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個樟木箱子所想到的

郁豐

農機院的房子開始重新裝修了，這是參加工作十年后的北京市首套房改房，總價不到兩萬，但用光了所有積蓄，現溢價約240倍。現在的年輕人，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在北京市買一套房子，要遇很多的困難。 在清理舊物時，找到兩只舊箱子。一只是我的舊樟木箱子，一只夫人簡恩梅的。兩只箱子就是我們白手起家的家當。 這只樟木箱子是當時家里最好的。跟著我走南闖北，從江西宜豐到吉林長春然后再到北京。現在看來傷痕累累，裂縫能塞進去指頭，快散架了。但也舍不得扔掉，準備夏天時放到南戴河保存起來，雖然沒有什么新的用途了，傳統教育孩子也未必能聽，可也是一個念想。這只箱子使我想到了很多，有了要寫點東西的沖動，思緒把我帶回了青少年。雖然通過物件想起了一些事情，但畢竟過去的時間太久了，信馬由韁只言片語的不一定準確，也希望能得到親朋好友的指正。 故事得從1973年開始，這是初中畢業照。1968年從宜豐縣實驗小學畢業后因文革原因沒能上中學，后隨父母下放到潭山公社坪上大隊垴上生產隊北坑小組，同我弟弟放過兩年牛，能干一些農活，并參加過雙峰水庫的建設。兩年后在坪上中學初中部學習，后并入潭山中學。我的小學成績并不出眾，屬中下游水平。那時小學五年制開始試點，好像上面還有兩屆。入校時需要進行簡單的面試，有一個玩伴與我同時入學，他就分在了六年制班級。班上大部分同學都上過幼兒園，并且認識很多字了，我與他們相比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 后排左2就是我，當時有很多從大學下放的老師在我們學校任教，所以師資力量是很強的。隨著形勢的變化，后來很多老師調到了縣城、省城。我感覺初中是我學到知識最多的地方。有些課文如《木蘭辭》、高爾基的《海燕》等現在還能大段的背出來。當然，那時的一些樣板戲的對白和唱腔也是了然于胸。沒辦法，時代使然。我感覺，中間停學兩年對我幫助很大，理解能力明顯增強，學習也很主動。 這是當時的準考證，全縣統考，我考了潭山中學第一名，學校還在鎮上發了紅榜。有三分之二的初中同學沒能考上高中。 高中由潭山、天寶和同安三個公社的中學合并。認真學習了一個學期，后遇反擊右傾翻案風，開門辦學，學植保、學農村會計，上山砍毛竹等，基本上沒有學到什么文化知識了。 下左2是我 高中畢業時班主任潘光祖老師給我們照的照片，第一排左2是我左4是黃欣平第二左5是石國虎。潘老師有一架海鷗135的相機，經常給我們照相，說是拿起相機你們就沖我微笑，我就很高興。那時照相比現在復雜，要買膠卷，要沖底片還要洗照片。2016年9月26日我們班18名同學從全國各地前往南京給潘老師過生日，我的美篇<我們的G20-在南京給潘老師過生日>有詳細說明。 潭山公社與黃崗山墾殖場的高中同學合影，我是第二排右2。 還算是運氣，高中畢業不久就遇上了城鎮知識青年留城政策。雖然我是隨父母生活在農村，但我們吃的還是商品糧。按照政策，家里可以留一孩子在城里，不需要下放到農村。考慮到我弟弟還在讀高中，擔心政策會有變化，盡管我弟弟因患小兒麻痹腿有殘疾，家里還是把我留下了。 出生日期有誤，不是戶口本上的是我改的。因為從我記事起，只知道這個生日。后還被當然的公社知青辦主任批評了。 家里落實政策回到了縣城，做了幾個月小工后，于1976年4月被招工進了縣二輕局所屬的縣工藝美術廠工作，也是文革后第一批正式分配工作。