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在電波聲中閃光

津門寒儒（韓晶南）

告別了甲山，告別了訓練大隊的學習生活，帶著對野戰(zhàn)通信部隊的神往和對通信兵職業(yè)生涯的向往，我們來到了廣州軍區(qū)通信團。當時通信團一營駐地是在廣州白灰場，即現(xiàn)在軍醫(yī)大和南方醫(yī)院所在的位置；二營、三營和團部駐地都在湖南衡陽市衡南縣新塘舖。訓練大隊五中隊領導非常“好心”地“關照”了我和王蒙、王赭倆哥們兒，特意沒把我們安排去廣州，而是很“照顧”地把我們“發(fā)”到了湖南。我和王蒙分在了二營六連；王赭被分到了二營五連。到了駐地，才發(fā)現(xiàn)原先我心目中令人神往的通信團這樣的野戰(zhàn)通信部隊跟我想象中的環(huán)境條件大相徑庭，落差很大。一眼望去，遍地殘雪，道路泥濘，沒有樓房，全是平房，分明就是一派農村的景象。心就跟當時陰冷的天氣一樣，好像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了，拔涼拔涼的。我想王蒙、王赭恐怕當時也和我的心情是一樣的吧。王蒙分到三臺，是英吉普車載150瓦電臺，臺長董德才，64年兵，也是軍區(qū)干部子弟，人很好，后來成了對我們幾個照顧有加、親如兄弟的老大哥。我分到了九臺，是大解放牌車載150瓦電臺，臺長樊新民，65年兵，是武漢長航干部子弟，經(jīng)常“板板兒地”武漢招牌粗口掛在嘴邊。所幸我們二人遇到了兩位好臺長，他們倆在連里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從他們身上我們學到了不少。通信團的職能是負責戰(zhàn)時軍區(qū)前指的通信保障，平時的主要任務就是搞訓練，也就是平時口號所喊的“練為戰(zhàn)”。由于無線電通信報務這個行當?shù)奶厥庑裕刹颗鋫浔容^多，人員配置齊全的電臺有臺長、報務主任、干部報務員、戰(zhàn)士報務員、電工、司機。雖然一個臺這么多官兒，但提來提去即便是連升三級，提到了臺長，也還是個“小小的”排級干部。雖然如此，那一級一級提拔的過程對個人來說，也還是挺有“成就感”并能夠滿足“大大的”虛榮心的。我們九臺實力比較雄厚，人員技術水平比較平均。除臺長、報務主任外，戰(zhàn)士報務員中有一個69年兵，三個（含我本人）70年兵。兩個跟我同年的河南兵比我早半年下到臺里，他們是一入伍就直接去到通信兵訓練大隊四中隊學習報務，比我早半年分下連隊。所以我在臺里算是最新的人了，必須處處循規(guī)蹈矩，夾著尾巴做人。由于我在訓練大隊畢業(yè)前野營拉練的通報實習中，盲目追求時效，在發(fā)報手法還未完全鞏固的情況下，爭強好勝，一味求快，造成了壞手。就是發(fā)報的手法壞了，某個字發(fā)不出來或發(fā)不好，用上海話說就是“瓦特了”。雖然發(fā)報壞手的人不在少數(shù)，但教員和老報務員們都說，壞手的大多都是愛耍小聰明的人。非常不幸的是，我也在耍小聰明的人之列，真是悔之不及，心里不知罵了自己多少遍。下連隊后，我一直沒有被壞手的陰影和痛苦所造成的影響所壓倒，而是努力在糾正手法上狠下功夫，力爭早日擺脫困境。在那一段日子里，一有空就扎在課室里刻苦進行發(fā)報練習。由于壞手破壞了正確的用力方法，發(fā)報時用了很大的力去敲電鍵但力卻用不到點子上，發(fā)起報來非常別扭。因為用力不當，發(fā)報時電鍵老是扭來扭去，得用左手摁著電鍵。