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幾件事

張文琪

歲月清淺，舊夢依稀。在一曲《故夢》的琵琶曲中，回憶那跌宕起伏的1976年。 1975年12月，我們26軍宣傳隊隨部隊野營拉練回到萊陽駐地后不久，我出現了發燒、嘔吐、厭食等癥狀。在軍宣隊得到了衛生員陳秀慧、米亞非同志的細心呵護和軍衛生所李所長的診斷治療不見好轉，送我去145醫院后被診斷為重感冒，留置在內科住院治療，一周后癥狀仍不見好。通過肝功化驗確診我患上了黃疸型肝炎，轉入傳染科治療。 1976年1月9日早上，我還沒有起床，胖胖的小李護理員給我送體溫表，我發現她眼圈紅紅的，問她怎么了？她說“你還不知道吧,周總理逝世了”，我感覺受到重重的一擊，幾乎不敢相信這個事實，那么神采奕奕可親可敬的周總理和我們永別了。 永遠懷念敬愛的周總理 1976年的春節是1月31日，我是在醫院度過的。春節前宣傳隊領導到醫院慰問了一下，也是春節前護士來病房通知我，說有外國人來看我，我挺納悶，咋會有外國人看我？一會我文憲弟弟來到病房，原來是她們看我文憲弟弟長得挺特別、挺帥氣（山藝舞蹈系畢業），就說是外國人，后來好幾個護士探頭探腦的看我弟弟，我一直都沒明白我弟弟為啥像外國人。 2月19日上午我病愈出院回到軍宣傳隊。下午李隊長找我談話，問我恢復的怎么樣，我說都好了，所有的指標都正常。他說晚上要選派幾個節目去濟南參加軍區曲藝匯演，你能不能參加？我說可以參加沒問題。當晚9點鐘，我們登上了去濟南的火車，徐指導員把演出隊唯一的一張臥鋪票塞到我的手里，我連連推脫不要，他說你身體還在恢復期，堅持讓我一路睡到濟南。在濟南參加匯演期間，我和其他同志還是分餐制，給我單獨稱一份飯，一是預防傳染其他同志，二是我的飯菜油水多一點。 這次參加濟南軍區曲藝調演，26軍宣傳隊帶來了徐聿生干事作詞，許冠英干事、楊福生干事作曲，許冠英、沈志朝、王劍凌等表演的山東琴書《炒炸藥》。徐聿生干事創作并和李乃高干事表演的相聲《登山隊長》和數來寶《兩個指導員》。許冠英干事創作并表演的評書《三秒》等，受到軍區文化部首長一直好評，并被確定為代表軍區參加全軍曲藝調演節目。 李乃高干事和徐聿生干事表演數來寶《兩個指導員》 3月8日下午3時吉林市北郊發生了世界罕見的隕石流星雨，總重量約2616公斤，約3000余塊大小隕石降落在500平方公里范圍內，最大的一塊1770公斤，沖擊地面時形成一個6.5米深，直徑2米多的坑。我是在濟南知道這件事的。盡管報道中提及所有隕石未傷及一人一畜，我心中還是產生了隱隱的擔憂和不安。 1976年3月在濟南“四門塔”留影 ? 3月10日匯演結束，軍區決定組成代表隊參加全軍曲藝（南京片）調演。代表隊由25名同志組成，他們是來自軍區政治部創作室的李干事、賀干事，有前衛歌舞團的徐桂榮，前衛話劇團的姚念貞、吉連軍、張漢英和26軍的李乃高干事、徐聿生干事、許冠英干事、楊福生干事及王劍凌、李汝貢、張文琪等7人。67軍的李緒勝干事。山東省軍區的殷寶生干事及黃志強、李連偉、李文慶等4人。軍區裝甲兵的商清秀、趙新寶、劉燕君、王士巧等6人。軍區守備一師的王云臺共同組成。 濟南軍區文化部王部長(左五）、李副部長(左六）為代表隊人員送行 (我在后排右一) ? 3月20日我們到達南京。這也是我第一次到古都南京，感覺到南京確實有個大城市的樣子。我們到達后，南京罕見的下了一場大雪。在南京期間除演出觀摩外，我們還參觀了南京的景區古跡，登“中山陵”時我只上了一半就回來了，就是感覺身體比較虛，爬山吃力。 我和軍區裝甲車的商清秀、趙新寶同志在南京“中山陵”留影 ? 4月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了以紀念周總理為主的“四.五運動”，中央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并認為鄧小平是這一事件的總后臺。