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十四軍之紅色記憶

鐵甲騎兵

紅十四軍之紅色記憶◎ 廖可 誕生于農民起義的烈火中，馳騁蘇中七縣，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心的臥榻之側橫戈躍馬，粉碎敵人多次重兵“進剿”，形成了土地革命時期全國紅軍游擊區之一的通海如泰革命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歷時僅半年多，卻播下了綿延不絕的革命火種，鼓舞著大江南北人民的革命士氣，在中國革命斗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革命力量的成長 南昌起義硝煙彌漫全國，武裝暴動風起云涌。1928年春，根據中共江蘇省委的暴動決議，中共如皋縣委和中共泰興縣委緊鑼密鼓地策劃，定于如皋西南鄉與泰興東鄉聯合舉行農民暴動。3月，江蘇省委負責人王若飛到南通、如皋巡視工作。他分析當時斗爭形勢，強調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建立工農政權的重要性，指出要把農民工作深入一步，領導群眾進行武裝起義，支援蘇南和全國各地的革命斗爭。5月1日，3000余農民匯集如皋西鄉朝西莊，舉行暴動誓師大會。嗣后，暴動隊伍兵分南北兩路，手持棍棒、大刀、鐵叉等武器，掃蕩土豪劣紳，繳除反動武裝，焚毀地主莊園，開倉分糧。沿途兩萬余農民紛紛響應，踴躍加入暴動行列，勢如破竹。雖終因敵我裝備懸殊而潰散，但革命力量在農民斗爭中日積月累，由小而大，武裝游擊活動時有發生。這些都為紅十四軍的誕生和發展打下基礎。 6月，黨的“六大”召開，提出了“最大限度地發展正式的工農革命軍——紅軍”，“徹底實行土地綱領”，建立蘇維埃的政權機關。這年秋，根據江蘇省委指示，（南）通、海（門）、如（皋)、泰（興）地區成立了南通特委。很快，南通特委召開各縣區代表大會，提出要根據黨的“六大”精神，在南通地區加強農民運動的領導，派出黨員到農村積極發展黨員、建立農會組織，開展游擊活動，漸次建立工農革命武裝和游擊根據地，在鄉村奪取土地和政權。此外，還提出了“不完租、不完糧、不還債、不交捐”的口號，組織年關斗爭，使紅軍游擊隊威信日高，每天都有不少農民前來參軍，通海如泰各縣武裝斗爭也蓬勃開展起來。 紅十四軍誕生了！ 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全國紅軍力量發展迅速，通海如泰地區群眾斗爭和武裝游擊運動也有了新的進展，革命形勢逐步好轉。據此，中央軍委和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將各地分散的游擊性武裝組合成為能統一配合作戰的紅軍隊伍，時機已基本成熟。為此，中央軍委決定繼中央蘇區紅十二軍、浙西南紅十三軍之后，在蘇北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 1930年3月，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明確決定將原南通東區和如泰地區的紅軍游擊隊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并先后派何昆（化名李維森)、徐德、張愛萍、何楊、宋奇、黃火青等大批熟悉軍事的干部來通海地區負責組建工作，任命何坤為紅十四軍軍長，通海特委書記李超時兼軍政委，薛衡競為軍參謀長，余乃誠為軍政治部主任，徐德、黃火青分別為如泰邊境和通海邊境的軍事特派員。 　　紅十四軍軍部成立后，將紅軍武裝進行了整頓。在政治上，首先建立了嚴格的軍事秩序、紀律和規章制度，加強了黨的建設和紀律教育，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政治素質。1930年3月紅軍攻下四揚壩以后，連反動報紙也不得不承認：共軍“布告安民，人民懸掛紅旗，商鋪照常開門，無甚騷亂”。此外，軍部還將全區游擊武裝統一編制，即南通方面紅軍編為第一支隊，劉廷杰為支隊長，后改為二師，秦超為師長，陳雪生為政治部主任。仇建中、唐楚云、陳忠恒、俞海清等分別擔任各大隊（營)的領導工作。如泰方面的紅軍編為第二支隊，后改為一師，由何昆兼任師長，黎時中為政委。張愛萍、何揚、許坤（周方）、左玉彬（鄭文林)、沈誠(孫大椿)等分別擔任各大隊（營）的領導工作。從此，通海如泰地區武裝斗爭進入了新階段。 通過整頓，部隊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戰斗力大大加強。在反擊敵人的“六縣聯合包剿”中，接連打了許多勝仗。3月下旬，紅軍一大隊先后打下了四甲壩、四揚壩和盧莊等重要據點，使紅軍的聲威大振。 