此外，因發(fā)報手法別扭、緊張，還很不自然地形成了一些固癖毛病，比如左手會不自覺地去摸鼻子，有時即使沒出汗也會不自覺地去擦汗。對此，內心是怎樣的難受和煎熬，只有自己才知道。所以，自己暗下決心，抓緊一切時間多多練習，爭取盡快糾正手法，走出困境。有時候一通折騰下來，滿頭大汗，就像打了一趟拳下來似的。就這樣，我一直堅持刻苦的甚至是痛苦的練習。終于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的發(fā)報手法慢慢地有了較好的改善，逐步恢復和達到了中等水平，雖然還是未能如愿以償，卻也算是不負我一番刻苦努力了。同時，再加上我較好的抄報水平，在通報時效上也具備了與人一較高下的能力。之后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抄報尤其是抄干擾報水平在連里和營里就嶄露頭角了。每次抄報成績幾乎都名列前茅，最后在團里也冒了尖，在軍區(qū)通信部都掛了號。我和臺里同一年兵的劉XX兩人都成了臺里的技術骨干，報務技術綜合水平已漸漸超過了臺長和報務主任。我們倆惺惺相惜，互相都很欣賞，成了很好的朋友。但不知何故他最終也沒能提干，非常遺憾地退伍了，真真可惜了他那么好的報務技術。我們連隊晚上一共設兩個崗哨，一個是車庫的固定哨，一個是連隊營區(qū)范圍內的游動哨。無線連隊干部比例大，除連首長和臺長外，報務主任以下（含報務主任、干部報務員）所有人員（炊事班除外）全都要參加排班站崗。我因當知青時在警通班扛電桿不堪重負卻要硬扛，腰落下了腰肌勞損和椎間盤突出的毛病，站崗時間稍長就疼得厲害。在營區(qū)內擔任游動哨還好點兒，雖然也是一個人，但可以在營區(qū)范圍內走動走動。但車庫崗不僅要走一段距離不短的夜路，而且車庫不能亮燈，黑咕隆咚的，有些車白天出過車晚上還會偶爾發(fā)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聲響，大晚上的一個人在車庫站崗聽了還挺嚇人的。說實話我在心里還真是有點怵站崗，而且我想恐怕會有不少人和我一樣，都有點怵站崗吧。但軍人保衛(wèi)國防，站崗放哨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也是軍人的使命和職責。想到這些，這點苦累和害怕也就不算什么了。我們下連隊沒幾個月，大概是71年4月還是5月，在訓練大隊留校當助教的韓建康、黃紀林、戴智民等人，按照上級的安排，也下到我們通信團來實習體驗生活來了。韓建康在我們六連二臺，戴智民在四臺；黃紀林則去了五連。幾個鉄哥們兒再次重逢，別提有多高興了。我和王蒙很自然的以六連“老兵”自居，自告奮勇主動擔任連隊講解員，搶著介紹連隊的情況。韓建康還特地問到連里緊急集合多不多，我風輕云淡地跟他說“放心吧，百年不遇！”。說完我們幾個都“你懂的”那種眼神交流之后，會心地大笑起來。誰知此話第二天一早就被“滴滴滴滴”的緊急集合哨聲“啪啪”打臉了。之前我們下連隊幾個月來，確實一直都沒有遇到過緊急集合，哪曾想他們怎么那么有“福氣”，剛來第二天，連里就來了個下馬威，讓他們碰上了“百年不遇”的一次緊急集合。韓建康聽了我“百年不遇”的那句話之后放心的毫無準備，緊急集合哨聲之下可真抓瞎了。當時還是霉雨季剛停，道路泥濘不堪。由于他的解放鞋還鎖在提包里沒拿出來，情急之下腳上只能登著他那雙心愛的北京布鞋，背著慌亂中打得很不像樣的背包，狼狽的踏著泥濘跟著隊伍蹣跚而行，他那雙北京布鞋則成了隊伍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走了一圈回來后，背包也快散架了，鞋也是糊滿了大泥巴，被糟蹋的不像樣了。