輕舉妄動，在原地放了一通槍炮后，就四散而去，畢竟是花錢雇來的人嗎。 贏得了官司、這讓李振博興奮異常，不但得到了土地，更提高了自己在西峰山村的聲望，那份得意從心底爬升到了臉上。米長興比李振博還興奮，家境貧寒的他，無異于天上掉下了大餡餅，自己出力幫忙，輕輕松松的就賺到了幾十畝的頭等好地，一夜之間，竟也躋身富戶的行列，真是遇到了千載難逢的好事。 接下來，按照雙方的約定，兩個人開始了土地的平分。俗話說樂極生悲，就在進行土地分配的過程中，兩個人產生了分歧，李振博認為打官司都是自己出的錢，理應多得些土地，或者將上好的地塊向自己傾斜。而米長興也是不甘示弱，說沒有自己托關系進行疏通，就根本贏不了官司。雙方僵持不下，最后李振博只好忍氣吞聲按照對方的要求平分了土地。事情雖然暫時得到平息，可在李振博與米長興心中卻產生了深深的隔閡，為后來的一場悲劇埋下了伏筆。 　　古語說：房有千間住一間、地種千年八百主。米長興用生命換來的土地，沒過幾年，就被兒子米瑞風先后出賣給他人，其中三陽坡大柿子園的十余畝土地賣給了和山鋪村的沈長存、沈德海和沈長榮。此舉讓米家也因禍得福，從一個富裕中農的身份又轉換為貧農的角色了。 　　一九五六年，國家圈定西部山區的水澗村等十余個村莊為工區，進行大規模的國防工程建設，其中位于柏峪口溝里的和山鋪村也名列其中。準備搬遷到大興縣的沈氏人家四處打聽，急需出手在西峰山村的土地。可巧，父親此時從水澗村搬遷到西峰山村，父親在妹妹馬富芝幫助下，以一千零五十元的價格購買了柿子園這十多畝的土地。要知道，一九五六年的中國農村大地，正在由初級社向高級社跨越，大規模的宣傳報道已是婦孺皆知，在購買這些土地前，就有人提示父親：說話就要土地入社了，你再買地不是等于把錢白扔了嗎。可是父親有自己的打算，他認為：自己一個外遷戶就這樣兩手空空的來到西峰山落戶，會被人看不起，在金錢與尊嚴的的選擇上，毅然決然的選擇了后者，拿出遷移費一半的數額購買了土地，一天都沒有耕種就用它加入了高級社，一躍成為西峰山村攜帶土地入社五十一戶中的一員。前些年，村里有人統計當年入社的相關戶數，當時有人就提出馬富順屬于外遷戶，不能算做村里的老戶，站在旁邊劉維義馬上予以了反駁：馬富順怎么不算村里的老戶啊，當年人家可是帶了十多畝地入的社呀。這才讓在場的人如夢方醒。劉維義也是當年從水臺村來此的外遷戶，也屬于帶著土地來到西峰山的，生產隊時期常年擔任三隊的會計，對過去的事情可以說是了如指掌、分毫不差。西峰山村解放初期買賣土地的地契。那些隨風而去的大戶人家 在解放前，貧富嚴重分化是封建社會的一種常態，不論大小村莊總是有少量的大戶人家和地主鶴立雞群，成為每個村莊的代表性人物，這類人群中又分為兩個群體，一類是以經商做買賣而發家致富，又具有相當數量土地的大戶人家，象西峰山的李振博就屬于這種情況，另外一個群體就是純粹擁有土地，倚靠出租田地收取糧租，同時又季節性雇傭短工的大戶，這類人家就被稱呼為地主，如村中的王秉喚、王近山和時廣弼等。 西峰山村的王秉喚就屬于第二種情況的這類地主，其實早年的王秉喚家境并不十分富裕，只是由于他善于抓住機遇，一下子就躍居山村地主的行列。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日本人為了加強對平北山區的控制，掠奪山區的礦產資源，從一九三八年開始，日本人開始修建了南口至馬刨泉的山區公路，他們強征驅使附近村莊的百姓為其修路，經過近兩年的時間，在一九三九年這條耗盡中國百姓血汗的公路終于修通。 對于這條公路的修建，老輩人對此記憶非常深刻，當年家住水澗村的父親就曾在山上為日本人修過這條公路。那時候，在日本人的控制和統治下，窮苦人家每天都要有一個壯勞力出工修路，而且自帶干糧，在日本人的刺刀監督下，無論刮風下雨、天寒地凍，整日勞碌在修路工地上。 不過也有件稀奇的事情讓修路的民工感到了不可思議。那是在公路完工的一天晚上，日本人把大伙集中在一個大空場上，只見兩根桿子中間掛上一塊白布，對面支起了一臺放映機放起了電影。頭一次看電影的窮苦百姓，根本就不知道電影為何物，目瞪口呆的在那里看那些活動的影像。一會的功夫，大伙都來了興致，頓時唧唧喳喳的議論開來：瞧，那個披著麻袋片干活的不是你嗎。吆，你看那個抬木頭的是不是你啊。原來，日本人在修路的時候，派出攝影記者將修路的過程拍成了紀錄片，公路修成后，將這部片子進行放映，讓這些中國的民工看個稀罕。據說，在山前放過了這部片子，日本人又到后山的馬刨泉村也放映了一次，成為偏僻山村老人們一次津津樂道的往事。 言歸正傳，還是繼續說說這個王秉喚。日本人修這條公路的時候，王秉喚正擔任西峰山村的保長，利用職權，撈取了不少的好處，公路修完了，他也趁機得到了不少的錢財。以后就用這些錢買房子置地，逐漸成為西峰山村的富戶，據說村北的四十一畝地都是在他當保長后購得的。由于王秉喚私欲太重、為人苛刻，由此遭到了許多人的憎恨。于是西峰山村土地改革一開始，他就成為村民的眾矢之的，首先拿他和村里的一個大戶開了刀，斗爭大會一場接著一場，將他們的田產分給了窮苦百姓。 眼看自己每天挨批斗而且多年購置的田產一下子就化作了泡影，這讓王秉喚仇恨在胸，深陷囹圄的他琢磨著逃跑報復的機會。每次開過斗爭大會，他都和村里的另一個地主一起由民兵看守，拘押在三官廟配房的一間耳房子里。有一次，蓄謀已久的他通過察言觀色，終于買通了看守的民兵周永福，在一天夜里，得了錢的周永福悄悄地將王秉喚放跑了，此刻的他猶如小鳥逃出了樊籠，連夜跑到了陽坊。 話說這陽坊鎮，距離西峰山村二十里地，在解放前可是國民黨軍隊長期盤踞的地盤，這里云集了四村八鄉的土匪惡霸，依靠國民黨軍隊的勢力，組織起了陽坊大鄉隊，這些由地主富農組成的還鄉團，瘋狂的向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的農民和鄉村干部進行打擊報復，以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 王秉喚加入大鄉隊后，反攻倒算的報復心情，讓他在大鄉隊里干的非常賣力，再加上他聰明的腦瓜，幾個月后他竟成了陽坊大鄉隊的大隊長。