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考古重大發現

黃鎮山

僅有規范史書記載不足五百年歷史的西方史家，對于中國系列史書連貫記載有五千年歷史，難以心悅誠服，好在三皇五帝時代的良渚文化、殷商時代的殷墟文化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也算達成共識；西方能否承認中國三皇五帝之后、殷商以前有夏朝，需要中方拿出考古證據。西方依賴考古發現歷史，全靠發掘憑借遺物猜想推斷填寫歷史空白，殘缺難全；而中國考古是印證系統歷史記載，證實完善。中國考古接連發現多處公元前2100年到前1600年的夏代文化遺址，證實史載確有夏朝。不妨套用西方考古標準文明中心四要素“城市、金屬器、宗教、文字”來介紹。 自稱“諸夏”的周人稱商為“殷”；而自稱“大邑商”的商人卻稱夏都為“西邑”。殷墟甲骨文、金文雖都有“夏”字，但沒有直接記載夏朝，卻頻頻提到“西邑”，歷代商王畏懼西邑鬼怪謀害自己，于是不斷祭祀西邑。 所謂西邑，即為西部的城市。史書記載為“西邑夏”，《尚書·太甲上》：“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大意是夏末商初伊尹(黃尹)親自去過夏都西邑。相比于位于河南東北部的商人而言，夏人位于其西部，所以商人稱之為“西邑”，其實正是所忌諱的“夏邑”，出土戰國竹書清華簡《尹浩》：“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商人祭祀西邑，是因為商湯滅夏，所以商人懼怕夏人化為鬼怪謀害商王。 西邑遺址自北而南有陜西石峁、山西陶寺、河南二里頭。夏朝天災人禍頻發，多次遷徙，而后從西到東，夏桀兵敗于安徽四方湖古城之南的三官廟遺址，而且夏代還有后裔遺民杞國延續商周兩朝千余年。按歷史年代順序分別予以簡介如下: 　　地處汾河河谷地帶的臨汾盆地汾河以東的塔兒山山腳下的山前沖積平原上的陶寺遺址，考古學家從1978年到1987年，為了尋找歷史上夏王朝的蹤跡，探索夏文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陶寺遺址早期墓地和普通居住址進行發掘，共發掘出墓葬1300余座。占墓葬數量不到1%的大型墓葬隨葬有彩繪龍盤、漆木器等重要禮器，其墓主應是手握軍事大權的部族首領或大祭司。至于占總數90%的小墓，其墓穴僅能容身，幾乎沒有隨葬品，墓主應是平民或者奴隸。這些現象反映出當時的陶寺已經是一個等級社會。碳14測年數據表明，陶寺文化所處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之間，屬堯舜禹時代至夏代早期。 陶寺遺址考古發現的文化內涵十分豐富。1983年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鈴型銅器。這也是陶寺遺址發現的第一件銅器。出土時，整體造型近似鈴形的器物位于墓主人左側股骨、趾骨之間，外面有很清晰的布紋痕跡，可能是埋葬時包裹有絲麻織物。經過化學分析，人們發現此件銅器的含銅量高達97.8 %，系用復合范（外范與內芯）鑄造的紅銅器。這就意味著在陶寺文化中、晚期，我國已進入銅、石并用的時代。當時的陶寺文化先民不僅可以從礦石中冶煉出較純的銅，并可用銅液進行鑄造，為后世的商周“青銅文化”奠定了物質和技術基礎，揭開了我國“青銅時代”的序幕。 陶寺遺址還出土有殘銅片、銅環，更有鑄工精美的銅齒輪、銅蛙，屬于夏代早期遺物。 陶寺遺址另有引人注目的是1984年春天出土的殘碎陶扁壺。這種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文化時期只是先民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用品，但不同尋常之處在于，在扁壺的正面鼓腹部，竟赫然有著朱紅彩毛筆的筆畫痕跡，夠成兩個文字，有識讀為“文邑”或“交易”等。要知道，文字的發明標志著人類跨入了新的時代，就像恩格斯所說，人類由野蠻向文明的過渡，正是由于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于文獻記錄才得以實現的。 石峁文字(選自網絡10幅圖片) 　　被評為近十年“世界十大考古發現”的石峁遺址，位于陜西榆林毛烏素沙漠之南、黃河支流禿尾河之支流洞穿溝南岸山梁上。