1930年4月3日，通海特委和紅十四軍軍部在如皋西南鄉賁家巷召開了有數萬群眾參加的紅十四軍建軍大會，正式宣布紅十四軍成立并舉行閱兵式。紅十四軍指戰員和周圍幾十里內的赤衛隊員、農會會員、婦女會員、少先隊員，扛著洋槍、土槍、大刀、梭標、鐵叉等各種武器，興高采烈地來到會場。賁家巷方圓幾里內人山人海，會場上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通海特委代表張辛在萬眾矚目中宣布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成立，宣讀了負責干部名單和《告工農及一切勞動群眾書》：“我們鄭重地向全國和全世界的工農宣布，我們是工農的武裝，我們是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衛隊。我們誓死執行中國共產黨的十大綱領，徹底消滅國民黨反動勢力，反對帝國主義的干涉。所有這些任務，需要廣大工農群眾的努力，不僅要擁護剛才生長出來的紅軍，并且要踴躍地參加紅軍。工農兄弟們，我們緊握著手，向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主子帝國主義戰斗吧！ 蘇北驚雷震江南 正式建軍后，在黨的領導下，這支革命武裝積極開展武裝斗爭，轉戰通海如泰地區，革命氣勢高亢。從1930年3月至9月，紅十四軍先后進行了近百次戰斗，規模從數十人、數百人，多至數千人、上萬，甚至數萬人。參戰的紅軍指戰員與赤衛隊員以及革命群眾，無不英勇頑強，無畏艱險。其中最激烈的戰斗，莫過于圍攻如皋老戶莊和南通湯家苴的戰斗。 紅十四軍軍長何昆 　　老戶莊位于如皋和南通兩大游擊區之間。高堡深溝，易守難攻。敵人駐有保安團、縣警察大隊和省保安隊一個中隊，嚴重地影響我兩個游擊區之間的聯系，我軍早已準備拔掉這顆釘子。1930年4月15日，紅十四軍二支隊的3個大隊，加上赤衛隊和自動前來支援的群眾萬余人，在夜色的掩護下分三路向老戶莊發起進攻。由張愛萍帶領的二大隊，負責從東老虎莊和前老虎莊之間渡河，直取中老虎莊敵保安團團部。但由于敵人集中火力頑抗，加上河水又深，部隊多次進攻仍沖不上去。為此，軍部立即重新調整部署，軍長何昆身先士卒，親自帶領戰士沖鋒，端著手提式機槍向敵炮樓猛掃，把敵人機槍打啞，戰士們紛紛沖了上去，戰斗極為慘烈。就在這時，一個流彈飛來，何昆不幸胸部中彈，英勇犧牲，時年32歲。何昆犧牲后，由李超時繼任紅十四軍軍長兼政委，由石鈞任通海特委書記，并派張世杰(朝鮮籍)來接任一師師長。紅十四軍的抗敵壯舉，震撼了蘇北大地，張愛萍在《紅十四軍》一詩中這樣描述：“闖過重重關渡險，通如靖泰首揭竿。工農暴動今作主，槍桿緊握掌政權。圍攻白狗老戶莊，忙打土豪又分田。紅十四軍揮鐵臂，蘇北驚雷震江南。” 　　老戶莊戰斗結束不久，活動在通海方面的紅軍二師打響了進攻湯家苴的戰斗。5月20日，我二師指戰員帶領廣大赤衛隊浩浩蕩蕩向湯家苴進攻。戰斗打響后，各路赤衛隊和群眾拿起各種土制武器，加入到紅軍隊伍中。當時，南通東鄉地主的巢穴湯家苴周圍有一條30多米寬的河，只憑吊橋出入，南北有兩座碉堡，易守難攻，地主反動武裝便躲在碉堡里瘋狂地向紅軍和群眾射擊。就在此時，紅軍戰士英勇地打開了碉堡外的鐵門，放火焚燒碉堡。碉堡里的敵人在紅軍的猛烈攻擊下一起逃了出來，縮到最后一個據點去了。這一仗，紅軍擊斃反動地主武裝六七十人。 湯家苴和老戶莊戰斗的勝利推動著群眾走向斗爭的新高潮。此后，紅十四軍乘勝轉戰，迅速打垮了敵人的“八路圍剿”，斗爭士氣越發高漲。 點燃革命之星火 軍事斗爭的節節勝利，推動著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1930年在宣布紅十四軍建軍的鼓舞下，游擊區各地紛紛建立了工農革命委員會，通過了沒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建立和擴大紅軍游擊隊、成立蘇維埃政權的決定，并逐項實施。 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通海如泰地區的革命烈火已成燎原之勢，通海、如泰兩塊游擊區域不斷擴大，根據地建設得以不斷增強。當時，根據地中心區約125平方公里，地跨啟東、海門、南通、如皋、泰縣、泰興、靖江等縣。通海游擊區以南通東五區為中心，西接中五區，北到如皋東鄉的掘港、馬塘、大豫公司（今均屬如東)，東至南通的六甲，南至海門十二匡等地；如泰游擊區以如皋的江安、盧港、鎮濤為中心，西起泰興的廣陵、黃橋、古溪，東達南通的平潮、九華山和如皋的白蒲，南抵長江邊，北至泰縣的蔣垛、顧高莊一帶；啟東大隊活動于圩角、二廠、永興、曹家鎮、大興、大同、下和合等地。 　　