為了強化自己的主導地位，又把他的大兒子王禮志也吸收到大鄉隊里，當了個中隊長。這爺倆緊密配合，曾多次回到西峰山村尋機報復自己的仇人。終于在一天夜里，這爺倆帶領著大鄉隊悄悄潛回山村，將民兵隊長趙連成抓住，并當場將其殺死。自此種下了無法饒恕的罪行。 自從王秉喚當上了陽坊大鄉隊隊長，可謂揚眉吐氣、春風得意、吆三呵四的不可一世。誰知好景不長，一九四八年底，東北野戰軍百萬雄師迅速入關，加快了華北地區的解放進程，人民解放軍如摧枯拉朽般迅速解放了平津地區，失去了靠山的土匪、大鄉隊、還鄉團等地方武裝勢力也就土崩瓦解、四散奔逃。隨著人民政權的逐漸穩固，也加大了對土匪惡霸等反革命勢力的鎮壓。身為地主，又是大鄉隊頭子的王秉喚自然是在劫難逃，具體他犯下了多少罪行，如今已無從知曉，但他們父子殺害西峰山村民兵隊長趙連成，是村中人所盡知的事實，所以，解放后王秉喚被政府拘捕關押，經核實審查被判處死刑。一九五二年昌平區人民政府在陽坊鎮召開公審大會，有十二名反革命分子被宣判死刑，其中就包括西峰山村的王秉喚和另外一名地主。 老子被判處了死刑，身為大鄉中隊長的兒子也沒逃脫法律的制裁，雖然王秉喚將罪責都攬在了自己的身上，想方設法為大兒子王禮志開脫責任，可最后仍然被判處了無期徒刑，判刑后的王禮志被送到口外的一家磚瓦場服刑改造。長期繁重的勞動，遙遙無期的判決，讓王禮志心灰意冷，竟然生出了輕生的念頭。有一次磚窯爐內失火，窯溫失控，眼看磚窯就要爆炸，就在大家緊急搶救磚窯的時候，早已喪失生存信心的王禮志也看到了機會：何不與磚窯同歸于盡得了。于是他身穿著大衣，一個人悄悄的躺在冒著濃煙的煙筒口上，靜候著那驚天動地巨響的降臨。俗話說：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此刻這句話用在王禮志身上再恰當不過了。一心求死的王禮志橫躺在窯口上，沒想到此舉卻挽救了整座磚窯。由于他堵死了通氣冒煙的煙筒口，改變了磚窯內的風向的暢通，竟然把磚窯內熊熊燃燒的大火給憋滅了，此舉保住了磚窯。當大家發現躺在煙筒口的王禮志時，他已被濃煙和熱浪烤暈過去，大家七手八腳的將他送到醫院救治。蘇醒過來的王禮志知道自己沒有死成，反而成為了大家稱贊的救火英雄，看到這個情景，他也就將錯就錯，說自己是為了搶救磚窯才這樣做的。 從此，王禮志的命運徹底改變，不但減刑獲釋，還被調換了工作，到一個養馬場上班，成為了一個上班的工人，后來還當上了這個養馬場的廠長。退休后回到了大興縣，每月領取九十多元的退休金，安享著舒心的晚年。 西峰山村另一位地主時廣弼，在山村較為有名的幾個地主中，他是活的年齡最大的一位，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才壽終正寢在家中。 時廣弼家中的土地也有百十多畝，雖說是地主，可為人和善，心地善良。在老一輩人的口中，幾乎都是溢美之詞。據說，租種他家土地的貧苦農民，或多或少都曾受到過他的關照，每到秋后時節，這些農戶都要從收成的糧食中繳納一些地租。當他看到這些肩扛背挎前來交租的左鄰右舍，總是笑面相迎，言語誠懇的勸慰道：你租種這一、兩畝地，還能打多少糧食啊，趕緊挎回去吧，我不缺這點糧食。每次都是這樣的推三擋四，這讓大家都非常的感動。而且他還常常利用自己在村莊中的威望，維護本村人的利益，比如，每年的秋后，附近的大鄉隊依仗權勢都要到各村威逼貧苦的農戶繳納糧稅，這些人總是嫌棄繳納的糧食少，逼迫再多繳納一些，每當此時，站在一旁的時廣弼總是出來打圓場：他們家那幾畝石子地，打不了多少糧食，這就不少了。由于時廣弼是村中的地主，也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大鄉隊的人還是給他一些面子的。 就是這樣一位心慈和善的地主，在以后的歲月中，受到了大家的尊重，由于是大伙公認的善人，土改劃定成分時，竟然被村干部悄悄的注銷了地主的身份而改成了富裕中農。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也得到了村民的保護，幾乎沒有受到多大的沖擊。土地改革中沒有受到批斗，一九五六年國家建設工區時，也未被勒令遷往大興縣，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象征性的接受了三隊社員幾次批斗，但也只是陪站在一旁而已，并沒有人跟他過意不去而死心塌地的整他。 在那個特殊年代的批斗會，基本上都是在晚上進行，因為白天大家還要出工勞動，等吃過晚飯，聽到鐘聲響過，社員們就陸續來到村邊的隊部里開會，屋里只有主持大會的一張桌子外，沒有桌椅板凳，大家只好帶著板凳隨意散坐。被批斗的人則站在屋子中間接受批斗，在主持人和社員的質詢下交代自己的罪行。這個情景至今還有印象，那時候只有七、八歲的我經常站在一旁看稀罕。批斗會的主角除了時廣弼外，還有生產隊里另外兩個有歷史問題的人。記得批斗會上，如果大家認為他們交代的問題不徹底或者態度不老實，就馬上給點顏色看看，將一個七、八斤重的大秤砣掛在他們的脖子上，不大的功夫，栓著秤砣的那根鐵絲就會嵌入脖子里，頭上的汗珠慢慢淌下來，讓其真正領教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而時廣弼一直免于這項處罰。 在我的記憶里，時廣弼的個子不高，面目和善，是一個精瘦的老頭。老人曾有過兩個兒子，不幸都在二十歲左右時先后病故，只留下了一個孫女時景蘭，后招贅本村的孔慶秀為婿，夫妻倆將老人養老送終。 組織起來互助合作 　　千百年來，中國農村傳統的生產模式就是一家一戶的耕種勞作，這樣就形成了農業生產的低端、徘徊不前的落后現象。解放后，國家早就看出了這種弊端，在建國初期，中央就發出了互助合作的經營模式，不久互助組就猶如雨后的春筍在農村大地遍地開花。所謂互助組就是采取自愿結合的原則，三、五家即可編成一組，解決了生產農具短缺、勞動力缺少的矛盾，農忙時大家齊心協力春種秋收，增強了團結互助的精神。當時是鄉聯防主任的劉廷順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與村民郭寶貴一起成立了全村第一個互助組，這個互助組由四、五家組成，分別是劉廷順、郭寶貴、李懷恩、吳長發等戶，為全村互助組的發展起到了一個示范的作用。 　　