我們隨著中央的定調不斷的修改節目內容。南京軍區演出的節目中沒有“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內容，總政文化部陳亞丁副部長讓他們連夜突擊創作了彈詞開篇《他右傾翻案不得人心》。 4月20日我們返回濟南，在計劃回老部隊時又接到總政的通知：一是我參加演出的節目獲得全軍調演一等獎，二是該節目和其它另外兩個節目被選定代表解放軍參加7月份在北京舉辦的全國曲藝調演。這樣我就又繼續留在濟南參加節目的加工排練。 山東琴書《老解放》是由李緒勝、徐桂榮作詞:徐桂榮、姚念貞、楊福生譜曲:徐桂榮、許冠英、王云臺演唱:姚念貞、楊福生、吉連軍、商清秀、張文琪等伴奏的優秀曲藝作品。1976年獲全軍曲藝調演“一等獎”。1980年被編入《建國三十年優秀曲藝作品選》。這是1976年在南京演出的實況錄音。?? 　　6月20日我和其他14位同志一起到北京，和各大軍區來的同志一起住在北京通縣，每天早晚由面包車接送到市區參加集體排練，接受總政文化部領導的統一審查指導，組成解放軍曲藝代表隊。 　 1976年6月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 7月6日，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朱德委員長逝世。我們代表解放軍參加了他老人家的告別儀式。 永遠懷念朱德委員長第一次在北京演出時留影 ? 7月10日，解放軍代表隊組成總政慰問團，代表中央軍委離京慰問北京軍區所屬部隊，目的是通過慰問部隊演出，提高節目質量。先后去了大同、天津、楊村、秦皇島、山海關、北戴河、唐山等地為部隊演出。這次出來收獲不少。比如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留下照片，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音時，第一次見到了電視機，而且是22寸的進口彩電。在大同參觀了空軍最大的轟炸機轟6軍機、參觀了云岡石窟和華嚴寺。在楊村目睹了中國空軍飛行表演隊的實飛表演。在天津參觀了勸業場。在山海關參觀了飛機場、登上了萬里長城的東部開端“老龍頭”和山海關城樓，參觀了孟姜女廟。孟姜女廟門口的對聯:《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長長長長長長長消》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說這幅對聯有六種讀法，是南宋狀元王十朋所撰。參觀了秦皇島海港碼頭。游覽了北戴河。參觀了唐山開灤煤礦、工藝陶瓷廠等等。這一次還在北京給我爸爸買了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在唐山買了一套茶具，在山西買了汾酒和竹葉青酒各一瓶。后來收音機和茶具我爸爸用了好幾年，兩瓶酒送給了我大伯，他很高興，說好喝。 門簾不大但很有特點的《孟姜女》廟 　解放軍代表隊演出來到“山海關” ? 7月22日開始我們開始在唐山、豐南等地為駐軍演出，晚上住唐山。 解放軍代表隊在“山海關”留影(我在后排右七) 慰問團部分同志在北戴河(我在二排左一) 7月26日我們由唐山返回北京，住在北京西苑賓館參加全國調演。28日凌晨發生了震驚中外，7.8級的唐山大地震，北京震感強烈。那天晚上天氣異常悶熱，我很晚才睡著，我們三個人一間屋，我睡在靠門口的床上，凌晨3點45分我被大幅度的晃動搖醒了，馬上意識到是地震，喊了同屋的兩個戰友，拉開門就跑出去了，從三樓跑到一樓院子里，地震的晃動還沒有停止，我們住的賓館里有幾百人，在下樓過程中有不慎摔傷的，也有個別因跳樓骨折的。比較尷尬的是女同志，夏天睡覺穿的少，有聰明的隨手帶一條毛巾被出來，幾個人一組在院里圍在一起，驚魂未定、瑟瑟發抖。