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赴重慶，續緣林園

踏遍青山

1980年總參通信部在重慶組織業務培訓（半年），總部和11個大軍區各派出1～5名干部參加。本班學員來自全軍相關通信院校和通信部隊，其中有總參系統的陳宗旭，侯貴嶺，杜林軍，黃艷茹、王志國。總后系統的馮憲昌。國防科委系統的侯金祥，錢開發。各大軍區選派的學員是：北京軍區竇爰平、本人、李競。沈陽軍區崔秀芹、杜輝、張曉東，孫波。廣州軍區楊誼、劉廣明、曹政生、郭粵生。南京軍區張克勤，朱行才。濟南軍區席德正、孫偉躍。成都軍區蔡思琛。蘭州軍區鄭小明。福州軍區吳紹平，鄒志中，萬德明。昆明軍區張富禮、羅黔軍，丁樹忠。武漢軍區陳正鮮，李殿鵬、趙義。烏魯木齊軍區張印生，賀俊才。幾年前我曾在該校上學并取得大專學歷（畢業N年后總參、總政才聯合發文予以明確），沒想到這次又來到了這里，更為巧合的是我還回到了原來所在的學員隊，這大概就是一種緣份吧。這幾年是軍校變動較大的幾年，我首次在該校上學時校名是通信兵工程技術學校，在校期間校名就改為通信技術學校，這次又校名又變成了無線電通信技術學校。1981年結業時，重慶通校魏校長，毛政委，錢部長，李大隊長，教員熊詩高、王義貴、王義、卜榮宗、斯培國，學員隊譚培成隊長等與學員一起合影。 參加這次培訓有兩點我印象深刻：一是學習很刻苦。我們這期學員中年齡最大、資歷最老的是成都軍區1960年入伍的老兵蔡思琛，年齡較小、資歷最淺的是沈陽軍區1975～1976年入伍的杜輝、張曉東、孫波等幾人，而我們1969年～1972年入伍的學員則是這期培訓班的主力軍。當時文革結束不久，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也才取得勝利一年多。那段時間全國正處于百廢待興的階段、作為各通信部隊的業務骨干，我們求知欲望極強，學習熱情也極為高漲。我記得，當時我們課堂上認真聽講、積極研討，而課下除參加必須的集體活動之外，剩下的時間基本都泡在教室里自習，直到熄燈號吹響而教學樓要拉閘限電之時才不得不返回宿舍休息。二是周末很放松。我們這次參加培訓的都是干部，其中沒結婚甚至沒有異性朋友的年輕人不少。社會上年輕人躁動的心我們同樣也有。在勞逸結合，張弛有度的旗號下，我們把每個周六的晚上（那時每周只休一天）都當作狂歡日。狂歡的內容則分為熄燈號響之前聚集在隊部那臺20寸電視機前集體觀看《加里森敢死隊》、以及熄燈號響之后關閉電視約上部分同學躲到某個宿舍去喝酒兩種形式。說到喝酒有三個問題不得不說：一是學校規定熄燈號響之后宿舍不能有亮光出現，為此我們喝酒時一般都會使用南方部隊同學的雨衣把窗戶遮擋住。他們的雨衣是長方形且中間有帽子的那種，四個角一扯剛好把窗戶遮擋的嚴嚴實實，不像北方部隊的雨衣是開襟式，穿在身上遮遮雨還行，但用于遮擋窗戶絕對不好使。二是輪流坐莊使喝酒活動持續不斷，我們多為營連軍官，工資在當時環境下算是高的，再加上同學中類似我這樣的“單身狗”其它開銷又小，所以輪流坐莊的負擔不重也有可持續性。那時的重慶物價不高，茅臺8元一瓶，瀘州老窖、郎酒也就1～3塊多一瓶，午餐肉等罐頭也是1～3塊錢一盒，再加上花生米、松花蛋等下酒菜，十人聚一次有20～30元足夠。〈那時名酒等商品價格雖不高但憑票供應不可多買，因此我們喝的較多的是限制較松的瀘州大曲、綿竹大曲、老窖等四川地產酒）。記得有一次我們十幾人聚到一塊，酒過三巡后逐步分成了南北兩個陣營，南方部隊陣營有廣州、南京、福州、昆明、成都等軍區的兄弟，而北方部隊陣營則有沈陽、北京、蘭州、濟南、烏魯木齊等軍區的兄弟，雙方人數差不多。但不知怎么搞的最后競把廣州軍區的曹政生和我推為兩大陣營代表。那晚我倆喝的有點高，第二天老曹趴在床上吐，而我也難受的下不了床。事隔多年，已轉業并分別擔任廣東韶關和福建泉州某局領導職務的我倆再次相遇，當聊起醉酒之事時仍有芥蒂。雖然老戰友多年未見，但戰友之間“感情深一口悶”的事再也不會發生了。三是我們喝酒時行為非常收斂，否則大喊大叫影響多數人休息肯定會被學校發現而預以制止的。再說我們每次都追求速戰速決，不會拖太長的時間而影響休息，當然結業離校的前一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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