互助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由于規模小，還是屬于單打獨斗的形式，而且進出自由，形成不了規模式的農業生產，為此，中央以互助組形式為基礎，采取了循序漸進的方法，在一九五四年提出了在廣大農村建立初級社的構想。初級社以組織的模式出現，戶數不限，仍延續自愿入社的原則，但比互助組強化了制度要求，入社社員的生產工具由社里統一支配使用，土地集中統一耕種。大家一起出工，強調協作管理，加強了抵御自然風險的能力。當時，身為共產黨員的周寶庫，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組織聯系了左鄰右舍的劉廷義、吳少寬、劉廷好、劉廷順等七、八戶人家，由大家推舉周寶庫為社長，組成了西峰山村第一個初級農業社，為初級社的健康發展帶了一個好頭。初級社的發展為向高級社的過度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初級社雖然蓬勃發展，但仍有不少的農民采取了徘徊、觀望的態度，游離于這種組織形式之外，還處于較低級別的農業管理，如何把全國農業變成一盤棋，擰成一股繩，加快農業的集中管理，為促進農業更快的向農莊化、機械化的科學管理邁進，已成為中央領導的共識。于是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建立農業高級社的宏偉藍圖。有了初級社管理模式的藍本，高級社的建立也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一場成立高級社的群眾運動轟轟烈烈，不到半年的時間，高級社遍布廣大的中國農村，形成了一場勢不可擋的歷史洪流。 那時候，西峰山村六十多戶人家，一夜之間都成了高級社的社員，土地入社、牲畜入社、生產工具入社、山林果木入社，沒有土地的將賣地的錢拿出來入社，可以說是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一切的一切都納入了集體生產的統一管理，按照村域的分布，全村共成立了四個隊，一隊社長吳長滿、二隊社長李寶恒、三隊社長吳少寬，四隊社長郭寶貴（青年隊）。從此，廣大農民以嶄新的姿態、煥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集體勞動的行列之中。 人多力量大的集體經濟組織 一九五八年開始建立人民公社時，西峰山村劃歸前進人民公社，十一月底改屬南口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五月成立流村人民公社，各行政村稱生產大隊，西峰山村分成四個生產隊，實行各自的獨立核算。從此徹底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社會土地私有制的狀況。 農村人民公社是一個亙古未有的新生事物，縱觀中國幾千來的農業生產，都是以各家各戶獨立的勞動模式，而一大二公、隊為基礎的集體組織，將延續千年的舊的傳統徹底打破，人們在農村生產隊這個群體中，開啟了共同勞動、一起生產的火熱場景，在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上探索跋涉、奮勇前行，書寫了中國農村發展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三年，在人民公社存續的二十五年中，正是我們這一代人從出生到成長的階段，它陪伴著我們一路走來，親眼目睹了它發展變遷的整個歷程，成為了我們生命中記憶的重要組成，那曾經火紅歡騰的場景依然在心中留存翻涌。 曇花一現的農村食堂： 人民公社作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出現的新生事物，可謂一花獨秀，如何讓它健康發展，體現出公有制的優越性，這也是逐漸探索的一個過程，其形成發展中也難免走一段彎路，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是在所難免。如全國農村的吃食堂算得上是一個突出的問題。 一九五八年夏季，隨著全國人民公社的成立，大躍進的運動與日漸炎熱的夏天一樣，如火如荼進入高潮，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像一陣狂風席卷中國大地。在這種共產風的大背景下，作為人民公社建立一項不可或缺的新生事物，農村公共食堂隨即應運而生，同時完善幼兒園、托兒所、老年人幸福院、浴池等各項公共設施，把農民引向更加幸福的生活，美好的前景向人們展露出燦爛的微笑。 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西峰山村的公共食堂相繼成立，按照各生產隊劃分的區域，共成立了三個食堂。為了籌建食堂這個新生事物，村里領導不遺余力大力宣傳動員，在吃飯不要錢、飯菜敞開吃的美好描繪下，社員們也不含糊，傾盡全力大力支持，把家里所有的糧食都交到了生產隊的庫房。 　　就說第三生產隊的食堂吧，由于準備時間倉促，沒有合適的場址，只好臨時把食堂的地點選在了社員吳長山的家中，這是個不大的院落，北房三間由主人居住，兩間東屋就當做了伙房，平時寂靜的院落中，一時間人員來來往往、叮叮當當的切菜聲環繞院庭，飯菜的香味在大街上飄蕩。老人們說，開始時的食堂飯菜真是不錯，每天都是變著花樣的食品，饅頭、玉米粥、炸油條、壓饸絡、做年糕。社員們看到這個情景，真是開心雀躍，孩子們歡呼、老人們歡笑，都不有自主的發出了由衷的贊嘆：吃食堂就是好，大家上工干活心情歡暢，再也不為一日三餐的飯菜犯愁，可以一心一意從事農業的生產勞動了。那時候，是孩子們最為開心的日子，早晨早早起炕，囫圇吞棗似的抹把臉，就拿著板凳連跑帶顛的直奔食堂而去，成為食堂中第一撥食客。