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節（1971）

趙憲明

1971年的春節我是在河南范縣胡屯村母親的老家陪姥娘過的。為什么不在貴陽和父母，哥哥姐姐們過年，要獨自一人到數千里外的胡屯過這個春節呢？這有兩個主要原因。 原因一、原本我們一家三代住在貴陽南明區觀風山腳下一個大院，這里是貴州省委的干部宿舍。1968年文革期間，省委的造反派以我姥娘、姥爺是富農的理由，要將他們趕出省委宿舍。（在那個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階級敵人具體是指；地（地主）、富（富農）、反（反革命）、壞（壞分子）、右（右派）。其中地、富、右，如果沒有繼續反黨，反政府言行可以“摘帽”，摘帽以后就不再作為階級敵人對待。）因為我們家是1949年才來到貴州的南下移民，在貴陽沒有親戚。姥爺、姥娘在本地沒有可以安置的地方。母親只好帶著二哥，二姐把他們二老送回河南范縣胡屯老家，托付給老家的親戚照顧。回到胡屯沒多久，姥爺就去世了，只有姥娘一個人住在胡屯。姥爺、姥娘在胡屯老家時口碑非常好，盡管是文革期間，鄉親們也沒把這對老富農當階級敵人對待。這一定是他們當年當富農時善待鄉親們的應有回報。胡家親戚們對她的照顧很好，還常托人寫信來告訴母親不用牽掛她，要好好工作。姥娘在貴陽時對我很好，經常悄悄給我零花錢，我拿著一角錢就可以到附近的小賣店買塊桃酥或著沙琪瑪這類好吃的。她還私下認真地對我說；“小，你要好好讀書，以后可以做官。象你爸爸那樣有小車坐，有好吃的!”盡管這樣我當時還是常惹姥娘生氣。有一次姥爺為處罰我對姥娘不敬，他用我以前從未感受過的溫和話語讓我去到他的床邊然后用他的拐杖狠狠打了一下我的屁股(姥爺中風偏癱很多年，不能下地走路，只能成天坐在床沿。）。姥爺、姥娘回老家后，家里人還時常說起他們，我也一直忘不了姥娘對我的好。有機會當然應該去看看她老人家。 原因二、1970年國慶節剛過，我和貴陽三中的一批同學被幾輛大卡車拉到了安順市，幺鋪區，小屯公社地界的山溝里。那時聽說這一帶叫疙瘩山，我們具體到的地方叫燕子窩。從這時開始，我成了當時的國家第三機械工業部，貴州011基地，144廠的學徒工。也是從那時起，我在這里生活了十五年。并在這里談戀愛，娶老婆，生了兩個女兒的地方。 1970年10月4日這天我們正式的進入了地處貴州安順大山溝里144廠。進廠這天正好開建廠誓師大會，隨后燕子窩這個偏僻的山溝就成了一片繁忙的工地。我和三十來位從貴陽來的學徒工（“貴陽徒工”當時整個貴州三線廠對我們這樣的通用稱謂，另外還有一類叫“家屬子弟”）在當了一個月搬磚運沙的工地小工后。廠里派我們這批“貴陽徒工”和幾個“家屬子弟”去河南靈寶144廠對口老廠124廠培訓。得知我們這次要去河南，我立即想到在河南老家的姥娘。這次應該能去老家看看她老人家。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母親，她很支持我，說你能去看姥娘她一定會很高興，去那里也有人接待你，就住在朱莊大姨家，那里離姥娘住的地方也很近。于是在靈寶學習期間，利用過年那幾天假期。我拿著母親給我準備的“聯絡圖”，跟著一位我所在124廠焊接班，家在新鄉的老李師傅乘火車來到新鄉。在李師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上了新鄉到范縣的長途汽車。這一趟，我從河南最西邊一直跑到了河南的最東邊。