由于有點基礎加上家里熟識的邢天賚師傅，我在美術廠從事美工工作，主要是在獎品、紀念品上寫字印字，用釉料畫瓷板像并燒制瓷板畫像等。下面是當時的工作照，在瓷杯上用釉料寫字，然后再高溫燒制。 當兵是當時最好的出路，由于種種原因，只能是夢想， 民兵還是可以當的，我是個武裝民兵，經常參加訓練，自動、半自動步槍，三八大蓋，手槍，手榴彈都打過。 參加工作的第二年，1977年開始全國恢復高考，由于已經有了工作，對高考不是太積極，也沒有一點壓力，平時按時上、下班，星期天看看書。第一年考文科，考的都是美術專業，落榜了。第二年改考理科，過了體檢線參加了體檢。第三年請了半年的假，與楊清建到我上高縣姨媽家里學習了半年。因為我的姨夫張猶龍是上高重點高中的數學老師。楊清建還在這里收獲了他的愛情之果。 上世紀七十年代全國鐵路示意圖高中化學老師胡益光在縣教育局工作（他的夫人胡巧云老師是我的初中數學老師），很多的高考復習資料是在他那里買的。我記得他曾經問我再考不上怎么辦，我說考到國家規定的25歲吧。得到錄取通知書之前我就在胡老師處查到了錄取結果，應該在前5個之內。那一年全國的高考錄取率為6%，我的高考成績是350多分。第一次出遠門（以前跟著邢師傅坐火車去了一次景德鎮購釉顏料），見通票上寫著“經株、京、沈”到長春，所以在株洲、北京、沈陽都有過停留。 路過北京時的留影 吉林工業大學是全國重點，大學同學洪文生把學校大門照片印在了瓷板上。聽學校的招生老師講，由于我志愿上填了哈爾濱工業大學，又有服從分配一說，所以就給錄了。那時沒有太多的選擇，我們也不懂這些，當時的想法是只要能上大學，去哪里上無所謂。 學校的醫療證 學校的車票減價證，入學時憑入學通知書購半價票。 入學第一年回家過春節，以后每年都會春節回家。1982年外公身體不好了，彌留之際說要等到我，我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去世了。照片第一排右4是我的外公胡見龍，外公的右邊是我的外婆溫文媛，鄰縣銅鼓嫁過來的，不識字，但會用毛筆工整地寫自己的名字。外婆的右側是我的母親胡梅英，母親的右側是我的父親彭德華（照片第一排左2），父親老家在宜春市洪塘鄉下甘竹村，因于貧窮由家族培養讀到了中專，在宜豐參加工作。我們從小就與外公外婆住在一起，包括下放在農村的時候。我的母親沒有正式工作，經常打零工。父親的工資艱難地維持著一家人的生活。父親個子小，寡言少語的，但很能吃苦，業余時間經常在縣城周邊開荒種地。由于勞累過度，患上了肺病，父親病退后弟弟頂替了他的工作，我到北京工作三年后他就去世了，不到60歲。我的母親身體也不好，60歲就去世了。母親還到北京來帶過我的女兒。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后來生活有所改善，每當看到別人八、九十歲的父母，心里會有些許莫名的隱痛。外公耳朵很大，右耳下沿有一個缺口，是日本鬼子的軍刀所賜。當時日本鬼子打到了江西，上高保衛戰就非常慘烈。為躲日本人，老百姓東躲西藏的，宜豐人叫“跑反”。有一次外公同鄉鄰說，如果遇到少量的日本鬼子，我們就出來把他們干掉。不久發現有一個日本鬼子進入躲藏點，被我外公撲倒，然而竟沒有一人出來幫助。因戰況激烈，日本人需要挑夫，我外公才逃過一命。外公被日軍押著日夜兼程的快出省了，外公想到再這樣下去，不被打死也要被累死。深夜趕路時倒地裝死，日本人用松明火把的松油滴在他身上燙他，后又用軍刀在他右耳上割了一刀，看沒有反應才放過了他。