現(xiàn)在想想真是心疼他那雙北京布鞋了，就因我那句“百年不遇”，讓它遭此大罪，實在造孽，這仇它可能記我一輩子了。林彪事件發(fā)生前不久，我們六連一至五臺（幾個英吉普車載電臺），奉命從駐地衡陽被一趟軍列拉到廣州天河鐵路軍運站，不過拉到那兒莫名其妙一丟下就一連幾天沒人管了。后來過了沒幾天，全國各機場、火車站均被軍事管制，大家才知道林彪事件發(fā)生了，那幾個臺才打道回府返回團里。事后大家八卦議論起來，才覺得可能被拉到廣州的那幾個臺，是準備安排給林彪在廣州另立中央，當御用通信別動隊的吧。如果林彪另立中央真的成為事實，豈不是那幾個臺就要和我們成為敵對雙方，在戰(zhàn)場上刀兵相見了，想想都有點后怕且感到萬幸。不過這事到底真相如何，最終也沒人給個說法，既無法考究更沒法解密。72年夏天，根據(jù)軍區(qū)通信部的要求，全軍區(qū)通信分隊開展野營拉練，結合電臺實習，鍛煉部隊的野外機動能力和通信保障能力。我們通信團從湖南衡陽出發(fā)，在抵達沿途預定的各宿營點之后立即開設電臺，與軍區(qū)屬下各軍、師電臺溝通聯(lián)絡，進行電臺實習。記得那次到達零陵市郊的宿營地之后，按照規(guī)定時間我們立刻展開電臺實習。當時我們臺輪到我值第一班（18—21點），上機后通信情況還挺順利，呼叫一輪后，就與幾家屬臺很快溝通了聯(lián)絡，并很順利的開始了你來我往的收、發(fā)電報，除有一個屬臺反應比較遲鈍，收、發(fā)報動作較慢之外，其他幾個屬臺配合都很好，工作很順利，通報時效很高。開始時我還挺滿意的，施施然就有點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漸漸對那個反應比較慢的屬臺不耐煩了，變得有點心浮氣躁，不經(jīng)意間隨口飆了一句“國罵”：“他媽的，怎么這么慢！”。沒想到通信部周部長當時正到各臺巡視檢查電臺實習情況，不知什么時候上的我們電臺車，站在我身后觀察了一陣，被他正巧聽到了這句標準的“國罵”。本來他對我這個新兵能這么有條不紊地熟練處理通報情況還挺滿意的，但聽到我那句“國罵”之后，那點好感便立時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天也是倒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佛曉時分，周部長在未通知我們團任何人的情況下突然搞了個緊急集合，搞得大家相當狼狽。特別是團領導，過去從來都是他們對別人搞“突然襲擊”，這次變成被別人搞“突然襲擊”了。聽到緊急集合哨聲之后他們更是驚慌失措，丑態(tài)百出。X副團長手上拿著自己的腰帶到處找腰帶，像個沒頭蒼蠅一樣亂轉，不停地喊：“我的腰帶呢？我的腰帶呢？”。真是狼狽不堪。針對這些暴露出來的問題，在全團總結大會上，周部長很嚴肅地進行了批評。當時在說到我的問題時，他還專門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一邊做著小鳥展翅飛翔的動作一邊說：“一個新兵蛋子，技術好點就不得了了，要上天了！”雖然他沒有點名，但我非常清楚，那就是在說我。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教訓深刻。