大約是下午兩點我就到了范縣。出了汽車站看到一些拉客人的三輪車，感覺這些三輪車很奇怪，客人是坐在騎車人的前面被推著走。當時也沒有別的辦法去到胡屯，再奇怪也得乘著它去胡屯呀。我按照母親給我聯絡圖，告訴三輪車“司機”我去朱莊，騎三輪的和我很爽快地說好價錢和明確目的地，他就這樣推著我把我送到朱莊。 我離開貴陽時，母親很詳細地告訴我大姨和我是什么關系。還告訴我到了朱莊很容易就找到大姨家，大姨父是當地名人，問誰都知道。到了朱家我報上母親大名，說我是胡化蘭的幺兒，秋林姐就很熱情地把我迎進了門。盡管媽媽詳細對我說過，但那時我還是理不清我和大姨是什么關系，只覺得這家人對我很親切。以后才明白，大姨是學謙舅舅的姐姐，大姥爺是他姐弟倆的父親。也是我們姥爺的親大哥。由于大姥爺胡隅平是我母親從普通村姑轉變成跟著共產黨一輩子女干部的重要引路人，所以家里總能聽到媽媽說大姥爺家的事。在大姨家安頓好后，大姨讓他兒子朱建華帶著我去胡屯姥娘那里。朱莊與胡屯緊挨著，從大姨家到姥娘住的地方也沒多遠。路上要路過胡屯小學，當時沒怎么注意這座不起眼的學校，后來才知道這所學校有不簡單的歷史。他是抗日戰爭前由大姥爺胡隅平出錢，出力創辦的。不僅周邊鄉村的孩子有學文化的地方，還是抗日宣傳，聯絡的場所。在這里動員了很多年輕人參加抗日和解放的隊伍。媽媽，學謙舅舅，化玉舅舅都在這里學習過。范縣政府還為大姥爺辦學事跡立了很大一座石碑，是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大姥爺還是當時范縣那一帶社會活動家和書法家，據說他當時和當時在冀魯豫邊區活動的共產黨的軍政大員段君毅，楊得志，楊勇他們都認識，自己也被冀魯豫邊區政府聘為參議員。記得文革期間造反派在我家抄家收到一張大姥爺照片，很像國民黨的舊軍官，他們問父親，你為什么收藏反動軍官的照片，父親說這不是反動官員，是共產黨的朋友抗戰時期就與共產黨一起抗日。這方面的事你們可以去向張國華，段君毅調查。 走過胡屯小學很快到了胡屯的最東頭，到了姥娘的住處。一間小小的“窩棚”，也沒有窗戶，里面很黑暗。門前有一塊空地，姥娘就坐在門前一張小板凳上像是在等著我來。她看見我笑得很開心，說幺兒來了！？我叫了聲姥娘，也沒說什么只是傻乎乎地笑著。我看見姥娘比在貴陽時要更彎了，顯得特別矮，說話的聲音還是那樣。我和朱建華也在門口坐下，姥娘沒對我問長問短，只是看著我笑。我唧唧呱呱說了一大堆，我從哪里來，路上怎么的，估計她也沒聽明白。現在回想起當時的狀況很平常，也沒有什么動情的感覺，只是到了胡屯見到兩年多沒有見到的姥娘。也許這樣的感覺才是真實的，是沒有經過復雜心理加工的自然表露。那時和姥娘住在一起的還有大姥爺原配過世后再娶的大姥娘，她看上去比姥娘年輕一些，身體也好得多，她平時給姥娘做飯還做些別的事。到了吃飯的時候朱建華叫我回到朱莊他家里去吃晚飯，說是他媽交代的。我們回到大姨家時大姨和秋玲姐正在做飯，我也去廚房看著她們做飯，那是一口很大的鐵鍋，爐灶里燒著的是麥稈，豆秸這類的東西，煮飯時還要拉那個很大的風箱。我們老家吃晚飯叫做喝湯，看著正在做的這一大鍋飯我明白了這晚飯真是一大鍋湯。我清楚地記得那是一鍋先煮玉米糊糊，然后在放下一些很細的掛面。后來才知道，掛面可不是每噸都有的，那是為了招待我加的料。裝上一大碗湯，拿著一個窩頭一頓“湯”就齊了。 我到胡屯已經是年二十九了。并沒有感覺到明顯過年的味道。沒有現在這樣張燈結彩也沒有看見辦什么年貨，我想不是人們沒有裝扮新年的愿望，而是當年的經濟，物質條件限制了人們追求熱鬧形式的心情和行動。