20世紀50和70年代有過局部調查，80年代有過試掘，2011年始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和發掘。最終確認屬一座城址，總面積400萬平方米，古城規模巨大，由“皇城臺”、內城和外城構成。皇城臺的“臺城”，構建最早，內城次之，外城最晚。 據出土陶器，皇城臺修筑年代為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皇城臺門址的修筑開始于公元前2300年，皇城臺最晚使用年代為公元前2100年—前1800年，廢棄約在公元前1800年，屬于堯舜禹時代到夏代前中期文化。 石峁古城出土文物眾多，不僅有大量陶囂、玉器，還有一些石雕像顯示宗教信仰。重點簡介夏代早期金屬器，2016年發掘皇城臺東側的門址，門外有南北向呈長方形廣場，發掘簡報介紹“在廣場中南部還發現一些銅刀、石范等遺物”。“皇城臺發現的銅器和石范，大多出土于門址第二層堆積，個別見于門址第四層，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器形包括刀、鏃、錐等，為揭示中國北方地區早期銅器的形制和技術特征增添了重要實物資料。”“皇城臺銅器和石范的發現為冶金術自北方傳入中原的觀點提供了關鍵性的證據，并為探索早期冶金術在中國傳播路線提供了關鍵的連接點”。 石峁出土的青銅刀，刀呈條形，扁平狀，柄略寬并殘斷；刀鋒為小圓弧形，刃截面為三角形，背厚刃薄，刃略內弧；刀背與柄上面平滑過渡，微微外弧。從背兩側凸起，知此刀鑄造成形，很可能為對開分型。 石峁古城澆鑄環首銅刀石范，出土自皇城臺內甕城，墩臺II東側。據圖片，范存環首刀之柄部，環為橢圓形，柄微弧，板狀；與環首相接處似有叉形線，陰陽不明，可能為柄之紋飾。范面平，兩側面光，無定位結構，端面略糙；質似砂巖，一角有崩落。環首型腔端接漏斗形澆口，連接處甚薄，便于澆鑄冷凝后打掉澆口而不傷環首。但刀柄下側似另有一型腔，局部似錐狀，小漏斗形澆口扭轉開在側邊。在環首刀型腔上面，近于上邊另有一縱向溝槽，或許是銅針鑄型。 　　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之所以能被認定為是夏朝都城遺址，因為遺址中發現的青銅禮器占有不小的分量。 一般將二里頭遺址劃分為4期，其中，二里頭3期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如青銅爵、青銅鈴（或許是一種樂器）。 到了二里頭的4期發現的青銅禮器就更豐富了，有青銅爵、青銅斝、青銅盉，更為重要的是還發現了青銅鼎！這也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青銅鼎。鼎從夏朝開始就被歷代王朝看作是王權的象征，所以，青銅鼎的發現意義重大。 二里頭發現了鑲嵌綠松石的青銅牌飾，其圖案是獸面紋，或者說是龍紋。 青銅鼎、爵、斝、盉等禮器，都是由相應陶器發展而來的，而這些青銅禮器也被商朝及之后的朝代所繼承與發展，所以，從二里頭遺址中出土的青銅禮器來看，這個遺址至少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二里頭遺址，年代測定上限為公元前1800年前后，普遍認為是公元前1750年到前1550年，屬于夏代中晚期到商代早期文化。在屬于遺址的靠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北距宮殿區200余米，發掘出了唯一一處面積約1萬平方米的鑄銅作坊區。此處作坊顯然曾長期使用，在二里頭衰落后被遷至鄭州商城遺址。歷年來，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器共131件。其中，兵器、工具和裝飾品較多；作為禮器的容器較少，計有鼎1、盉1、觚1、斝（jiǎ）2、爵13。禮器是人際交往和宗教信仰用具。 　　被列入“2019年中國考古十大新發現”的長江與淮河中間、巢湖西岸安徽三官廟夏代遺址，出土了400余件珍貴遺物，其中包括18件青銅器和陶器、石器、玉器、骨蚌器、綠松石和植物顆粒等。 在三官廟夏代遺址發掘的兩處土垣、四處房址內發現令人觸目驚心的歷史悲劇:房址內非正常死亡的人骨遺骸、房址外地面平鋪的植物顆粒、還有以兵器為主的18件銅器散布于廢棄紅燒土層下的地面上。這里曾發生了殘酷的戰爭。18件青銅器以兵器為主，包括戈、戚、鉞、鑿、角形器(軍號)、箭鏃等。 