76年我團奉命移防花都并進行整編，無線電一、二連整編為二連；五、六連整編為六連。兩個無線連都淘汰了部分雙邊帶電臺，增設了單邊帶電臺，對通信裝備進行了一次更新?lián)Q代。77年下半年，為備戰(zhàn)軍區(qū)通信兵大比武，我作為報務主任，與68年入伍的臺長高近成和一名73年入伍的戰(zhàn)士報務員組成一個建制臺；一營二連由技術拔尖的梁啟松臺長率一名報務主任和一名戰(zhàn)士報務員組成一個建制臺。我們兩個建制臺分別代表一、二營，參加團里組織的封閉訓練和選拔。當時我們兩個臺一起，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包括收發(fā)報、通報、機務理論等科目訓練，并在此期間進行了數(shù)次對抗賽，最后我們臺以微弱優(yōu)勢取勝，代表通信團參加了那一年的軍區(qū)通信兵大比武。我們高臺長雖然技術比較全面，但卻沒有突出的長項；我雖然抗干擾抄收技術比較拔尖，但存在聽力較弱的缺陷，在收信機接收微弱信號的情況下抄報非常吃虧，且發(fā)報始終是我的一個弱項；那名戰(zhàn)士報務員收發(fā)報技術均不突出，且經(jīng)驗不足。我們之所以能以微弱優(yōu)勢在選拔中取勝，主要是技術比較平均，發(fā)揮比較穩(wěn)定。但也正因為沒有特別突出的技術優(yōu)勢，反而成為了我們的弱勢。事后發(fā)現(xiàn)下面各軍、師對大比武重視程度超乎我們想象，準備非常充分，細致到對比賽時使用何種裝備都作了充分的比較和選擇。比如對收信機是用電子管的還是用晶體管的，他們大多選擇了靈敏度高，利于接收微弱信號的晶體管收信機。而我們通信團則對本團官兵專業(yè)技術水平過于自信，壓根兒就沒有認真考慮過裝備技術性能上的優(yōu)劣與否及對比武的影響。由于這些方面的準備不足，以及過于自信和輕敵，為我們后來比武失利埋下了伏筆。根據(jù)比武的賽制規(guī)定，收報分為抄收錄制的干擾電報和抄收由收信機接收的微弱信號電報兩個項目，兩項合計成績決定名次。這項賽制規(guī)定是我們之前沒有想到的。抄收錄制的干擾報，是抄收錄音機錄制的三個同等信號中指定的一個信號，這個項目我毫無懸念地拿到了第一名；但在抄收收信機接收的信號時，由于我們習慣性的使用了電子管收信機，結果接收微弱信號時比晶體管收信機靈敏度差，接收效果沒有晶體管收信機好，吃了大虧。加上我原來在老部隊時進行高射機槍射擊被巨大的槍響輕微震傷了耳膜導致聽力受損，信號微弱小到聽不見的時候就更沒法抄了。那天一進賽場，看到下面軍、師的選手們帶的裝備都是晶體管收信機時，就感到有點不妙。心想，看來人家真的是有備而來，今天恐怕有點懸了。等打開收信機搜索到那極其微弱且又飄飄乎乎、時隱時現(xiàn)的信號時，心就頓時涼了半截，這種信號對我這個存在聽力較弱缺陷的來說太吃虧了。因為我畢竟不是神仙，對于微弱到聽不見的信號時怎么能抄得上呢！盡管我已經(jīng)盡了全力，但該項目還是沒有比好，成績落后較大，以致兩項成績合計我最終沒能拿到收報比賽的名次，丟掉了團里和通信部賽前一致看好我穩(wěn)拿第一的重要得分項目。后來在通報項目的比賽中，我們臺三個人都分別出了點小失誤被扣分，導致本該穩(wěn)拿的項目也失利了。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個人意外地在機務理論比賽中拿到了第一名，雖然不是主項，但總算避免了吃零蛋。