年三十晚上也沒有春晚，那時還沒有電視，連收音機也很少。我吃過晚飯就睡覺了，由于來這里是乘火車轉汽車一路奔波沒有睡好，所以那晚我睡得很香。不知這一覺睡了多久，我被一陣陣敲門聲吵醒了，原來是給大姨父拜年的年輕人，他們這些人鬧醒了家里人進了院子門，不進屋門就跪下磕頭嘴里喊著：有叫朱老師，也有叫大爺，爺爺的，都說我給您磕頭拜年了！寒暄兩句就出去了。大姨父告訴我，這是俺這里風俗，要給尊敬的人磕早頭。從這時來磕頭的人一波接一波。天亮后我去姥娘那里，一路上盡看著別人磕頭了，不管是大人，小孩，只要是比自己輩分長的就跪下磕頭，口里說著什么大爺，大叔，大娘，大嬸，爺爺奶奶，給您磕頭拜年了！每個人都樂呵呵的誰也沒擔心地上的塵土弄臟自己的黑棉褲。這樣的場面我以前沒見過，從那以后再也沒有在別的地方見過。到了姥娘的住處看到的也和昨天不一樣，正對著房門的墻上掛著一幅畫，看上去很舊黃黃的紙上寫著很多字，象金字塔似的排列著很多名字。姥娘說這是俺胡家的家譜，也沒有多解釋。隨后她就和那位大姥娘下餃子，餃子煮好后裝在盤子里放到那張家譜下的小桌子上。姥娘口中念到“金環（化玉舅舅的乳名）他爹，他大爺過年了給你們做了扁食來吃呀！”。這就算是她的祭奠儀式了，她們沒有讓我跪拜，我只是站在那里看著兩位老太太用他們的方式告訴先人們過年了。隨后來這里給姥娘磕頭的拜年的，也像路上看到的那樣，一波接一波。我還記得有一位年紀與姥娘差不多的老太太要給姥娘磕頭，姥娘拉住她說；不用了。可她還是堅持很艱難地讓自己的膝蓋挨了一下地面。這樣的禮數現在想起來都覺得是那么溫暖和諧。盡管當時是在文革期間，在這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老百姓按照自己傳統習慣和方式過自己的年，沒有一點革命的氣氛，也沒有現在過年送大禮派紅包的壓力。讓人感到樸實和輕松自在。 到了年初二姥娘告訴我今天是走親戚的日子，會有外村的親戚來拜年。我就在這里看了一整天外村來拜年的親戚。親戚們來拜年形式很簡單，提著一個大籃子，里面裝著饅頭，棗卷有時還有窩窩頭這類食品。來看給姥娘拜年的人都送上一個大籃子放到屋里，磕過頭就坐在門口的小凳子上和姥娘聊一會，臨走時姥娘進屋從籃子里拿出兩個饅頭，把籃子蓋好還給來拜年的人帶回去，這就算是給人家的回禮了。姥娘對來她這里走親戚的人好似都很熟悉，她告訴我這是誰家的，比如化玉舅媽娘家的，學謙舅媽娘家的，她自己娘家的。在胡屯這兩天，姥娘這里還算熱鬧，本村來看他們兩位老人的都會問問有什么事要做。我看姥娘大多數時間都說沒啥事和來的人聊聊天，從來也沒見她發愁有難事的樣子。我那時傻乎乎的，不懂得什么客套，還操著一口貴陽話，也插不上嘴。但在胡屯，朱莊的那幾天里只是聽老家人嘮家常，說老家過去的故事，感受老家過年的氣氛還是讓我覺得很親切，這也是我幾十年來一直記在心里忘不了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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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節（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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