外公就此躲過一劫，東躲西藏幾天回到家后，據說是頭腫的有斗那么大，也沒有人能認得出他了。養了很長時間才恢復原貌。外公早期參加過革命工作，保管過“湘鄂贛蘇維埃”政權的印章，1939年國共合作時為了工作參加過國民黨。文革中被說成叛徒，戴高帽子游街示眾，后又一個人單獨下放到石市公社勞動，吃了不少的苦。，那時他應該有60歲了。 耳朵上的刀傷還是很清晰 我的上學之路有兩條，津滬線和京廣線。津滬線經上海、天津和沈陽，京廣線經株洲、北京和沈陽。京滬線經過的景點多一些，所以我走京滬線要多一些。 當時在上海的住宿費，住通鋪，一個房間里有上、下十幾張床的，也不貴，對于學生來講無所謂。 1981年春節與高中同學楊清建從縣城騎自行車十多公里去潭山看望老同學。照片里有1977年考上中專或其他學校的同學，楊清建1982年考上江西大學中文系，石國虎也是這年考上了長春地質學院，我們都在長春相互走動過，可惜第二年我就畢業了。后兩校并入吉林大學，我們也成校友了。加上1984年江西財經大學畢業的黃欣平，現在我們三個中學同學住在北京亞運村附近，時常小酌幾杯敘舊，偶爾也能拍個桌子瞪瞪眼的。只是近兩年因為新冠疫情，走動少了。 上學途中天安門前留個影 長春南湖，冬天湖面上能跑卡車。東北同學看不上的狗皮帽子，我們戴著很得勁，像是楊子榮。公園照相的小姑娘看到我們戴著的校徽，說了一句“真磕磣”。當時不知道什么意思，后來才知道狗皮帽子是農民戴的，大學生應該戴狐皮帽、兔皮帽子等。但是我們南方去的同學不講究，階梯教室四個班（工科學校一個班只有30人左右）上大課時，課桌上擺著的各色狗皮帽子也是一道風景。春節回家時外公看著好，我就把狗皮帽子送給他了，他病重咽氣前都一直戴著它。我后來也換了一頂棉帽子。 途中在上海外灘留影 上海照的一個標準像 大學專業是工程機械，學專業課時就能開推土機。 大連專業課實習時在蘋果樹下的留影 大學畢業照 第二排右2是我 大學畢業證書 學士學位證書 校徽和獎章 1983年由國家分配到中國農機院的大學畢業生有三十多人，還有幾個中專畢業的。我在第三排左一，簡恩梅在第一排右三，她是重慶大學機械工程專業畢業的。 在北京參加工作后的照片 手工繪圖 頤和園滑冰，讀大學時冬天的體育課就是滑冰，只是技術一般。體育還喜歡打藍球和乒乓球，中學時田賽跳高跳遠能拿到前三名，徑賽水平一般。乒乓球小學時就能打，有一次午休時沒遵守規定，被班主任肖思光老師沒收了球拍，直到放寒假了才還給我。 音樂也是我的愛好，春游爬山時吹口琴。 在宿舍吹笛子，小學時就會吹，由于沒有老師，方法不正確，我是左撇子，結果農機院組建西樂隊時，要我去吹長笛，方向不對，只得作罷。 這是在宿舍里拉二胡記得跟家里下放到農村時我還做過一把二胡。毛竹做八角音筒、小山竹做弦弓、棕櫚線當馬尾、松香在后山的大松樹下找，然后回家煉。當然，想辦法打一條蛇是首要條件，找到大小合適的烏梢蛇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時還沒有要保護野生動物一說，農村還有“見蛇不打三分罪”之說。 助理工程師聘任書 在中國農機院曾經脫產半年學習英語口語 有時還能帶來院里學習的老外在北京周邊游玩 1989年獲工程師資格證書 工程師聘任書 1989年獲得的第一個部級二等獎 個人獲獎證書 國家星火科技獎 項目在涿州市獲獎該項目與河北涿州市食品機械廠合作，申報獎項時我已到河南浚縣掛職，很多工作都是課題組的成員完成的。 