經過兩個多月的整理修飾，社員們終于把位于老井臺西側的一座羊圈改造成了新的食堂，制作了簡單的桌椅板凳后，成為社員們新的吃飯地點，直至兩年后食堂的解散。 　　隨著時間的推移，食堂并沒有象人們期盼的那樣永遠的美好，初期的粗放型管理，加之五九年和六零年干旱的日趨嚴重，糧食短缺的問題日漸突出，吃飯有了定量，飯菜的質量直線下降，連吃飽飯都成了問題，在最困難的時刻，生產隊組織社員挖野菜、捋榆樹葉摻雜在玉米面中，最后連白薯秧都端上了餐桌，還有玉米芯，棒皮，經過石灰的泡制，都成了人們日常中的口糧。原先必須在食堂餐桌上吃飯的規定，后來變成了用盆打回家里吃了。經過那段艱難日子的老人說：那盆里的稀飯清湯寡水，漂浮的菜葉下面難覓幾粒糧食，兩泡尿后，肚子又開始咕咕叫了，上地勞動渾身沒有了力氣，光剩下張口喘氣的份了。此時中央及時發現食堂存在的問題，在一九六一年五月，發出通知解散了農村的食堂。為了恢復生機，同時決定劃出部分農民的自留地種糧種菜，在山坡地角可以自行開墾十邊地，以彌補糧食的短缺，一系列政策的實施，漸恢讓農民的生活逐復了正常水平。人民公社大食堂 人民公社大花園， 你曾是別樣的嬌艷光鮮耀眼， 億萬農民欣喜若狂， 滿懷希望中翹首期盼。 熱氣騰騰的飯菜擺滿桌面， 花樣翻新眼花繚亂， 早出晚歸的人們圍桌而坐， 歡聲笑語和縷縷的飯香隨風飄散。 那段歡心的日子總是暫短， 猶如雨后的彩虹曇花一現， 天災人禍連續降臨， 紅紅火火的場景戛然而斷。 往事匆匆歲月流轉， 壯懷激烈仰空感嘆， 亙古未見誰敢嘗試！ 凌云壯志敢問九天。收割小麥的記憶： 在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里那一片片金黃的麥浪總是記憶深刻，多少年后漫步田間，總是想起當年收割小麥的繁忙場景。種植小麥在平原地區很是常見，麥收時節，到處都是綿延的麥田，一片金黃的色彩徹地連篇。但對于山區百姓種植小麥來說，那還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事情了，這要得益于大規模興修水利的保障作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流村人民公社組織各村的社員興建王家園水庫，經過幾千人的連續奮戰，至一九六零年六月，僅僅用了八個月的時間，用大躍進式的速度建設完工。水庫建成后，公社又組織人力修建了長達幾十公里總干渠，蜿蜒曲折，直到南北流村的上下店，隨后各村自行興建了一條條的支流水渠，直達田間地頭，為種植小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小麥的種植，也改變了山區百姓的飲食結構，在種啥吃啥的年代，人們的日常食品基本上以玉米和小米為主，窩頭、貼餅子、玉米粥、小米干飯，蒸白薯，是餐桌上每日必備的食物，偶爾吃上白面饅頭、餃子那只有過年時的奢望了。自從六十年代開始生產隊種植了小麥，人們平常吃頓饅頭、烙張白面餅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每年小麥的收割時節，正值雨水頻繁光顧的六月份，就是在晴朗的天空，突然間就會烏云壓頂雷聲隆隆，所以此時收割小麥，被人們稱之為龍口搶糧。搶收小麥，成為了生產隊工作的重中之重，收拾場院、調配馬車，然后組織精兵強將起早貪晚搶割小麥。收割小麥 六月的天空、 如火的驕陽， 一片片金色的麥田隨風逐浪， 豐收的喜悅輝映臉龐， 社員們揮動鐮刀龍口搶糧， 不怕腰酸背痛， 何懼汗水濕透衣裳， 爭分奪秒將豐收的糧食收獲歸倉， 歡聲笑語在田間縈繞， 勞動的競賽伴隨著汗水的流淌。 運輸的馬車往返了一趟又一趟，<div>車把式的吆喝聲高亢激昂， 一聲聲清脆的鞭梢聲在天空炸響， 多拉快跑運輸忙， 小山似的麥垛聳立在打麥場， 滿目金黃惹人醉， 豐收的場景不禁讓人心花怒放。 </div> 打麥場： 　　每次遛彎經過村邊的生產隊場院，都會情不自禁的看上一眼，別看它變得空空蕩蕩無聲無息，只有幾間老屋佇立一旁，當年的這里可是麥垛成山、機器轟鳴、人馬歡騰、笑語歡聲。地里的小麥運回場院后，為了防止積壓霉變和雨水的襲擾，迅速脫粒揚凈曬干，這是保證一年收成的關鍵。在收割的同時，又要組織人力進行小麥場院脫粒的工作，白天沒干完，晚上的加班更是家常便飯，就是到了晚間的十一點鐘，也要把白天收割回來的小麥脫粒完工，社員們帶著一身的疲憊，頂著星星返回家里休息睡覺，幾個小時后聽到鐘聲的召喚后，又迎著朝霞，揮舞著鐮刀精神抖擻的奮戰在麥浪滾滾的地頭田間。生產隊場院 村邊那座寬敞的場院， 每天都被社員們掛在嘴邊， 那是大家快樂勞動的場所， 更是一年年糧食回歸的家園。 當一片片成熟的小麥金黃耀眼， 搖曳著身姿向我們揮手召喚， 熱火朝天的夏收場景瞬間點燃， 場院里一車車的小麥堆積如山。 驕陽似火中脫粒機的轟鳴震天， 飛揚的塵土伴隨流淌的熱汗，<div>脫粒揚場晾曬一氣呵成， 成堆的金黃麥粒輝映著張張笑臉。 夜色里的場院仍未片刻的輕閑， 機器的歡唱回蕩在沉沉的天邊， 明亮的燈光下忙碌著挑燈夜戰的身影， 完不成任務誓不回還， 當疲憊的社員走在回家的路上， 滿天的繁星向辛勤的人們眨眼點贊。 </div> 生產隊的鐘聲： 每個在農村長大的孩子，對當年生產隊的鐘聲可謂記憶猶新，這聲音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陪伴我們一路成長，成為了記憶中悠揚動聽的聲音。 　　西峰山村共有四個生產隊，每個隊的敲鐘地點都選擇在人員集中且較為寬敞的地方，不是在胡同的街口，就是在緊挨住戶的村邊。每天敲響的鐘，并不是人們想象里那種正規圓形大鐵鐘，基本上都是一截鋼管或者是一段鋼軌，用鐵絲拴在樹上就行了，這鋼制的東西聲音清脆皮實，無論是用手錘還是隨手拿起一塊石頭都可以使勁敲打。由于材質不同，敲擊時發出的聲響也略有差別，大家側耳一聽，就知道這是那個生產隊在敲鐘。 　　每天的敲鐘，那可是生產隊長的專屬權利，任何人不敢越雷池一步，除非特殊情況需要隊長的授權才行。