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倫貝爾的“時間簡史”（25）：呼倫貝爾建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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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接下來的兩期，也是本書的關鍵部分。主要講述呼倫貝爾建城的故事。請隨我一起回到那段歷史的歲月吧。</div> 17世紀中期，作為一個跨文化區域，多族群、文化和法律上的帝國，清朝統治者已經形成了包納中原、東北、蒙古、西域、西藏等地在內的天下框架。但是在這個初步定型的天下秩序中，夾在東北平原和蒙古高原頂角處的今日呼倫貝爾卻遲遲沒有進入清初人的視野。那是因為，清政權早期在北方的擴張方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三江平原至黑龍江下游，所謂“東海窩集”區域;另一個是位于大興安嶺兩側，西遼河、洮兒河等水系的嫩科爾沁（哈撒爾第十四代孫奎孟克塔斯哈喇為躲避叛亂南遷至嫩江流域，號所部努恩科爾沁部，即嫩江科爾沁部，簡稱嫩科爾沁）、阿魯科爾沁、內喀爾喀諸部的牧地。而對于緯度更高的呼倫貝爾，后金—清政權在初期還沒有接觸到。直到天聰八年(1634年)扎賚特部部分貴族逃亡，科爾沁噶爾珠塞特爾（奎孟克塔斯哈喇之曾孫）等叛往索倫等事件，將清朝的視線引向了嫩江流域同黑龍江中游的地帶和族群。天聰九年(1635年)，生活在黑龍江中游的“索倫部落頭目巴爾達齊，率二十二人來朝，貢貂狐皮等物”。崇德三年(1638年)十一月，皇太極遣人貿易貂皮時也到達了嫩江流域。逐漸隨著清朝對嫩江流域實施統治后，再通過當地達斡爾人和通古斯民族又同額爾古納流域取得了聯系。17世紀70年代俄國公使米諾瓦洛夫和斯帕法里使華，就是由達斡爾人先導，取道額爾古納河、海拉爾河、扎敦河和嫩江河谷，在齊齊哈爾嘎善同清朝官員會面的。到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作為“九路巡邊”的一部分，清朝八旗官兵也對這段路線進行了主動的巡查。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索倫總管瑪布岱、倍勒爾等官員在題奏巡邊路線時，初步提到了莫里勒克以下至額爾古納河口的交通情況。這次活動宣告了清朝政權對呼倫貝爾北部地區有了直接控制。同年八月，同呼倫貝爾相關的另一件重要的歷史事件發生了。這一年噶爾丹的東征造成了大量喀爾喀、巴爾虎人自喀爾喀河、克魯倫河流域越過興安嶺進入嫩江流域，給當時的黑龍江將軍轄境造成了不小的沖擊。這個事件使得清朝方面加強了對呼倫貝爾南部的關注和了解。“呼倫貝爾”這個概念也開始見諸史冊。再加上經過烏蘭布通之戰（清帝國與準噶爾汗國之間的一次重要戰役，最終以準噶爾軍的潰敗，噶爾丹逃竄告終。），清朝對蒙古地區的政策日益積極主動。同時，伴隨著清朝在蒙古高原上的擴張，清朝官員對呼倫貝爾作為蒙古、興安嶺與黑龍江之間的要沖之地這一地緣意義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其重視程度也進一步加強。用《黑龍江外紀》的話就是“北控俄羅斯，南撫喀爾喀，山河險固，并重龍江。” 時間來到1689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尼布楚原為中國蒙古族茂明安部游牧地，后被沙俄侵占，即前蘇聯涅爾琴斯克，位于黑龍江上漩北岸），該條約共六條，其中規定：“又，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亦為兩國之界；河以南諸地盡屬中國，河以北諸地盡屬俄國。凡在額爾古納河之墨里勒克口諸房舍，應悉遷于北岸”等等。至此，兩國劃定了國界，雙方以額爾古納河、格爾畢齊河（黑龍江上游石勒喀河北支流）、外興安嶺為東段邊界。后來，到了1728年，中俄又鑒訂了《恰克圖條約》，重申并確定由恰克圖片東至額爾古納河、往西到金沙畢納依為兩國邊界，南面屬中國，北面屬俄國。至此，也就決定了呼倫貝爾地區一躍成為了邊疆重地，再加之其西南、西面與喀爾喀車臣汗部接界，南面是喀爾喀蒙古、哲里木盟所屬蒙旗，東面與布特哈接壤，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的話說：“就東三省陸路形勢而論，惟黑龍江省最重要。就黑龍江省陸路形勢而論，又惟呼倫貝爾為最重要。