證實了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記載:“商湯伐夏，桀奔于南巢之山，湯乃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毫。”生活于黃河沿線的商湯部落，擊敗了淮河四方湖古城的夏桀，夏桀倉皇逃出四方湖古城，乘船沿夏水北淝河進入淮河向南逃亡，躲避北方商湯部落的進攻。 安徽三官廟遺址位于淮河四方湖古城的正南方，為歷史記載中的“南巢”地區。想必商湯軍隊追擊夏桀軍隊在三官廟遺址發生了一場慘烈激戰：死亡的人沒有得到掩埋，現場遺留的貴重青銅兵器無人拾取，房屋被焚燒，甚至在以后的三千多年里再無人在此生活棲息。 夏后裔杞國 《國語·周語下》：“有夏雖衰，杞、鄫猶在。”《大戴禮記·少間篇》記載，商湯滅夏之后，將夏禹后人封在杞地為諸侯王。 商湯推翻夏朝而建立商朝后，作為“前朝余孽”的杞國，甲骨文卜辭中有記載，商王經常巡視杞國，有六塊殷墟甲骨文提到杞侯或杞地，確證商代封侯有夏代遺民杞國。 有片甲骨文記載商王武丁問候杞侯：“丁酉卜，嗀(hù)貞，杞侯爇（ruò），弗其禍？凡有病。”其大意是商王武丁問杞侯爇，不會有災禍吧？另有片甲骨文記載，武丁曾娶一位杞國的女子為妃。可見，武丁與杞侯爇關系極為密切，曾經的家國仇恨已經煙消云散。 武丁子祖甲，在征討人方（大約在山東或安徽境內）的返回途中巡視杞國：“已卯卜，行貞，王其田，亡災？在杞。”其大意是祖甲在杞地進行佃獵活動，祭祀問是否會發生災害。 商代晚期，在祖甲和帝辛（商紂王）時期，發生兩次征人方的重大軍事行動。帝辛“征人方”返回時，也有巡視“杞”國的兩條卜辭：“庚寅卜，在香貞，王步于杞，無災？”(紂王祭祀問從香地步行到杞國有沒有災難)；“壬辰卜，在杞貞，今日王步于诇，無災？”(紂王祭祀問從杞國步行到诇地是不是有災難)。可見，直到商朝晚期，杞國還依然存在。 周朝推翻商朝后，《禮記·樂記》記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后于薊，封帝堯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即大禹后代東樓公，被封到杞地（河南省開封市陳留鎮一帶），延續杞國國祚，主管對夏朝君主的祭祀。 西周初年，《周書.王會》記載周成王舉行諸侯盛會時，在堂下左側有“夏公立焉”，顯然朝拜周成王的“夏公”就是杞國的君主。 陜南安康出土西周《史密簋》銘文載“杞夷”糾合東夷大肆攻伐齊國，周王命師俗、史密“盧、虎會”，率聯軍奔赴東方平息了叛亂。 杞國在周朝時，雖受封最高爵位公爵，卻只是一個小國，《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克殷紂，求禹之后，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甚微，不足數也。”由于杞國弱小，在強敵環伺之下，只能不停地遷徙。西周晚期，杞國東遷到山東境內，《左傳·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今山東壽光一帶）。” 春秋晚期，孔子為了考證夏朝之禮，特意拜訪了杞國，但因時間久遠，又不停地遷徙，導致杞國文獻大多散失，《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證明）也，吾得夏時焉。”東漢鄭玄注：孔子“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即夏代留存的歷法典籍。 孔子拜訪杞國沒多久，在公元前445年，杞國最終被楚惠王滅，杞簡公成為杞國末代君主。如果從商初開始計算，杞國延續了大約千余年，留下了一個著名的歷史笑話“杞人憂天”。 《史記》:“楚惠王滅杞，其后越王勾踐興。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 黃鎮山：夏朝考古重大發現今日頭條辛福點2022-02-08網易新聞一線看點2022-02-08 15/42一點資訊魅力號外2022-02-08個人圖書館衆妙之門202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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