隨后的幾天余震不斷，我們都是待在大巴車里，晚上睡覺也是在車上，這在北京算是很好的條件了，那幾天幾乎天天下雨，聽說帳篷大多提供給外國駐中國大使館了，北京的老百姓有條件的自己搭建了簡易的防震棚，還有不少人就是手舉雨傘徘徊在大街上。 7月30日傳來國務院文化部的通知，因地震原因全國曲藝調演不舉辦了。可是我們走不了，大批人員需要離京因買不上車票走不了。這期間我還不知道我爸媽已經為我的安全很焦慮了，原因是我在唐山時給家里寫了一封信，說我在唐山演出，沒有明確離開日期，大地震發生以后所有的通訊就都中斷了。后來我爸爸讓我四叔專門去了一趟26軍宣傳隊打聽我的情況，宣傳隊領導答復說:“他們也誰都聯系不上，也不了解詳細情況，不過聽說大地震前慰問團已經離開唐山了。”知道這個消息后我爸媽多少放心一些。 8月4日終于通過鐵道兵有關方面買到了北京到濟南的火車票。去火車站時看到廣場上人山人海，候車大廳內空空蕩蕩，我們拼了命才擠上火車，我自己背朝里面朝外貼在車門上就再沒動地方，從北京一路站到濟南。回到濟南以后也不敢在屋里睡覺，一直住在軍區后勤部招待所搭建的帳篷里。后來北京軍區戰友歌舞團赴唐山慰問“抗震”部隊，聽當時和我們一起參加過解放軍慰問團的牛群同志說，他們再次去唐山時還專程去我們住過的197師招待所看了看，原來的四層樓房完全夷為平地，接待過我們的相關人員大多死傷，當時和我們住在一起的66軍董副軍長，也震亡了。后來統計整個唐山地震死亡24.2萬人。 8月10日開始，我們和前衛歌舞團的部分同志一起開始在濟南軍區巡回演出，先后去了泰安、萊蕪、周村、淄博、濰坊等地。 8月16日、22日、23日，四川松潘、平武等地相繼發生了7.2級、6.7級、7.2級地震，因地處偏僻，人員稀少損失不大。 9月9日我們到達萊陽，午飯后開始在26軍大禮堂裝臺，預備晚上演出。開演前接到軍區電話，全軍一級戰備，要求我們連夜趕回濟南。 　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 ? 9月10日正式通知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停止一切演出活動。接下來就是舉國悼念毛主席。低云密布，哀樂低沉，好幾天都在分層級的召開毛主席追悼大會，有的大會是露天雨中進行的，雨水和淚水交集在一起，心情無比的沉痛。 10月6日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延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們開始了新一輪的創作演出，慶祝粉碎“四人幫”，歌頌英明領袖華主席。 大合唱《歌頌華主席》 11月20日軍區文化部首長為各大單位在軍區幫忙的同志們送行，酒宴過程中，歌舞團徐桂榮教導員笑瞇瞇在我耳邊說“先回軍里去，過段時間就正式調你過來”。 12月25日，軍區政治部的正式調令送達到26軍政治部。 1977年1月6日，26軍趙峰軍長親自設宴送我和許冠英二人，坐陪的有軍張副政委、政治部朱主任、文化處王處長和宣傳隊李隊長、徐指導員等。 終生感恩26軍宣傳隊老領導們，老班長們，老戰友們對我政治思想上的指導，生活上的關懷，專業上的調教。 1月16日來到濟南，開始了我的“前衛”生活。 后記； 人生就是如此，好多事看似“巧合”，抓住了就是“機遇”，時間長了就是“命運”。比如我76年2月19日出院，如果我晚一天出院，如果宣傳隊李隊長不讓我去濟南參加匯演，如果我個人態度稍有猶豫，現在的人生就會改寫。當時我曾認為我是沒經過嚴格考試、沒找任何關系，“糊里糊涂”的進了前衛，實則是長期考察比集中考試更靠譜，一切都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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