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學：百年學脈與軍醫之路（第三章，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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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167efb">第三章石頭城下（中篇）</font></b></h1><div><b><font color="#167efb"><br></font></b></div><div><b><font color="#167efb"><br></font></b></div> 接著上篇，說說這件讓劉瑞恒名聲徹底搞砸的事。<div><br></div><div>1926年3月8日，梁啟超先生因患血尿而住進協和醫院，X光檢查發現右腎有一處陰影，被醫生診斷為是腫瘤，并決定手術切除。</div><div><br></div><div>因為梁先生的特殊身份，科里決定請院長劉瑞恒親自主刀。梁的右腎被切下后，直視可見腎上長有一個櫻桃大小的黑色腫塊，但術后病理提示只是一個良性腫瘤而已。后來，梁先生的血尿也在反復會診后被確定為內科疾病。</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這是電影《邪不壓正》中的一個片段，題材來源，就是當年震動北平城的“劉瑞恒切錯梁啟超腰子”事件。這個故事，在當時就鬧得不可開交。1997年，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出版了一本《梁思成和林徽因》，又把這件事拿出來渲染，并在中國大陸再度掀起傳播。</font></h5><div><font color="#9b9b9b"><br></font></div> 顯然，這屬于一個誤診事件，而非手術事故。這場純屬多此一舉的手術，嚴重損害了梁先生的健康。<div><br></div><div>然而這件事，最后被民間和報章渲染成了劉瑞恒“搞錯了左右腎”、“切錯了腰子”。就連梁啟超的學生如徐志摩等，都群情激奮，準備公開撰文抨擊協和醫院。<div><div><br>1926年6月2日，梁啟超發表了長文《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為協和醫院和劉瑞恒辯護。在文章的最后，梁先生寫道：“<b><font color="#ed2308">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font></b>”</div></div></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梁啟超公開發表的《我的病和協和醫院》，為劉瑞恒辯護。</font></h5><div><font color="#9b9b9b"><br></font></div>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和醫院溘然長逝，年僅56歲。<br><br>這件事，實在是讓劉瑞恒面上無光，從此再也不愿在北京城里待下去了。此刻，恰好南方的國民政府發來了盛情邀請，于是他徹底告別了外科手術臺和無影燈。<br><div><br></div><div>劉瑞恒到南京后，得到了蔣家、宋家的堅強支持。當時的國民政府里，也充斥著一大批留美留歐的高層精英，與劉瑞恒聲氣相通，因此劉的初期工作開展得十分順利，成績也是有目共睹。</div><div><br></div><div>為了實踐自己當年的改造中國公共衛生的夙愿，劉瑞恒一到南京，就領導成立了中央衛生實驗處（后改為中央衛生實驗院），一手爭取國際合作和外國專家來華援助，一手開展流行病管理。<br></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劉瑞恒創建的“中央衛生實驗處（后改為中央衛生實驗院）“，在抗戰時期為中國合成了第一支青霉素。</font></h5><div><font color="#9b9b9b"><br></font></div> 1930年，劉瑞恒又與自己當年的職業引路人——伍連德聯手，與洋人正面交涉，收回了中國各地海關口岸的檢疫權。<div><br></div><div>劉瑞恒以上海為示范，建立了上海海關檢疫所，請伍連德親自擔任所長，每年對上海港近2000艘船舶、30多萬入境人員進行檢疫，并有專門的醫院對傳染病患者進行隔離治療。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行使國門防線上的疾病阻截。<br><br>劉瑞恒還主持了山西、陜西的鼠疫霍亂防控、1931年長江淮河水災期間的疫病救治、以及血吸蟲病、瘧疾等疾病的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div><div><br></div><div>在他的督促下，中國各省市開始相繼建立“衛生局”這一機構。</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這是1927年落成的上海江海關大樓。在劉瑞恒的努力下，1930年中國人全部收回海關檢疫權，并在此建立第一個海關檢疫所。</font></h5><div><font color="#9b9b9b"><br></font></div> 劉瑞恒將自己在北平建設“第一衛生事務所”的經驗加以推廣，首先在中央衛生實驗處下設立了專門的公共衛生部門，創造了“城市衛生教學示范區”和“鄉村衛生教學示范區”這兩個新生事物。<div><br></div><div>他還試點性地建立鄉村衛生網，村村設立衛生員，以應對中國基層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這一做法，被認為是后來中國大地上“赤腳醫生”模式的濫觴。<br><br>公共衛生工作中的一個關鍵環節是婦嬰保健。劉瑞恒有感于當時中國孕婦和新生兒死亡率居高不下，就在1929年創辦了“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又在1933年創立了“中央助產學校”。