項目在保定地區獲獎 項目在外經貿部獲獎 項目在國家商檢局獲科技成果完成書 項目獲門國家科委科技成果完成書 1990年12月至1992年12月在河南省鶴壁市浚縣掛職科技副縣長兩年，《河南省浚縣科技興農綜合開發奔小康實施方案》是個軟件課題，主要工作是后任韓增德和農機院研究員呂國英以及浚縣縣委、縣政府組織各部門協作完成的。 該項目獲機械部科技進步三等獎 1993年回院后開始在院辦公室工作，其間還參加了鶴壁市在香港的招商引資工作，后調院財務經濟管理處工作。 進入新的行業，從取得會計證開始。 業余時間在中國農業大學上了一個三年期的財務會計夜校大專班 1995年11月參加了由機械部組織的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舉辦的高級商務會計經理培訓班，學習了一個星期的美國財務流程與稅收政策。同時也對美國進行了一番考察。當時給我最大的震撼是美國的高速公路和空曠的停車場里成千上萬的新車，當然，這些在現在的中國已是司空見慣。 職稱還是走的高級工程師系列 1997年9月開始利用業余時間，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國民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班讀了兩年。那時機械部面臨撤銷，所以班上還有一些機械部的工作人員。 1997年參加了全國會計師考試 1999年獲得會計師資格證書 1999年也獲得了高級工程師的聘任書 2008年潘老師回宜豐時，我們北京三劍客專程去江西陪同前往故地重游。 關于這次相聚，我有美篇《四十五年再相會》，因為神奇，摘選開始的一段作為本文的結束。我們初中二（1）班的班主任劉兆雄老師，經常與吳秋娥同學說，“高中同學經常有聚會，初中同學沒人理”，要求也搞一次聚會。當時由于種種原因，約有三分之二的同學沒有能上高中，有些同學甚至初一就輟學了。后經過一年多的商議，成立籌備組，確定2018年10月28日相聚于原潭山中學（現潭山中心小學）。考慮到老師年紀大了，有些老師還行動不便，決定除了家住潭山鎮的劉兆雄老師，不邀請其他的老師參加。我10月19日從加拿大旅游回到北京，20日接到吳秋娥電話，說初二（2）班班主任潘光祖老師要在10月底從南京帶家人到潭山來故地重游，要不要告訴他們聚會的事情，我說選日不如撞日，當然要告訴他們，如能遇上最好。后來秋娥問過潘老師，車票是否改過。潘老師用上海普通話說，“車票嘛老早訂好了，勿好改的呀”。潭山是江西省宜豐縣的一個小鎮，原來是公社，潭山中學初中只有兩個班，潘老師祖籍上海，畢業于華東政法學院法律專業，當初同夫人瞿老師下放在江西潭山，落實政策后調江西大學任教，后在南京警察學院退休并長期生活在南京。潘老師在沒有提前商議的情況下，與我們在相聚的日子里重逢，不能不說是有如神助，令人嘖嘖稱奇。用欣平的話說，“那是上帝的安排”。得知潘老師能參會的確切消息后，我又聯系了身體很好的住在宜豐縣城的當時的教物理的周德成老師（周老師后任宜豐中學校長、宜豐縣教育局長）。 右1潘老師，右3師母瞿老師，后為瞿老師的弟弟，第一次陪姐姐、姐夫從上海來到江西。 右1周德成老師，右2潘光祖老師，右3劉兆雄老師。 潘老師很有人緣 潘老師、瞿老師到潭山坪上當時下放的生產隊故地重游。潘老師認識我的父親，都是那時的“五.七戰士”。時代變化了，但那段記憶卻是越來越深刻。但愿現在的孩子們越來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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