1930年6月，通海特委向江蘇省委上交的一份題為《行將破曉的南通東區》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就斗爭的形勢看，二月各縣縣委書記聯席會議前后，群眾斗爭是一小群一小群的。目前只要一發動，參加斗爭的群眾便是成千上萬的。就斗爭的內容說，以前不過是分糧分衣，現在開始要求分配土地。就參加的群眾成分來說，廣大的貧農、雇工、青年、婦女都起來了。特別顯著的是黨的影響已經深入到那些十一二歲到十七八歲的孩子中間。”這時，如皋、泰興、靖江、泰縣的農民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已由春荒斗爭發展到分配土地的斗爭。而赤衛隊已發展到5萬人，還協助地方成立鄉村蘇維埃，支持地方黨組織和政府的重大活動等。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開展，使黃橋、古溪、橫垛等地區的農民分得了土地，翻了身，有力地鞏固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也支援了紅十四軍的武裝斗爭。 通海如泰地區紅十四軍的斗爭和土地革命的消息，不斷傳到上海，一些原本家住通海的工人也自動回鄉參軍。同時，斗爭還引起了文化藝術界的關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著手搜集關于紅十四軍的題材；胡也頻也曾到紅十四軍駐上海的秘密辦事處（黎時中、石德俊負責）進行采訪。不僅如此，上海的革命文藝工作者還積極推動南通市的文藝活動，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第一分盟在南通成立；由黨領導的上海藝術劇團在夏衍指導下，由劉保羅、鄭君里等率領前往南通演出。從此，話劇活動在南通興起，并逐步成為我們黨團結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進行革命斗爭的一塊陣地。 無法避免的結局 1930年，受“左”傾路線影響，紅十四軍中有人提出了“會攻南通，截斷長江，進攻上海、南京”等不切實際的“左”傾口號。而此時，國民黨反動政府以駐黃橋的“剿共總指揮部”所屬部隊為主力，糾集了橫巷、盧港、盧莊、季家市、西來庵等地的駐軍，總兵力達數千人，向紅十四軍撲來。 在敵強我弱的不利情況下，7月29日，通海特委召開一師和地方黨組織聯席會議，決定在黃橋實行“總暴動”，錯誤地認為這是“江北革命政權和反革命政權的最后決戰”。由于叛徒的出賣，腹背受敵，“八三”黃橋總暴動失敗了，紅十四軍一師一蹶不振。不久，活動在如泰地區達7個月的紅十四軍第一師宣告解散。與此同時，活動在通海地區的紅十四軍二師也遭受失敗。 紅十四軍的失敗，正如這個時期絕大多數蘇區和紅軍遭受的損失一樣，是整個革命過程艱難曲折的反映，究其原因，主要有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客觀上，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特別是由于通海如泰處于國民黨統治的腹地，國民黨自然便于調集兵力，就近組織“包剿”。據不完全統計，國民黨軍隊用來進攻紅十四軍的反動武裝，包括正規軍和地方部隊在內不下萬余人，無論在人數和武器裝備方面都大大超過紅十四軍；而主觀上，除了缺乏戰斗經驗，主要還是三次“左”傾路線的危害：一是地區領導者“不顧環境，一暴了事”，使初期的農民運動遭到挫折；二是地區領導者給紅軍提出了力不勝任的任務，又在游擊區實行了若干“左”的政策，加上其他錯誤，使紅十四軍遭到失敗；三是當地干部群眾的斗爭十分英勇，但采取了不適合當時當地情況的斗爭方式，使恢復工作遭到新的嚴重損失。 　　紅十四軍從成長到失敗，雖然僅有7個月的短暫時間，但在江海大地上播下了綿延不絕的革命火種，其歷史光輝沒有泯滅。2000多名紅軍戰士，堅持抗擊萬余國民黨主力進攻達3年之久，在一定程度上牽制和分散了國民黨對中央蘇區及其他革命根據地的進攻，并將黨的影響深深地扎進廣大人民群眾的心間，建起了血肉之情。同時，也使通海、如泰地區的黨和人民受到了極為深刻的教訓，正如毛澤東所言：“所有這些錯誤，對于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和戰爭，當然是不利的，然而終于被我們克服，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紅軍是從這些錯誤的克服中鍛煉得更加堅強了。”■ 【責任編輯：吳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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