生產隊每天敲鐘兩次，第一次敲鐘大概在早晨六點鐘左右，大家齊聚街口，聽候隊長給每個人分派一天的活茬，中午那次敲鐘，就是通知大家準時上工，如晚上需要開會學習了才再一次敲響，假如白天的時候敲響了鐘聲，那是孩子們最為興奮的時候，不是分糧食、分果子、就是分肉，于是趕緊到外面打探消息，然后拿上籃子或者推上車子，興高采烈地到村外的場院里排隊等候。讓社員們最期待的鐘聲，就是春節前分紅的那次敲鐘，平時的鐘聲只是一聲催促，而此刻的鐘聲里蘊含著一份興奮的激動，趕往隊部的步屢匆忙而又輕盈，熙熙攘攘的窗口前，就等著會計叫到自己的名字，一聲“來了”回答，瞬間臉上蕩漾起笑容，手握著一沓十元的鈔票，就像見到久別重逢的老朋友，卡卡的點錢聲，猶如優美的旋律在指尖彈唱吟詠。生產隊的鐘聲<div> 多少年過去， 耳邊還仿佛回蕩著生產隊的鐘聲， 在薄霧繚繞的晨曦里， 在群星閃爍的夜色中，</div><div>無論是在烈日炎炎的夏日， 還是寒風凜冽的嚴冬， 它就像一聲號令， 時刻準備待命出征。 在它的催促下， 社員們聞令而動， 開始了一天繁忙的勞動場景。 歲月流轉時光匆匆， 清脆嘹亮的鐘聲里， 我放佛看到父輩們集結在村口的身影， 驕陽下揮汗如雨仍是談笑風生， 就是在雨雪狂風中的戰天斗地， 堅定的步履還是那樣的從容。 生產隊的鐘聲， 抖落了多少星辰喚醒了一個個黎明， 送走了年復一年的風雨， 迎來循環往復的春夏秋冬， 在童年的記憶里， 永遠是那樣的悅耳動聽。 </div> 建造大寨田： 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一直回響在農村大地的天空，無論是在電影里還是廣播中，就是在農村的墻面上，隨時都能見到它的身影。 農業學大寨的一個重要標準之一，就是修建大寨田。西峰山村地處半山區，主要以林果業為主，放眼望去，村莊的四周都被幾百年歷史的柿子樹、香果樹、棗樹和梨樹所環繞，而村北近千畝的河灘地地勢平坦，河灘地的壩階上長滿一排排郁郁蔥蔥棗樹，是赫赫有名西峰山小棗的主產區域。在修建大寨田時，根據村莊的實際情況，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政策。記得在當時還有一句口號是“挖好溝子田、山區賽平原”，就是在平整的土地上開挖五十公分寬、六十公分的深溝，然后再將土回填，營造出所謂“海綿田”的效果。這種溝子田正好適用于林果地，既不損壞樹木，又達到了學大寨的目的，所以在村莊四周的林果地上展開了開挖溝子田的高潮，誰知溝子田也并未改變糧食產量低的現象，主要是因為田地中的果樹和柿子樹過于高大，遮擋了莊稼的采光，其增產增收的效果并不明顯，這種耕作的方式實施了一年后被徹底放棄。 西峰山建造大寨田的主戰場就選在了村北的千畝河灘地上，幾千來年雨季洪水的沖刷，讓這片土地開闊平整，地面上沙土與小石子混雜，土地下三十公分處，就是一層層砂石的淤積，這種土質由于滲漏快不易保墑，在較為干旱的年景糧食的產量并不高，所以在解放前，這里是西峰山村貧窮百姓主要的擁有地塊。放眼望去，一塊塊土地星羅棋布，一道道石砌的壩階縱橫交錯，只有在秋風送爽的搖曳中，那滿目的紅棗營造出火紅豐收的場景。 村北大寨田的建造起始于一九七三年的秋后，地里的莊稼已經收獲歸倉，而漫長的冬三月正是改造大寨田的最好時機，既不耽誤農業生產，又把冬閑變成了冬忙。在大隊的統一安排下，公社的推土機首次出現在河灘地上，機器轟鳴之中，縱橫交錯的壩階被推平，大大小小的河光石滿目皆是，接下來就該廣大社員沖鋒上陣了，社員們推上雙轱轆小車，拿上鐵鍬搞頭，奮戰在寒風凜冽的河灘上。首要的任務就是按照標準重新壘砌壩階，依據地勢的高低和南北的走向，改造成四、五十米寬、地頭長二、三百米新地塊。男勞力搬石壘砌，婦女們則用糞箕子撿拾滿地的大小石子，然后填充到壩階的中間，起到支撐和固定的作用。 大寨田的改造并非一日之功就能一蹴而成，前后共經歷了四、五年之久，主要是土地的結構決定的，推土機推平了壩階平整了土地之后，下面的石子石塊全部顯露在地面之上，清除原有壩階的石基和滿地的石子可謂耗時費工。春天的時候，這些地塊也不能閑著，還要耕種玉米、高梁和黃豆等作物，秋收過后，全體社員又一起出動，頂著寒風繼續奮戰。 　　那時候，我們這些四、五年級的學生也不能置身度外，寒假時或者星期日放假，都要親身參加到平整大寨田的建設當中，幫忙撿拾地里的石子，清除原有的壩基石塊。一來是農村的孩子能吃苦閑不住，二來可以掙些公分，提高一點家庭的經濟收入。記得那時候的冬天特別的冷，無遮無攔的河灘上寒風凜冽，凍得手腳生疼，那些從亂石下面挖出來的蛇蟲，都被凍僵了身體一動不動。 　　改造完工的村北大寨田別有一番風景，筆直的壩階猶如道道城墻，守護著遼闊的田園，平整開闊的地塊通透南北，三條大道貫穿西東，方便了機械化的耕種通行，從此，大寨田的稱謂在人們的口中逐漸流傳開來，成為了西峰山村糧食生產的主產區。就是在一九八四年農村土地承包時，按照林果地和口糧田的標準，這里仍被確定為口糧田的地塊。在希望的田野上 昨日人歡馬叫隊伍壯， 今朝單打獨斗各自忙， 激情燃燒豪氣隨風去， 改革春風在神州激蕩。一九八三年村委會成立后，農村生產大隊的名稱自此消失，四個生產隊隨即解散，所有的財務賬目和各生產隊的經營農具和財產統一上繳，由村委會保管處理。當時為了配合即將開始的土地承包和分田單干，各生產隊的馬車、拖拉機、騾馬毛驢及耕牛，一并歸攏到第四生產隊的場院，派專人看護管理，等候著這些公有財產的再一次重新分配，分配的方案經村委會的反復研究，最后決定：小件的生產農具標價出售，如簸箕、笸籮、壓地的石轆轤等給錢就賣。大件財產：如馬車、手扶拖拉機等標價出售，騾馬牛毛驢等牲口，采取抓鬮的方式售出。方案決定后，用村里的大喇叭通知村民前來挑選財產。通知一經播出，村民們蜂擁而至，那些廉價的經營工具一搶而空，畢竟這些東西是以后種地的必用工具，馬車、拖拉機等也被人相繼買走，最熱鬧的當屬大牲口的抓鬮這一項了，許多人都想試試手氣，結果有的人失望而歸，有的人收獲滿滿，如一隊的李寶華運氣最好，一次就抓走了七、八頭牛，村書記王禮生也隨手抓了一個鬮，手氣不錯，是一頭黑白花點的小牛犢。