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隨著政治、軍事作用的加強，商貿(mào)和交通中心地位自然形成。到了1734年，大清在伊敏河西岸建筑呼倫貝爾城，位置在“城西門外，偏北西沙山之陽”具體應(yīng)該在現(xiàn)在在西山公園之南。<br> “筑土房為圍，垣缺處間筑土障高仗許，城圍4余里”。說白了就是在城的四外圈蓋的土房，土房之間用土墻相連，以作城池。我們當?shù)赜幸环N酒叫莫茅“1734”，應(yīng)是為紀念那段歲月吧。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間(約1759—1763年)，用中國傳統(tǒng)繪圖方式繪制的《國朝天下輿地全圖》中《盛京興京統(tǒng)圖》已經(jīng)明確標注了“呼倫湖”和“布雨爾湖”，還在海拉爾的位置注出了“呼倫布雨爾”。在《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zhàn)績圖》中，呼倫貝爾城的位置上被明確注為“呼倫貝爾副都統(tǒng)銜總管駐箚處”，此外，圖中還標注了“濟爾馬臺臺”“雅克薩臺”等臺站名稱。 1887年，也就是光緒三年，呼倫貝爾城有南北街1條（正陽街），城外南北街2條（東大街、西大街），東西街1條（北大街）。后又在城外陸續(xù)建了4條街，以西門外的南北街最長（健康街）。到乾隆年間，晉、冀、魯?shù)鹊厣倘私吁喽鴣恚灿姓f為了保障兵丁及家屬后勤供應(yīng)，清廷命令部分北京、山西商人來海拉爾做生意，以改善這里群眾和軍隊的生活，后來呼倫貝爾城相繼出現(xiàn)了“巨長城、公來號”等商業(yè)八大家，他們在海拉爾設(shè)店，在牧區(qū)設(shè)收購點。 眾所周知的海蘭察將軍就是當年“公來號”商家的馬夫（海蘭察是清朝著名將軍，看過電視劇《延禧功略》的應(yīng)該都知道他，陽光少年，呆萌可愛，后邊我再講這個鄂溫克族的民族英雄）。由于呼倫貝爾城所在的地理位置，發(fā)揮出巨大的輻射作用，南通齊齊哈爾，西達古北口、張家口，北至黑山頭、吉拉爾、庫倫（今烏蘭巴托）等古道，驛站逐漸開通，當年盛極一時的草原盛會———甘珠爾廟會（現(xiàn)新巴爾虎左旗境內(nèi)），就是因呼倫貝爾城的建立而形成的。在呼倫貝爾城的帶動下，呼倫貝爾草原空前繁榮起來。根據(jù)史料記載，到了1808年，也就是嘉慶十三年，清政府編審戶口，其中呼倫貝爾八旗共計4769戶，29173人。 1900年沙俄修筑中東鐵路并于1903年通車，在呼倫貝爾城北部設(shè)立海拉爾站，并在鐵路兩側(cè)兩公里范圍內(nèi)建設(shè)鐵路附屬地，名為海拉爾街并設(shè)海拉爾街公所管轄中東鐵路附屬地俄民事物。1907年成立東省特別區(qū)海拉爾“公議會”，管理鐵路事務(wù)。董事長由俄國人擔任，一些均按俄國法律辦理，會議用俄語俄文。“公議會”擁有軍隊、警察、監(jiān)獄，管轄交界街以北和鐵路西側(cè)。1908年改稱“理事會”。之前講東清鐵路時講過，當年俄國人在這里建設(shè)了一所兩間教室的寄宿學校、一家80個床位的鐵路醫(yī)院、一個郵局和一家俄亞銀行分行。站區(qū)內(nèi)還有多家貿(mào)易辦事處、兩家啤酒廠和水廠。 隨著呼倫貝爾城逐漸向北延伸發(fā)展，最后與海拉爾街接壤，兩城之間以交界街為界，也就是剛才說的交界街以北為海拉爾街，由沙俄管理；交界街以南為呼倫貝爾城，由中國管理。到了清末，民間以呼倫貝爾城在海拉爾河附近，故亦稱為海拉爾城，原呼倫貝爾城被稱為城里或舊城。也正是1907年，海拉爾又作為商埠正式向外國人開放，一批批外國商人涌入海拉爾，辦工廠、開銀行、設(shè)公司、辦商場。當時新街面滿了外國洋行，主要有秋林洋行、阿克秋林兄弟洋行、鐵路職工消費公社、北記洋行等。如此，海拉爾一度成為了國際化商業(yè)城市。 到了1932年日本關(guān)東軍占領(lǐng)海拉爾后，為了便于統(tǒng)治管理，將兩座城合并為海拉爾市。大家現(xiàn)在的看的呼倫貝爾城古城是2007年復(fù)建的，之前的于1900年庚子之亂，也就是光緒二十六年被入侵的沙俄軍隊燒毀。自從日本侵略者占領(lǐng)之后的第二年，海拉爾的出口量下降為零，工商業(yè)受到嚴重打擊，“旅蒙商”紛紛破產(chǎn)，有的回原籍，有的去郊區(qū)種地為生。