呼倫貝爾一地不獨關系黑龍江省安危，而亦東三省一線命脈所系之樞紐也”。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副都統哈達哈（曾任呼倫貝爾總管，系黑龍江將軍傅爾丹之子）等向理藩院（清朝時處理外藩事務的部門）呈文，奏報了察看呼倫貝爾地區的情形，提出了在這一帶屯田的設想。哈達哈的呈文中并沒有使用“呼倫貝爾”這個集合概念，但他所提到與涉及的地區已不僅局限在呼倫、貝爾兩湖周邊地帶了。哈達哈在行文中作了這樣的描述:“臣敬奉圣旨，視得開拉里、枯倫、克魯倫、烏爾順、布育里、喀爾喀河流等處，言其鄂爾姑納、開拉里、枯倫、克魯倫等處堿草叢生，不可耕種;烏爾順、布育里、喀爾喀等處稍愈，可行耕種”。（這里所說開拉里即海拉爾河、喀爾喀即哈拉哈河等等）哈達哈嘗試進行統一規劃的這些流域，基本上就是后來呼倫貝爾八旗主要轄地。又過了14年，清廷為防止俄羅斯入侵，在1727年開始沿國界設立“敖包”，以輪換的方式派500人的巡邊部隊駐扎格丹（今海拉爾）。但漫長的邊境線，這500人怎么能巡得過來呢，必須得“駐兵永戍”。當時雍正皇帝提倡的一種兵役制叫“養育兵”，是雍正皇帝即位后為了緩解八旗兵額有定，閑散余丁日增的矛盾而采取的“預備役”制度。大概意思就是原八旗是正規部隊，再把這些閑散余丁重新編個八旗，類似于現在的民兵預備役。 1731年（雍正九年八月），黑龍江卓爾海將軍奏稱，擬將黑龍江余丁照京城之例挑為養育兵，但此計劃因“養育兵僅給餉金一兩，令其離開原籍遷入城中當差，與其生計無益”之由，被領侍衛內大臣豐勝額等否決。雖然清政府沒有采納從布特哈抽選“養育兵”的提議，但是為防止沙俄進一步侵略，由布特哈抽選駐防呼倫貝爾兵丁之事卻被提到日程上來。兩個月后，雍正皇帝提出了由挑育養育兵之提議變為挑選壯丁駐兵呼倫貝爾之事，目的是“固守邊界，防守俄羅斯奈瑪爾，監護喀爾喀蒙古等”。轉年，也就是1732年，清政府由布特哈地區，現大興安嶺以西嫩江流域，也就是現在的扎蘭屯，齊齊哈爾地區（扎蘭是滿語，又書“甲喇”，即“參領”，清時官職名稱，清代曾在此地設有“甲喇”衙門，后形成村屯，故名。齊齊哈爾是達斡爾語山間的草原的意思，曾為康熙年間黑龍江省省城）遴選索倫（今鄂溫克族，滿語先鋒、射手之意）1636人、達斡爾730人、巴爾虎275人、鄂倫春壯丁359人及家眷796人，共計3000多人帶牲畜11萬頭只踏上了戍邊之路。這里說的家眷其實只有向來慣于游牧的索倫和巴爾虎人的家眷，“因達斡爾向來習于住房耕地生活，遷居之地僅限壯丁前往，俟蓋房耕種之立業后，將彼等妻子家屬移住。”這里也就給達斡爾人回遷埋下了伏筆。還有就是，據《呼倫貝爾畜牧業》一書稱：“這是自清初在呼倫貝爾草原上游牧的烏拉特等4部南遷之后，這一地區發現的第一批大量的畜群。從此，索倫、達斡爾、鄂倫春、巴爾虎蒙古等狩獵民族也徹底地完成了向游牧民族的轉變。” 話說這3000多人趕著自己的畜群，趕著自己的勒勒車，自雍正十年（1732年）四月末，由雅魯河、濟沁河、訥莫爾河、阿倫河沿岸布特哈地區陸續出發，越過大興安嶺，長途跋涉，上嶺下嶺，先頭兵丁（具說是鄂溫克人）約在農歷五月中旬抵達了現牙克石（由滿語“雅克薩”音轉而來，河邊河岸的意思，原為扎敦畢拉雅克薩，畢拉是滿語河的意思，翻譯過來就是扎敦河沖塌的河岸）附近的扎如木臺（現扎羅木得，蒙語：有小魚的地方）。其實，扎如木臺是黑龍江將軍珠爾海原設想筑城之地——“扎拉木臺河與海拉爾河匯流之處，土地肥沃，可耕地、建城”，所以將兵丁先集中于此，再陸續分往各旗佐駐地。但是在里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后，發現這個地方霜凍季節來臨的過早，而且冬季特別寒冷，不適合人類及牲畜的生存。于是“再行呈請建城”，沿著海拉爾河繼續往南走，走到了現在海拉爾正陽街的位置。由于海拉爾三面環山，是一個窩風的環境，霜凍季節來的會晚一些，于是當時的領導上報管轄的黑龍江將軍府，井俊福批復，在海拉爾建城。原話是這樣說的——黑龍江將軍卓爾海以扎羅木得氣候寒冷、霜降太早、不宜耕種等理由，上湊清廷，請求“改堪海拉爾一帶。”并云其地“水草豐茂、樹木叢茂、禽獸繁殖、土地肥腴，可以開墾；形勢利便，可以建城。”海拉爾是蒙語“哈利亞爾”音轉而來，意為“野韭菜”，因河兩岸野韭菜叢生而得名。當時的巴彥托海鎮（現在當地人還稱之為南屯，意為在南邊屯兵的地方）和現在某部隊西山機場（當時人稱西屯），以及現陳巴爾虎旗等地都是重要的屯兵地點。現海拉爾新區市公安局大樓附近有一條街道稱為1732街，應為紀念那段歲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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