失利之后反思，早知會有這樣的結果，當初真應該讓梁啟松臺長他們臺去參加比武，至少梁啟松臺長像小快機一樣又快又好的發(fā)報技術拿下發(fā)報這個主項第一名是毫無懸念的。當然這是后話，作為血性軍人，關鍵時刻誰不想為自己的部隊去奮勇當先、拼搏爭光啊！ 比武結束的第二天，團里就派車把我和高臺長送到團里遠在清遠的農場搞“雙搶”（夏收夏種），一路上我們二人情緒低落，相對無語。我心中始終揮之不去的是當年梁山好漢林沖刺配滄州的悲愴影像，覺得團里太無情，心境是既委屈又蒼涼。比武失利誰心里都不好受，尤其是作為當事人，我們心里更不好過，更需要安慰和鼓勵。團里這么對我們，真是令人心寒。在夏日酷暑里，心卻拔涼拔涼的。但無奈比武失利，給通信團丟了臉，權當團里對我們的“懲罰”吧，只能“忍辱負重”，接受現(xiàn)實。但輸陣不輸氣，我們還就不服那口氣，于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坦然接受了團里的這份“禮遇”。雖然比武失利，但我卻因此“一戰(zhàn)成名”，我憑著抗干擾抄報的過硬本領成了全團聞名的技術尖子，在同等條件下的抗干擾抄收，在當時沒人能超過我的水平。為此，團作訓股還專門組織了一次技術表演，讓全團所有報務人員跟我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一起抄收專門錄制的同一份有相當難度的干擾報，結果我過硬的抄收水平令人信服地贏得了大家的贊譽。在六連的那些年，記憶深刻的并非總是訓練與戰(zhàn)備，還有親情與友情，成功與挫折，歡樂與痛苦。其中有幾件事令我印象深刻。73年春節(jié)前，連里通知我去廣州參加軍區(qū)直屬隊射擊隊集訓選拔，準備參加軍區(qū)射擊比賽。我手槍射擊成績不錯，但是否夠格參加高手如云的軍區(qū)射擊比賽，心里一點底也沒有。但不管怎么說，能不能參加比賽對我來說倒并不重要，關鍵是能有機會去廣州，可以順便回家看望一下四年未見的父母，這才是令我最高興的。于是，我連夜登上開往廣州的一趟經(jīng)停衡陽的列車。不曾想車上人滿為患，我全副武裝，背著背包，擠在過道上站著。不過好歹有了一個落腳之地，想著馬上就能見到父母了，興奮不已也沒覺得累，就這么站了一夜站到了廣州。到了廣州之后，馬不停蹄先趕回家見父母。第二天才到直屬隊射擊隊報到。到了射擊隊，見手槍射擊項目組除我之外都是些老資格的干部，而且還有些是參加過幾次軍區(qū)射擊比賽的“老槍手”，在他們面前我又成了一個“新兵蛋子”了，心里不免有點發(fā)毛。在摸底射擊測驗中，我三發(fā)子彈打了兩個10環(huán)、一個8環(huán)，成績還不錯。但因此也為我之后的訓練和射擊埋下了隱患。在后來的訓練和射擊中，我一味追求射擊精度，總想著打10環(huán)而苛求瞄準點，在瞄到能打上10環(huán)的那個點的時機刻意擊發(fā)，而不是在瞄準的過程中逐漸加壓自然擊發(fā)，這就難免造成偶爾的擊發(fā)過猛，導致脫靶。之前我從未出現(xiàn)過脫靶，到了射擊隊反而發(fā)生了這樣的情況，在高手如云的射擊隊里，必然是難逃被淘汰的命運了。當然，我心本不在此，淘不淘汰沒什么所謂，而且我這個“新兵蛋子”被這些“老槍手”們淘汰并不丟臉。經(jīng)請示連隊領導，同意我陪父母過完春節(jié)再歸隊。這樣算起來我還真是賺大發(fā)了，在家陪著父母過了一個久違四年親情濃濃的春節(jié)！75年我提干不久，父親到北京開會，返穗時專門改乘火車在衡陽下車，風塵仆仆地摸到我們連隊來看我。