喧囂過后，放眼偌大的場院異常寂靜、已是一片空曠，只剩下幾架玉米和小麥的脫粒機孤單單在墻角嘆息，畢竟一家一戶的經營實在沒有用武之地。就這樣積攢了二十多年生產隊的家底自此煙消云散。 接下來最后一項工作就是丈量土地分田到戶了，在一九八三年的十月份，這項工作正式實施，按照村委會的安排，以原來四個生產隊為基礎，成立四個小組進行此項工作，時任第三生產隊副隊長劉洪才與王禮敬一起負責三隊村民的土地丈量。這件事情可把兩個人忙活的夠嗆，特別是王禮敬這位老秀才，當過隊派教師，寫寫算算可謂行家里手，在分地的工作中認真負責，勞苦功高，劉洪才在地頭緊握米尺的皮盒，王禮敬拉著米尺跑前跑后，然后又按照手中的人口戶數表逐項進行填寫登記。經過兩個人二十多天不懈的努力，量地分田的工作在十一月中旬終于如期完成，這才讓兩個人長長的出了一口氣。 要說每戶土地的分配丈量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其中里面的紛繁復雜增加了工作的難度，既要按戶分配每位村民口糧田的數量，還要按戶人數調配林果樹地的棵樹，有的地塊林果樹集中，土地的面積就要少些，有的地塊果樹稀疏、間距大，土地的面積就要多些，這個問題操作起來確實很是棘手。就說我母親分的那一畝三分地吧，其中就涵蓋了三個地點，口糧田在村北大寨田的八畝地為0.8畝、柿子樹地在北溝的褡褳地為0,26畝、香果樹地在村西三陽坡的李長山地為0,3畝，一個人所分的土地都這樣繁復，何況一個生產隊好幾十戶人家呢。 　　所以說任何工作都難免留有一點瑕疵，由于人手少、時間緊，任務重，出現一點小問題也是常有的現象。所以分地后的幾戶村民感覺自己的土地不夠數，就到村委會進行反映，為了把情況摸排清除，第二年秋后，村委會又派出劉維義和王樹讓兩個人，對村民反映的情況進行核實處理，按照多退少補的原則達到了這些村民的滿意，使村里的土地承包、分田到戶的工作日臻完善。 　　為了讓農民安心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耕種，村委會按照政府的方針，與每家每戶簽訂了長達十五年的土地承包合同。這些習慣了集體生產勞動的人們，目睹眼前的變革，充滿了驚訝、疑惑和彷徨，這是真的嗎？當大家手捧著蓋著鮮紅印章的土地承包書時，漫天的疑云徹底消散，瞬間迸發出欣喜若狂的興奮。農村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極大地刺激了農民生產種地的激情，他們迸發出了前所未有的潛能，像守護自己孩子般的細心呵護，早出晚歸，將自己所有的希望傾注在土地之中。春耕播種時節，他們起早貪黑、忘記疲憊，此時可忙壞了家有牲畜的農戶，東家找、西家拽，都期盼早一點將自家的土地播種完工。那情景，好似互助合作五十年代的生產場景。西峰山大隊第三生產隊農林合同書 　　這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社員第一次與生產隊簽定的農林合同書，承包期為1984年——1986年。拉開了土地承包、分田到戶的農村土地改革的序幕。 一份油印的紙張， 模糊不清的字跡， 仔細辨認的紅章， 涂改添加的內容； 好似平凡普通， 但意義非同凡響， 它是土地改革的號角， 它是劃時代的樂章， 天翻地覆的變革， 從這里奏響。糧果承包到戶合同書 　　這是一九八四年一月，西峰山大隊與村民們簽訂的《糧果承包到戶合同書》，兩個月之前那份以生產隊名義簽訂的《西峰山大隊第三生產隊農林合同書》隨即作廢。 這份合同書的簽訂，使農民分田到戶、土地承包的政策得到了初步的穩定，合同期的期限長達十五年，既一九八四年——一九九八年，雖然還是簡單的油印紙張，字體模糊不清，但簽發主體的變更，讓它有了更加明確的法律效應。西峰山大隊土地、林業承包合同書 　　這是第三次西峰山生產大隊與村民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書，簽訂的時間是一九九零年二月，合同期限為五年，既一九九零年——一九九五年。僅僅過了六年的時間，原先制定的十五年土地承包政策又被推到重來，打破原有的土地承包格局，重新進行土地的丈量分配。 　　那些曾經過承包村民精心收拾地塊，變得干凈利落，深深的感情將它視如己出的孩子了，此時又要重新分割地塊，轉眼間又輪換到別人的手中，心中難免有一種遺憾和失落的感覺。由此看出當時農村土地承包實施中的隨意性和不穩定性。農村土地經營權證書 這是一九九五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制的《農村土地經營權證書》。當五年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村民手中的承包地再次重新洗牌、又一次打破原有格局，重新進行了調整分配。直到這個時候才明確告知：這次的土地承包政策五十年不變，承包期為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二零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這份《農村土地經營權證書》的冊頁，明顯非常正規，發證機關為昌平縣人民政府，發證人由西峰山生產大隊變成了西峰山經濟合作社，這一次農村土地承包合同最終被穩定了下來，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沒有出現大的變化，使廣大農民踏踏實實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耕耘收獲。 退耕還林綠水青山 歷史跨入了新的千年，為了減少風沙的侵襲，保護北京的碧水藍天，歷經十多年的荒山綠化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放眼望去，昔日荒山禿嶺、巖石裸露的山坡，披上了郁郁蔥蔥的綠裝，山上的松柏樹迎風搖曳、松濤陣陣。在此基礎上，市政府又提出了山區退耕還林的規劃，村民們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在耕種的土地上遍植林果樹，其中栽種的品種以棗樹為主。