為了提高護理工作的水平，他還在1932年創辦了“中央護士學校”。</div><div><br></div><div>這幾所學校，都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公立醫學專科學校。</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1929年10月，劉瑞恒創辦的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在北平成立，這是民國政府成立衛生部、教育部后合辦的第一所國立學校，目的是將其作為婦幼衛生管理的一個標準和示范。用劉瑞恒的話說，“</font><font color="#167efb">辦理較有規模和經驗，可以用作一個模范，并且將來希望別處依次成立，普及全國</font><font color="#9b9b9b">。”</font></h5><div><font color="#9b9b9b"><br></font></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劉瑞恒1933年在南京創辦的“國立中央助產學校”，系統地培養產科人才，抗戰中，這個學校隨國民政府遷到重慶歌樂山，持續開展孕產工作不中斷。</font></h5><div><font color="#9b9b9b"><br></font></div> 劉瑞恒到南京后不久，發現當時堂堂的首都居然沒有一間政府的公立醫院。于是，在他的倡議下、1929年經蔣介石批準，在南京成立了一所大型的現代化醫院——中央醫院，直屬衛生部管轄，展開病床500張，劉瑞恒親自出任院長（劉瑞恒的兼職簡直多的數不清）。并從北京協和醫院請來戚壽南、沈克非兩位知名學者，分別主持內科和外科。<br><br>按劉瑞恒的計劃，中央醫院應該在短時間內成為中國最高水平的醫療機構，并能和歐美國家的頂級醫院同臺競技。為此，他不惜代價引入了最優秀的人才、最前沿的設備，也將協和醫院的先進制度（如住院醫師制、主任醫師及主治醫師查房制等）全盤照搬。<br><br>劉瑞恒的這些舉動能夠得以實施，與當時身為財政部長的摯友宋子文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然而，在他大刀闊斧施行變革的同時，一些禍根也開始悄悄埋下。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劉瑞恒創建的南京中央醫院，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現代化國立西醫醫院。醫院內同時還有“國立中央高級護士職業學校”。</font></h5><div><font color="#9b9b9b"><br></font></div> 劉瑞恒惹上的第一件禍事，是當時鬧得沸沸揚揚的“廢止中醫”案。1929年2月，劉瑞恒主持的衛生部召開了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上余云岫、褚民誼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項議案，一致通過了名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br><br>決議尚未公布，就在全國中醫界引起強烈不滿，各地醫界人士紛紛致電南京政府，并組織抗議集會，還組團前往赴南京請愿。<br><br>這一切讓劉瑞恒始料不及。劉本質上是一介書生，缺乏政治經驗，完全不懂得中醫問題在中國其實是個政治問題，里面還牽扯到民族文化的傳承這些情感。<br><br>劉瑞恒從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在教會學校受的啟蒙、在西方長期留學，又一直在外國人的醫院里工作，自然是對中醫、及其背后的文化與哲學毫不熟悉，也不認同。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1929年，在劉瑞恒任上發生的、差一點就頒布執行的國民政府《廢止中醫案》決議</font></h5><div><font color="#9b9b9b"><br></font></div> “廢止中醫案”風波爆發后，他左右支絀、狼狽不堪。雖然這件事后來以中醫幸存、政府妥協而告終，但劉瑞恒已深深地得罪了一大片人。<br><br>劉瑞恒施展未果的另一樁抱負，是試圖整合當時中國的衛生資源、改革國內的醫學院校教育。在這個方向上，劉瑞恒再一次表現出缺乏政治思考的硬傷，蠻干一氣，讓當時醫學界由來已久的“德日系”、“英美系”的矛盾徹底激化。<br><br>整理中國醫學資源和教育，本來是件好事。在近代中國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各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所開辦的醫學教育，在體制上表現得簡直就是五花八門：學制年限有四年、五年、六年到七年的；教科書什么種類的都有；授課語言有用中文、德文、英文、法文或日文的，也有同時使用中外兩套語言的。這些學校所傳授的醫學內容、治療理念、用藥習慣也是大不相同。<br><br>這些影響之深，直到一百年后還有余音回響。我記得上世紀90年代，自己當住院醫師的時候，還經常聽教授們在手術臺上談論“瑞金醫院是法式風格，用左手打結”、“我們科的習慣是德式手法……”這樣的話題。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劉瑞恒試圖統一中國的醫學院教育。當時僅授課語言方面，國內各醫學院紛亂不堪。例如國立上海醫學院（左）、廣州夏葛醫學院（右）、遼寧醫科專門學校用中、英文授課；山東醫學專科學校、江西醫藥專科學校、河北醫學院（中）、河南大學醫學院等用中、德兩種語言授課。1921年中國基督教教育考察團曾對中國醫學教育的“外國面孔”大為吃驚。