他此行沒有驚動任何人，從新塘舖到我們連隊還有挺長一段路，當時正值雨季，他一邊問路，一邊一腳深一腳淺地趟著泥濘，硬是一個人摸到我們連駐地。看到他老人家疲憊的面容，我的心里滿滿都是感動和心疼！我這個人自小重情重義，跟合得來的人巴不得整天扎堆兒在一塊兒，這既是我的優(yōu)點又是我的缺點，為此沒少挨批評。有一個星期天，我和69年入伍的潘超約好一起請假，到團里的軍人服務社買了蛋糕、花生和蘭花豆等一堆吃的，想著去“慰勞慰勞”在團里擔任輪值警報臺的鐵哥們兒王蒙。誰知他們臺幾個人剛剛因為值班無聊打了幾把撲克，被巡查的作訓股長抓個正著，挨了一通批。結果我們去了坐下后，剛把那些吃的東西“獻寶”似的一樣一樣攤開來，邊吃邊笑談著他們剛才挨批的“糗事”，哪曾想那位超級負責且“道行高深”的作訓股長居然又殺了個“回馬槍”，逮了我們個現(xiàn)行。結果我們的這份“兄弟情誼”不僅沒有為王蒙他們帶去溫暖，反而連累他們挨了更狠的一頓批。不過好在那位作訓股長念在那些吃的東西是我和潘超帶去的，而不是故意違反警報臺規(guī)定，加上認錯態(tài)度誠懇，還算“手下留情”，沒讓王蒙他們挨處分。如果那次因為我的哥們兒義氣連累他們受處分，那就真是罪過了。記不清是哪一年的游泳訓練，我因從小就會游泳，水性較好，被連里指定擔任安全員，坐在大輪胎上，負責安全警戒和救生，不參加訓練。看著全連戰(zhàn)友們穿著軍裝身背作為負重的手榴彈吃力地在水中“掙扎”，一個個累得呼呼直喘，自己不用吃那份苦受那份罪，既同情又有些小得意。結果到了武裝泅渡湘江那天，我這自詡的“浪里白條”卻被“啪啪”打臉了。我自報奮勇背了規(guī)定最大負重量的八顆手榴彈，自信滿滿地隨著大隊人馬下水了。誰知濕了水的軍裝加上手榴彈的負重，帶著我直往下墜，感覺就像有只巨大的手把我向水底拽，身體幾乎垂直只能像踩水一樣艱難地前進。由于沒有像大家一樣參加負重練習，負重后缺乏體力和耐力，才游過江心不久就體力不支實在堅持不住了，只好無奈地上了救生船。沒想到我這個堂堂的救生員居然沒能游過江去，真是丟臉丟到家了。那一年部隊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本來團里已經(jīng)定了我去，指導員找我談話，通知我做好去上學的準備。那天我腦子不知抽了哪根筋，向指導員表態(tài)時“畫蛇添足”虛偽的謙虛了一句“文革前我上到初二，可能學習上會吃力點。不過，我一定會努力學好，請領導放心！”結果指導員不知是出于不想讓我去，還是不想放我走的想法，可能在向團里匯報時“斷章取義”的說我學歷不夠不想去。我還一直蒙在鼓里，在那傻傻地等待動身的通知。直到有一天碰到曾任我們六連連長的彭副營長，他很嚴肅地對我說：“你小子，怎么說自己學歷不夠不想去上學呀？這么好的機會都不去！”。我非常驚訝，說：“我沒不想去呀！只是謙虛的說了那么一句，并不代表我不想去啊！”。之后他非常惋惜地告訴我，最后定下來的那一位去上學的，學歷比我還要少一年。這件事對我打擊挺大，難受了好一段時間。真沒想到，自己會因為自己“畫蛇添足”的一句謙虛話，讓自己上大學的夢想泡了湯，真是腸子都悔青了。教訓深刻，一輩子難忘。我們六連是個很有性格的連隊，也有一種天然的凝聚力，從六連出來的人，都會很牛逼的說“我是六連的！”，語氣中透著驕傲和自豪。我在六連期間，曾先后有過兩名副連職干部因“不“服”眾望”選不上支委而被迫調任其他單位。像這樣連級干部因選不上支委而被下面的干部戰(zhàn)士“請”出連隊的，除了我們六連之外我好像還沒聽說過。