在這里著重說明的是：西峰山小棗，由于肉厚核小、含糖量高，甜脆可口，以成為遠近聞名的特色產品。而且價格高易儲存，如今仍是村民果品收入的主要來源。 政府為了促進山區退耕還林的工程，投入了大筆的資金予以扶持，減少農民的后顧之憂，按退耕還林的實際情況，每畝地補助大米白面三百斤，保障村民的口糧供應。此舉更加刺激了農民種樹的積極性。要知道，西峰山村的土地一大部分為高低不平的坡地，適宜栽種些玉米、豆類的農作物，產量最多畝產也就二百來斤。栽種果木樹不但增加了自己的經濟收入，而且不花一分錢就能吃上大米白面，這可是大家做夢都想不到的好事。有些土地多的大戶一年分得的大米白面達到四、五千斤，根本食用不了，就零售一部分貼補日常消費。 前些年，西峰山村的土地使用情況又發生了新的變化，為了保護北京的碧水藍天，降低風沙的侵襲，市政府加快了山區平原的造林工程，原本是祖祖輩輩耕種的良田，如今栽滿了一排排的小樹。只要承包土地的人提出申請，用不了一、兩個月，胳膊粗細的樹木就會站滿田間。這項舉措的施行，政府也為此投入了大筆的資金，一畝地每年付給農民兩千五百元作為補償。兩廂情愿、皆大歡喜，在田地中辛辛苦苦的耕作一年，也得不到這么多的收入。使得綠化工程進展迅速。展望未來，整個山村將掩映在萬樹叢中，一幅山清水秀的美景就要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山區綠化造林工程的實施，讓世代種地的農民獲得了新生，每日里優哉游哉的閑逛在街頭巷尾，就像退休工人一樣，身不動膀不搖，每年都能領取兩、三萬元的生活補貼，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這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可是不曾有過的特殊待遇啊。都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而農民手中的承包地，就是金罐銀罐，是握在手中名副其實的金蛋蛋，它能產出糧食，它能生出金錢，托管出去只是揮手之間，年年成沓的補助款就在手中流轉，就是當年的地主又能怎樣，不還要精于算計適當躬身于田間嗎，所以說幸福的感覺只是眨眼之間。一次與大哥聊天，順便詢問了村莊西街這片還有誰在種地，大哥不無感慨的說道：除了我，還有劉挺起和趙振忠，整個三隊就剩下我們三個人還在種地了。聞聽此言，很是讓人感慨，歷史在前進、時代在發展，一次次的變革刷新著人們的觀念。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百姓已是富足無憂、生活安康，市場上商品應有盡有、物美價廉，到處是鶯歌燕舞、鮮花燦爛，人們感受著改革開放紅利的豐厚，享受著祖國大地碧水藍天的悠然。這是中華大地五千年歷史上輝煌的頂點，人們已經邁進豐衣足食共產主義社會的門檻。 西峰山林果業的歷史 西峰山村三面環山，非常適合各種果品的發展種植，除了特產西峰山小棗外，還盛產大柿子，那一溜溜合抱粗細的大樹，均勻的排列在田地中間，其樹齡均有一、兩百年歷史，是農民增加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也是山村主要的樹種之一，時至今日仍然遍布村莊的田間地頭、溝谷路邊，延續著幾百年頑強的生命力。 　　就說曾經的西峰山三隊，一年柿子的產量就達七、八十萬斤，按當時每斤柿子六分錢計算，生產隊就這一項的收入可達四萬多元，這四萬多元在當年的六、七十年代，可是相當可觀的數額了。每當霜降過后，柿子的采摘進入了高峰期，這時候，地里的莊稼早已收獲歸倉，生產隊可以集中大兵團作戰了，男女老少齊上陣，一派熱鬧的場景呈現在人們的面前。男同志負責爬樹摘柿子，婦女則用柿兜子接住從天而降的柿子，老人蹲在地上摘取柿把，然后裝筐封存，生產隊的馬車隨后趕來裝車拉運，等到幾輛馬車全部裝滿捆綁后，直接拉到南口火車站裝車外運。 　　近些年來，柿子的價格持續偏低，一直徘徊在每斤五、六毛錢的價格，嚴重影響了村民對它的管護，再加上多年來的持續干旱，這些大柿子樹逐漸干枯萎縮，失去了往昔遮天蔽日、郁郁蔥蔥的雄姿。金秋時節，村民摘柿子的情景。另外還有一種已經消失的果品——香果，曾經也是村莊的主打產品，占據著山村的半壁江山，距今只有短短的二十年時間，就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幾乎變成了難得一見的東西。現在想起它的滋味，還感覺有一股果香在唇齒間蕩漾。這種香果比核桃稍大，清脆可口、口感香甜，每當它成熟的八月份，放眼望去，一串串掛滿枝頭，紅紅的模樣招人喜愛，走到樹前，一股濃郁的果香瞬間迎面撲來。那時候這種果樹遍地都是，田野中、道路旁，甚至房前屋后，它的身影可以說無處不在、觸手可得。 西峰山村栽種香果的歷史無從考證，但僅從合抱粗的樹干上看出都有一、二百年的樹齡，與高大的柿子樹一樣，是養育一代代村民重要的經濟來源。在解放前道路交通的落后和運輸工具的缺乏，使得村民們果品的銷售存在諸多的困難，老人們說：山村哪有外出的公路交通，村民們進出村子都是走東大溝和西大溝，好歹那時都是用毛驢馱運，對路寬路窄不是很挑剔。每當香果開始成熟，村民們的日常生活就變得異常的忙碌，頭天下午就將果子從地里摘回來裝筐封馱，第二天起個大早，就趕上毛驢到陽坊市場銷售去了。可是陽坊的市場畢竟有限，西山地區的果子很難全部容納消化，最終的目標還是百里之外的德勝門果子市。那時候家境好點的戶，有個兩三頭毛驢或者騾子，一次就運走幾百斤的數量。路途的遙遠，其中的辛苦也是不言而喻，往返一次需要兩天的時間，中午的時候，趕上牲口出發，傍晚時分正好在北安河打尖休息，第二天凌晨就起來，趕在果子市開市的時候到達市場，是自己在市場上銷售，還是批發給市場的商販，要看果子數量的多少和時間是否充裕，無論如何必須在中午十二點之前踏上歸程，就這樣回到家中已是午夜時分了。 