</font></h5><div><font color="#9b9b9b"><br></font></div> 在北洋政府時期，中國政界、教育界和衛生界的要員大多都是日本留學生，軍界還有一批為數不少的德國留學生，因此“德日系”在話語權上占據壓倒性優勢，在國家衛生政策上移植日本的現象也比較嚴重。<br><br>到了南京政府時期，因為蔣介石政權親美、親英的總體方針，英美派在中央及地方衛生行政官僚這一層級，開始逐漸取得優勢；但在地方上的醫學院校中，德日派還是牢牢保有著巨大勢力。<div><br></div><div>1932年中國共有27所醫學院校，其中“德日系”主辦的有11所之多，例如同濟大學醫學院、廣東中山大學醫學院、河北醫學院、河南大學醫學院、浙江醫藥專科學校、南通醫學院等，并且都形成了完整的教學體系。</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以同濟大學醫學院為代表的一干“德系”醫學院校，曾經占據民國時代醫學教育的近乎半壁江山。圖為同濟醫學院的前身——同濟德文醫工學堂，位于今天上海復興中路。</font></h5> 再看當時醫務界的情況：據1932年全國登記在冊的醫師統計，當時從國外畢業歸國的醫生共367人，其中留日的194人，留德的42人，留美的74人，留英的15人，剩下的是一些留法、留奧和其他國家地區的留學生，顯然，“德日系”也占壓倒多數。<br><br>與此同時，國內畢業的醫師雖有2552人，但其中來自“德日系”醫生所開辦的、或德日兩國在華開設的醫學院校的，高達1274人。可見，在當時中國的西醫醫師群體里，“英美系”的人數也要遠遠少于“德日系”。<br><br>劉瑞恒執掌衛生部，標志著“英美系”開始登上衛生權力的最高層，他們背后倚仗的，是蔣、宋、孔等政治勢力。而醫學界的德日派則較多依附于陳氏兄弟的CC派，政治勢力與醫學派系互為表里，斗爭連綿不休。<br><br>在這個背景下，劉瑞恒主導的一系列衛生改革和醫學教育改革方案，一步步實現著“英美系”與“德日系”勢力的此消彼長，也將派系斗爭推到了白熱化的邊緣。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的朱家驊，早年也是同濟德文醫學堂的學生，后來去德國改行學了工科，算是半個“德日系”。</font></h5><div><font color="#9b9b9b"><br></font></div> 劉瑞恒入閣衛生部后，“英美系”迅速占據了絕大多數權力要沖——當時衛生部的重要直屬單位，如中央防疫處、西北防疫處、西北衛生實驗處、西北醫院、公共衛生人員訓練所、蒙綏防疫處、全國海港檢疫總管理處及各地檢疫所??其主要干部幾乎都是英美派西醫擔任，只給“德日系”留了一些技術性的崗位。<br><br>1929年2月，衛生部聘請了16位中央衛生委員（這些人有權左右衛生政策的制定），僅留美背景的就達8人，英美派西醫更是占了一大半，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劉瑞恒的朋友或同事，或是與北京協和醫學院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9b9b9b">這是劉瑞恒主導的1929年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成員名單，可見，英美背景和德日背景的比例由此開始發生根本性扭轉。</font></h5><div><font color="#9b9b9b"><br></font></div> 當時英美系在看待德日系（尤其是留日醫生）的時候，普遍帶有很強烈的優越感，認為留日醫生學識能力參差不齊，系統訓練不夠扎實，學術研究水準低下。<div><br></div><div>這種看法雖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當時在中國各地辦雜志、著譯醫書、辦醫學校、傳播西醫知識最積極、付出最多的，卻恰恰是這些留日的醫生們。</div><div><br></div><div>反觀那些英美系的醫生，普遍對中國的民間疾苦缺乏同情，習慣于呆在大城市、大醫院里，為達官貴人和中產階級服務，而不太愿意放下身段走向基層。<br><br>1933年，備受擠壓的“德日系”醫務人員，終于遏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在報章上撰文，直指英美派醫生們“<b><font color="#167efb">依賴外國人的勢力??</font></b> ”，同時嚴正宣告：他們雖然留學德日，但“<font color="#167efb"><b>不愿賣身，也就是不愿賣國??留日的學生，有一個特別的性質，是能夠認清國家??</b></font>”</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rgb(155, 155, 155);">1915年前后成立的“中華醫學會”和“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是近代影響較大的兩個國人自建醫學團體。前者由英美派西醫組成，后者主要由留日留德醫生參與。圖為1932年“中華醫學會”在上海合并了另一個著名醫學團體“中國博醫會”的現場合影，此事引起了“中華民國醫藥學會”的危機感。劉瑞恒一度甚至想讓“中華醫學會”與“中華民國醫藥學會”合并，更是令后者不快。</span></h5><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這一戰斗檄文，將兩派醫務人員的矛盾完全引向白熱化。社會輿論和民族情感被迅速點燃，“英美系”被推向了民眾的對立面，而劉瑞恒就位于靶心。<br><br>1934年末，劉瑞恒受命執掌軍醫學校，更是進一步踏進了兩派爭斗的深淵。<div><br></div><div><br></div><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9b9b9b">未完待續</font></b></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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