在偽滿洲國統(tǒng)治的13年里，煙館、賭場、妓院等滿街都是，可見當時社會的腐敗程度。 最后，還有兩個問題要向大家交待清楚。一個是關(guān)于鄂倫春的。話說1732年挑選戍邊駐兵時，其實卓爾海大將軍只計劃挑選索倫（就是現(xiàn)在的鄂溫克）、達斡爾、巴爾虎人，沒有列入鄂倫春族之名。但當時鄂倫春等眾跪叩稱“我等歸附圣主，年已久遠，仰蒙隆恩無盡，我等本與索倫混居雜處，今于擬此挑選之外，倘不一并挑選，則我等人眾于何處奮勉效力”。卓爾海這才將鄂倫春族納入挑選范疇。 另一個是關(guān)于巴爾虎的。在上面章節(jié)中，我說了由哈撒爾王統(tǒng)轄的那四千戶逐漸發(fā)展壯大成阿魯科爾沁、四子等八個部落后來南遷，個個有了歸處。其中，唯獨沒說巴爾虎。那么在這里簡單說下巴爾虎。巴爾虎部落是蒙古族最古老的部落。舊時亦稱“巴爾虎斤”“巴爾忽歹”“巴兒忽惕”等。前邊也曾交待，巴爾虎曾是柔然一部，也曾分別為丁零的部落聯(lián)合體之一和鐵勒十五部之一，還一度歸順過突厥和薛延陀。到了成吉思汗統(tǒng)一蒙古諸部時，巴爾虎在今貝加爾湖東部的“巴鐵忽真”河一帶過著半游牧半狩獵的生活，后兩次被成吉思汗收復(fù)歸順。到了十七世紀，沙俄開始涉足貝加爾湖以東的中國領(lǐng)土，貝加湖沿岸的游牧民族被近遷移到喀爾喀蒙古，這里就包括布里亞特和巴爾虎人等等，后來再加上噶爾丹叛亂，在這個外患內(nèi)亂的動蕩年代，巴爾虎離開了貝加爾湖沿岸，一部分成為喀爾喀蒙古的屬部，一部分直接臣屬清廷。這一部分在康熙年間被編入八旗，駐牧在大興安嶺以東布特哈廣大地區(qū)。 到了1732年，從哈特哈挑選戍邊的275名巴爾虎人就駐牧在現(xiàn)在的陳巴爾虎旗。1734年，清政府又將在喀爾喀蒙古車臣汗部志愿加入八旗的2484多名巴爾虎蒙古人遷駐克魯倫河下游和呼倫湖兩岸（今新巴爾虎左右兩旗境內(nèi)）。為了區(qū)別于之前遷來的巴爾虎兵丁，先來的稱陳巴爾虎，后來的稱新巴爾虎。據(jù)說，清朝皇帝為此欽賜藏文大藏經(jīng)《甘珠爾經(jīng)》以資鼓勵。后來又在水草豐美 ,人杰地靈的烏爾遜河舉建甘珠爾廟 ,乾降皇帝親敕漢名壽寧寺，并題寫匾額。 我參考了一下呼倫貝爾學院阿魯貴·薩如拉所著的《論清代呼倫貝爾地方的旗兵制度及其特征》，因說現(xiàn)在呼倫貝爾境內(nèi)，特別是海拉爾河流域的少數(shù)民族，應(yīng)當都是清朝旗兵之后裔為主。這些前來戍邊的就兵役性質(zhì)來說，屬世兵制，即指國家強制部分國民固定服兵役，脫離民籍，另立軍籍，成為兵役世家，在軍者終身為兵，并且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世代為兵，同時還要屯田積糧，以供軍資。要說當年的生活環(huán)境應(yīng)該是極差的，特別是這些兵丁還始終保持著游牧狩獵人群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無論是生活習慣還是武器裝備都是比較落后的，他們“畏暖喜寒，慣于露居野出，即雪夜冰天，亦只用毛氈蓬包席地而臥”而不習慣駐扎營房。當年，正是這鄂溫克、達斡爾、巴爾虎蒙古、鄂倫春人組成的五十牛錄（佐），分為左右兩翼，各四旗，合為八旗。其中，鄂溫克、達斡爾、巴爾虎蒙古組成左翼四旗，在額爾古納河通往俄國道路邊界一帶設(shè)防，分別駐守于伊敏河東、錫尼河北、大興安嶺以西，北至額爾古納河；以鄂溫克兵丁和家屬為主的右翼四旗，也包含了部分鄂倫春兵丁，在哈拉哈河喀爾喀蒙古邊界一帶駐守，分別駐牧于哈拉哈河右岸、伊敏河西至呼倫湖一帶。也正是這索倫八旗兵丁，加上后遷來的巴爾虎八旗兵丁，他們勇猛善戰(zhàn)，鎮(zhèn)守著邊疆，為防御沙俄入侵，保障驛站暢通，維護邊疆安寧做出了突出貢獻，并繁衍生息了后來的呼倫貝爾。而呼倫貝爾在這200年間，也是不斷在“防準固邊前哨”“八旗駐防新城”“控蒙防俄咽喉”之間不斷轉(zhuǎn)換身份，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扮演著一個個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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