有一次，在團大操場放映電影之前，部隊拉歌氣氛怎么都活躍不起來，團政治處主任親自鼓動了半天也無濟于事，無奈之下突然大喊了一聲：“六連，來一個！”。平時我們六連拉歌唱歌并不咋地，但那次也不知怎么的，全連那么齊心，那么爭氣。大家卯足了勁，唱（簡直是吼）了一首《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歌聲宏亮、整齊，一下子就把全場給震了，沒讓那位政治處主任下不來臺。還有一次，軍區(qū)通信部在我們六連召開現(xiàn)場會，X副部長在對我們全連訓話時，可能時間長了點，隊列里不知哪位“老兄”小聲吐槽了一句：“有完沒完啊“炳萬大叔”！”（因X副部長長相和動作都很像朝鮮電影《鮮花盛開的村莊》里的炳萬大叔，大家私下里戲稱他為“炳萬大叔”）。這下不得了了，旁邊的人聽了忍不住小聲的笑了一聲，結果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繼而如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樣引發(fā)了全連的哈哈大笑。關鍵是一笑開還停不下來，把X副部長笑懵了，卻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時間尷尬極了。這樣的場合，這樣的笑場，恐怕在其他連隊是絕無僅有的吧。那天，估計我們連長是最難受的了。從通信兵訓練大隊畢業(yè)后，我們幾個鐵哥們兒雖然分得天南地北，但從沒斷過聯(lián)系，友情也始終親密無間。特別是在韓建康、戴智民、黃紀林他們幾個來通信團實習的那段時間，更是成為我們鐵哥們兒小別重逢之后難忘的快樂時光。周末只要有可能，都要相約請假到衡陽市里去小撮一頓。平時訓練之余也會相約一起上軍人服務社買點吃的，圍坐一堆邊吃邊聊，談笑風生，永遠有聊不完的話題。記得他們下來實習的那個“八一節(jié)”前夕，連里抓了王蒙、韓建康、戴智民他們幾個既有顏值又有點文藝細胞的“積極分子”的差，排練慶祝建軍節(jié)的節(jié)目。排練間隙，精力過盛的幾位哥們兒也不閑著，居然在連隊大倉庫里堆放的蕃薯藤堆上學著京劇《智取威虎山》玩起了空翻，可惜“技不如人”，很難隨心所欲玩出高難度動作，戴智民不小心還把脖子崴了，留下了頸椎病的后遺癥。可惜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實習結束后，韓建康、黃紀林被選送大學進修，畢業(yè)后分到軍區(qū)散射通信站，成為第一代散射通信開拓者。戴智民則分到軍區(qū)通信器材倉庫工作。我們幾個又經(jīng)歷了一次別離。雖然不舍，卻也無奈，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各自珍重”。我們通信團移防花都后，我們又有了相聚的機會。那時我父親已調到杭州工作，家也隨之遷往杭州。周末我們便相約在黃紀林家聚，他父親時任省勞動廳廳長，人很好，非常熱情也非常健談。于是我們幾個毫無拘束，又吃又喝，把他家當成了“根據(jù)地”，每次都留連忘返。77年我戀愛、結婚后，我們聚會的“根據(jù)地”就“移防”到濱江西路。每次都把我愛人忙得不亦樂乎，那時候年輕的我不懂得“憐香惜玉”，，只顧著哥們兒聊天，卻沒想著去幫幫她的忙，現(xiàn)在想來真是很不像話。71年下半年，我們九臺又新添了兩名從通信兵訓練大隊分配來的71年兵。他們就是我們五中隊畢業(yè)前夕新到四中隊的學員，當時他們中的某些人跟我們曾發(fā)生過一點小摩擦，產(chǎn)生過一些誤會和不愉快。