對于家境困難，沒有毛驢運輸的戶來說，果品銷售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沒有遠途運輸的能力，只好用扁擔跳上兩只大筐到陽坊去銷售，但激烈的市場競爭壓縮了價格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就催生了百里走單挑、勇闖德勝門的堅強好漢，此公就是家住西街的吳長發。那時候，正值壯年的他，有時候自己，有時候與鄰居兄弟吳長山一起搭伴而行，肩挑一百多斤的果筐，一步步從西峰山直至德勝門的果子市，夜晚在北安河休息幾個小時后，就披星戴月、步履堅定的向北京進發，在清晨十分到達德勝門的果子市。初聞此事，不禁讓人驚愕不已，這是位我非常熟悉的老人，個頭不高，消瘦的身材，頗具仙風道骨的風范，永遠是一幅和善慈祥的面容，而且識文斷字，說三國、講岳傳，滔滔不絕聲情并茂，孩童時期，經常與一群孩子圍坐在老人的身旁，如醉如癡的傾聽三國的故事，至今那情景仍然歷歷在目。老人在一九七九年去世，享年八十六歲。 在生產隊時期，香果成熟的季節，那也是社員們最為忙碌的一段日子，所有的青壯年勞力每人用扁擔挑著兩個荊條編的圓籃子，手里舉著一根三米來長的竹竿，桿子的頂頭是用白布縫制的一個小布兜，大家稱之為桶子。摘取果子的時候，用竹竿上的小布兜將已經成熟的果子一個個摘下來，然后輕輕地放在果籃中，將兩個籃子裝滿后，挑起擔子，穿過茂密的莊稼地，沿著田間的小路，一路小跑的奔回生產隊的場院，場院中等候的社員趕緊裝筐封蓋。為了保護果品的新鮮，防止擠壓磕碰，筐的周圍要暄上蒲包，蓋與香果之間還要墊上青草，然后用鐵絲縫筐。為保證每天都能夠向北京德勝門送貨三、四輛大車的貨運量，摘果子的社員幾乎沒有休息時間，一趟趟往返在地里與場院之間，你看吧，田間地頭到處可見挑著擔子的社員在奔走。 一天緊張的勞動結束，大家一起動手將一筐筐的果子裝上大車，用麻繩捆綁牢固，才拖著疲憊的身軀收工回家，接下來就該趕大車的車把式登場了，大車上的果子筐足有四、五十個，總重量可達一噸多重，出發前，車把式需要耐心細致的將車上果筐捆扎牢固情況進行檢查，畢竟一百多里地的路程，不可有絲毫的馬虎。將牲口料足水飽，再回家休息幾個小時，在后半夜的兩點鐘，就搖著長鞭，在一聲聲吆喝中，大馬車頂著星星向北京出發了，在清晨的六點鐘左右到達德勝門外的掛鉤站，掛鉤站依據果品的質量當場定價，并負責聯系零售的店家，然后按照掛鉤站吩咐，將整車的香果運至市區內外十頭八里的零售網點。當然有時也會出現特殊的情況，曾當過車把式的劉洪才說，有一次掛鉤站將收貨的地點定在了順義，往返路途太遠，這一折騰直到午夜時分才回到家里。 在香果的收獲時節，最辛苦的當屬生產隊會計劉維義，雖說隊里還有統計加保管員吳長貴予以協助，但畢竟年歲有些大了，所以每次到北京押運果品大車都是劉維義自己，同時還要負責結賬和收款工作。 每次深夜押運果品大車到北京，并不是躺在車上睡覺的悠閑，一路上險情不斷，時刻都要睜大眼睛留意觀察，劉維義說：馬車過了靶場、穿過陽坊，到了海淀的章村以后，就不敢再打瞌睡了，這一帶有好幾撥人夜里不睡覺，趁著夜幕掩護悄悄跟在大車的后面，用鉗子剪斷條筐的鐵絲，然后掏拿香果。每遇到這個情況，也不敢下車，就在大車上喊一聲，讓車把式加快車速就得了。據說有一次黑寨村劉振祿趕的那輛大車，被人在后面割斷了牛皮繩還不知道，直到天光微亮時，發現駕轅的大馬被壓得眨巴眨巴的艱難前行，趕緊停車到后面一看，才知道繩子割斷，丟失了七、八筐的香果。好在那段時間，各村的馬車都往德勝門送貨，半道上常常遇到，所以都加快車速搭幫而行，車多勢眾，能夠互相照看，起到一個震懾的作用。 香果收獲的這段時間是社員們忙碌辛苦的時節，畢竟這是一種不易儲存的熱貨類水果，儲存時間只有三、四天，所以爭分奪秒的收獲搶運，才能減少損失，取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那年月第三生產隊的香果每年產量都達到二十多萬斤，收購價格每斤基本上為八、九分錢，香果總收入大概近兩萬元。所以一年柿子和香果的總收入可達六萬多元。那時候三隊的勞動日值每年都是一塊多錢，在一九六九年達到最高峰值，經會計核算為一元六角，但報請公社后沒有批準，最后只能按一塊一毛八分的日值分紅給社員。所以三隊社員的收入。自始至終穩居西峰山村四個生產隊之首，一隊和二隊每年的日值維持在六、七毛之間，四隊稍高為七、八毛錢。 西峰山三隊勞動日值之高，在十里八村都是名聲在外，隊里的社員沒有超支的現象，勞動力最少的戶年底分紅二、三百元，分紅多的達到一千多元，讓人們非常的羨慕，要知道在生產隊時期，一個勞動日值兩三毛錢的村子不在少數，黑寨的小劉莊勞動日值最低的時候僅為八分錢，與西峰山三隊比起來可謂天壤之別。 　　在一九八四年實行家庭承包、分田到戶的時候，村子里的香果樹依然郁郁蔥蔥、年年豐收。但伴隨著旱情逐年的延續，這些有著百年光景的香果樹漸漸萎縮干枯，慢慢淡出了我們的視野，當我們迎來新世紀的時候，曾經是村民們賴以生存的香果樹，已難覓其宗，變成了人們記憶中的一段往事。 　　另外村中還有一種也已絕跡的果品——白梨，在此也鰲述兩句，畢竟它曾承載過山村的一段記憶。這種白梨大小與香果相仿，成熟時通體青黃，吃在嘴里清脆香甜，濃郁清香。但剛剛摘下來的時候，還不是最佳的食用期，等貯存個是七、八天的時間，其口感就達到了頂峰，清脆感消失變軟，一口咬下去汁液四溢、那股香甜沁人心肺，即解渴又解餓，就是沒牙的老人吃起來毫不費力，是大家非常喜歡的一種果品。在一九八四年分田到戶的時候，那些合抱粗細的梨樹，還一排排挺立在田間地頭，每當秋天收獲的時候，一擔擔的白梨飄散著陣陣的芳香。氣候的變化、持續的旱情，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這些百余年的大樹終于完成了歷史使命，與鋪天蓋地的香果樹一樣，悄然退出了山村的歷史舞臺。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西峰山土地的變遷

山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