分到我們九臺的一個是張小銳，干部子弟，家在廣西南寧，為人豪爽開朗；另一個是陳小勇，也是干部子弟，家在湖南長沙，為人老實厚道。這兩“小”倒是很好相處，也挺能喝酒，小酒一喝，大家說開了就“相逢一笑泯恩仇”，馬上就成為好朋友了。有一回，張小銳不知怎么喝醉了，酒氣熏熏翻來覆去地學著那不咸不淡的衡南話吐槽：“怎么老是卯得羞掐”“我要掐羞”。樣子很是可愛。（此處需要“翻譯”一下，就是“怎么老是沒得肉吃”，“我要吃肉”。那個肉字衡南話叫“羞”，拼音是xiu（第二聲）。很是抱歉，本人文化水平有限，實在想不出更貼切的同音字來代替了）。不過說實話，我們六連的伙食也沒那么不堪。連里自己養(yǎng)豬、種菜，伙食還算過得去。肉是有得吃的，不過不能放量豪“掐”而已。說到吃肉，我又想起一件事。有一次，不知從哪跑來了一只羊，怎么趕都不肯離開我們六連的“地盤”，而且一連幾天都沒人來“認領”。看來這是老天對我們六連的“恩賜”，豈能“暴殄天物”，必須讓它“物有所值”。大家一合計，決定讓炊事班將這只無主的羊宰了，美美的改善了一頓伙食。飯后，我和王蒙又跑到課堂去練習發(fā)報。我懷著羨慕的眼光欣賞王蒙正規(guī)流暢的發(fā)報手法之余，發(fā)現(xiàn)一只蒼蠅圍著他那上下律動的手“上下翻飛”，不管王蒙怎么趕，它就是不走。我心想，肯定是這小子吃完那“美味”的羊肉，沒“舍得”洗掉那“陰魂不散”的羊膻味，蒼蠅才賴著死活不肯走吧。王蒙輕罵了一句“媽的，這羊肉吃的！”，停下發(fā)報大力轟趕，才結束了這場“蝶戀花”。我們團在原駐地湖南衡陽的營房都是按照蘇式營房設計的，老毛子的生活習慣跟我們不同，連隊營房沒有獨立的洗澡房，很不方便。夏天還好說，大家可以在連里那個只有屋頂、四面通風但有兩個長約一、二十米盥洗臺的大盥洗間用臉盆接水沖澡，而且洗臉、洗衣服都在那里，還算方便。冬天則只能由團里的大澡堂每周統(tǒng)一燒鍋爐，提供熱水，以連為單位輪流到大澡堂洗一次澡。這對我這個從小生活在南方，精力旺盛的大小伙子來說，一、兩天不洗澡可受不了，更別說是一周一次了。湖南冬季的雨雪天還是相當冷的，特別是在北風刺骨、冰天雪地的情況下，沒人敢在那個四面透風的大盥洗間“沖涼”。無奈之下，只好厚著臉皮求炊事班長開開伙房的門，在伙房的大蓄水池里舀那像冰一樣的冷水沖個澡。外面是冰天雪地，北風呼呼，而一個年輕的士兵，無所畏懼地用一盆盆像冰一樣的冷水兜頭澆下，身上立馬冒出一股股霧騰騰的熱氣，那滋味兒別提有多“冰爽”了。像這樣的“享受”，一直到我們移防花都、離開衡陽為止。說實話，當時六連的條件雖然艱苦，但我們還是對連隊充滿了感情。我們既然來當兵，保衛(wèi)國防，犧牲奉獻，就必須以苦為榮、以苦為樂。這是我們的初心。在這樣冰天雪地的寒冬，用這樣的方式進行這種冬浴，不僅能洗凈我們的身體，還能強健我們的筋骨，洗刷我們的心靈，錘煉我們的意志。我把它當作一種磨練，當作一次次青春的洗禮，而我也在這一次次洗禮中逐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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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電波聲中閃光

津門寒儒（韓晶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